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玉玲用针线绘画的乡土大师
李嵱
女红（音“工”）旧时指针线活。按词源说，女代表母亲，红意味着刺绣、绘画、编织等手工制作方面的技艺。
85岁的白玉玲，画了一辈子娃娃，弥了一辈子针线—她是女红手艺人，也是用针线绘画的人。
“红花花，绿叶叶，黄蕊蕊，褐秆秆就是我的一辈子。”这是白玉玲老人一辈子的写照。
见到白玉玲之前，记者在她女儿办的民俗展览馆里先看到了她的作品。
一幅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的百子图刺绣，一百个娃娃被五彩的丝线以细密的针脚呈现于一块藕荷色的锦缎上，几秒钟时间，一位陇东母亲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钟彩银是白玉玲的第七个女儿，五年前她开始收集整理母亲的绘画、刺绣、纸塑及草编作品，这些童年耳濡目染的生活日用品，几十年后成了她心中光芒四射的艺术珍品，带领她一步步探寻母亲的世界，以及对陇东女红文化的认识。
她将这种心灵重返写成了书，迫切希望能留住这些文化遗产。
触动 重返 寻觅
“我办母亲民俗艺术展首先要感谢道金平老师。”钟彩银说。
道金平是环县书画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看到钟彩银母亲制作的一个纸塑帽盒（陇东民间用来装粮食和杂物的用具），被上面的绘画深深吸引。那是一幅鱼儿钻莲图，虽然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开始剥落，但那条鱼好像仍在水中畅游。一种原始而淳朴的力量震撼了他。他激动地说：“你这个钟彩银胡折腾着哩，老妈的文化这么好，还不赶紧收集起来。你连母亲的文化都不做，还做什么民俗文化？”
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钟彩银。一下班，她坐上班车就往娘家赶，连夜将母亲的手工制品清点了一遍。第二天又跑到哥哥姐姐家一件一件找，将母亲做过的针扎、鞋垫、绣片、纸缸等全部收集起来，然后叫了辆蹦蹦车，突突突从华池拉到环县，一件一件搬上楼，如获至宝地摆了一地。“光纸缸就收集了九十几个，都画着花。”她兴奋地请道金平来看。
看到这些带着农耕时代印记，做工精细的作品，道金平不由地赞叹：“这东西好的没边边子！”钟彩银依稀记得他说：“世界著名绘画大师毕加索说，东方的美术绘画大师在民间，你母亲就是民间的绘画大师。”
从此，她开始认真梳理母亲的女红文化，一件件整理、归类、修复、编号，撰写介绍文字。两年后，一个虽简陋但内容完整的母亲民俗文化展览馆在她租住的房子办了起来。
“不光要收集，还要试着把它的制作过程、文化内涵、手工背后的那种意蕴挖掘出来。”也许是受钟彩银那股执着劲儿的感染，道金平不断地鼓励着她。
从小习惯了母亲飞针走线、缝缝补补的生活，钟彩银似乎从未深入思考过这些东西背后所蕴藏着的文化价值，是道金平让她陷入了沉思。她一头扎进去，回到耄耋之年的母亲身边，开始追问每一件作品的由来。
一年后，她写下了一本新书—《母亲的艺术》。
眼泪 秩序 挚爱
5月26日，在华池县悦乐乡新堡大队湾湾村，记者见到了钟彩银的母亲—85岁的白玉玲。
白玉玲是大字不识的旧式女人，一生从未有过自由选择的权利，4岁接受“缠足”的命运，不到10岁父母双亡，和哥哥相依为命。15岁时，叔叔请媒人说合，许给钟家，从此就再未离开这个叫“湾湾村”的地方。
“没有啥，就是个针线，再有啥本事？一个字都认不得，恓惶的很。”她似乎从未想过自己做的手工会在暮年吸引远道而来的探究者，也从未想过自己的作品会成为承载时代记忆的文物。“那会儿女子又不念书，又不走地里，光学针线。”她淡然地说。
陇东女红一直是由母女、婆媳世代传承而来，因此被称作“母亲的艺术”。从懂事起，白玉玲就喜欢守在画花、绣花的母亲跟前，看她怎么用几笔将天空蝴蝶、喜鹊、燕子画于纸上。她用木柴棍棍在地面上照着母亲的样子画。父亲发现她爱画画，便给她买了纸，她在纸上画了一幅娃娃抱鱼图，父亲兴奋地拿给村里人看：“我5岁的女娃能画画……”
父母去世后，白玉玲和哥哥寄住在叔叔家。她记得婶婶看到她总是蹲在地上画画，就骂：“一天把人日眼死咧（甘肃方言：烦人），你画那做啥吗？”
