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抗战前的西北开发
贾晓慧
20世纪30年代,国人曾有过对西北的开发。在南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倡导努力下,西北发生 了一些变化,这些建设为建立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有积极意义,并为复兴西北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本文据颇有影响的民办《大公报》评析这一时期的西北开发。
一
自"九一八"后,人们开始关注边疆问题。东北沦亡,西北闭塞,中国何恃以立国?西北作 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僻处边地,向为国人所忽视。国难发生后,国民政府一度迁到洛阳, 西北始为国人所注目。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在西安设陪都 ,开发西北呼声亦为国人所习闻。接着西北相继发生了康藏纠纷、新疆事变以及内蒙自治等 问题,使国人更痛切地感到建设西北的必要。
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下,1934年4月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戴传贤、宋子文、黄绍 ?等相继考察西北 ,10月蒋介石亲临陕甘宁视察。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宋子文视察陕甘时说:"西北 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 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①这一说法是"九一八"以来舆论界一 致的认识。国民党中央大员第一次把建设西北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也把西北开发与 建设 抗战后方结合起来。当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建设西北计划,给予开发西北的资金435 万元,开发西北才真正有了起色。
30年代的西北,包含陕西、甘肃、绥远、宁夏、青海、新疆等区域。从自然状况看,各处不 完全相同,但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即雨水少,地势高。西北又是一神秘的地方,土地广大 ,人口稀少,蕴藏丰富,犹如未开化的"游牧社会"。西北的落伍与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分不 开,缺水与无路是客观上制约西北走向文明最大的障碍。所以,在建设项目上"办最急之建 设工程",即" 水利与交通,先使西北农村复兴,交通便利,则国家经营后方 之第一步达矣"②。这是人们的共识。
1934年6月全国经委会通过的《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分为水利、道路 、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投向西北的建设资金,用于水利建设的主要在绥远修建民生 渠(经费30万),在陕西修筑泾惠渠(经费25万)、洛惠渠(经费75万),甘肃各 渠建筑(经费50万),宁夏各渠建筑(经费20万)。陕西水利尤以产棉区域泾惠、洛惠 两 渠为重要。泾惠渠原由华洋义赈会与省政府合修,已费140万元,在1933年灌田30 00顷,亟应改善。经委会给修补改良流动资金后,于1934年底竣工,可灌田5000 余顷。洛惠渠1934年开工,1936年竣工,受惠面积与泾惠区域相同。1936年开 工的渭惠渠,竣工后可灌溉6000万亩。到抗战前,"陕西水利略有规模,宁夏也稍有进 展,而就全体言,则西北之水利建设,今只在最初阶段已也"。如"陕省有八渠计划,纵令 全成,其灌溉面积不过全省耕地十分之一,而八渠者,今甫成其二三"③。
较水利建设,西北交通相对在这时期有大的改观。陇海路为当时惟一的东西铁路干线, 其西段工程,因资金缺乏,到1933年6月才重新动工,转年年底通至西安。1936年 12月20日,陇海路由西安至宝鸡通车。陇海线西展,使称之为西北门户的陕西交通状况 大为改观,经济马上活跃。在铁路过坝桥而渐达西安时,沿途汽车络绎,多为运棉花者,所 过村镇皆显活气。1934年底,平绥铁路局长沈昌赴潼关、西安参观,就告诉报界,"仅 1934年陇海线将通西安时,陇海沿路棉花山积,出产之多,品质之良,远迈往年,大约 已报运者值2400万元,实在已经流入陕西之现洋已逾1000万,且棉花既大量输出,一切 打包搬运等附属事业亦既发达,人民购买力大增。最好现象为耕牛西行。盖陕西大荒六载, 耕牛及骡马宰杀已尽,最近始纷纷购买,由陇海路输入者,络绎不绝,从前西安城内沿街住 满难民,现在已一扫而空,地方平靖,临潼至西安之汽车,可于夜间通行,绝无盗匪之虑, 气象之佳,非身历其境者,断不能信"④。
