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的反思与路径探索

    【摘要】随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的实施，华语出版全球化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已从单纯输出版权走向以资本和创意布局的华语出版新纪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术著作在华语出版全球化中的分量似乎尚显微薄，存在比重偏低、品种单薄、语种过于集中、“走出去”手段单一等诸多问题。我们应该从提升华语学术著作的学术品质、加大国家层面华语学术著作资源的整合和推广力度、改善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的方式与途径几个层面入手，大力推动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的步伐。

    【关键词】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文化软实力；“走出去”

    【作者单位】闵艳芸，北京大学出版社。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扭转了16世纪以来西方占据世界支配性地位的格局，逐渐从全球政治边缘走向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百年来追求的富强梦[1]。但是，目前我国的软实力与我国作为经济大国、有世界影响力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处于弱势地位。“任何国家都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物质硬实力，‘另一条腿就是文化软实力。如果物质硬实力不行，有可能一打就垮；文化软实力不行，就可能不打自垮”[2]。 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使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文化发展的水平与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发展目标，以及 “抓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实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的发展重点。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华语出版“走出去”正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

    随着“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年）的实施，华语出版全球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版权输出从2010年的5691项增长到2015年的1万多项，版权贸易逆差从2004年的8.6︰1缩小到2015年的1.6︰1[3]。仅以笔者所供职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为例，从2011至2015年，对外输出版权绝对数量不断增长，从2011年的100项增长到2015年的156项；同时，华语出版全球化方式不断创新，从战略合作、合作出版、双方共同策划、邀请外国知名作者撰写，到建立国外分支机构、收购国外出版机构等。如中国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已经合资或独资在世界主要国家建设分支机构，积极推进跨国经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则通过参股、控股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资本运营和国际市场竞争。可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华语出版已经不再把版权贸易作为“走出去”的主要形式，而是开启了以资本和创意布局的华语出版新纪元。

    一、中国本土学术著作全球化现存的问题

    在“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机制主导下，全球化背景下的华语出版可谓有声有色。然而，作为一名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笔者发现一个事实，学术著作在华语出版全球化中的分量不仅尚显微薄，而且存在不少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本土学术著作全球化是实现中国出版业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的重要环节。原因在于，学术著作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精神创造力的核心体现，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观念和思想，说服别人承认和接受你的文明和价值观，从而真正提升软实力和增强话语权。目前，中国本土学术著作全球化的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学术出版在整个华语出版全球化的构架中所占比重偏低、品种单薄、语种过于集中。 目前输出版权的学术著作学科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历史文化与中国经济方面，涉及经管、外交、艺术、文学等领域，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占主导地位；输出语种不断增加，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英语、日语和韩语。二是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手段单一，主要局限于输出版权方面，缺乏新经济形势下对新形式的探索和尝试，缺乏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与其他产业或行业的“走出去”战略不同，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主要目标不仅在于促进GDP增长和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在于传播中华文明、沟通中外文化、展现当代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建设成就，宣扬中国模式的价值和优势，展示当代中国的精神与思想的创造力，从而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提升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软实力，增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话语权，最终为中国其他产业或行业“走出去”奠定良好的舆论氛围与文化基础。学术出版作为一个民族或国家精神创造力的核心传达，更应该在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之所以出现上述笔者提到的几个问题，主要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学术出版源头的中国本土学术话语生产普遍存在创新性不足、思想性不够、现实针对性不强的弱点。

    第二，外方出版机构急功近利式的兴趣偏好。面对一个经济上日益崛起的大国，世界既希望了解它的经济发展现状和机制，更希望了解这种经济现状和机制背后的历史与文化动因，因此把焦点集中在中国经济和历史文化领域，而对哲学、法律、政治学、文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缺乏兴趣。

    第三，学术语言翻译的难度。学术著作翻译存在相当大的难度，表述上相对于一般的语言复杂和艰深，对译者的专业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有相当高的要求。笔者曾经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派驻中国的一位工作人员就此话题进行交流，对方坦承，她更希望寻找中国本土学者用英语创作的学术著作，而非引进中文原版图书，因为翻译耗时耗力并且效果不一定好。

    第四，针对华语学术著作的全球化需求，国家层面的资源整合力度不够。虽然国家在华语出版全球化的工作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于2006年推行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2009年推行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似乎并无专门针对华语学术著作出版的切实、有效的资源整合和推广举措，目前的推广工作主要还是由出版社以单兵作战的方式完成，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第五，出版社自身观念的限制。有一部分出版社仅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待学术著作全球化的意义和价值，缺乏对其文化价值和使命的认可和担当，投入不多，热情不高。此外，对新经济形势下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新形势缺乏观念上的思考和探索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如何实现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

    笔者认为实现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努力提高华语学术著作的学术品质。华语学术著作 “走出去”最基本的条件是学术著作的学术品质，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仅靠数量上的提高是不可能真正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和增强中国话语权的。因此，出版界应严格建立和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选题的专家论证和专家审稿制度，这种论证和审稿制度应该与国际学术前沿接轨。