十几岁就绣的一手好花，一家人的鞋子、枕头，包括自己出嫁时的陪嫁物，都是她一针一线绣出来的。嫁到钟家后，她生养了三男六女，中途夭折一人，共有儿孙三十人。如今，年过八旬的她，身边只剩下二女儿和一个孙子，其他大都离开家乡，像她绣过的飞鸟一样。
“来到这个家里没享一天福，受了一辈子罪。前晌耕地，后晌放牛，在山里瞅着个啥就在地上画，画惯了，一辈子就爱画。”白玉玲感叹道：“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做针线，儿女八个都要穿呢。”
白云玲渐渐成了那一道川有名的“强婆娘”。因为排行老三，村里人有啥不会做了，就说，“寻三婆娘去！”她记得哥哥去世前，去看他。“哥哥躺在炕上哼成那样，几个媳妇还拿来一沓鞋垫子让我画，把哥哥气得。我说哥你不要生气，我两下就画出来了。”三天后，哥哥就去世了。
“我妈这一生，啥东西到她手里都成精美的艺术品了。”一双绣花鞋、一个绣花枕头、一块包袱面、一个肚兜、细密的针脚、精美的图案、劳碌的身影、夜晚的疲倦……钟彩银渐渐深入到母亲的世界。
奶奶70多岁时，身体单薄，一般的枕头太重，母亲便专门为奶奶做了一个精致的小耳枕，两边绣着老鼠吃葡萄、葫芦和鹿，寓意福禄寿。“没念书来不识字，扎些花花表心意。”白玉玲曾这样对女儿说。
在钟彩银眼里，母亲是认真生活的人，所以心里是井然有序的。她一生为别人画的纸缸、笸篮、枕头、鞋垫、针扎、肚兜等花样不计其数；为亲戚和子女、孙女、曾孙们做的刺绣枕头、香包绌绌及各种动物鞋帽也无法统计，制作的民间艺术品几乎涵盖了陇东女红的所有种类。
直到去年，白玉玲还时常在纸片片上画画，有时候坐着坐着，想起什么就拿笔画下。猫娃、鸳鸯、荷花、石榴、娃娃骑鱼……
“今年泼烦的很，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下，脖子疼的，啥都不想做了。有时候想画，画两下眼睛不行了，直淌眼泪。一辈子爱哭鼻子，现在再不敢哭了。”白玉玲说。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无法想象这些精美的手工作品源自这样一位母亲，她一辈子流过的泪和她弥过的针线一样长。“现在也没有人学这些手艺了，啥都买着穿，都不做了。”老人叹息道。
干净整洁的院子里，一只黑猫优雅地走动着，这是在白玉玲绘画作品中时常能看见的形象。喜欢独坐小院中的老人，望着远处的青山，是否还和年轻时一样，脑海中浮现出绚丽多彩的图样？
时间 打磨 记忆
梳理母亲上世纪60年代的绣品时，钟彩银发现，那是母亲最苦累繁忙的岁月，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推磨碾米、蒸馍擀面，这些繁重的家务足以将她压垮，她居然还能不停地画、不停地描、不停地创造。
母亲把大半时间放在了自制生活用品上，每一个手工作品几乎都要经过多道工序，拍、糊、画、染，每一道工序都繁琐费人，耗时费力。
钟彩银记得小时候，每当姐妹几个鞋烂得没法穿时，母亲就乞求老天快下雨，下雨天社员不出工，牛羊不出山，母亲便可以利用这点时间，坐在炕上扩剪鞋样。
母亲用碎布条和碎布块为他们缝制的夹夹是“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三老四补得穿；老五老六没法穿，再缝再补继续穿；老七老八不想穿，妈妈固着还得穿”。这种复杂而繁琐的服饰，也叫“百家衣”，如今在陇东已经逐渐消失。
钟彩银曾计算过，母亲做的一块包袱面上有990个碎布块组成的几何图形。这些碎布块碎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母亲硬是将它们一块压一块弥成精美的艺术品。
有一年冬天，母亲用碎布缝制了一个棉垫垫是让父亲坐的。父亲心疼儿女，结果儿女们为了争棉垫垫，经常发生矛盾。父亲只好规定他们轮流坐，一人坐一天，从大排到小。母亲看到棉垫垫如此受儿女欢迎，就挤时间接着做，直到家里所有板凳上都有了棉垫垫。
母亲还用穿过的旧衣服弥了许多厚门帘冬天用来保暖，总能做出新颖别致的图案，将整个院子衬托得焕然一新，生机盎然。记得有一次，她做了个“旋风草”图案的门帘，几天后，村里家家效仿，一时间，窑洞门上都挂上了清一色的旋风草门帘。