西北干路,从国防经济看,至少应通兰州,继而达新疆。但国民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建设公 路,以资补救。由全国经委会直接筹款兴筑的西兰公路,于1935年5月竣工。西汉公路 也于同年12月打通。这两条公路的建成通车,沟通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交通。此外,全国 经委会还拨款辅助地方建设,陕西省经中央及地方努力,到1937年4月公路已完成3000公里,并与各省开始联运。省公路局管辖的已有11条:汉白路,全程474.8公里; 咸榆路,全程4433公里;西凤路,全程226.9公里;西潼路,全程170公里;西荆路,全程227.1公里;凤陇路,全程150公里;西大路,全程260公里;大韩段,全程146.9公里;潼大段,全程54.8公里;原渭路,全程74.9公里;西周路,全程88公里。同时甘肃省也积极完成公路网建设。甘青公路全路工程费原预算40万元, 除经 委会拨借16万外,其余由甘青两省分别负担。但经委会仅拨9万元,而省库空虚,骤难筹 措巨款,经费缩减为24万余元,在1936年底通车。甘川公路第一干线由兰州至碧口,全程710余公里,与川北广元衔接,并与陕南汉中联络,为甘陕川三省边区交通要道,抗 战前已大部完成;第二干线由临潭至岷县段正在修筑;联络甘川第一、第二两干线的临洮至 秦州的洮秦段也于1935年开工。甘肃至新疆公路在甘省境内约1480公里 ,从兰州通甘新边界猩猩峡,在1936年6月通车。"在陇海铁路一时尚无力西展甘新前 ,此条公路不仅是经济沟通,对军事政治尤有莫大价值"。抗战爆发后,"这条线在此成为 西北国际交通大动脉"⑤。宁煌路、甘宁路、宁民路,有的正在修筑,有的已测量、筹款 。
二
在开发西北中,建设成效最大的是陕西省。陕西省的建设是救灾与兴业并举。一方面在 中央扶持下,进行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在省府领导下进行合作事业,恢复农业 生产。热河失守后,华北的重心北平也岌岌可危,南京政府有意要把西安建成北方第二重心。1933年5月,在杨虎城极力恳辞下,国民政府将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邵力子调任陕西任 省府主席,力图刷新政治,建设陕西。
陕西省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与鸦片,也就是天灾与人祸。1933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 邵力子为陕省府主席时,正值该省荒旱五载,麦苗枯死,交通阻塞,教育破产,金融奇缺, 烟灯捐重之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1934年秋回陕北榆林老家,看到"一切现象,皆 使人得悲痛之感触"。26年前离开家乡时,陕北还处小康状态,而民国以来,"惟近数年 ,经济恐慌,商业衰落,而军饷仍全归地方负担,地方本穷,饷源惟赖种烟之罚款,人民乃 大困,迄去年(1933年)已成山穷水尽之局"。他说,"乱源在苛政,苛政之尤,为鸦 片之白地摊款"⑥。中央委员刘守中由蒙古经沿边乡村而来,一道所见乡民皆无衣无食, 村 中购小米也极难得,一片荒凉。就是陕北中心地带,如米脂、绥德等县向有富庶之称,现在 也 穷困达于极点,现金缺乏以至一村不能搜集银币两三枚。"陕北现状以至最坏时期"。19 3 3年6月邵力子在就职词中说:"欲谋为政必先救灾。若灾能救,则政治自易于设施。"所 以他的施政计划,即从恢复农村经济,安定农村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做起。
陕西政府重建后,首先禁烟,规定禁烟区域概不收款,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决议禁烟之 日,改种棉花,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力。第一期为长安、潼关、朝邑等38个县(全省92 县)。由于政府抱有绝大决心,对办理不力者,用禁烟法连坐处分,民众相信政府不再收烟 款。1934年陕北已有7县禁烟,烟祸最甚的榆林、绥德等16县列为缓禁,后经各方要求 ,省府会议议决,省府颁布提前禁烟令,1935年陕北各县一律禁绝。几年来陕省最乱区 域为陕南,其地殷富非陕北瘠苦之比,但驻军芜杂,捐税繁重,民穷财尽,病入膏肓。从1 934年以来陕南也见改观,各地杂军已见整理,省府多年无权过问的陕南财政亦渐统一, 全省禁烟到1935年共为57县,三年禁绝。又令省建设厅与棉业统制会合商购买大批美 国脱字棉种,发给禁烟区域,至1935年5月,80万斤棉种已均在产烟地种植。
陕西农村经济的恢复是从棉田改良,建立农村合作社开始的。宋子文赴西北考察,深感救济 西北农村破产应着重从陕西入手,遂极力倡办关于棉麦两田合作⑦。全国经委会棉业统制 委员会在陕西棉产地设分所,力谋改进生产及运销信用等合作事业。陕省棉田推广,民蒙其 利。1934年6月,泾惠渠周围所生产者约占十分之三。在发展陕省农村经济中,邵力子 的"开发西北要利用科学,集中经济力量"⑧的主张得以体现。陕西中部(关中)平原莽 莽,有泾渭诸水流贯期间,盛产棉、麦、粟等作物。一般农民墨守古法,不知改良,更乏人 指导,所以陕地棉花品质日见低下。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工改进会于1933年6 月在陕西泾县合作设立了西北农业试验场,占地500亩,进行棉花、小麦及粟作物栽培法 与品种改良,数年试验结果,确定美棉4号斯字棉,最适宜此之风土。该棉有成熟特早,且 产量较高,纤维特长等特点,均经该场确证,优于先前(1934、1935年)推广的脱 字棉。该场1936年繁殖4号斯字棉200亩,共收之优良棉种1600余斤,决定19 37年春在该场附近农村推广2000余亩。该试验场还进行麦种试验,共9种,有红皮小 麦最为优良,其产量比农民最优品种还高15%,一二年后可大量推广农家。粟育种试验中 ,徽南宿洲之白谷最为优良,产量较当地农家品种高25%。
在省合作事务局组织下,筹集巨款,各处商业银行在宋子文支持下,积极对陕西农村投 资,1934年陕西农村贷款总额200万元左右,几乎全是商资,分布在泾惠渠灌溉区域 及渭南各县,普通农民借贷的利率从八分降到一分半左右。经委会、省府、各处银行三方面 合力 经营,促进了陕西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截止1936年6月底,办理合作社者25县, 成立650社,登记社员20563人,由互助社改为合作社的县20个,改组成立493社,登记社员18116人。原由各银行社团指导成立的合作社经整理后达297个,登记 社员11720人,专款总额为120万元,其中全国经委会筹现款50万元,续筹20万元,共为70万元。中国、交通两行已投资29万余元和26万余元。如此大的资金流入农村,对凋敝农村劫后灾黎,受惠非浅。合作社还负责办理棉贷运销,以求棉花运销便利及免除行商剥削。
