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与战争起源
关键词：国内政治，专制，利益集团，民众，战争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5-0066-07
人类一直面临如何相处的难题，法国政治家乔治·克里蒙梭曾这样说过：“我为阿提拉及其同类的行为感到歉意，但安排人类如何相处的艺术要比屠杀他们的艺术复杂得多。”①
民主政治确立后，人类找寻到了国内个体之间的相处之道。但国际上，战争依然是国与国之间解决争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探寻战争的原因，除了从国际体系和当权者的决策角度外，国内政治是学者们考虑的另一个关键点。
一、專制与战争起源
专制导致战争，这是从国内政治体制的角度来解读战争的起源。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1782年发表的《评圣皮埃尔神甫的两部政治著作》一文中从人性和利益的角度分析了专制与战争起源的关系，他认为：“各国国王和他们任命的官员一心关注的，只有两件事：对外扩大他们的领土，对内使他们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侵略战争与专制国家君主的横征暴敛，相辅而行，互相推波助澜的。在把人民当奴隶对待的国家里，君主们为了征服他国，可以任意强征人民的金钱和摊派劳役，反过来，对外战争和为了控制人民而需要供养大量的军队，又为他们增加捐税提供了一个借口。”②
在卢梭看来，专制君主只关心自己的私欲和个人利益，不会关注长远的公众利益：“尽管普遍的与永久的和平给商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和不可辩驳的，但国王们却认为：正是由于它对大家都有同样的好处，所以它对谁也不特别有利；而对谁特别有利，只有从差别中才看得出来……所以每个君王都不要和平，而去寻求他们想得到的独占的利益。”③
受卢梭影响较深的德国思想家康德在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一书中提出，专制是战争的根源，“在一种那儿的臣民并不是国家公民，因此那也就并不是共和制的体制之下，战争便是全世界最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领袖并不是国家的一分子而是国家的所有者，他的筵席、狩猎、离宫别馆、宫廷饮宴以及诸如此类是一点也不会由于战争而受到损失的。因此他就可以像是一项游宴那样由于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做出战争的决定，并且可以漫不经心地把为了冠冕堂皇起见而对战争进行辩护的工作交给随时都在为此做着准备的外交使团去办理”。④
在康德的这段分析中，他谈到了专制容易导致战争爆发的两个原因，一是专制做出决策的随意性；二是专制者不会因战争影响生活质量。
在康德之后，不断有学者和政治家指出国内政治体制与战争的关系。1849年，英国自由派人士科布登提出：“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正在积聚的战争的乌云？我们又在哪里可以看到战争乌云的涌现呢？嗨，它来自北方的专制政府，在那里，一个人手中掌握着4000万农奴的命运。如果我们想知道战争和动乱的第二大危险来自何处，答案就是俄国——一个悲惨和堕落的国家——的那个‘行省奥地利，一个在专制和野蛮程度上仅次于俄国的国家，在那里，你可以再次发现最重大的战争危险。相比之下，在那些人民实现自我管理的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美国——你将会发现战争决非人民的意愿，而如果政府希望发动战争，人民将会予以制止。”①
不过学者们的思想只停留在纸上，政治家眼里，战争的起源是为了国家安全，需要争夺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维持和平的是均势，均势被欧洲众多国家奉为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意味着均势无法保持人类的和平，人类的和平若完全依靠恐怖的军事平衡来维持，那是人类的耻辱。面对无数年轻人的死伤，面对战争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人类需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需要新的理论时，提出了他的理想主义，又一次将专制与战争联系起来，他认为专制是战争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专制和民主之间、暴政和自由之间的斗争。
威尔逊在1917年4月参战演说中提出：“做出这场战争的决定与不幸的旧时代的战争的决定一样，人民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统治者的尊重，之所以挑起与发动战争是为了迎合王朝中一小撮野心勃勃的人们的利益，他们长期以来把人民视为爪牙与走狗……只有自由的民族才会将他们的目标与荣誉系于一个共同的目的，并将人类的共同利益置于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之上。”②威尔逊对战争起源的解释和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想使其名噪一时，可以说，他的思想影响了一个时代。