陇东人买不起坛坛罐罐，所以家家户户过去都要拍纸缸、拍笸篮，用来装五谷杂粮和零碎物品。小时候家里的窑洞里最醒目的装饰品就是母亲拍制的大小纸缸、帽盒、笸篮与壁兜。因为别人家都不画花，只有白玉玲在纸缸上面画各种各样的花。“平田整地的时候，几个生产队的人都来看妈妈画的花。”钟彩银说。
“你不嫌麻烦吗？用物么，拍成糊好，能放东西就行，为啥要花那多无用功夫呢？”
“越画越爱画，画上花花和娃娃不仅好看，还能给人力量和精神，又能给窑洞增添色彩，带来喜庆。”
“红花花，绿叶叶，黄蕊蕊，褐秆秆就是我的一辈子。”白玉玲这样对女儿说。
母亲画了一辈子，想起啥就抓紧画。有一次她在摘毛桃时，看到树梢上吊着一个毛桃，分外显眼，想摘摘不上，便想让娃娃上去摘。这时，两个娃娃抢摘桃子的形象就在心里出现了。她赶紧提上筐筐往家里跑，进门就找纸，一幅娃娃摘桃就画成了。
白玉玲的作品既有陇东女红艺术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个性。钟彩银问母亲怎么想起做“娃娃鱼”针扎？母亲告诉她，“娃娃鱼”是儿时记忆中的一个概念，与传说中的龙、凤凰、麒麟一样美丽吉祥。
钟彩银不厌其烦地追问这些手工作品背后的故事。她发现，贯穿母亲一生的艺术竟然如此光芒四射。
“妈妈，你画的这个娃娃干啥呢？”
“你看么，花开了，花苞苞那么繁，娃娃乖的，爱花的很，他爬上树摘花去了。”
“妈妈，这个娃娃呢？”
“你看那个金瓜花多好嘛，娃娃急的跑去摘那个金瓜花。你再看，蝴蝶在树跟前飞着，这个娃娃在水池子里洗澡，出来个鱼儿，娃娃高兴地逮鱼儿呢。”
“妈妈，人家画的都是娃娃抱鱼，你为啥要画娃娃靠着鱼？”
“鱼儿就是个男人嘛，女人找个男人就是要把他靠住呢。”
“这个娃娃咋又抱鱼呢？”“这个结了婚了，就要把男人抱紧呢，要不然叫人家旁人抢去了。”
“妈妈，你绣一百个娃娃做啥呢？”“娃娃就是福，多子多福。做一百个娃娃就是希望我生的娃娃都健健康康。”
直到最后，母亲被她问烦了，“你们念书人咋啥都不懂嘛？！”
母女俩的对话最终凝聚成钟彩银的第三本书《母亲的艺术》。
“母亲的作品是原生态的，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她在日常生活中美好的情感倾注在手工作品里面，装饰在服装上、鞋尖上、鞋底上、针扎上，这实际上是黄土高原上原汁原味的民间传承下来的那种艺术风格，是原汁原味的农耕文化下人们生存状态的一种物化的呈现。”
道金平说：“其中很多作品是他们与生活抗争的过程中，为了忘却烦恼，打发时间，或者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一些民俗的力量在里边，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
如今，有人出15万元想买母亲的刺绣作品《百子图》，钟彩银不卖。“就那么一份，妈妈再做不出来了。卖掉了，我这个文化馆拿啥撑呢嘛？”
心痛 传承 煎熬
钟彩银每天都要到放满母亲作品的展室里转几圈，站在那里端详，和每一件物品对话。
时间悄然流逝。五年后，钟彩银独自站在这里，心里充满焦虑。旧物陈旧氧化的气味，让她联想起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与保护受阻的命运。
虽然没有传承母亲的女红手艺，但钟彩银办起的展览馆免费供人参观，并通过写书梳理了母亲的文化，这是另一种意义的传承。
《母亲的艺术》其实是她第三本书，此前还有两本。钟彩银说，“要不是为写这几本书，我都上吊了。”
1998年，钟彩银的丈夫出车祸骤然离世，她的精神彻底垮塌了。那时剧团又不让她上班了（因为超生），又瘦又小的她，拖儿带女走在街上都抬不起头。心里太苦了，她拿起笔，“当你和纸说话时，你才能哭出来。”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了《戏恋》。2007年，被评为庆阳市五个一工程奖小说类一等奖。
和母亲一针一线绣出来的精美绣品一样，这本用时间打磨出来，饱含泪水的自传体小说，将钟彩银从人生的低谷拉了出来。
第二本书《庆阳民间语言辑释》写了八年，对于一个只读过三年书，唱了一辈子戏的女人来说，这是耗费生命之作。不过，对民间语言的搜集整理，让她的第三本书受益匪浅。
《母亲的艺术》是钟彩银写的第三本书，断断续续写了26稿。她走访了一百多位陇东的绣娘，她们谈起自己的作品几乎都是一句话：“别人都那么绣呢。”钟彩银觉得只有自己的母亲心里是清楚的，她能描绘自己“心中所想”。