1934年4月,经长期踏勘,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终于在武功奠基。新建七层大楼 ,占地4亩,其校舍为全省之冠。该校有地面积7000余亩,除中山大学外,为全国之冠 。在武功经五年大旱,人民逃亡十之八九,灾情之惨甲于全省之地,设立此校,足见国民政 府对建设开发陕西的重视。该校于1936年暑假后正式开学,在全国各地招专科生。该校 还与全国经委会农业处合作进行了畜牧与稻麦两试验。抗战前夕拟有数所大学到陕西办学, 抗战时西安渐为中国教育中心之一。
陕省建设成效较大与国民政府对其重视有关。在1932年建设西北的初期计划中,把陕省 就作为重点,国民政府建设西北的步骤是"先从陕西河南一带作起,把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 了,然后才推行到远的新疆青海各地方去"⑨,集中在陕西投入财力、物力。此外,"究 其 原因,虽因天时转变,人民生活较易,而军民合作,努力绥靖,使地方渐安,民能乐业,实 为最要原因"⑩。省府诸当局勤奋努力,使一般政治军事渐上轨道。当陕省府邵主席接 任伊始,省库亏空约千万,而方大灾之后,开源无术,不得不力事节流,以资弥补。为此, 对正当 税收加以整顿,剔除中饱,使民众出一文钱,省库即增加一文收入。1936年4月,"陕 省财政转入佳境,裁减苛杂后开源无术,努力节流,以资弥补,乃臻于收支适合之状态,此 不能不谓为陕省当局刻苦自励之成功"（11）。
三
西北建设,是在国家财力有限情况下进行的。国民政府的态度正如《大公报》所说,"夫西 北建设,原则上须中央主持,惟就事实考察,目前中央能以助西北建设之力量恐少,而西北 各省社会经济困穷之程度则深"（12）,西北问题的解决还要靠西北各当局"自行节约 ,尤其减少军费,以此节得之金钱,恢复民力,及举办最急之建设工程,西北各省目前之真正出路在此"。所以其开发的规模与速度有很大的局限。
1笨发是为救国,而非富国,这是国民政府考虑开发西北的起点。张继说:"为什么开 发 西北?因为开发西北,才能恢复这颓废的中华民族。"（13）宋子文考察西北时也说: "年来国患贫窘,由好高骛远,西北大好富源,堪为吾人研究。"（14）为了救国之危 的目的,自然期于不糜巨费速求取利。如修筑公路、水利,以及改良畜牧,投资数千万元, 即可于短期间,收效很大。反之,修建铁路,改变高度集中于沿海的工业布局,在西北 建立工业基地,巨大的投资,较长的收益期,则在当时实有缓不济急之憾。当时就有人提出 ,开发西北为最复杂最艰巨之事业,必须集群力,分工并进。如农工商矿,互有关联,有汽 车必有汽油,自应同时并进。且实利未睹前,人多观望,巨款必须合资,集腋乃成裘。但在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把建设重点和资金投放转向西北。投资不足,一直是各界人 士所报怨的。如陇海路1934年底通西安,这对开发西北是一十分值得庆幸的事。但西安 以西的路是通向新疆的关键,从西安至兰州,其经费粗算也要一万万元。从西安至新疆干线 完成,更需数万万之巨。国民政府修筑西兰公路,西安以西靠公路运输,因土质疏松而易吸 水,一遇大雨则泥泞没胫,交通为之滞阻,晴后又积土盈尺,风起尘扬,轮陷成谷,大车往 返固甚困难,即汽车通行,亦极易于损坏。何况公路运输力与铁路较,相差太甚,运费贵而 不安全。"政府对于交通,多重于公路建设,为暂时计划则可.如以为长久之策,或大规模 的发展西北公路网,恐其未能也"（15）。公路建设显然仅舒济于目前。
2蔽鞅钡目发是应国防需要,多进行服务于战争的应急建设,所以缺乏整体的考虑。如主 要是进行公路建设。由于将陕西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呼声甚高,南京政府对陕省建设极为重视 ,陕省的建设成绩也最著。但当国民党的势力进入有优越自然条件、丰富人力资源、便 利航运交通的四川后,投资中心转变,西北开发事业半途而废。而就西北本身建设谈,也很 不 令人满意,《大公报》就认为"费力多而成效少"。原因是,在经济大破坏后,仅用"注入 式之恢复社会经济方法",特别是"单纯之救济运动,更为不科学不经济之做法"。银行对 农民贷款,政府组织农村合作社等,这些对农村的经济活动,虽当有相当效力,"然犹不及 沟 通新疆舒畅西北经济动脉一举,为最有远见特效之筹谋,盖新疆一路若通,西北社会经济自 起转动作用,农工商牧畜运输各业,息息相关,干路一通,则百业皆活,社会经济即可用自 立以更生。新疆不通,则陕甘为死巷,社会经济不能自起周转,死水之湖虽不断有新水注入 ,而仍无裨于湖水之鲜活"（16）。这时的开发缺乏统筹规划,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其结果不能根本改变西北面貌。
3笨发西北中最应建设而被忽视的是新疆。历朝历代的事实证明,西部宁则国家兴。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以新疆为我国的生命线,以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为经营新疆的 基地。他既懂得用武力收复失地,又懂得如何经营、复苏失地。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是一 自然割据局势。1931年,哈密维吾尔人不堪汉人官府压迫,起而暴动。新疆省府主席兼 边 防督办金树仁派兵进剿,"军旅所到,屠杀一空,村镇荒凉,尸遍于野","人民因军队不 分良莠,故起而反叛,两年之中,全疆人民无一不弃妻抛子持戈反金,事件大有酝酿至民族 仇杀之途"（17）。1933年4月12日发生政变,金树仁被武力驱逐下野。4月2 6日,新疆回民宣言拥护马仲英。国民政府安抚新疆民众,免除金树仁各职。刘文龙任临时 政府主席,盛世才任临时边防督办。5月,马仲英部再度逼近迪化,盛世才通电讨伐马仲英 , 新疆战事又起。"盛马之战,旷日持久,南疆独立,支节横生,致令整理建设,一概无从说 起"。直至1934年7月马仲英在南疆战败,退入俄境,新疆统一,才有如何整理、如何 建设新疆的问题。新疆地广与苏俄"壤土相接数千里,比较内地交通,其便利盖远过之 。省内物产虽丰,制造尤在须仰赖外国供给,此种经济的不独立状态,于政治影响甚巨"。 在这种情况下,与境外通商关系,密切而复杂。应处理好与苏俄的关系。南京政府对新疆 局势鞭长莫及,只是把新疆作为西北最远的地方考虑。又由于把苏俄视为潜在的敌人,对苏 俄基本采取防范的态度,在外交上缺乏"迅速有透彻之考量,以形成确定之政策"（18 ）,影响了开发西北战略的制定。所以,这次开发正像大公报所说,"占整个西北面积 约二分之一的新疆,宝藏之富,民情朴厚,犹有古风,舍此不图,则西北经营,直无意义"B19）。
