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研究高校执行力的一个视角
廖秋子++吴旭
摘 要：加强执行力建设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基础，并借鉴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构建交易成本与执行力的基本模型，指出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当为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而进行的投入在达到特定的交易成本之前，执行力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当成本超出这一特定值时，则执行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划分为决策成本、运行成本以及纠偏成本，并分析了这三种成本的内在矛盾性，据此提出提高高校执行力的相关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高校；执行力；交易成本
加强执行力建设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党和国家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能否有效落实，也是高校能否形成良性内部关系、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事业的核心因素。从国内研究看，早在2005年就有研究者关注这一课题①。在十余年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并提出提高高校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前人研究并分析其局限的基础上，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工具，开辟新的视角，并力图对高校执行力进行更加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及其局限
目前，研究者们对提高高校执行力的重要意义、高校执行力弱化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提高执行力的对策等进行了比较丰富的分析。研究者普遍认同高校执行力在学校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执行力关系学校的生存发展，是实现高校战略目标的有力保障，也有助于消除学校管理黑洞，促进组织的有效运作，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1]同时，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也被视为是高校管理中的通病，具体表现在：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降低标准，逐渐偏离决策目标；在执行过程中拖延了事，有些工作甚至不了了之；执行力度不足，导致工作虎头蛇尾，达不到预期效果。[2]同时，还有学者概括了执行乏力的具体形式：寻找借口—“不执行”、形式主义—“虚执行”、利益优先—“半执行”、各行其是—“乱执行”。[3]在提高高校执行力的途径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要做到科学决策、完善规章制度、选好配强干部、建设执行团队以及建设好执行力文化等。[4]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高校执行力的理念与理论的研究有待加强；只是针对高校执行力不强的共性来提出一些提升高校执行力的相应措施，显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因此需要构建与完善高校执行力建设体系；大多侧重于纵向对我国高校执行力不强的现象及其对策的分析上，而缺少横向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对高校执行力建设的实证研究不足，所提出的加强高校执行力建设的措施，往往不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慎重的缜密推理得出的，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依据。[5]
对于当前研究存在的局限，笔者基本认同上述概括。在这些局限中，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目前的研究普遍缺少系统的理论分析，没有深入挖掘影响高校执行力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诚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所进行的实证调研以及比较研究等，最终仍然跳不出对表象的简单观察，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基本局限于健全制度、人员激励、营造文化的框架。当然，这些对策不可谓不正确，但更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让这些措施真正发挥其作用。
交易成本与高校执行力的基本模型
要强化对高校执行力的理论分析，首先应对高校执行力的性质进行理解和透视。从目前关于高校执行力的观点看，基本都将其视为高校贯彻制度、政策的能力。而要衡量这种能力的高低，归根到底是要评估某种制度或政策在运行中是否符合其目标。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输出”，而要实现这种“输出”，就必须有相应的“输入”—这也正是目前研究的基本逻辑。
然而，尽管这一逻辑在形式上能够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但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却存在与实际相脱节的弊端，因为其把输入到输出的过程置于一个“真空”状态中，而忽略了任何输入以及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主体和客体的交互关系。制度或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利益，由于利益实现要求的自我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同时存在，因此利益矛盾必然是持续存在的。而为了协调利益矛盾，使制度或政策能够尽可能地对客体行为产生符合预期的影响，就必须消耗一定的资源、付出相应的“成本”才能实现。在此，借鉴经济学中的术语，即要使制度或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就必须关注在此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以交易成本为工具进行经济分析从科斯（1937）开端，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交易成本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6]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1960）更具体地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内涵，“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7]。威廉姆森（2002）则形象地指出“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8]可见，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所有市场经济组织及各种经济组织中不同形态的交易关系。
