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子政务到电子治理：分歧与趋同

    李健 张锐昕

    摘 要： 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其生发有先后，理解有分歧，涵盖的内容和关系有类同，呈现出界限渐趋模糊、趋同日益明显的态势。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践成果考察两者的主要分歧，厘清两者的相互关联，找寻两者趋同的策略和条件，意在消除相关曲解误解，促进两者相向而行。

    关键词： 电子政府；电子政务；电子治理；分歧；趋同；策略

    中图分类号： D0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18）06-012-（9）

    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发展，是政府为更好地回应环境变化和危机挑战选择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1]，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发展的实践主旨亦大抵如此。由于至今有关治理的概念以及政府在政府治理、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的争论颇多，莫衷一是，其投映到各国管理和治理实践，及其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实践中，各自选择的内容范畴和策略条件等势必有所不同，且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也表现出诸多差异。为更好地引导和推动中国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健康、有序、协同发展，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践成果，在考察有关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主要认知分歧的基础上，厘清两者的相互关联，找寻两者趋同的策略和条件，意在消除相关曲解误解，促进两者相向而行。

    一、关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认知分歧及其原因

    由推行电子政务进展到推进电子治理，既是政府管理向政府治理、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为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网络行政环境变化要求，满足日益攀升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对公共事务中各种复杂性问题所做的必然选择。在全球行政改革运动中，伴随政府管理向治理模式发展变迁，关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认知分歧一直存在，影响到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实践走向和发展，亟需加以解决。

    1.关于电子政务的认知分歧及其原因

    关于电子政务的认知分歧，仅就电子政务与电子政府概念的关系而言，主要有三种差异化表述，即认为它们一致、从属或不同。⑴认为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一致的人们会将两者不加区别地对待或将两者混用，这种情况不在少数。中国的典型做法是直接把“e-government”译成“电子政务”，如国家行政学院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联合国电子政府调查报告（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译作《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報告》。⑵认为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是从属或包含关系的人们有截然相反的结论。一方认为，“电子政府”中的“政府”是狭义的，只包括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电子政务”中的“政务”是广义的，指向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如立法、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一切公共机关的政务活动）。由于后者比前者所辖范围广，故电子政务应该包含电子政府。另一方认为，各国电子政府建设主要涵盖电子服务、电子民主、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或电子管理）领域已达共识，据此推断电子政府包含电子政务。⑶认为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不同的人们主张将两者区别对待。如黄璜提出：“电子政务是电子政府的活动方式，而电子政府是电子政务的行动的‘虚拟主体。”[2]其涵义是，政府电子政务是电子政府的活动方式，电子政府是政府电子政务的行动的“虚拟”主体。鉴于电子政务不限于政府的电子政务，至少还涉及其他政务部门的电子政务，电子政府和电子政务两个概念明显存在重合部分。

    2.关于电子治理的认知分歧及其原因

    关于电子治理的认知分歧，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表现，即分别视其为政府治理电子化、公共治理电子化或持模棱两可态度。⑴持政府治理电子化观点的人们将电子治理“研究的边界限定在政府内部的治理，以及政府与私营部门、政府与第三部门、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公共治理框架内”[3]，认为它“主要体现在政府治理的客体、主体、手段和过程四个方面的改变”[4]。⑵持公共治理电子化观点的人们认为“电子治理包括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支持公共服务、政府管理、民主进程，以及公民、民间团体、私营部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5]，涵盖转变政府职能，增加参与、公开性、透明度和沟通，转变政府与内外部客户互动，通过电子社会实现社会转型四个层面[6]。⑶持模棱两可态度的人们，有的认为电子治理就是电子政府，如Munshi提出“电子治理和电子政府没有重大差别”[7]。有的认为“尽管这两个术语事实上完全不同，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和实现不同的目标，但它们常常被用作同义词”[7]。产生这些认知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取决于人们的认知角度或站位，另一方面源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治理理解的分歧。具体到公共管理领域，认知分歧主要聚焦在将治理视同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抑或不加区分或加以区分。鉴于人们对治理内涵的界定尚未统一，对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存在诸多认知分歧在所难免。