四
30年代国人对西北的开发,毕竟开启了20世纪开发西北的先声,交通建设的成果为抗 战期间军需、民用品的运输提供了基本保障,为开辟通往苏联的西北交通线奠定了基础。进 行 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西北旱灾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西安文化教育中心的 设立,使古城西安恢复,并在文物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30年代对西北的开发,其作用正像邵力子所说:"现在要救济西北,挽救目前的危机 ,然后才谈得到开发西北。""先办陕甘两省的交通水利,实在是看到陕甘两省边地成灾, 非赶紧想法救济,其危险将不堪设想。"（20）这时的开发,其拓荒的色彩也显不足。 追其原因:1彼发生在国难之后,国不安宁,民族危机严重。既有外部的中日民族矛盾, 又有内部的统一问题。所以政府对西北建设必然力度不够。2惫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1934年红军长征北上,国民党便把陕、甘、贵、闽 四省及闽粤赣边公路纳入七省联络公路网中,同时开始注意西北等公路的建造（21）。 3币虺つ甑哪谡健⑹澜缇济危机的影响及自然灾害,国民政府经济困难,建设经费不足, 只能集中经费在特定区域举办一些重要事业。虽然,南京政府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但 由于资金力量有限,致使许多规划成为一纸空文。这些说明,外部良好的周边环境,国内安 定的政治局面及充足的经济实力,是开发西北的基本条件。
尽管这次开发西北半途而废,仍留下许多问题让后人思考。"我们怎样去利用那块若大的地 面",是开发西北必然考虑的。大部分人都提出要开垦它,挖掘其宝藏。因其天产富厚,地 广人稀,如绥远一平方里仅占一人。也有少数人提出相反意见,农业专家董时进提出:第一 ,开发西北不只是开垦的意思。西北大部分地方因太干燥不适宜种植,同时也有许多土地不 可以开垦。西北地处华北几条河流的上游,地势很高,地面有浮沙松土很容易被风雨冲扩 到 湖里,至下游沉淀酿成水患。一般人都说上游森林的的砍伐是河道淤塞的缘由,但即使无森 林,土地没有开垦,土壤没搅松,上面有草皮,也可以防止冲刷。第二,在雨水比较充足而 且地势低下平坦的地方,假使勉强可以耕种,固应开垦来耕种。但是如何耕种,必须得注意 ,因为从前过分开发,才有现在荒秃的状况。要能安全养活一家人,荒年不饿死,方法是行 "大农制",即让每一家多耕种一些土地,只要三年五年有一两次的丰收就成,耕种的土 地面积大,可积蓄多,生活的空间宽,对于天灾的抵抗力就大了。第三,如今想在西北普遍 造林,因为雨水太少的缘故,成功十分困难,现在最好是提倡畜牧,在各地播种牧草,并收 获天然生草,如此不但可以出产有用物品,并且可以保护土壤与河流。凡是斜坡高地,均一 律只准放牧,不准开垦。已经开垦者,也应设法取缔继续耕种,使其长草做放牧之用,同时 对于放牧的方法也要加以限制。在一块地面上可以放牧的牲畜头数及放牧时间不许过度,以 免防害牧草继续增长,至成荒秃状态。第四,中国人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凡是土地总 要垦出种植才算不是废弃,其实利用土地的方法决不止耕种一种,一块土地是否应该耕种要 看它的性质如何,不适宜耕种的土地而耕种,结果反而不利,不如以别的方法去利用它。西 北的土地吃亏在从前开发过度,才有现在荒秃的状况。现在西北一些地方,不仅需要不垦, 还需要倒开B22在30年代,国人就注意到开发与生态的关系,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问题,提 出保护西北生态环境,尤其对上游地区不能轻易开垦。同时,国人也注意到西部地区薄弱的 经济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人口的限制。解决的办法,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多种经营,这 正是我们现在开始实行的。如果很好地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对当前开发西北也是一很好的 财富。お
①1934年5月10日《大公报》社评。
②1933年8月1日《大公报》社评。
③1936年12月11日《大公报》社评。
④⑩1934年12月14日《大公报》。
⑤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环球书局1987年4 月版,第107页。
⑥张季鸾:《还乡杂感》。1934年12月25日《大公报》。⑦1934年6月25日《大公报》。
⑧1933年2月13日《大公报》。
⑨戴传贤:《在国府纪念周讲演》。《中央周报》304期,1934年3月 26日。
（11）1936年4月22日《大公报》。
（12）1934年2月23日《大公报》社评。
（13）张继:《开发西北问题》。《开发西北》第一卷,第一集,1934年 1月。
（14）1934年4月24日《大公报》。
（15）雷宝华,陕西省政府委员建设兼厅长。1936年8月25日《大公报 》。
（16）1937年4月9日《大公报》社评。