不过，当时的美国也有不同意见。如后来的国务卿休斯等人认为，民主国家不一定爱好和平，专制国家未必一定会挑起战争，因为“专制君主同其他人一样也可能厌恶战争，而民主国家从不缺少煽动民众情感的领导人”。③休斯甚至认为，民主制度不利于与其他国家缔结结束争端的国际协定，这是因为国际协定意味着要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而政府的这些让步会受到反对党的攻击，给那些“以爱国的名义持极端立场的批评者提供特别的机会”，因此“民主国家可能不愿意卷入战争，但也极难为了和平的利益而达成妥协”。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专制导致战争的发生有了进一步的历史根基，德国和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综合学者们的分析来看，专制导致战争的原因是：
第一，在专制国家里，统治者对战争的残酷性没什么感受。专制者拥有特权、远离战争，也不会因发动战争而丧失特权。
第二，专制国家容易挑起战争，或为转移国内的社会矛盾，或者认为有利可图，或者因独裁者本人的一时兴起。
第三，专制国家容易诉诸战争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专制国家与专制国家或与民主国家发生矛盾时，他们无法做到彼此尊重，也不受各种制度的约束，缺乏有效解决彼此争端的相应程序。
第四，专制国家做出战争决策缺乏程序。公共舆论或国内政治机构对政府的决策无制约作用，专制国家在做出决策时理性不足。
第五，专制体制下，政府常常会鼓动民众的狂热，而狂热是战争的催化剂。当然，在一些不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存在着狂热现象。
专制导致战争的理论从逻辑上讲是合理的，普通民众在战争选择上没有发言权，而专制统治者会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但这一观点在实证上遇到问题，今天，学术界普遍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责任不能完全归之于德国，英法也是有责任的（当然，德国是主动的一方是毫无疑问的）。此外，许多衰落中的专制帝国也并不喜欢战争（如清朝）。
二、利益集团与战争起源
狭小的利益集团有可能从准备战争或发动战争中获利，它们往往将某一集团利益说成国家利益，甚至将小集团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从而使国家陷于战争危险之中。
第一，工商业集团与战争起源
工业革命后，随着技术进步，社会所需资源的种类更多，数量也更大，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社会将寻求开发新的潜能。如果这些需求无法在国界之内得到满足，人们自然会到国界之外去寻找，其表现方式有：商业活动、建设海军和商业舰队、向国外领土派遣军队、获取殖民地和外国市场、建立国外军事基地及其他途径。这样，通常的假设是，随着利益的增长，利益需要得到保护。这意味着军事开支的增加和竞争或敌意的增长。①
从历史上看，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它和海外的联系将越来越紧密，这些海外利益需要国家的保护，一旦和其他国家在利益上发生冲突，国与国之间极可能爆发战争。因此，与海外利益紧密相连的群体很可能推动国家走向战争。
以19世纪后期的德国为例，在考虑建造大舰队问题上，“工业界才是占压倒优势地支持建设这支舰队的。他们既对在这种建设中能获得利益感兴趣，而且也对这支舰队能有用于帝国主义目的的服务及其血腥感兴趣。克虏伯的发展是严重依赖于政府合同的，因此，它也像其他的钢铁、造船、采矿和化学利益集团一样，有着直接的利润上的动机。但对建设海军的热情并不限于重工业部门，新兴的工业部门如通用电气公司、西门子电气公司等，它们虽不赞成由重工业部门促成的工业保护主义关税，然而也是舰队建设的热情支持者”。②大舰队的建造使英国逐渐将德国视为最危险的敌人，随着英国与法俄结盟，德国陷入大国的包围之中。
日本也是如此，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对华北的渗透，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本国的资本和产品有垄断性的市场，财阀在日本对外扩张的进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能一概而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国内部分与英美关系密切的一些工商业人士对战争兴趣不大。如帝国经济部长沙赫特为代表的部分工商业集团就对纳粹把大量经济资源用之于备战持反对态度，沙赫特因此失去希特勒的信任。
第二，军人集团与战争起源
威尔逊曾认为职业军人是罪魁祸首。军人是基于战略性的、军事的，以及经济的理由，曾经筹划了1815年的和约。同样，军人也必须对阿尔萨斯-洛林事件负责。正是军人，使欧洲犯了一次又一次的大错。③
普鲁士军方在处理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时目光短浅。俾斯麦在普鲁士击败奥匈帝国后，非常高明地处理了与奥匈帝国的关系，为以后的德奥合作留下了余地。但是，在击败法国后，俾斯麦最初不赞成占领阿尔萨斯和洛林，但德国的军事将领们认为，占领洛林的梅斯，可以相当于加强12万人兵力，是必不可少的。④完全可以这样说，德国对阿尔萨斯及洛林的占领，缺乏战略眼光，它基本上断绝了德法关系改善的任何可能，德国随时要提防法国的复仇。