    二、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关联

    围绕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关联的争论很多，要想澄清两者的关联，一方面可以通过两者各自建设的内容范畴来定义和刻画，另一方面也可借助两者各自涵盖的互动关系来描绘和认知。

    1.两者各自建设的内容范畴

    电子政务发展从办公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陆续地在政府内网“通过处理数据实现政府内部工作的自动化”[8]，在互联网建立门户网站进行信息公开、在线服务、网上办事、政民互动类功能建设，依托政务大厅或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电子行政审批系统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入“互联网+政务服务”阶段，“互联网+政府”在努力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的“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的同时，将更多创新性的思维、观念、意识、政策和人才等连入并融入互联网，力图“网尽”所有公共信息和公共服务。在电子政务进化过程中，各级政务部门逐渐变“以职能为中心”为“以公众为中心”，变技术驱动、国家推动为需求驱动，组织重塑，变政务服务“菜单式”被动按需提供为“公民生命旅程式”精准推送，一直努力追求“以公民为中心”、围绕公民需求“一体化”提供政府电子公共服务。进入大发展时期的电子政务，在办公自动化、信息公开、事务处理、政民对话等方面为电子治理积累了资源和经验，其内容范畴在不断拓展，除了对信息基础环境、信息系统建设、信息人信息素养培育等技术基础和公众基础提出更高要求之外，还对政府基础准备（包括政府观念、行政文化、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工作流程、责权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行政体系要素的创新和改革）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促进了政务自身的适应性改变。

    与电子政务相同，“电子治理不包括仅集中于私营部门的电子贸易和电子商务”[8]。它的理想化初始状态是：以电子政府为基础，基于电子政务内容范畴拓展，由“只是电子政务部分发展到也包括电子公民、电子服务和电子社会”[8]。其面向政府治理，从将电子政府界定为“政府利用相关技术特别是基于web的网络应用程序，为市民、合作伙伴、员工、政府实体及其他机构提供信息访问和服务交付”可窥一斑。[9]其面向公共治理，从吸引更多公共组织和私营组织共建共享信息资源、合建合维治理生态以及为不同组织将业务扩展到公共事务领域提供支持等方面看出端倪。电子治理旨在创建统一的治理平台、更多的数字连接以及国家综合数据库，“通过处理和交换数据来支持和转换治理的外部工作”[8]，令治理主体广泛参与去中心化治理项目开发建设和公共服务合作供给全过程，在促进电子治理应用发展的同时，也推进电子政务使用数量持续增长。

    2.两者各自涵盖的互动关系

    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都是关系的集合体，同时又都处于复杂的关系网络之中。它们各自涵盖的关系既是它们本身的存在方式，也体现着其所属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改善这些关系是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一项核心任务。

    电子政务的关系，体现在结构方面偏重内部关系，涉及电子政府后台——电子政务网络中的G2G、G2E、E2G关系；体现在功能方面聚焦电子政府前台——互联网上的外部关系（包括G2B、G2N、G2C等）及其过程和结果。这些关系既表征为组织与组织、组织与人之间的数字关系，也表征为组织与系统、人与事物之间的数字关系。由于目前电子政务建设内容主要是“以公众为中心”按需提供公共信息和公共服务，后台建设围绕前台需求来驱动和进行，前台的外部关系受制于并取决于后台的内部关系，即外部关系的改善依赖内部关系的改善来成就，所以，电子政府的内外部关系事实上存在着客观的互为因果关系。如若将各级政府和部门构成的电子政府视作一个整体，其电子政务的外部关系将总体表征为政府（以内部联合基础上的整体性的方式存在）与外部实体（主要是公共服务对象）之间的一对多的、由内向外的输出关系，集中体现为政府与外部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单向度的服务输出占大多数，虽然也有很多服务设计为双向度的互动，如外部实体的服务需求和意见建议也应反馈（回输或耦合）给政府，但实际上允许外部实体回输信息的功能很少，大多数还只停留在理论研究探索层面，实现程度和实际功效都很有限。由于政府缺乏统筹周密的顶层设计和改革计划，现实世界中诸多行政体系要素变革和调适还未到位，不仅造成行政体系要素与新的环境和需求不相匹配的情况大量存在，还使得电子政务系统无形中成为固化落后的管理体制、业务流程和权力运行机制并阻碍其变革的“元凶”。受累于政府自己制造出的这些障碍和麻烦，影响并反映在内外部关系运行中，就是电子政务系统的质量和绩效难达公众满意，加之技术性的基础条件——信息基础设施、隐私、安全、信息系统等还未建设到位，政府要在现实环境和条件下妥善处理好电子政府的内外部关系并非易事。