（17）（19）1934年7月6日《大公报》。
（18）1934年5月10日《大公报》社评。
（20）邵力子:《开发西北与甘肃》。《开发西北》第一卷,第一集,19 34年1月。
（21）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 414页。
（22）董时进:《如何利用西北?》。1933年3月31日《大公报》。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社会科学系)ぴ鹑伪嗉:蔡世华
20世纪30年代,国人曾有过对西北的开发。在南京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倡导努力下,西北发生 了一些变化,这些建设为建立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有积极意义,并为复兴西北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本文据颇有影响的民办《大公报》评析这一时期的西北开发。
一
自"九一八"后,人们开始关注边疆问题。东北沦亡,西北闭塞,中国何恃以立国?西北作 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僻处边地,向为国人所忽视。国难发生后,国民政府一度迁到洛阳, 西北始为国人所注目。1932年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在西安设陪都 ,开发西北呼声亦为国人所习闻。接着西北相继发生了康藏纠纷、新疆事变以及内蒙自治等 问题,使国人更痛切地感到建设西北的必要。
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下,1934年4月国民政府的重要官员戴传贤、宋子文、黄绍 ?等相继考察西北 ,10月蒋介石亲临陕甘宁视察。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宋子文视察陕甘时说:"西北 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 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①这一说法是"九一八"以来舆论界一 致的认识。国民党中央大员第一次把建设西北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同时也把西北开发与 建设 抗战后方结合起来。当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定建设西北计划,给予开发西北的资金435 万元,开发西北才真正有了起色。
30年代的西北,包含陕西、甘肃、绥远、宁夏、青海、新疆等区域。从自然状况看,各处不 完全相同,但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即雨水少,地势高。西北又是一神秘的地方,土地广大 ,人口稀少,蕴藏丰富,犹如未开化的"游牧社会"。西北的落伍与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分不 开,缺水与无路是客观上制约西北走向文明最大的障碍。所以,在建设项目上"办最急之建 设工程",即" 水利与交通,先使西北农村复兴,交通便利,则国家经营后方 之第一步达矣"②。这是人们的共识。
1934年6月全国经委会通过的《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分为水利、道路 、卫生兽疫、农村建设四部分。投向西北的建设资金,用于水利建设的主要在绥远修建民生 渠(经费30万),在陕西修筑泾惠渠(经费25万)、洛惠渠(经费75万),甘肃各 渠建筑(经费50万),宁夏各渠建筑(经费20万)。陕西水利尤以产棉区域泾惠、洛惠 两 渠为重要。泾惠渠原由华洋义赈会与省政府合修,已费140万元,在1933年灌田30 00顷,亟应改善。经委会给修补改良流动资金后,于1934年底竣工,可灌田5000 余顷。洛惠渠1934年开工,1936年竣工,受惠面积与泾惠区域相同。1936年开 工的渭惠渠,竣工后可灌溉6000万亩。到抗战前,"陕西水利略有规模,宁夏也稍有进 展,而就全体言,则西北之水利建设,今只在最初阶段已也"。如"陕省有八渠计划,纵令 全成,其灌溉面积不过全省耕地十分之一,而八渠者,今甫成其二三"③。
较水利建设,西北交通相对在这时期有大的改观。陇海路为当时惟一的东西铁路干线, 其西段工程,因资金缺乏,到1933年6月才重新动工,转年年底通至西安。1936年 12月20日,陇海路由西安至宝鸡通车。陇海线西展,使称之为西北门户的陕西交通状况 大为改观,经济马上活跃。在铁路过坝桥而渐达西安时,沿途汽车络绎,多为运棉花者,所 过村镇皆显活气。1934年底,平绥铁路局长沈昌赴潼关、西安参观,就告诉报界,"仅 1934年陇海线将通西安时,陇海沿路棉花山积,出产之多,品质之良,远迈往年,大约 已报运者值2400万元,实在已经流入陕西之现洋已逾1000万,且棉花既大量输出,一切 打包搬运等附属事业亦既发达,人民购买力大增。最好现象为耕牛西行。盖陕西大荒六载, 耕牛及骡马宰杀已尽,最近始纷纷购买,由陇海路输入者,络绎不绝,从前西安城内沿街住 满难民,现在已一扫而空,地方平靖,临潼至西安之汽车,可于夜间通行,绝无盗匪之虑, 气象之佳,非身历其境者,断不能信"④。