那么，执行力的高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但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由此，可以对执行力和交易成本的关系进行一个基本概括，即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为了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而付出的交易成本（输入）在达到特定值之前，执行力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当成本超出这一特定值时，则执行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要提升高校执行力，既需要投入必要的成本，又需要把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的研究所提出的对策简单地认为“输入”（交易成本）和“输出”（执行力）之间是纯粹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只要投入人、财、物就能提高执行力，而忽略了在交易成本超过某个特定值时，二者反而是负相关的。在此基础上，要探讨如何提高高校执行力，核心关注点就在于如何有效控制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使执行力处于上升区间。
执行过程中交易成本的构成
要把交易成本控制在合理区间内，首先必须界定其由哪些方面构成。进行这一界定的意义，在于厘清哪些交易成本是必须投入的，哪些成本是不必要的、可以进行削减的，从而使控制成本有的放矢。
威廉姆森（2002）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事前”和“事后”两方面。其中，“事前”的交易成本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存在“事前”的交易成本，是因为在签订契约时，交易双方都难以把握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事先规定双方的权利和责任。而“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四种形式：一是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合作方向，导致交易双方不适应的成本；二是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情况而进行讨价还价所产生的成本；三是建立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所付出的成本；四是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9]
综合威廉姆森的分析，本文结合制度或政策执行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将高校执行力的交易成本划分为决策成本（C1）、运行成本（C2）以及纠偏成本（C3）。其中：决策成本是指在制定制度或政策过程中所支付的信息搜集、方案比较等方面的成本；运行成本是指为了实现制度或政策的功能，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纠偏成本是指为了防止执行偏离目标或当偏离目标出现时，进行的监督和控制所耗费的成本。因此，交易成本的函数为：C=C1+C2+C3。
从这三项成本的指向看，在提高执行力方面似都有必要性，倘若如此，则交易成本和执行力之间应持续呈现正相关性—但这与前文的分析不符。那么其原因何在？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注意到这三类成本均存在着内部矛盾性，即同时存在着必要性和非必要性。具体而言：
第一，决策成本。为了使执行的过程顺利进行，在决策时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和专业性的论证是必要的，但由于涉及利益的复杂性，有时会采取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或是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导致决策不科学或是决策过程冗长而无效，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第二，运行成本。为了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成立相关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是必要的，但执行主体可能存在着追求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倾向，导致不必要的“寻租”成本，从而增加执行中的不必要成本。
第三，纠偏成本。为了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对执行主体和客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是必要的，但执行主体和客体可能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或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制度或政策不利于自我利益时，用各种手段抵制或规避监督，从而导致资源浪费。
正是这种两面性，导致了交易成本和执行力之间并非持续正相关，而是在突破某特定值后呈现负相关。因此，要合理地投入并控制交易成本，核心就在于科学处理好交易成本的两面性，既维护其合理的部分，又控制、削减其不必要的成分。
交易成本视域中的高校执行力提升路径
1.坚持民主集中制，控制好决策成本
有研究表明：政策执行是政策特性（冲突性、明晰性）的函数。其中，政策冲突性是指不同行为主体在政策目标或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不一致意见的程度，政策明晰性是指在政策目标或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模糊性的程度。[10]为此，在制度或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努力实现方案的民主性和专业性，降低执行失败风险。在民主性方面，要针对高校师生民主意识较强的特点，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把师生作为大学治理的重要力量和学校最主要的人才资源，广开言路集中师生智慧研究制定学校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同时，要科学合理确定征求意见的群体范围，注重实现代表性、多样性和适度性的有机统一，有效控制决策信息搜集、方案优化等方面的资源消耗。在征求有代表性的群体意见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意见和建议进行整合、统筹、协调，使制度或政策目标明确、内容具体，使政策方案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减少讨价还价所造成的决策成本，保证制度或政策能够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