    电子治理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治理结构和功能方面，是一种多中心（无中心）、多向度、弹性互动的网络关系，除了电子政务涉及的政府与各类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涉及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和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民间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等，更多地表征为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由于这些关系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关系又超越了这些关系，无法摆脱其人为建构的事实[10]，且“全天候”式的互动频繁、复杂又难于应对，要使这些关系都达到平等友好和持续改善难度很大，需要政府在不断优化电子政务的结构功能的基础上与其他治理主体开展更加有效的合作，与社会各子系统进行良好的功能耦合，以不断促进电子治理结构和功能的改善。

    相对而言，电子政务的内外部关系较具刚性，其关系改善需要依靠行政体系要素的变革和创新提供支撑，电子治理的关系更具弹性，改善关系的明智做法只能建筑在建立更多数字关联、提供更多服务渠道的基础之上，从而为各方加强沟通交流、反映利益诉求和实施监督问责提供便利条件和有效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電子治理和电子政务的类同之处，既表征为两者的相同点，也体现在两者的趋同点。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两者的重合部分——电子政务的内容范畴和内外部关系方面，当下两者的内容范畴和涵盖的互动关系之间明显表现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趋同点主要表现在电子政务的内容范畴与电子治理的内容范畴渐趋一致，而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未来两者的界限将日趋模糊。此外，两者的类同之处还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主体选择方面，由强制规定转向市场选择。理论上，把电子政务建设和运维的主体理想化地限定为公共部门，受公共部门的观念意识、技术能力、人员素质等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在电子政务建设和运维当中一直无法排除企业及其他组织人员的全程参与甚至深度参与，即使系统和信息等面临无法回避的安全风险。电子治理将建设和应用主体拓展至包括私营部门和公众，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治理环境变化、风险增多、需求攀升以及行政手段难以调节外部性问题和阻止不合作行为等原因，导致包括政府在内的治理主体不得不专注于自身核心竞争力、掌控好自身角色定位以及应发挥作用和所擅长领域，进而寻求广泛合作、共同发展与风险共担以致促成治理电子化的结果。二是在关键业务方面，由各有侧重转向相互承继。在电子政务发展初期，其关键业务聚焦于政府内部办公自动化；在政府上网后，其业务侧重电子管理、电子服务、电子商务和电子民主，旨在“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互联网、新媒体，进行政府内外部关系转变，实现服务交付、顾客参与和治理的持续最优化”[11]，虽然电子民主建设进展缓慢，政府治理只限初涉，但更为开放的电子政府却“不仅反映出互联网兴起以来网络化取得的成就，而且反映出政策制定中协商模式在更大范围中的转变”[12]；待真正进入治理阶段，电子政府将面向公共行政将业务拓展到包括治理和公共行政的四个领域：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计划；它与公民和法治的关系（电子民主）；其内部运作及其与国际环境的关系，包括可以由信息和通信技术塑造的所有政府角色和活动[13]。相对地，电子治理主要致力于三个领域——“完善政府程序：电子政务；连接公众：电子公众和电子服务；以及建立与公民社会的互动和公民社会内部的互动：电子社会”[8]，三个领域业务互有重合且不断扩展，有望藉由电子公民、电子社会为电子政务之电子民主铺平道路。足见两者在治理尤其是政府治理功能建设方面相互承继性显明。三是在关注流程方面，由争论分歧转向态度一致。“电子治理的基本目的是简化国家、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公民，企业等的流程”[14]，电子政务的目标也包括简化政务流程。虽然Viktor Mayer-Schonberger 和David Lazer曾批评“电子政府太多关注于技术——技术上可行——而不是信息的流动”[15]，Subhash Bhatnagar也认为“在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服务中，电子治理关注流程，而电子政府主要关心产出”[16]，但这些都是针对电子政府构建早期的情况。自电子政府的派生概念——信息政府提出以后，流程反思和优化开始在电子政府实践中受到重视和得到强调，政府已然在电子政务建设中刻意纠正以往“不关注流程，只关心产出”的做法，并在流程梳理以至再造上持续发力，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在关注政务流程和服务流程方面早已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此外，寻找两者类同之处的线索还包括：电子政府绩效可用于对“善治”贡献的测量[17]；联合国强调“连接性治理”概念，以提供更好的组织、协调和整合的信息流、新的事务处理能力、反馈和协商的新机制、更多的民主参与形式，并将其视作电子政府的发展趋势[18]。

