发挥文化产业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贡献力
花建
一、新型城镇化：历史趋势和发展重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波澜壮阔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可持续发展，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引擎，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将给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带来广阔的“机会空间”和“发展红利”。
世界银行有关报告指出，在过去的50年，101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和地区只有13个在2008年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亚洲有5个，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它们恰恰也是在文化产业规模、主体、品牌和影响力方面卓有成效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另外88个国家和地区则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长期未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从全球看，大部分工业国家的城市经济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以经济效益为主导向以经济社会生态协调为重点，兼顾中心城市和中小城镇发展，同时反思和弥补城市化带来的弊端，这一转型过程持续了100余年。以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等为代表的欧洲、北美城市转型时间最早，如伦敦在19世纪后半期经济结构就进入了服务业主导阶段。
中国大规模城镇化的背景与欧美国家不同，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大量的农村人口走向城镇，并且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互为因果。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仅是生产要素和商品打破壁垒自由流动和聚集，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过程，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双转型，走人与环境、产业与生态、资源与效益协调发展道路的过程。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城镇化的指标不仅是土地的城镇化，也是人的城镇化，从单纯的经济效益主导，走向市民生活品质主导，这不仅是让农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新型的市民，也意味着不能以短期的经济效益而牺牲人的生活质量，要让迁徙到新城镇的建设者和大批居民随着新城镇的建设进一步提升就业水平、文化品质和幸福指数。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但在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方面，还远没有达到这个比例，中国城镇化的土地开发、产业发展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没有很好地匹配。鉴于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提出了合理划定城市“三区四线”，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发展，保存城市文化记忆等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创意产业是新城镇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和服务基础。
第二，新城镇是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攻方向，土地利用方式将由外延扩张、增量为主、粗放低效向内涵发展、存量为主、集约高效转变，正如同在新城镇建设中上海市政府所提出的实现三个集中，即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推动新城镇集居住区、工业区和商贸区为一体。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新城镇的产业和空间布局将生动地体现“城市精明型扩大，农村精明型收缩”的原则，淘汰污染重、能耗高、土地占用量大、产出率低的落后产业，发展科技含量高、能耗低、污染少、产出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兴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推动城乡规划和建筑设计向智慧型、集约型、人性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主要依赖于知识、智慧、创意等可再生资源的投入，而且可以与城乡开发本地文化资源相结合，推动城市在扩张的过程中，融合乡村的生态优势，形成多中心、多组团、联通式的空间布局，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推动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尊重历史文化资源的城镇化。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域土地和更为辽阔的海域，保存了数量极为巨大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大致分为历史文化遗址（遗迹）、历史文化建筑（群）、历史文化纪念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类。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项世界遗产和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联通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等水系，绵延1000多公里，孕育了无数的艺术创作、民俗风情、历史传说。许多传承大运河文化资源的城镇包括杭州、嘉兴、扬州、无锡、苏州、台儿庄等获得了提升品牌、发展产业的强大动力。开发新城镇的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一种精神与物态相结合、传承与创造相结合、理解历史与迈向未来相结合的过程，需要采用复原、激活、移植、再造等多种方式，把历史的遗产开发成为今人能够理解、亲近、沟通和欣赏的文化产品的过程。正如英国专家查尔斯·兰德利所感叹的：“发挥创意并不意味着只关心新事物……伟大的成就往往是新旧的综合体，因此历史与创意得以相辅相成。”