2.调整组织结构和权力配置，控制好运行成本
执行主体的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倾向，其重要结构性根源在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新中国成立后，以前苏联大学为模板，我国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大学组织管理体系，大学按照严格的科层组织系统建构与运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时至今日，大学的管理体制依然带有浓厚的“科层化”特征，“从学校内部组织的纵向关系上来看，……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行政控制关系；从横向关系……由于这些部门掌握着分配办学资源的绝大部分权力，……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的泛化现象。”[11]这种传统的管理体制有正式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标准化，有清晰明确的工作目标，但其导致的权力垄断性则是其不可忽视的弊端。而现代组织变革的趋势表明：动态性与灵活性的加强将成为组织未来发展变化的首要特征，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是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为了克服权力垄断所可能导致的不必要的运行成本，就要改革传统的组织结构，构建合理的权力配置体系。要通过对科层制的分权化、扁平化改革，简化制度或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使学校和院系、师生能够通过尽可能精简但却必要的环节形成互动，为克服“中阻梗”现象提供组织结构基础。同时，也要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既保证基层拥有相应的权力来履行职责，也要明确院系所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在权责统一的基础上推进执行过程。
3.对执行主体和客体采取不同的纠偏措施，控制好纠偏成本
纠偏既要监督和控制执行主体的行为，又要使执行客体逐步认可制度或政策。在针对执行主体方面，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制度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利益过滤机制，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会基于其自身收益的大小来选择性执行。因此，一方面，要提升高校执行力，应为执行监控提供必要的投入，建立健全以党的监督为先导、权力监督为主体、群众监督为动力的监督体系，有效地控制执行主体的权力“寻租”成本；另一方面，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执行主体的工作，还需要目标群体对制度或政策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支持行为，如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12]因此，要保障制度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偏离其目标，还需要重视宣传和解释工作，特别是对有抵触心理的执行客体要进行循序渐进、耐心细致的政策解释工作，增强其对制度或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并对少数因制度或政策施行而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要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合情合理的适当补偿，消减其抵触行为所造成的不必要成本。
注释：
①基于笔者以“高校执行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检索.
参考文献：
[1]文永红.努力提升高校管理者的执行力 不断推进学校各项事业改革发展—访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蒋庆哲[J].北京教育（高教），2007（3）；汤正康. 执行力：消除学校管理黑洞的利器[J].教书育人，2005（3）；王成珉.高校组织执行力体系的结构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07（19）；李晓衡，吴移谋.论高校执行力的提升[J].当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2008（2）.
[2]蔡泽寰.论高校管理者的执行力[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3]黄士安，王秋先.高校执行力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老区建设，2013（8）.
[4]杨振姣.关于高校提升执行力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6（10）；邱心玫.学校管理中的执行力探微[J].吉林教育（现代校长），2007（4）；刘菲菲.问诊学校中层领导执行力[J].当代教育论坛，2006（12）；任水才.高校中层干部要努力提高“十种能力”[J].教书育人，2006（8）；杨毅敏.浅谈高校管理中的执行文化[J].中国电力教育，2007（7）；莫海燕.提高高校执行力的研究与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14（50）.
[5]刘应兰，杨林，卢朝佑.高校执行力建设研究综述[J].文教资料，2009（12）.
[6]R.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a， 1937，4 （16）：386-405.
[7]R.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1960，3（10）：1-44.
[8][9][美]奥利弗·威廉姆森.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段毅才，王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0]Richard E. Matland .Synthesizing the Implementation Literature： The Ambiguity-Confliict Model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J].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1995，5（2）：145-160.
[11]马廷奇.大学管理的科层化及其实践困境[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1）.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12.