    三、促进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趋同的策略和条件

    进入21世纪，各国更加重视利用信息技术改善管理和治理，并将电子治理作为实现善政和善治目标的有力手段。发展中国家的电子治理正处于进行时。由于认识到“电子治理在当前和未来发展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可以对治理的效率和有效性进行重大改进，并能为政府提供决定性的未来合法性，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是‘是否发展电子治理的问题而是‘怎样发展电子治理的问题”，面对电子准备度缺乏和计划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产生过许多电子治理失败案例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有效的策略并为之准备必要的条件以应对挑战。中国也是一样，在此驱动电子政务向电子治理方向有序发展的关口，亟需从中外已有研究成果和国外相关实践范例中汲取养分，学习处于电子治理发展前沿的国家的战略与战术安排为我所用，无疑是明智之举，对明确我国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以及为之准备哪些适当的发展条件必有裨益。

    关于框架结构模型，迄今为止的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都是在电子政府框架模式下建设发展的。电子政府总体架构研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侧重技术设计，主要研究复杂系统的建模问题；另一类侧重管理方面，主要研究总体架构的理解和管理问题[19]。普获认可的总体架构包括：⑴侧重总体架构描述的Zachman框架，分别从规划者、所有者、设计者、构造者、集成者和使用者的视角，回答数据、功能、网络、人员、时间和动机6个问题[20]。⑵突出参考模型的美国联邦政府总体架构框架FEA（Federal Enterprise Architecture），“分别从绩效、业务、服务、数据、技术5个角度勾画出5个详细的模型”[21]，还给出了包括分析视角、改进过程、分类方法和评估方法在内的一系列实施指南和管理工具[22]。⑶注重总体架构过程的TOGAF（The Open Group Architecture Framework），重点关注组织架构的设计、计划、实现和治理过程。⑷欧洲参考各国电子政府顶层模型研究成果提出的治理体系架构GEA（Governance Enterprise Architecture），是一个高层次的体系框架，集成了一系列的领域模型，包括政府管理系统领域模型、整体对象模型、公共政策描述对象模型、提供服务对象模型和整体过程模型[23]。它“以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和业务的执行流程为核心，是对行政服务提供过程的建模，其目标是对整个行政系统进行领域描述。”[24]⑸埃森哲提出的公共服务价值治理框架APSVGF（Accenture Public Service Value Governance Framework），由成果、平衡、参与及问责四个高度相关的部分构成，表达了人们参与治理的关系，代表了更为公开的治理模式，意在“将人们——公民、服务用户和纳税人——与他们选择的、领导他们并塑造和指导他们的公共服务的人联系在一起”[25]。