西北干路,从国防经济看,至少应通兰州,继而达新疆。但国民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建设公 路,以资补救。由全国经委会直接筹款兴筑的西兰公路,于1935年5月竣工。西汉公路 也于同年12月打通。这两条公路的建成通车,沟通了大西南和大西北的交通。此外,全国 经委会还拨款辅助地方建设,陕西省经中央及地方努力,到1937年4月公路已完成3000公里,并与各省开始联运。省公路局管辖的已有11条:汉白路,全程474.8公里; 咸榆路,全程4433公里;西凤路,全程226.9公里;西潼路,全程170公里;西荆路,全程227.1公里;凤陇路,全程150公里;西大路,全程260公里;大韩段,全程146.9公里;潼大段,全程54.8公里;原渭路,全程74.9公里;西周路,全程88公里。同时甘肃省也积极完成公路网建设。甘青公路全路工程费原预算40万元, 除经 委会拨借16万外,其余由甘青两省分别负担。但经委会仅拨9万元,而省库空虚,骤难筹 措巨款,经费缩减为24万余元,在1936年底通车。甘川公路第一干线由兰州至碧口,全程710余公里,与川北广元衔接,并与陕南汉中联络,为甘陕川三省边区交通要道,抗 战前已大部完成;第二干线由临潭至岷县段正在修筑;联络甘川第一、第二两干线的临洮至 秦州的洮秦段也于1935年开工。甘肃至新疆公路在甘省境内约1480公里 ,从兰州通甘新边界猩猩峡,在1936年6月通车。"在陇海铁路一时尚无力西展甘新前 ,此条公路不仅是经济沟通,对军事政治尤有莫大价值"。抗战爆发后,"这条线在此成为 西北国际交通大动脉"⑤。宁煌路、甘宁路、宁民路,有的正在修筑,有的已测量、筹款 。
二
在开发西北中,建设成效最大的是陕西省。陕西省的建设是救灾与兴业并举。一方面在 中央扶持下,进行水利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在省府领导下进行合作事业,恢复农业 生产。热河失守后,华北的重心北平也岌岌可危,南京政府有意要把西安建成北方第二重心。1933年5月,在杨虎城极力恳辞下,国民政府将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邵力子调任陕西任 省府主席,力图刷新政治,建设陕西。
陕西省最严重的问题是灾害与鸦片,也就是天灾与人祸。1933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 邵力子为陕省府主席时,正值该省荒旱五载,麦苗枯死,交通阻塞,教育破产,金融奇缺, 烟灯捐重之时。《大公报》主笔张季鸾1934年秋回陕北榆林老家,看到"一切现象,皆 使人得悲痛之感触"。26年前离开家乡时,陕北还处小康状态,而民国以来,"惟近数年 ,经济恐慌,商业衰落,而军饷仍全归地方负担,地方本穷,饷源惟赖种烟之罚款,人民乃 大困,迄去年(1933年)已成山穷水尽之局"。他说,"乱源在苛政,苛政之尤,为鸦 片之白地摊款"⑥。中央委员刘守中由蒙古经沿边乡村而来,一道所见乡民皆无衣无食, 村 中购小米也极难得,一片荒凉。就是陕北中心地带,如米脂、绥德等县向有富庶之称,现在 也 穷困达于极点,现金缺乏以至一村不能搜集银币两三枚。"陕北现状以至最坏时期"。19 3 3年6月邵力子在就职词中说:"欲谋为政必先救灾。若灾能救,则政治自易于设施。"所 以他的施政计划,即从恢复农村经济,安定农村秩序,发展农业生产做起。
陕西政府重建后,首先禁烟,规定禁烟区域概不收款,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决议禁烟之 日,改种棉花,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力。第一期为长安、潼关、朝邑等38个县(全省92 县)。由于政府抱有绝大决心,对办理不力者,用禁烟法连坐处分,民众相信政府不再收烟 款。1934年陕北已有7县禁烟,烟祸最甚的榆林、绥德等16县列为缓禁,后经各方要求 ,省府会议议决,省府颁布提前禁烟令,1935年陕北各县一律禁绝。几年来陕省最乱区 域为陕南,其地殷富非陕北瘠苦之比,但驻军芜杂,捐税繁重,民穷财尽,病入膏肓。从1 934年以来陕南也见改观,各地杂军已见整理,省府多年无权过问的陕南财政亦渐统一, 全省禁烟到1935年共为57县,三年禁绝。又令省建设厅与棉业统制会合商购买大批美 国脱字棉种,发给禁烟区域,至1935年5月,80万斤棉种已均在产烟地种植。
陕西农村经济的恢复是从棉田改良,建立农村合作社开始的。宋子文赴西北考察,深感救济 西北农村破产应着重从陕西入手,遂极力倡办关于棉麦两田合作⑦。全国经委会棉业统制 委员会在陕西棉产地设分所,力谋改进生产及运销信用等合作事业。陕省棉田推广,民蒙其 利。1934年6月,泾惠渠周围所生产者约占十分之三。在发展陕省农村经济中,邵力子 的"开发西北要利用科学,集中经济力量"⑧的主张得以体现。陕西中部(关中)平原莽 莽,有泾渭诸水流贯期间,盛产棉、麦、粟等作物。一般农民墨守古法,不知改良,更乏人 指导,所以陕地棉花品质日见低下。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与西北农工改进会于1933年6 月在陕西泾县合作设立了西北农业试验场,占地500亩,进行棉花、小麦及粟作物栽培法 与品种改良,数年试验结果,确定美棉4号斯字棉,最适宜此之风土。该棉有成熟特早,且 产量较高,纤维特长等特点,均经该场确证,优于先前(1934、1935年)推广的脱 字棉。该场1936年繁殖4号斯字棉200亩,共收之优良棉种1600余斤,决定19 37年春在该场附近农村推广2000余亩。该试验场还进行麦种试验,共9种,有红皮小 麦最为优良,其产量比农民最优品种还高15%,一二年后可大量推广农家。粟育种试验中 ,徽南宿洲之白谷最为优良,产量较当地农家品种高25%。
在省合作事务局组织下,筹集巨款,各处商业银行在宋子文支持下,积极对陕西农村投 资,1934年陕西农村贷款总额200万元左右,几乎全是商资,分布在泾惠渠灌溉区域 及渭南各县,普通农民借贷的利率从八分降到一分半左右。经委会、省府、各处银行三方面 合力 经营,促进了陕西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截止1936年6月底,办理合作社者25县, 成立650社,登记社员20563人,由互助社改为合作社的县20个,改组成立493社,登记社员18116人。原由各银行社团指导成立的合作社经整理后达297个,登记 社员11720人,专款总额为120万元,其中全国经委会筹现款50万元,续筹20万元,共为70万元。中国、交通两行已投资29万余元和26万余元。如此大的资金流入农村,对凋敝农村劫后灾黎,受惠非浅。合作社还负责办理棉贷运销,以求棉花运销便利及免除行商剥削。