（作者单位：廖秋子，北京大学法学院；吴旭，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于 洋]
摘 要：加强执行力建设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基础，并借鉴边际效益递减规律，构建交易成本与执行力的基本模型，指出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即当为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而进行的投入在达到特定的交易成本之前，执行力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当成本超出这一特定值时，则执行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同时，进一步将交易成本划分为决策成本、运行成本以及纠偏成本，并分析了这三种成本的内在矛盾性，据此提出提高高校执行力的相关路径和对策。
关键词：高校；执行力；交易成本
加强执行力建设是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党和国家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能否有效落实，也是高校能否形成良性内部关系、推进学校改革发展事业的核心因素。从国内研究看，早在2005年就有研究者关注这一课题①。在十余年的研究中，国内学界形成了一些重要成果，并提出提高高校执行力的对策建议。在总结前人研究并分析其局限的基础上，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工具，开辟新的视角，并力图对高校执行力进行更加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现有的研究成果及其局限
目前，研究者们对提高高校执行力的重要意义、高校执行力弱化的表现和原因以及提高执行力的对策等进行了比较丰富的分析。研究者普遍认同高校执行力在学校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执行力关系学校的生存发展，是实现高校战略目标的有力保障，也有助于消除学校管理黑洞，促进组织的有效运作，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1]同时，执行力不强的问题也被视为是高校管理中的通病，具体表现在：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降低标准，逐渐偏离决策目标；在执行过程中拖延了事，有些工作甚至不了了之；执行力度不足，导致工作虎头蛇尾，达不到预期效果。[2]同时，还有学者概括了执行乏力的具体形式：寻找借口—“不执行”、形式主义—“虚执行”、利益优先—“半执行”、各行其是—“乱执行”。[3]在提高高校执行力的途径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要做到科学决策、完善规章制度、选好配强干部、建设执行团队以及建设好执行力文化等。[4]
同时，也有学者指出了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包括：高校执行力的理念与理论的研究有待加强；只是针对高校执行力不强的共性来提出一些提升高校执行力的相应措施，显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零散散，不成体系，因此需要构建与完善高校执行力建设体系；大多侧重于纵向对我国高校执行力不强的现象及其对策的分析上，而缺少横向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比较研究；对高校执行力建设的实证研究不足，所提出的加强高校执行力建设的措施，往往不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和慎重的缜密推理得出的，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依据。[5]
对于当前研究存在的局限，笔者基本认同上述概括。在这些局限中，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目前的研究普遍缺少系统的理论分析，没有深入挖掘影响高校执行力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诚如爱因斯坦所言：“是理论决定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东西”，如果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所进行的实证调研以及比较研究等，最终仍然跳不出对表象的简单观察，所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基本局限于健全制度、人员激励、营造文化的框架。当然，这些对策不可谓不正确，但更应当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让这些措施真正发挥其作用。
交易成本与高校执行力的基本模型
要强化对高校执行力的理论分析，首先应对高校执行力的性质进行理解和透视。从目前关于高校执行力的观点看，基本都将其视为高校贯彻制度、政策的能力。而要衡量这种能力的高低，归根到底是要评估某种制度或政策在运行中是否符合其目标。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其实质上是一种系统的“输出”，而要实现这种“输出”，就必须有相应的“输入”—这也正是目前研究的基本逻辑。
然而，尽管这一逻辑在形式上能够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但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却存在与实际相脱节的弊端，因为其把输入到输出的过程置于一个“真空”状态中，而忽略了任何输入以及从输入到输出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主体和客体的交互关系。制度或政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利益，由于利益实现要求的自我性和实现途径的社会性同时存在，因此利益矛盾必然是持续存在的。而为了协调利益矛盾，使制度或政策能够尽可能地对客体行为产生符合预期的影响，就必须消耗一定的资源、付出相应的“成本”才能实现。在此，借鉴经济学中的术语，即要使制度或政策得到有效执行，就必须关注在此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以交易成本为工具进行经济分析从科斯（1937）开端，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交易成本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6]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1960）更具体地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内涵，“为了执行一项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和谁交易、告诉人们自己愿意交易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要进行谈判、讨价还价、拟定契约、实施监督以保证契约条款得以履行等”[7]。威廉姆森（2002）则形象地指出“交易成本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物理学中的摩擦力”，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8]可见，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所有市场经济组织及各种经济组织中不同形态的交易关系。