    西方国家电子政府发展模式以菲欧曼（Barry Feldman）的基于网络的公民参与模式和辰恩（Yu-Che Chen）的政府网上服务模式为代表[26]。姜奇平和汪向东基于政务目标将电子政府发展分为五种依次展开和递进的阶段性策略：技术应用型电子政务建设、管理信息化型电子政务建设、扁平服务型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民主型电子政务策略、全面响应型电子政务[27]。K.A.Shahkoo和A.Abdollahi将电子政府的实施模型分为描述性模型、成熟度模型、过程模型、电子政府框架[28]。英国德勤咨询公司提出了电子政府发展的六阶段模式：信息发布与传播；“正式的”双向业务；多功能门户网站；门户个性化；公共服务的集中；完全整合和政府再造[29]。也有学者将治理理论应用于电子政府发展階段，如董礼胜（2009）提出，在治理理论引导下，电子政务的发展大致要经历四个阶段：以组织为中心的电子政务阶段→以公众为中心的电子政务阶段→以组织为中心的电子化治理阶段→以公众为中心的电子化治理阶段[30]。而电子治理领先国家“爱沙尼亚的电子治理是一个由制度、法律和技术框架构成的错综复杂的生态系统”[31]。

    关于战略战术，韩文报认为电子政务战略涉及以电子管理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和以电子社会为核心的发展战略[32]。Y.N.Chen的电子政府战略框架将更广泛的文化因素、情景要素与电子政府基础设施因素统一纳入到整体性的战略框架之中[33]。K.A.Shahkooh和A.Abdollahir提出电子政府战略设计包括11个因素：资金、管理、法律、流程、安全、技术、竞争、文化、人力资源、技术基础设施、信息和数据，每一方面都需要相应的策略，构成了电子战略规划的完整内容[34]。李鹏等从制度理论视角，通过耦合政府系统和信息技术系统的相关影响因素，重新解释了电子政府战略规划中的技术、组织、制度因素[35]。具体到电子政务前后台办公室构建的战术策略，欧盟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前台服务带动后台整合”的策略，而比利时政府采用的是“先后台整合，再前台建设”的策略[36]。Richard Heeks因为电子治理整合了处理和通信技术，将人、流程、信息和技术整合到了实现治理目标的服务之中，而将之视为整合治理，并研究总结了应对整合治理的一揽子战略计划，包括建设数据系统基础设施、法律基础设施、机构基础设施、人力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领导力和战略思维以及认知和承诺等七个方面。此外，还提出了在战术层面上应借鉴已得到证实的结束计划与现实之间差距的最佳实践，包括现实合法化和映射现实、定制化服务以匹配现实、模块化（一次支持一个业务功能）和渐进主义（为业务功能提供逐级支持）、混合训练和术语理解，以及缩小特定的差距等七项措施。

    关于电子政务的障碍和成功因素，戈尔曾提出世界各国电子政府发展面临文化障碍、政府的保密制度、官员腐败及公务员缺乏培训等四种障碍因素，认为这四种障碍均缘于政府体制内部，是政府在提供政府电子公共服务过程中需着力克服的因素，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需要理念上的革新，更需要政府组织形式的再造”[37]。欧盟委员会强调，电子政府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政府组织变革、个人新技能相结合的产物，正确运用这三种推动力有助于电子政府目标的实现[38]。薛冰指出：“发展交叠管辖和权威分散的多组织安排，尚需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和政治法律条件与之匹配，既不能单靠理论论证而普遍推行，也不能单靠行政指令而落地生根。”[39]Subhash Bhatnagar提出：“电子政府项目成本依赖于初始条件——是否是白手起家来替代人工系统，或者是既有计算系统的延伸。主要成本要素是后端的硬件、软件、数据转换、培训和维护，以及把公共接入点连到后端的通信信息基础设施。”[16]Norris和Moon认为电子政府建设中的障碍因素除涉及（PC、网络）技术升级、技术或网络工作人员缺乏、缺少技术或网络知识，还涉及财政资金不足、安全问题、隐私问题、上级领导支持等多个方面[40]。