第四，新城镇是生态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英国社会改革家埃比尼泽·霍华德早在1898年出版和1902年再版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就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设想，其核心为“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21世纪，节能减排、保护环境进一步成为世界关注的重大课题，以绿色生态和智慧生产为特征的技术、贸易、投资、产业浪潮进一步席卷全球，能源和资源的节约与再生开发主导着经济和城市的发展，使得产业向幸福导向型、环境友好型发展，城镇建设向绿色型、生态型、可持续发展型提升。新型城镇化将依托文化创意产业获得三方面新的内涵：一是高品质的文化享受，二是人文化的休闲时间，三是绿色化的职业生活。文化产业作为以智慧、创意、绿色为主要特点的现代产业，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贡献将在四个重点领域展开。
二、推动产业升级：工商业市、镇发展的文化动力
发挥文化引领和提升作用，推动产业升级、自主创新，推动城镇的集约化、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即实现产业和城镇的双转型，是文化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主要贡献。中国国土辽阔、国情多样，产业升级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基础和要求，总体看是要逐步从粗放型、资源消耗型、低附加值型的阶段，提升到科技型、效益型、集约型的阶段，这是市场选择和政策聚焦双重作用的结果。
实践证明，文化产业与城镇经济升级具有内在的对应关系。在城镇经济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居民的需求是争取生存、崇尚自然，文化产业包括演艺、娱乐等主要满足生活性消费需求；在以工业为主的阶段，居民的需求是追求效率、扩张市场，印刷、包装、展览等文化产业主要满足生产性需求；进入知识经济和后工业化时代，居民的需求以品质为主，崇尚创新、多元文化、全球交融，文化产业的创意、设计、数字内容等成为现代服务业综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吸引知识型劳动者的基本条件，而这些新型劳动者恰恰是城镇经济转型升级的基本动力。这对新城镇视野中的文化城镇经济升级转型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对应关系产业提出了一个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的重大命题。如中国沿海地区的一大批工商业强市（县）和专业镇，就迫切需要发挥文化产业渗透、包容、引领、联动的作用，其转型升级为文化产业发挥创意设计、集聚人才、打造品牌、提升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第一，工商业强市（县）和专业镇街的居民， 均有超过60%～70%的人生存在企业和企业关系之中， 企业（包括公司和个体工商业者）既为大部分市民提供了财富和生活来源，亦酝酿着市民的情感方式和人际准则。在这样的市镇中，工商业精神决定着城市精神，支配着城市的运转方向，决定着城市的未来和命运。群落式的工商业和专业市镇之成长， 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形态，使得文化产业的新业态容易在这里成长。
第二，这些城镇形成了强大的企业家和工商业者群体。如绍兴县杨汛桥镇就有7家上市公司，这些企业家和工商业者群体在浙江称作“浙商”，在顺德则叫“顺商”，在温州叫“温商”。就像“温商”的人格基因决定了温州经济的生命力一样，工商业的文化基因决定了这些城镇经济的生命力。他们对新的市场需求有着敏锐的把握和勤于开发的热情，容易把握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机遇。
第三，工商业强市（县）和专业镇街本身面对着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其需要提升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品牌效应和文化附加值，由劳动力密集型、资源消耗型产业向幸福导向型产业发展。在反复比较和探索中，多数工商业强市（县）和专业镇的政府、企业和机构选择了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在产业的价值链、资源的供应链、消费的品牌链三个方面，跳出代工等低端模式而发展新的产业能级和消费内需，从而带动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断升级，工业设计成为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的工商业城镇转变发展方式的新路径。
根据《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随着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已贯穿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多向交互融合态势。许多工商业城镇发挥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具有高知识性、高增值性、低能耗、低污染等特征，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等新型、高端服务业发展，促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
三、培育创新型企业家：壮大文化产业主体