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提出，“甚至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仍然会有一些特殊利益群体，它们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极力扩大影响。民主政府的任务是将共同利益组织起来反对这些特殊利益”。①
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敏锐地指出这一点，在其告别演说中称：“一支庞大的军队和一个大规模军事工业相结合，在美国是史无前例的。它的全部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个城市、每座州议会大楼、每一联邦政府机构内都能感觉到。……在政府各部门，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取得无法证明是正当的影响力，不论它这样追求与否。……当一个国家军工复合体过于强大， 以至于它主导了政府部门时， 它会使得政府部门做出极不理智的行动。因此，当国家被这样的利益集团操控的时候， 国家更容易夸大当前的威胁，推动战争的爆发。”②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演说引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军工复合体。首先，军队需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其次，军工企业想得到更多的订单；再次，国会议员为了得到选票，希望他所在选区内的军工企业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形成了一个靠军备竞赛发财的特殊利益集团，而正是这样的利益集团在对外战争中获益。因此，军工复合体需要敌人，并常常对决策层施加影响，從而把国家推向战争的边缘。
第三，官僚统治集团与战争起源
官僚集团会利用战争为自己谋利。卢梭曾谈到过官僚集团与战争的关系：“大臣们需要发动战争，才能使他们成为非有不可的人物，才能使国王处于没有他们就无法摆脱困境的地步，他们甚至在必要时宁可牺牲国家的利益，而不愿意失去自己的职位。有了战争，他们才能以国家的利益为借口来鱼肉人民；有了战争，他们才能安插他们的亲信，从权钱交易中获利，才能暗中以千百种无耻的垄断手段大发横财；……而在永久的和平环境中，这种种好处，他们全都没有了。”③卢梭认为战争为官僚集团获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借口。
当国内危机严重，官僚统治集团以加剧国际危机甚至诉诸战争，从而转移国内的矛盾，维护自己的统治。19世纪后期，德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尖锐，这使统治集团非常忧虑。面对严重的国内危机，1882年“德意志殖民协会”的首届主席菲尔斯特·霍尔曼这样讲道：“加强对外贸易和夺取殖民地，应该有助于走出危机，也应该能缓和社会冲突。如果不能为德意志生产过剩的产品找到有规律的、宽阔的倾销渠道，那么我们将会遇到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步伐的前进。我们在德国国内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危险所做的斗争，其效果远不如通过殖民地所能取得的影响大。除了那些直接的经济上的好处以外，那种得到加强的、在海外夺取殖民地的宣传本身，也是与更好地防范共产主义的目标相一致的。”④
第四，阶级利益冲突与战争起源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的冲突。
在战争起源问题上，列宁承继了马恩的思想，从战争与私有制和阶级的关系上考察战争的起因，认为战争的根源私有制和阶级利益的冲突。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宁认为，“当前的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业已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这一切促使大国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抢夺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大国瓜分完毕”。⑤因此，资产阶级为了在竞争中获得垄断利益，会积极推动对外战争，国家则充当了资产阶级战争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它们相互制衡，使某一利益集团不容易控制国家；而在专制国家或不成熟的民主国家，容易产生单一的或非常强大的利益集团，从而绑架国家，将国家推入战争的灾难。
三、民众的狂热与战争起源
在17、18世纪时，民众与战争起源关系不大，因为民众没有参与权和选择权。但是，到了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情况有所不同，西欧各国，特别是德国民众的狂热及东方日本民众的狂热，对战争的爆发还是有影响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德国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德国人看来，如此优秀的民族应该领导整个世界，而不是如首相俾斯麦所设计的那样仅限于称霸欧洲。
