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的主题审美
贺 钢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纪录片仍是以纪录人的生存、命运过程为主，因为即便纪录的是动植物、微生物或非生命世界，它们依然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命运。
可以审美的纪录片，是纪录片圈子里常说的既“深刻”又“好看”的纪录片。这里的“深刻”指的是主题深刻。纪录片的主题美可分为崇高美、和谐美和悲剧美。具体地说，即纪录人在某一特定环境、特定生存状态下，生命力冲破巨大阻力，创造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美好业绩过程的纪录片具有一种崇高美；纪录人的生命经历与社会、与自然的剧烈磨合，最终能与历史的、自然的必然要求保持和谐一致地向新境界发展的纪录片，具有一种和谐美；纪录人的美好生命衰微、消亡、毁灭或美好的事业遭受扼杀过程的纪录片，具有一种悲剧美。纪录片的崇高美具有激扬、振奋人的精神向上的力量，使人景仰，崇尚伟大、崇高；纪录片的和谐美具有恢弘、拓展人的精神空间的力量，使人既感受到生命的壮阔与沧桑，又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与可亲；纪录片的悲剧美具有警示人生、坚毅精神的力量，使人在感受悲悯的同时领悟透彻。观众从具有不同美感的纪录片中获取丰富的审美感受，培育自己美好的生命启示、生命导向，将使自己的人生通过奋斗，走向更加圆满的明天。
纪录片主题的崇高美
纪录片所具有的崇高美通常从以下两种生活的纪录中表现出来：一是生命战胜巨大的“恶”自然力的崇高，包括战胜巨大的“恶”的外自然力（自然与环境）与内自然力（人体）。战胜“恶”的外自然力的如《地球村民——远山正瑛》（中央台、内蒙台），纪录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一位九旬老人）自愿到中国，费时六年，征服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内蒙古库尔其沙漠，终于完成雄伟计划的第一步。《高原之旅》（四川台），纪录川藏公路上的车队人员及公路道班工人，在十分险恶的高原、冰雪环境下的生存与工作。战胜“恶”的内自然力的，例如《薛范的歌》（上海台），纪录一岁多就因小儿麻痹症双腿致残的薛范，几十年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苦难，完成大学中文课程并学会四种外语和外国音乐课程，毕业后从事译配外国歌曲和电影插曲工作，在这一领域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二是生命战胜巨大的“恶”社会力的崇高。这种“恶”社会力一方面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恶”的力量。例如《王振举——一个共产党员的纪实》（宁夏台），纪录宁夏固原地区税务干部王振举，在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恶”社会风气中“位卑未敢忘忧国”，坚持廉洁奉公，一身正气，感天动地。例如《嫁给中国》（浙江台），纪录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姑娘格特鲁德·瓦格纳与中国青年杜承荣相爱，嫁到中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无论中国战乱、动荡、贫穷以及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带给她多少苦难，都不能动摇他们的爱情。瓦格纳对爱情的忠贞已达到动人的崇高境界。再如《荷兰奇人——高罗佩》（广东台），纪录荷兰前驻华外交官高罗佩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当作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惜时如金，在中国书画、篆刻、古琴、小说、古代哲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高罗佩精神的崇高是珍惜生命、珍惜生命之光的崇高。
纪录片主题的和谐美