那么，执行力的高低和交易成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根据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种投入要素连续地等量增加，当这种可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增加该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但增加到一定产值后，所提供的产品的增量就会下降，即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会递减。由此，可以对执行力和交易成本的关系进行一个基本概括，即二者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当为了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而付出的交易成本（输入）在达到特定值之前，执行力会随着投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当成本超出这一特定值时，则执行力呈现下降的趋势。因此，要提升高校执行力，既需要投入必要的成本，又需要把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以往的研究所提出的对策简单地认为“输入”（交易成本）和“输出”（执行力）之间是纯粹的正相关关系，认为只要投入人、财、物就能提高执行力，而忽略了在交易成本超过某个特定值时，二者反而是负相关的。在此基础上，要探讨如何提高高校执行力，核心关注点就在于如何有效控制执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从而使执行力处于上升区间。
执行过程中交易成本的构成
要把交易成本控制在合理区间内，首先必须界定其由哪些方面构成。进行这一界定的意义，在于厘清哪些交易成本是必须投入的，哪些成本是不必要的、可以进行削减的，从而使控制成本有的放矢。
威廉姆森（2002）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事前”和“事后”两方面。其中，“事前”的交易成本是指草拟合同、就合同内容进行谈判以及确保合同得以履行所付出的成本。存在“事前”的交易成本，是因为在签订契约时，交易双方都难以把握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事先规定双方的权利和责任。而“事后”的交易成本包括四种形式：一是不适应成本，即交易行为逐渐偏离合作方向，导致交易双方不适应的成本；二是讨价还价成本，即如果双方想纠正事后不合作的情况而进行讨价还价所产生的成本；三是建立及运转成本，即为了解决合同纠纷而建立治理结构所付出的成本；四是保证成本，即为了确保各种承诺得以兑现所付出的成本。[9]
综合威廉姆森的分析，本文结合制度或政策执行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将高校执行力的交易成本划分为决策成本（C1）、运行成本（C2）以及纠偏成本（C3）。其中：决策成本是指在制定制度或政策过程中所支付的信息搜集、方案比较等方面的成本；运行成本是指为了实现制度或政策的功能，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成本；纠偏成本是指为了防止执行偏离目标或当偏离目标出现时，进行的监督和控制所耗费的成本。因此，交易成本的函数为：C=C1+C2+C3。
从这三项成本的指向看，在提高执行力方面似都有必要性，倘若如此，则交易成本和执行力之间应持续呈现正相关性—但这与前文的分析不符。那么其原因何在？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必须注意到这三类成本均存在着内部矛盾性，即同时存在着必要性和非必要性。具体而言：
第一，决策成本。为了使执行的过程顺利进行，在决策时进行广泛的征求意见和专业性的论证是必要的，但由于涉及利益的复杂性，有时会采取原则性、模糊性的规定，或是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导致决策不科学或是决策过程冗长而无效，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第二，运行成本。为了执行某项制度或政策，成立相关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是必要的，但执行主体可能存在着追求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的倾向，导致不必要的“寻租”成本，从而增加执行中的不必要成本。
第三，纠偏成本。为了获得良好的执行效果，对执行主体和客体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是必要的，但执行主体和客体可能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或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制度或政策不利于自我利益时，用各种手段抵制或规避监督，从而导致资源浪费。
正是这种两面性，导致了交易成本和执行力之间并非持续正相关，而是在突破某特定值后呈现负相关。因此，要合理地投入并控制交易成本，核心就在于科学处理好交易成本的两面性，既维护其合理的部分，又控制、削减其不必要的成分。
交易成本视域中的高校执行力提升路径
1.坚持民主集中制，控制好决策成本