壮大文化产业主体，在城乡培育新型企业家群体，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中坚力量，这需要充分利用新城镇资源和环境引导的双重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恰恰就是企业家，以及那些正在努力成为企业家的企业主、工商业者或企业的领导人。企业家尤其是成功企业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比重是否较高，可以视为县域或者镇域范围内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度高低的一个最重要指标。
中国学者陈宪指出，创业者至少具有三个特质，即风险偏好、组织才能、激情或好奇心。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内生于经济体系的技术变革、有着边际报酬递增特征的知识资本和企业家精神。其中，企业家精神具有起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意义，而企业家经济正是市场经济的成熟形态。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曾经概括了理想的企业家类型：他们“具备鲜明的和较高的道德品质，以及远见卓识和行动能力”；“工于算计而闯劲十足，更重要的是，他们节制有度，守信可靠，精明强干，全力投入事业之中”；“只有性格异常坚强的新型企业家，才不致丧失自我克制力，才能免遭道德与经济上的双重覆灭”。
新型企业家群体的诞生和壮大，需要充分利用当地的市场文化氛围，通过理念引导、政策扶持、招商引进、市场培育等，打造适宜于创业和创富的环境，使得优秀文化企业家群体成为发展文化产业和新型城镇化的第一要素和第一资本。以中国木雕之都浙江东阳为例，近年来崛起了一个规模强大的工艺美术产业集群，而它最宝贵的文化产业资源是具有创意、创新、创业能力的一批工艺美术大师和优秀企业家群体，包括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2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8名、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24名，以及一大批能工巧匠和企业家，他们不但有精湛的技术，而且具有开拓国际工艺美术市场的企业家精神，占据了文化产业链中最重要的核心优势，涉及木雕、红木家具、竹编、草编、编结（中国结）、核雕、书画等多个领域。
目前，文化产业的企业家仍是各地城镇发展文化产业最紧缺的资源，而这种资源既不会从天而降，也不会如野草般自然生长。培育优秀企业家需要给予企业家精神以应有的市场地位，营造并优化企业家成长的制度环境，营造资源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的竞争环境和政策保障体系，同样也包括培育鼓励创业的文化共识。美国芝加哥大学埃德加·沙因博士指出，企业和组织文化是在成员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形成的，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一套价值体系，是企业家和企业员工所共同的文化基因，也是由优秀企业家所创造和推广的精神财富。有鉴于此，在推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展文化产业，不但要通过“渗透、包容、引领、联动”的方法，带动文化产业与工商业的联动，使得蓬勃兴起的工商业和专业集镇通过文化产业的带动，形成新的产业能级和发展活力，进而打造以创意设计、文化体验、品牌经营、消费服务等为拉动的新型产业链，带动当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不断升级。更重要的是，要通过理念更新、舆论引导、政策扶持、市场培育等，杜绝政府权力寻租等现象，培育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即尊重市场、鼓励创业、挑战权威、勇于冒险、培育强者，使得各类城镇中集聚的一大批企业家和工商业者，从市场经济跨入更高阶段的企业家经济，在文化产业领域中成为“上晓天气，内蕴中气，下接地气”的优秀企业家群体，使中国拥有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最为宝贵的文化和经济资源。
四、鼓励要素流通：推动文化财富的涌流
鼓励城乡社会各界参与，激发全民的创造活力，推动产业要素的流通和大量财富的涌流，才能有效地发挥文化产业对新型城镇化的贡献。中国目前的建制镇有1.7 万多个，人口超过10万的仅有50多个，且主要分布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对100个经济较强镇的产业结构调查结果显示，其主要产业为农产品加工、商贸流通、建筑业、工业、旅游等，除少部分镇属于工业型外，大部分镇属于内需型产业。城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仅靠本地的内需拉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与周边乃至国内外市场的广泛联系网络，融入国内外相关产业的分工协作产业链中去。新型城镇化的活力，是以大量的经济要素流通作为基础的。要素流通的规模越大、频率越高，要素优化配置的几率就越高，给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发展空间就越大，为社会各界提供的机会就越趋于平等。这是文化产业富民、新型城镇化惠民的重要内涵之一，它包括以下两大路径。
第一，发展会展经济。如珠三角最富饶的顺德、南海、中山等地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推进文化产业的一条重要经验，是依托当地蓬勃发展的家电、家居、家饰、花卉、园艺、新光源等流通市场，发展创意设计、文化流通、品牌开发、衍生产品等文化产业，形成万商云集、要素汇流的大市场，打造多种形态的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平台，为当地居民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投资和共享成果的机会。
第二，打造平台经济。平台经济原指在新兴产业的孵化和培育过程中，通过建立信息和交易平台，形成增值效应。然而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全球化的发展，平台经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信息的集聚，即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平台，使众多分散的信息聚集到平台中，实现信息集聚效应；另一方面是实体的集聚，即通过构建各类服务平台，使上下游关联方汇集到一起，形成产业集群，实现“捆绑式”发展。通过资源和信息的聚集，平台涉及的产业链也不断延伸，它的发展将带动周边产业，产生商业流、信息流、物流、人流和现金流，形成辐射效应，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从而增强实体经济的活力。