纪录片的和谐美通常是指纪录的对象是由过程的不和谐最终到达结果的和谐，或者是指纪录片作者运用现代文明观念在原本很传统、很平常的生活中，发现了新的、符合现代人需要的和谐，并把它纪录下来、表现出来。前一种和谐表现在纪录人与社会关系的片子里，后一种和谐表现在纪录人与自然关系的片子里。这样纪录下来的在运动中达到的和谐，或者用现代文明理性之光透视出来的和谐，显示出生命在正常状态下追求新境界、追求更高的文明、追求历史的必然与自然的必然的美，而不是说和谐就是要选择从头到尾、从外到里、从过程到结果都是静止的、没有矛盾的、死水一潭式的生活去纪录。世界上没有绝对和谐的事物。死水一潭式的“和谐”等于不和谐，因为缺乏活力，更谈不上美。
纪录片所具有的和谐美，通常是从人与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纪录中表现出来的，其中以纪录人与自然和谐最引人注目。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包括人顺应自然环境的和谐与人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人顺应自然环境的，例如《藏北人家》（四川台、西藏台），纪录藏北牧民在西藏高原巨大的、压倒一切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始终与自然环境保持着和谐一致的劳动与生活、家庭与宗教、审美与娱乐活动。透过藏北牧民那恬静淡远、和谐安宁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纪录片执着地追寻着人类“生命的本质意义”、藏北牧区“文明的实质”等等这样一些形而上的、永恒的、亘古难解的理性命题，并从中获得了更加充分、更加直率的答案。这种活生生的、从和谐的天人关系中体悟出来的关于“生命本质”、“文明实质”的答案，对于处在自然中仿佛已变得“微不足道”却又疲惫不堪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对于灵魂“苍白又憔悴”（田正《执著》）的现代“文明人”来说，有着太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纪录片主题的悲剧美
生活与生命中的悲剧性是伴随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面。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悲剧性的冲突。”有时悲剧性也产生于由自身的缺陷和过失而引起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人物、事件经过纪录、组合，具有了一种“特征”，一种“目的”，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彻悟、警示和坚毅，这样的纪录片也就具有了悲剧美。
目前可见到的部分纪录片的悲剧美通常从以下几种生活的纪录中表现出来。一、和平时期疾病对美好生命的摧残。例如《呼唤》（上海台），纪录上海癌症俱乐部一群癌症患者最后的生命拼搏。上海癌症俱乐部是通过集体心理治疗解除病人精神忧虑，以期让病人早日康复的民间组织。片子纪录的就是这样一个特殊苦难人群的最后拼搏过程，这是一种生命到达临界点的残忍、惨烈的现实。在这里，一方面，生命的悲壮苍凉显现得那样惊心动魄，挟泰山超北海；另一方面，生命的美丽动人也显现得那样鲜明炫目，虽必死而犹争，让人感受到了强烈的悲剧美。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创造美常在、保护美常在，就在于消除美衰微的每一个契机，包括疾病、灾难、战争、衰老、死亡等。但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美是不可能常在的，生命是不可能常在的，丑和死亡是难以抗拒的。个体生命创造的美只有在群体中，只有在生命繁衍中，只有在文明延续中才能得到永存。这又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撼灵魂的悲剧美，每个生命应当抓紧每一点时间去创造美、保护美。二、战争时期战乱对美好生命的摧残。例如最近几年出现的一批以二战为背景的纪录片如《最后的证言者》（东方台）、《人、鬼、人》（辽宁台）等。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到来之后，无数美好的生命被推入苦难、死亡的深渊。罪恶毁灭了无数生命，人世间一切被罪恶涉及到的东西包括罪恶本身也玉石俱焚。正是在被毁灭过程中顽强地、石破天惊般显露出来的人类心灵深处对和平与安宁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温馨美好生活的追求，却显现得更深沉、更刻骨铭心，片子的悲剧美也显现得更浓烈。《人、鬼、人》展现的是土屋芳雄当年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被害者中幸存者的血泪回忆，84岁的土屋芳雄的谢罪自述，以及幸存者面对恢复了人性的仇人逐渐稀释了仇恨等。这部纪录片从人性角度表现战争带来的悲剧是深刻的。战争迫使土屋芳雄人性中的邪恶面无限膨胀，最终变成了兽性，充满悲剧色彩；而人性的归复，由鬼变人也同样充满了悲剧色彩。土屋芳雄认识到，战争中日军扭曲的人性与个人高涨的私欲分不开，军国主义的行动和个人责任分不开。这是从历史与人性结合角度的沉痛反思。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