1934年4月,经长期踏勘,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终于在武功奠基。新建七层大楼 ,占地4亩,其校舍为全省之冠。该校有地面积7000余亩,除中山大学外,为全国之冠 。在武功经五年大旱,人民逃亡十之八九,灾情之惨甲于全省之地,设立此校,足见国民政 府对建设开发陕西的重视。该校于1936年暑假后正式开学,在全国各地招专科生。该校 还与全国经委会农业处合作进行了畜牧与稻麦两试验。抗战前夕拟有数所大学到陕西办学, 抗战时西安渐为中国教育中心之一。
陕省建设成效较大与国民政府对其重视有关。在1932年建设西北的初期计划中,把陕省 就作为重点,国民政府建设西北的步骤是"先从陕西河南一带作起,把这一带经济文化发展 了,然后才推行到远的新疆青海各地方去"⑨,集中在陕西投入财力、物力。此外,"究 其 原因,虽因天时转变,人民生活较易,而军民合作,努力绥靖,使地方渐安,民能乐业,实 为最要原因"⑩。省府诸当局勤奋努力,使一般政治军事渐上轨道。当陕省府邵主席接 任伊始,省库亏空约千万,而方大灾之后,开源无术,不得不力事节流,以资弥补。为此, 对正当 税收加以整顿,剔除中饱,使民众出一文钱,省库即增加一文收入。1936年4月,"陕 省财政转入佳境,裁减苛杂后开源无术,努力节流,以资弥补,乃臻于收支适合之状态,此 不能不谓为陕省当局刻苦自励之成功"（11）。
三
西北建设,是在国家财力有限情况下进行的。国民政府的态度正如《大公报》所说,"夫西 北建设,原则上须中央主持,惟就事实考察,目前中央能以助西北建设之力量恐少,而西北 各省社会经济困穷之程度则深"（12）,西北问题的解决还要靠西北各当局"自行节约 ,尤其减少军费,以此节得之金钱,恢复民力,及举办最急之建设工程,西北各省目前之真正出路在此"。所以其开发的规模与速度有很大的局限。
1笨发是为救国,而非富国,这是国民政府考虑开发西北的起点。张继说:"为什么开 发 西北?因为开发西北,才能恢复这颓废的中华民族。"（13）宋子文考察西北时也说: "年来国患贫窘,由好高骛远,西北大好富源,堪为吾人研究。"（14）为了救国之危 的目的,自然期于不糜巨费速求取利。如修筑公路、水利,以及改良畜牧,投资数千万元, 即可于短期间,收效很大。反之,修建铁路,改变高度集中于沿海的工业布局,在西北 建立工业基地,巨大的投资,较长的收益期,则在当时实有缓不济急之憾。当时就有人提出 ,开发西北为最复杂最艰巨之事业,必须集群力,分工并进。如农工商矿,互有关联,有汽 车必有汽油,自应同时并进。且实利未睹前,人多观望,巨款必须合资,集腋乃成裘。但在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把建设重点和资金投放转向西北。投资不足,一直是各界人 士所报怨的。如陇海路1934年底通西安,这对开发西北是一十分值得庆幸的事。但西安 以西的路是通向新疆的关键,从西安至兰州,其经费粗算也要一万万元。从西安至新疆干线 完成,更需数万万之巨。国民政府修筑西兰公路,西安以西靠公路运输,因土质疏松而易吸 水,一遇大雨则泥泞没胫,交通为之滞阻,晴后又积土盈尺,风起尘扬,轮陷成谷,大车往 返固甚困难,即汽车通行,亦极易于损坏。何况公路运输力与铁路较,相差太甚,运费贵而 不安全。"政府对于交通,多重于公路建设,为暂时计划则可.如以为长久之策,或大规模 的发展西北公路网,恐其未能也"（15）。公路建设显然仅舒济于目前。
2蔽鞅钡目发是应国防需要,多进行服务于战争的应急建设,所以缺乏整体的考虑。如主 要是进行公路建设。由于将陕西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呼声甚高,南京政府对陕省建设极为重视 ,陕省的建设成绩也最著。但当国民党的势力进入有优越自然条件、丰富人力资源、便 利航运交通的四川后,投资中心转变,西北开发事业半途而废。而就西北本身建设谈,也很 不 令人满意,《大公报》就认为"费力多而成效少"。原因是,在经济大破坏后,仅用"注入 式之恢复社会经济方法",特别是"单纯之救济运动,更为不科学不经济之做法"。银行对 农民贷款,政府组织农村合作社等,这些对农村的经济活动,虽当有相当效力,"然犹不及 沟 通新疆舒畅西北经济动脉一举,为最有远见特效之筹谋,盖新疆一路若通,西北社会经济自 起转动作用,农工商牧畜运输各业,息息相关,干路一通,则百业皆活,社会经济即可用自 立以更生。新疆不通,则陕甘为死巷,社会经济不能自起周转,死水之湖虽不断有新水注入 ,而仍无裨于湖水之鲜活"（16）。这时的开发缺乏统筹规划,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 其结果不能根本改变西北面貌。
3笨发西北中最应建设而被忽视的是新疆。历朝历代的事实证明,西部宁则国家兴。 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以新疆为我国的生命线,以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为经营新疆的 基地。他既懂得用武力收复失地,又懂得如何经营、复苏失地。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是一 自然割据局势。1931年,哈密维吾尔人不堪汉人官府压迫,起而暴动。新疆省府主席兼 边 防督办金树仁派兵进剿,"军旅所到,屠杀一空,村镇荒凉,尸遍于野","人民因军队不 分良莠,故起而反叛,两年之中,全疆人民无一不弃妻抛子持戈反金,事件大有酝酿至民族 仇杀之途"（17）。1933年4月12日发生政变,金树仁被武力驱逐下野。4月2 6日,新疆回民宣言拥护马仲英。国民政府安抚新疆民众,免除金树仁各职。刘文龙任临时 政府主席,盛世才任临时边防督办。5月,马仲英部再度逼近迪化,盛世才通电讨伐马仲英 , 新疆战事又起。"盛马之战,旷日持久,南疆独立,支节横生,致令整理建设,一概无从说 起"。直至1934年7月马仲英在南疆战败,退入俄境,新疆统一,才有如何整理、如何 建设新疆的问题。新疆地广与苏俄"壤土相接数千里,比较内地交通,其便利盖远过之 。省内物产虽丰,制造尤在须仰赖外国供给,此种经济的不独立状态,于政治影响甚巨"。 在这种情况下,与境外通商关系,密切而复杂。应处理好与苏俄的关系。南京政府对新疆 局势鞭长莫及,只是把新疆作为西北最远的地方考虑。又由于把苏俄视为潜在的敌人,对苏 俄基本采取防范的态度,在外交上缺乏"迅速有透彻之考量,以形成确定之政策"（18 ）,影响了开发西北战略的制定。所以,这次开发正像大公报所说,"占整个西北面积 约二分之一的新疆,宝藏之富,民情朴厚,犹有古风,舍此不图,则西北经营,直无意义"B19）。