德国的大学教授们极力鼓吹德国民族的优越性并公开推崇武力。1895年，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在弗雷堡大学的演说中强调，德国统一若不成为其世界强国政策的起点，那就毫无意义。五年后，柏林大学教授马克斯·伦茨断言，世界的命运将由现存各大国的民族精力决定，其中特别有希望的是远未用足其精力的德国，而特别没落的将是英国。①柏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特莱希克的话也许最能反映日耳曼民族的原始尚武精神，他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②
这样的语言是普通民众爱听的，德国在统一后的快速发展，使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他们看来，德国在世界上应该尽量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与英国一样，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此外，狂热的德国民众有极强的渴望伟人的心理，在俾斯麦辞去首相职务后，人们期待威廉二世超越俾斯麦，成为一代伟人，这给威廉二世带来不小的压力。
民众的狂热影响了德国的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中，妥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在强大的民意或公众舆论的压力下，第一次大战前的德国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时不敢轻易妥协，否则会被批评为“软弱”或“胆怯”，这使得德国政府在处理危机时总是保持强硬态度，甚至“不惜冒战争的风险”。③
不仅仅是德国如此，当时英法的民众也有狂热的战争情绪，英国学者詹姆斯·约尔在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时曾认为，欧洲列强在一次大战前，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热情已经让他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人们认为，与其这样长时期的紧张，还不如来一场激烈的战争。④温斯顿·丘吉尔也写道：“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情绪。由于未能从物质繁荣中获得满足感，各国转而热衷于国内或国际争端。民族情绪随着宗教影响的衰落而极度高涨，几乎每一个地方都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世界渴望受苦。的确，每个地方的男人们都急于冒险。”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和法国的民众从战争的狂热中清醒过来，而在欧洲被视为“问题儿童”的德国远没有醒悟。纳粹很轻松地激发起民众的狂热，并将德国人民再一次投入世界大战。
日本民众的狂热与德国相比毫不逊色。在日本士兵东史郎的日记中，我们同样可能感觉到日本普通民众的狂热。1937年8月，在与入伍的东史郎告别时，他的母亲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了，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①
不仅仅是东史郎的母亲如此，“群众拥挤着，在一片欢呼声中送我们出征，……从月台的护栏伸出的像森林般密集的脑袋、胸脯、手臂，像波浪一样起伏。……群众的叫喊声更加响彻夜空。‘万岁！万岁！……沿途，无论是凌晨一点还是两点，人们络绎不绝，点燃红红的充满赤诚的篝火，等着列车通过的那短暂的瞬间。他们在铁路旁边点燃篝火，为的是向他们的战士送去欢腾的激励”。②
从东史郎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全体民众的狂热，日本民众完全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在一个舆论宽松的社会里，当出现狂热的声音时，理性的声音也会随之而来，并能引导民众走向理性；相反，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当政府需要利用民众的狂热时，狂热的声音会淹没理性的声音，使理性无影无踪。
四、国际社会可以改造“坏”的国家吗？
国内政治和战争起源的关系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重大问题，即国际社会是否能以人类和平的名义，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来改造潜在的、会挑起战争的国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是有很大的分歧的。
以康德為代表的学者反对干涉。
康德认为专制导致战争，但康德反对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任何国家均不得以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体制和政权。因为，是什么使得一国有权这样做的？是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的臣民进行了什么侮辱吗？……外力干涉就会侵犯一个仅仅纠缠于自己内部的病症却并不依附任何别人的民族的权利了，因此它本身就构成一种既定的侮辱并使一切国家的独立自主得不到保障”。③