    第二，加大国家层面的华语学术著作资源的整合和推广力度。这方面，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值得推广。以荷兰文学基金会为例。荷兰文学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 of Dutch Literature，简称NLPVF）创建于1991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政府机构，由荷兰政府资助，以向海外推广荷兰语出版物为己任，同诸多外国出版商和图书博览会保持着密切联系。虽然数量并不多，但在荷兰文学基金会每年资助的出版物中，荷兰语学术著作是重中之重。基金会每年针对不同国家的重点书展，制作不同语种的小册子，上面列有学术著作的名称、出版信息、发行量、出版反响等信息。针对有意引进其推荐的出版物的出版社，基金会会提供一份荷兰语译者的推荐名单以供出版社参考。出版社在购买版权并出版图书后，可以获得一定的翻译和印制资助，并且还可为基金会作者参加翻译作品推广活动申请差旅费补贴。此外，基金会还为荷兰翻译者之家（TranslatorsHouse）提供资助。翻译者之家成立于1991年，以促进本国语作品外译和本族文化传播为目的，但其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是荷兰文学创作和翻译基金会。翻译者之家的主要职能是为外国人翻译荷兰作品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增强对荷兰语的把握能力，以增进对荷兰文化的了解。凡是与出版社签订翻译荷兰语作品合同的外国翻译家（前提是居住在荷兰之外）都可以申请使用这里的设施，时间为2周至2个月，入选者还可以得到每月1000欧元的补助。此外，没有出版合同的外国翻译家，如果正参与其他与荷兰语作品相关的项目，如编选荷兰作品文集，或对译自荷兰的作品进行介绍、注释以及撰写评论文章等，亦有资格申请。正是通过上述举措，荷兰文学基金会每年出版的荷兰语作品不仅数量可观，被翻译为其他语言的荷兰语作品常常在海外引起广泛共鸣，这促使荷兰思想、文化、艺术、科学走向了全球。

    荷兰是小国，无论是学术话语的生产还是学术著作的出版在数量上都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有近120家大学出版社，它们无疑是学术出版的主体，此外，相当一部分综合出版社也被允许出版学术著作。因此，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以国家之力整合本土丰厚的学术出版资源，成立独立的华语学术著作全球出版基金组织（机构），该组织（机构）主要承担以下职能：聘请全国乃至全球各学科领域一流的专家学者组成选题评审委员会，每年定期匿名评审出全球最优秀的华语学术著作，选题应涉及历史学、文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领域，并以基金会的名义向世界各大出版商以及在世界各大书展上联合推广，同时，定期面向海外读者举办各种形式的华语学术出版信息和成果的媒体发布活动；承担对华语学术著作的翻译人员遴选、推荐和资助工作。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的难点是翻译问题，华语学术著作“走出去”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学术著作本身的学术品质，还取决于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不仅取决于翻译者对母语和输出语的熟练程度，而且取决于翻译者对学术著作所涉及学术领域的知识与原理的掌握程度。可以说，翻译者的选择与确定是事关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成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华语学术出版“翻译者之家”的建设，可为翻译华语学术著作的外国译者提供信息、资料、资金等全方位的服务，同时它将成为一个华语学术出版的翻译人才大本营，为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翻译“活水”。

    第三，各类学术出版机构应建立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的正确理念和价值观，采取各种措施改善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的方式与途径。首先，摒弃仅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待华语学术著作全球化的意义和价值的错误观念，以及“什么好卖卖什么”的错误做法，要从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推进中国文化、思想与世界其他文化、思想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看待华语学术出版全球化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摆脱片面重视输出项目数量而忽视效果的做法，尽可能扩大出版物在世界的影响力，建立品牌效应。这方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做法值得推广。北京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与国际一流的学术出版社合作，因为国际一流的出版社拥有专业的出版团队和丰富的市场、品牌资源，不仅能确保输出版权的图书品质，而且能有效提升图书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北京大学出版社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麦克米伦出版社、Taylor & Francis出版社、Routledge等国际一流学术出版社保持良好的合作，还与其中一些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由此在华语学术出版的海外市场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再次，改变简单地向国外出版社输出版权的单一模式，建立从版权输出到图书实物输出、资本输出，从国内华语学术资源整合到全球华语学术资源整合模式。这方面，国内一些出版社的做法值得借鉴。2015年8月28日，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期间，接力出版社和埃及智慧宫文化投资出版公司正式签约，双方合资成立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中东是目前世界上人口出生率较高的地区，儿童图书的需求量很大，但目前埃及的儿童图书70%以上是教材教辅，图画书、儿童文学等大众读物所占比重不到30%，这一点正好和中国的情况相反，而且，在埃及出版的图书可以行销中东2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力出版社此举可谓深谋远虑[3]。

    此外，中国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已经在世界主要国家建设合资或独资分支机构，积极推进跨国经营。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等则通过参股、控股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国际资本运营和国际市场竞争[3] 。五洲传播出版社已启动实施了“中国书架”项目，在国际机场、星级酒店、博物馆、图书馆、重点书店等搭建中国外文图书和音像产品的展示展销平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今年7月也在莫斯科开设了第一家中文书店[3]。有能力的国内学术出版机构也应该走出国门，在海外建立出版分社或参股其他国家的出版社，一方面直接在国外出版中国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整合出版海外优秀的华语学术资源，同时，在海外建设有品位的学术书店，专门展示和销售华语学术出版物，真正建立从版权输出到实物输出、资本输出，从国内华语学术资源整合到全球华语学术资源模式。

    参考文献

    [1]金观涛. 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张国祚. 中国软实力具有“以文化天下”的特色[N].人民日报，2015-03-16.

    [3]中国出版“走出去”12年：从版权输出到资本输出[N].光明网，2016-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