栏目责编：陈道生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纪录片仍是以纪录人的生存、命运过程为主，因为即便纪录的是动植物、微生物或非生命世界，它们依然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存与命运。
可以审美的纪录片，是纪录片圈子里常说的既“深刻”又“好看”的纪录片。这里的“深刻”指的是主题深刻。纪录片的主题美可分为崇高美、和谐美和悲剧美。具体地说，即纪录人在某一特定环境、特定生存状态下，生命力冲破巨大阻力，创造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美好业绩过程的纪录片具有一种崇高美；纪录人的生命经历与社会、与自然的剧烈磨合，最终能与历史的、自然的必然要求保持和谐一致地向新境界发展的纪录片，具有一种和谐美；纪录人的美好生命衰微、消亡、毁灭或美好的事业遭受扼杀过程的纪录片，具有一种悲剧美。纪录片的崇高美具有激扬、振奋人的精神向上的力量，使人景仰，崇尚伟大、崇高；纪录片的和谐美具有恢弘、拓展人的精神空间的力量，使人既感受到生命的壮阔与沧桑，又感受到生命的尊严与可亲；纪录片的悲剧美具有警示人生、坚毅精神的力量，使人在感受悲悯的同时领悟透彻。观众从具有不同美感的纪录片中获取丰富的审美感受，培育自己美好的生命启示、生命导向，将使自己的人生通过奋斗，走向更加圆满的明天。
纪录片主题的崇高美
纪录片所具有的崇高美通常从以下两种生活的纪录中表现出来：一是生命战胜巨大的“恶”自然力的崇高，包括战胜巨大的“恶”的外自然力（自然与环境）与内自然力（人体）。战胜“恶”的外自然力的如《地球村民——远山正瑛》（中央台、内蒙台），纪录日本治沙专家远山正瑛（一位九旬老人）自愿到中国，费时六年，征服中国八大沙漠之一的内蒙古库尔其沙漠，终于完成雄伟计划的第一步。《高原之旅》（四川台），纪录川藏公路上的车队人员及公路道班工人，在十分险恶的高原、冰雪环境下的生存与工作。战胜“恶”的内自然力的，例如《薛范的歌》（上海台），纪录一岁多就因小儿麻痹症双腿致残的薛范，几十年来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苦难，完成大学中文课程并学会四种外语和外国音乐课程，毕业后从事译配外国歌曲和电影插曲工作，在这一领域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二是生命战胜巨大的“恶”社会力的崇高。这种“恶”社会力一方面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恶”的力量。例如《王振举——一个共产党员的纪实》（宁夏台），纪录宁夏固原地区税务干部王振举，在拜金主义盛行、物欲横流的“恶”社会风气中“位卑未敢忘忧国”，坚持廉洁奉公，一身正气，感天动地。例如《嫁给中国》（浙江台），纪录上世纪30年代奥地利姑娘格特鲁德·瓦格纳与中国青年杜承荣相爱，嫁到中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无论中国战乱、动荡、贫穷以及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带给她多少苦难，都不能动摇他们的爱情。瓦格纳对爱情的忠贞已达到动人的崇高境界。再如《荷兰奇人——高罗佩》（广东台），纪录荷兰前驻华外交官高罗佩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当作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繁忙的外交工作之余，惜时如金，在中国书画、篆刻、古琴、小说、古代哲学等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高罗佩精神的崇高是珍惜生命、珍惜生命之光的崇高。
纪录片主题的和谐美