五、再造城镇新空间：文化提升新型卫星城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方向之一，是再造城镇空间形态，结合生态文明的建设，形成城市与乡镇的合理布局，包括发展大城市区域中的卫星城和新市镇建设，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走向新型城市区域和可持续发展的卫星城镇体系。在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的结合过程中，文化创意产业将发挥树立人文导向、发展绿色产业、合理布局空间、提升生活品质等多种贡献。
根据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为联合国收集的数据，中国的CO2排放量处于世界最高国家之列，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过度的人口增长和大量资源消耗带来的雾霾、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淡水紧缺、土地过度消耗等问题十分尖锐。赵晖指出，中国小城镇建设是符合国情的重要举措，但是发展得并不好。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较低，只有20%，在21世纪初曾达到27%，2010年则下降到24%。而北京市人均汽油消耗量是浙江经济最发达的小城镇人均汽油消耗量的7倍，小城镇不用消耗大量能源就能很好地解决出行问题。小城镇建筑能耗低，且多是低层建筑，大城市多是高层建筑，高层建筑是低层建筑能耗的1.5倍。发展可持续的绿色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从全球城市化的潮流来看，大城市的卫星城建设是一个国家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特别是二战后，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大城市，为了避免人口和产业过度地集中，采用在大城市周边建设卫星城的做法，用快速干道与主城联系起来，同时发展各类绿化带和生态保护区。卫星城的发展带动了周边的一批中小型市镇和乡村的发展。在发达国家，小城镇是城镇化的主要载体，如德国非农人口高达97%，其中70%的城镇人口居住在2万人以下的小城镇；美国65%的人口居住在小城市和小城镇。而这些发达国家的小城镇是城镇化的高端，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文化服务体系。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城市卫星城的发展一般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发展，给予卫星城越来越多的重视。实践证明，特大型城市产业布局与城镇空间发育相对应，具有彼此对应、逐步升级的规律。20世纪城镇化的潮流，具有工业化早期的城市布局，往往以工商区域为核心，把各类服务业包括文化设施放在附属的地位；而21世纪城镇化的潮流，把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科技、教育、文化、商贸等放在重要地位，是幸福导向型、人文引导型的产业和空间布局。鉴于此，大城市的卫星城和新城镇建设，要注重吸引大量的文化产业机构和人员，形成完整的城区组团，结合城区绿化带的建设，以交通干道连接，以集约型、智慧型、生态型的宜居、宜业、宜乐空间，体现产业与生态、经济与文化、人与自然、城镇与乡村的和谐共处和友好发展，从而吸引大批知识型的劳动者，从传统的农业村落和街区，走向创意社区和文化城区，走向宜居、宜业、宜学、宜乐的和谐家园。
在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跨省快速交通干道的普及，上海郊区新城镇的文化创意产业又与长三角近沪地区的城镇化结合起来，特别是与苏州、无锡、扬州、启东、南通、嘉兴、长兴等城市和所辖市镇合作，依托“一小时生活圈”和“二小时通勤圈”的优势，从跨域的产业联合向同城化的产业融合发展。这些跨域的文化创意产业项目依托长三角作为全球第六大都市群、面向太平洋和大江大海交汇的区位优势，在文化创意、设计服务等产业方面，形成新的跨域合作趋势，使得上海靠近长三角的嘉定、松江、临港、青浦、南桥、金山、城桥等新城镇和长三角毗邻上海的昆山、太仓、平湖等县市成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机会地区。
国际上许多研究指出，现代文化创意产业是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它不再是工业化前期大规模工业流水线式的“福特主义”组织形态，而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弹性精准”组织形态，不仅追求产量的扩大，更针对大量的小型分众市场。这一背景深刻改变了当代文化产业的形态，带动了一连串企业的改造措施，包括专业人员的聘雇弹性化、设计创意的服务外包、内部组织的切割与重组、全球化的分工协作、服务平台的共享等，将原创的开发设计委托给组织规模较小、灵活度高、敏锐度较强的中小机构，犹如一组有聚有合的斯诺克球，形成一种呈现多层次、多样性产品的竞争优势。这为新城镇发展多样、精准、跨域合作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提供了新的动力。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国新型城镇化将成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之一在于城镇化。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中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因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文化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结合，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和创造活力，也将为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