    关于电子治理的障碍和成功因素，Meijer认为电子治理创新的障碍包括政府的结构性障碍、公民的结构性障碍、政府的文化障碍和公民的文化障碍四个方面，“不仅要通过开发强大的技术、强大的组织结构和法律嵌入等来解决结构性障碍，还要将技术实践作为可选框架”[41]。Singh Kalsi N和Kiran R认为，国家的政策框架与项目执行框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是造成电子治理项目失败的原因，要保障电子治理项目成功实施和可持续发展以营造有利环境，政府需要通过对政策和执行框架进行适当干预来消除差距或使其最小化，以此才能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优势，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符合其期望与需求的综合服务，使善治惠及大众[42]。丹麦治理的持久力量和更为碎片化的日本的连接政府的合作模式的方法证明，政治的或者公共部门驱动和激励的公共部门现代化、寻求共识和政府间实现电子政府的方法，参与者之间的信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角色是成功的重要因素[43]。而一些发展中国家拥有的与网络治理环境不相适应的文化和政治特质，加之缺乏意识、知识、技能、愿景、战略、条件、信心、承諾以及未将信息技术与善治改革有机融合或整合等现实，被认为是导致其电子治理失败的主要原因。

    关于条件准备，Jeffrey Roy认为需要为行动和战略提供资金，认同“对于许多国家的城市而言，由于缺乏政治意愿，政策自主权和相应的财政资源基础，需要在形塑当地事务和发展方面更加自信地与国家的政府短期脱节。任何改正这种情况的有意义的尝试都要求实质性的重大国内改革”[44]。Ajay Kr. Singh和Vandna Sharma提出：“实质性的行政改革必须先于电子治理尝试，即必须将重点放在简化过程、合理化程序、再造政府上，然后再利用信息技术将这些变化制度化。”印度中央政府制定了电子治理政策《直接利益转移（Direct Benefit Transfer）》，主要用于将补助金直接转入受益人账户。印度的安得拉邦为电子治理准备了有担当的领导和官僚机构，为国家提供了确保政府有效、无障碍、透明和负责任地向公民提供服务的良好治理模式，开发建设了一系列服务信息系统，还特别为公共服务精准推送确定了能把所有关键服务连接到个人或家庭的钥匙——Aadhar（安得拉）号码，这个号码一旦与银行账户号码以及服务之间建立衔接/联接，政府就可以轻松确定服务的真正受益者并相应进行外展计划[45]。印度的北方邦在制定积极的IT政策和电子制造政策，专注于通过公共服务中心直接提供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强大的电子政务基础设施、政府流程再造、无纸办公室、各阶段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能力建设等方面做了充分准备，北方邦信息技术和电子部还与电子治理使命团队合作采取了包括技能发展会议，专业培训计划、研讨会、讲习班和培训等在内的各种举措，以开展官员的IT能力建设[45]。

    上述成果和做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促进国家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发展并相向而行的策略和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全国统一的电子政务和电子治理的关键性政策、规划、标准及规范，对其进行统一计划和指导；从法律基础设施、机构基础设施、人力基础设施、技术基础设施、领导力和战略思维等方面入手，构建国家级的、具有全局性和灵活性的较为完整的实施框架，准备战略与战术的整体性解决方案；赋予原有领导电子政务建设的领导机构以领导电子治理建设的职责，以采取稳妥而高效的推进模式，使其在驱动和激励公共部门改革、泛城市合作组织建设以及全民信息素养培育方面，提供政治、政策和财政支持。完整的策略和条件需涉及从顶层设计到基础建设、从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到应用体系构建等方方面面，还可辅以“微政务”治理模式的“以公众为中心的理念、对民生的直接关切、公私平台的融合以及各种治理途径的合作”[46]，以此为促进两者相向而行提供所需的关键性基础条件、前瞻性战略准备和精细化战术措施，并将之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进行整体筹划直至最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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