有研究表明：政策执行是政策特性（冲突性、明晰性）的函数。其中，政策冲突性是指不同行为主体在政策目标或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不一致意见的程度，政策明晰性是指在政策目标或政策执行方式上存在模糊性的程度。[10]为此，在制度或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努力实现方案的民主性和专业性，降低执行失败风险。在民主性方面，要针对高校师生民主意识较强的特点，坚持“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把师生作为大学治理的重要力量和学校最主要的人才资源，广开言路集中师生智慧研究制定学校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同时，要科学合理确定征求意见的群体范围，注重实现代表性、多样性和适度性的有机统一，有效控制决策信息搜集、方案优化等方面的资源消耗。在征求有代表性的群体意见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对意见和建议进行整合、统筹、协调，使制度或政策目标明确、内容具体，使政策方案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减少讨价还价所造成的决策成本，保证制度或政策能够得到准确有效的执行。
2.调整组织结构和权力配置，控制好运行成本
执行主体的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倾向，其重要结构性根源在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新中国成立后，以前苏联大学为模板，我国形成了行政主导下的大学组织管理体系，大学按照严格的科层组织系统建构与运行，行政权力在大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时至今日，大学的管理体制依然带有浓厚的“科层化”特征，“从学校内部组织的纵向关系上来看，……形成了金字塔式的行政控制关系；从横向关系……由于这些部门掌握着分配办学资源的绝大部分权力，……从而导致行政权力的泛化现象。”[11]这种传统的管理体制有正式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标准化，有清晰明确的工作目标，但其导致的权力垄断性则是其不可忽视的弊端。而现代组织变革的趋势表明：动态性与灵活性的加强将成为组织未来发展变化的首要特征，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网络化是发展的重要趋势。因此，为了克服权力垄断所可能导致的不必要的运行成本，就要改革传统的组织结构，构建合理的权力配置体系。要通过对科层制的分权化、扁平化改革，简化制度或政策执行的中间环节，使学校和院系、师生能够通过尽可能精简但却必要的环节形成互动，为克服“中阻梗”现象提供组织结构基础。同时，也要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既保证基层拥有相应的权力来履行职责，也要明确院系所应承担的责任，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在权责统一的基础上推进执行过程。
3.对执行主体和客体采取不同的纠偏措施，控制好纠偏成本
纠偏既要监督和控制执行主体的行为，又要使执行客体逐步认可制度或政策。在针对执行主体方面，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制度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利益过滤机制，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会基于其自身收益的大小来选择性执行。因此，一方面，要提升高校执行力，应为执行监控提供必要的投入，建立健全以党的监督为先导、权力监督为主体、群众监督为动力的监督体系，有效地控制执行主体的权力“寻租”成本；另一方面，制度或政策的执行效果不仅取决于执行主体的工作，还需要目标群体对制度或政策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支持行为，如毛泽东同志就曾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12]因此，要保障制度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偏离其目标，还需要重视宣传和解释工作，特别是对有抵触心理的执行客体要进行循序渐进、耐心细致的政策解释工作，增强其对制度或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并对少数因制度或政策施行而利益受损的政策对象，要依法依规对其进行合情合理的适当补偿，消减其抵触行为所造成的不必要成本。
注释：
①基于笔者以“高校执行力”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的检索.
参考文献：
[1]文永红.努力提升高校管理者的执行力 不断推进学校各项事业改革发展—访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蒋庆哲[J].北京教育（高教），2007（3）；汤正康. 执行力：消除学校管理黑洞的利器[J].教书育人，2005（3）；王成珉.高校组织执行力体系的结构分析[J].中国成人教育，2007（19）；李晓衡，吴移谋.论高校执行力的提升[J].当代教育论坛（校长教育研究），2008（2）.
[2]蔡泽寰.论高校管理者的执行力[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4）.
[3]黄士安，王秋先.高校执行力建设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老区建设，2013（8）.
[4]杨振姣.关于高校提升执行力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06（10）；邱心玫.学校管理中的执行力探微[J].吉林教育（现代校长），2007（4）；刘菲菲.问诊学校中层领导执行力[J].当代教育论坛，2006（12）；任水才.高校中层干部要努力提高“十种能力”[J].教书育人，2006（8）；杨毅敏.浅谈高校管理中的执行文化[J].中国电力教育，2007（7）；莫海燕.提高高校执行力的研究与对策[J].教育教学论坛，2014（50）.
[5]刘应兰，杨林，卢朝佑.高校执行力建设研究综述[J].文教资料，2009（12）.
[6]R.H.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Economica， 1937，4 （16）：386-405.
[7]R.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1960，3（1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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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廖秋子，北京大学法学院；吴旭，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
[责任编辑：于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