四
30年代国人对西北的开发,毕竟开启了20世纪开发西北的先声,交通建设的成果为抗 战期间军需、民用品的运输提供了基本保障,为开辟通往苏联的西北交通线奠定了基础。进 行 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某种程度上减轻了西北旱灾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西安文化教育中心的 设立,使古城西安恢复,并在文物保护方面也取得了成绩。
30年代对西北的开发,其作用正像邵力子所说:"现在要救济西北,挽救目前的危机 ,然后才谈得到开发西北。""先办陕甘两省的交通水利,实在是看到陕甘两省边地成灾, 非赶紧想法救济,其危险将不堪设想。"（20）这时的开发,其拓荒的色彩也显不足。 追其原因:1彼发生在国难之后,国不安宁,民族危机严重。既有外部的中日民族矛盾, 又有内部的统一问题。所以政府对西北建设必然力度不够。2惫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把主要精力用于围剿红军。1934年红军长征北上,国民党便把陕、甘、贵、闽 四省及闽粤赣边公路纳入七省联络公路网中,同时开始注意西北等公路的建造（21）。 3币虺つ甑哪谡健⑹澜缇济危机的影响及自然灾害,国民政府经济困难,建设经费不足, 只能集中经费在特定区域举办一些重要事业。虽然,南京政府意识到西北问题的重要性,但 由于资金力量有限,致使许多规划成为一纸空文。这些说明,外部良好的周边环境,国内安 定的政治局面及充足的经济实力,是开发西北的基本条件。
尽管这次开发西北半途而废,仍留下许多问题让后人思考。"我们怎样去利用那块若大的地 面",是开发西北必然考虑的。大部分人都提出要开垦它,挖掘其宝藏。因其天产富厚,地 广人稀,如绥远一平方里仅占一人。也有少数人提出相反意见,农业专家董时进提出:第一 ,开发西北不只是开垦的意思。西北大部分地方因太干燥不适宜种植,同时也有许多土地不 可以开垦。西北地处华北几条河流的上游,地势很高,地面有浮沙松土很容易被风雨冲扩 到 湖里,至下游沉淀酿成水患。一般人都说上游森林的的砍伐是河道淤塞的缘由,但即使无森 林,土地没有开垦,土壤没搅松,上面有草皮,也可以防止冲刷。第二,在雨水比较充足而 且地势低下平坦的地方,假使勉强可以耕种,固应开垦来耕种。但是如何耕种,必须得注意 ,因为从前过分开发,才有现在荒秃的状况。要能安全养活一家人,荒年不饿死,方法是行 "大农制",即让每一家多耕种一些土地,只要三年五年有一两次的丰收就成,耕种的土 地面积大,可积蓄多,生活的空间宽,对于天灾的抵抗力就大了。第三,如今想在西北普遍 造林,因为雨水太少的缘故,成功十分困难,现在最好是提倡畜牧,在各地播种牧草,并收 获天然生草,如此不但可以出产有用物品,并且可以保护土壤与河流。凡是斜坡高地,均一 律只准放牧,不准开垦。已经开垦者,也应设法取缔继续耕种,使其长草做放牧之用,同时 对于放牧的方法也要加以限制。在一块地面上可以放牧的牲畜头数及放牧时间不许过度,以 免防害牧草继续增长,至成荒秃状态。第四,中国人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凡是土地总 要垦出种植才算不是废弃,其实利用土地的方法决不止耕种一种,一块土地是否应该耕种要 看它的性质如何,不适宜耕种的土地而耕种,结果反而不利,不如以别的方法去利用它。西 北的土地吃亏在从前开发过度,才有现在荒秃的状况。现在西北一些地方,不仅需要不垦, 还需要倒开B22在30年代,国人就注意到开发与生态的关系,意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的问题,提 出保护西北生态环境,尤其对上游地区不能轻易开垦。同时,国人也注意到西部地区薄弱的 经济与脆弱的生态环境对人口的限制。解决的办法,一是退耕还林还草,二是多种经营,这 正是我们现在开始实行的。如果很好地总结这一时期的经验,对当前开发西北也是一很好的 财富。お
①1934年5月10日《大公报》社评。
②1933年8月1日《大公报》社评。
③1936年12月11日《大公报》社评。
④⑩1934年12月14日《大公报》。
⑤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环球书局1987年4 月版,第107页。
⑥张季鸾:《还乡杂感》。1934年12月25日《大公报》。⑦1934年6月25日《大公报》。
⑧1933年2月13日《大公报》。
⑨戴传贤:《在国府纪念周讲演》。《中央周报》304期,1934年3月 26日。
（11）1936年4月22日《大公报》。
（12）1934年2月23日《大公报》社评。
（13）张继:《开发西北问题》。《开发西北》第一卷,第一集,1934年 1月。
（14）1934年4月24日《大公报》。
（15）雷宝华,陕西省政府委员建设兼厅长。1936年8月25日《大公报 》。
（16）1937年4月9日《大公报》社评。
（17）（19）1934年7月6日《大公报》。
（18）1934年5月10日《大公报》社评。
（20）邵力子:《开发西北与甘肃》。《开发西北》第一卷,第一集,19 34年1月。
（21）刘健清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 414页。
（22）董时进:《如何利用西北?》。1933年3月31日《大公报》。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社会科学系)ぴ鹑伪嗉:蔡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