很多人都做鱼儿钻莲，母亲说，“扎个鱼儿钻莲花，两口子结婚莫麻达。”
钟彩银将母亲生动而鲜活的语言记下来，写到第三稿拿去给庆阳市的一位民俗专家看。专家看了激动地说，“哎，北京美院那些教授正问我要乡土东西呢，你这下给这些专家把写论文的题弄出来了。”他给钟彩银写了七页纸的修改意见，“拿回去修改了，出版去！”
钟彩银在书中梳理了母亲女红作品的各个种类，介绍每一类的制作工序、民俗传承，以及创作细节，成为解读陇东女红文化的一个生动案例。“这本书是对陇东母亲集体文化传承的一份总结和记录，不仅仅是写她母亲一个人的。”道金平说。
这座小县城时常也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念了几天书，烂怂唱戏的，还写书？那个寡妇无聊的没事了，拿她妈那些烂纸缸缸，烂针线还想做出个文化，胡折腾，瞎弄呢，她那书都是抄下的……
不自信的时候，钟彩银就会问，“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
她曾写过一份材料，想把彩绘纸塑、纸缸、笸篮、帽盒这些独特的民间手艺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但材料交上去就石沉大海了。
曾有一位庆阳市官员看完钟彩银的母亲民俗展，感触颇深地说：“我们真的犯下罪了。一个单亲母亲把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的文化能保护这么齐全，咱们陇东母亲做的那一类东西，人家一个人都保护下来了，咱为啥不给人家提供支持？回去呼吁呼吁。”但回去之后却没了下文。
“她个人没有能力去保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道金平说。他认为，农耕文化遗留下的很多东西亟需抢救、记录和保护，随着社会的转型，它们正在迅速地消失。“国家好像很急，每年都让底下申报项目，给经费，但没有人去做这方面工作。”
钟彩银曾是环县著名的武生演员，后来从剧团调到图书馆，又从图书馆调到县文化馆。如今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不在身边，她每天下班回到家，一个人倒腾母亲的这些东西。
钟彩银10岁开始学艺，她记得梅兰芳先生曾说过，“移步不换形”，“外面的躯壳怎么换都可以，但内在的精神和灵魂不能换，如果没有内在，就失去了审美核心。”在收集整理的过程中，她慢慢触摸到这种精神的内在，这是母亲创作的核心源泉。
钟彩银今年52岁了，她说总有一种生命被透支的感觉，身体不舒服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她一共收藏了3000多件母亲的手工制品，十几平方米的展室里堆满了仍摆不开，有些摞在一起，有些不得不打包装箱了。
她知道作品的展示需要有空间感，但她没有地方。“别说300平方米，政府给我150平方米，让我尽快把这些东西推出去，我就可以做第二套方案了。就算做不成功，后人可以沿着我这个路子去研究，好多文化是研究出来的。”
她收藏了一双太爷爷手工制作的牛皮靴窝，几年时间，上面的毛已经快脱光了。“再不能在家放了，好多东西都放坏了。”她急切地希望得到政府或民间的帮助。“我想把母亲的文化完完整整保存下来，做到一定程度就捐给国家。”
去年，中央电视台科技频道来拍母亲的纪录片，导演问钟彩银，母亲画画时什么状态？她就模仿母亲年轻时一边画一边唱的样子，唱着唱着激动了，她突发奇想：“我以后可以把这个展览弄成动态的。”她突然吊起嗓子，用一段旋律委婉的秦腔唱道：“画呀画”“画花花，画娃娃，画些花花让看呀，画个娃娃我抱呀……”她越唱越快，“画呀画，画鸡娃，画猫娃，画个鸡娃下蛋呀，画个猫娃捕鼠呀……”
“这个动态展览办起来，在全国都是个大文化了。”她自信地说。
如今，这间琳琅满目的母亲民俗文化展览馆成了她的新舞台，置身其中，她似乎暂时忘记了浑身的疼痛和内心的焦虑，手执长棍，一口气把八个板块的内容讲解得清晰生动。只是，观众少得可怜，这让她有些失落。“这么好的文化放在我家里，能来几个人看？”
（本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