纪录片的和谐美通常是指纪录的对象是由过程的不和谐最终到达结果的和谐，或者是指纪录片作者运用现代文明观念在原本很传统、很平常的生活中，发现了新的、符合现代人需要的和谐，并把它纪录下来、表现出来。前一种和谐表现在纪录人与社会关系的片子里，后一种和谐表现在纪录人与自然关系的片子里。这样纪录下来的在运动中达到的和谐，或者用现代文明理性之光透视出来的和谐，显示出生命在正常状态下追求新境界、追求更高的文明、追求历史的必然与自然的必然的美，而不是说和谐就是要选择从头到尾、从外到里、从过程到结果都是静止的、没有矛盾的、死水一潭式的生活去纪录。世界上没有绝对和谐的事物。死水一潭式的“和谐”等于不和谐，因为缺乏活力，更谈不上美。
纪录片所具有的和谐美，通常是从人与社会和谐和人与自然和谐的纪录中表现出来的，其中以纪录人与自然和谐最引人注目。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包括人顺应自然环境的和谐与人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人顺应自然环境的，例如《藏北人家》（四川台、西藏台），纪录藏北牧民在西藏高原巨大的、压倒一切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始终与自然环境保持着和谐一致的劳动与生活、家庭与宗教、审美与娱乐活动。透过藏北牧民那恬静淡远、和谐安宁的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纪录片执着地追寻着人类“生命的本质意义”、藏北牧区“文明的实质”等等这样一些形而上的、永恒的、亘古难解的理性命题，并从中获得了更加充分、更加直率的答案。这种活生生的、从和谐的天人关系中体悟出来的关于“生命本质”、“文明实质”的答案，对于处在自然中仿佛已变得“微不足道”却又疲惫不堪的现代都市人来说，对于灵魂“苍白又憔悴”（田正《执著》）的现代“文明人”来说，有着太多耐人寻味的东西。
纪录片主题的悲剧美
生活与生命中的悲剧性是伴随人类与生俱来的一面。恩格斯指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是悲剧性的冲突。”有时悲剧性也产生于由自身的缺陷和过失而引起的毁灭。这种悲剧性的人物、事件经过纪录、组合，具有了一种“特征”，一种“目的”，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彻悟、警示和坚毅，这样的纪录片也就具有了悲剧美。
目前可见到的部分纪录片的悲剧美通常从以下几种生活的纪录中表现出来。一、和平时期疾病对美好生命的摧残。例如《呼唤》（上海台），纪录上海癌症俱乐部一群癌症患者最后的生命拼搏。上海癌症俱乐部是通过集体心理治疗解除病人精神忧虑，以期让病人早日康复的民间组织。片子纪录的就是这样一个特殊苦难人群的最后拼搏过程，这是一种生命到达临界点的残忍、惨烈的现实。在这里，一方面，生命的悲壮苍凉显现得那样惊心动魄，挟泰山超北海；另一方面，生命的美丽动人也显现得那样鲜明炫目，虽必死而犹争，让人感受到了强烈的悲剧美。从某种意义上说，生命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创造美常在、保护美常在，就在于消除美衰微的每一个契机，包括疾病、灾难、战争、衰老、死亡等。但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美是不可能常在的，生命是不可能常在的，丑和死亡是难以抗拒的。个体生命创造的美只有在群体中，只有在生命繁衍中，只有在文明延续中才能得到永存。这又让人感受到一种震撼灵魂的悲剧美，每个生命应当抓紧每一点时间去创造美、保护美。二、战争时期战乱对美好生命的摧残。例如最近几年出现的一批以二战为背景的纪录片如《最后的证言者》（东方台）、《人、鬼、人》（辽宁台）等。在一场血腥的战争到来之后，无数美好的生命被推入苦难、死亡的深渊。罪恶毁灭了无数生命，人世间一切被罪恶涉及到的东西包括罪恶本身也玉石俱焚。正是在被毁灭过程中顽强地、石破天惊般显露出来的人类心灵深处对和平与安宁的追求，对真、善、美的追求，对温馨美好生活的追求，却显现得更深沉、更刻骨铭心，片子的悲剧美也显现得更浓烈。《人、鬼、人》展现的是土屋芳雄当年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被害者中幸存者的血泪回忆，84岁的土屋芳雄的谢罪自述，以及幸存者面对恢复了人性的仇人逐渐稀释了仇恨等。这部纪录片从人性角度表现战争带来的悲剧是深刻的。战争迫使土屋芳雄人性中的邪恶面无限膨胀，最终变成了兽性，充满悲剧色彩；而人性的归复，由鬼变人也同样充满了悲剧色彩。土屋芳雄认识到，战争中日军扭曲的人性与个人高涨的私欲分不开，军国主义的行动和个人责任分不开。这是从历史与人性结合角度的沉痛反思。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影视艺术研究中心）
栏目责编：陈道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