康德明确否定了战争作为国家天赋的权力。因为“国际权利的概念作为进行战争的一种权利，本来就是完全无法思议的，因为那样一种权利不是根据普遍有效的、限制每一个个体自由的外部法律，而只是根据单方面的准则通过武力来决定权利”。④
康德寄希望于理性，他对人类永久和平的到来持乐观态度。在康德看来，战争对专制是不利的，战争将会造成巨大的消耗，统治者为了战争的继续，将不得不向民众作出让步，使民众获得更多的自由，这最后会导致专制政府成为共和政府。
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无论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制度是否自由，他们的政府是否是公民选择的，能否公开地讨论以他们的名义实施的政策，我们都应该将这个国家视为自我决定的共同体。……如果凭借外国入侵建立了自由制度，该国已经被剥夺了自决权。一如个人必须自己培养自己的德性，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必须自己谋求自己的自由。自由不能由外部力量给予，就像德性不能由外部力量给予”。⑤对穆勒的看法，许多学者感觉难以接受，但也有许多学者表示支持，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
以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为代表的学者主张有限干涉。
格老秀斯的观念是“宁可选择被杀而不是杀人，则更值得赞美”，⑥从格老秀斯的这一想法可以看出，从内心而言，他是不赞成干涉的。但是，面对现实，格老秀斯认为，对贪欲过度的国家发动战争是正义的。⑦另外，格老秀斯认为，当某一国的统治者对本国臣民施加了显而易见的侵害时，其他权力主体就能够以人类社会的名义对实施该侵害的国家进行武力干涉。
以美国思想家潘恩为代表的自由派人士主张干涉。
潘恩认为，若能消灭专制主义，使人们安享和平与安全，那就可以对专制主义的国家进行干涉。他在1792年《人的权利》一书给拉法耶特侯爵的献词中表示：“如果您来春发起战役——极可能将无此必要——我将前来参加，一旦战役发动，我希望它以德国专制制度的灭亡和自由的普施而告终。届时，法国将在革命环护之中，享受和平与安全。”①潘恩这一想法的重要前提是，专制政府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不一致的，专制政府喜欢战争，那会使政府的权力和利益随之提升，而共和政府不允许出现不同于国家和利益，共和政府爱好和平。
威尔逊也主张干涉，他重新解读了华盛顿总统的告别演说：“我们始终牢记和尊重开国元勋华盛顿的告诫，他告诫我们避免卷入外部事务。但是我对他的理解是，避免卷入其他國家的野心和目的之中，它不是意味着，如果允许我斗胆解释这位伟人的意思，我们一定要避免卷入世界，因为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关系到整个世界的事务没有一件不跟我们有关。”②
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
人们还担心改造带来的灾难，学者们对此也深感困惑。19世纪时的科布登提出过这一问题，20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写道：“在相对稳定时期，人们可能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正义和自由，生命的意义何在？宁愿牺牲生命，也绝不愿沦为奴隶，然而，在面临国内动荡、饥饿、内战和迫在眉睫的安全危机之际，人们又会质疑，如果无力建立和维持安全的困境，自由又有何用？……如果取代暴政的是混乱，而混乱又意味着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那么人们宁愿忍受暴政的统治也是可以理解的。缺乏秩序则任何人都无法享受自由。”③
1795年，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一书中写道：“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现在是已经在望了”。④康德不会想到在《永久和平论》这本名著面世之后的200多年里，人类会发生那么多惨烈的战争。2001年，美国著名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的英文版前言中写道：“20世纪是一个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伤害的世纪……暴力的循环往复，在新的千年里还远未终结。和平的愿望可能仍不会实现。”⑤
但我认为，人类总是在不断进步。王加丰教授在谈到欧洲的宗教宽容时，曾这样写道：“一次次战争使西方社会认识到，用战争来解决彼此间思想上的分歧是愚蠢的。”⑥我想，人类有一天会意识到，用战争来解决彼此的分歧是愚蠢的。从20世纪人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次次惨烈的战争使民众清醒，到今天，大多数国家的利益集团不再能轻易绑架国家利益，专制统治者随意发动战争的情况已极为罕见。
【作者简介】周旭东，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