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蝴蝶之死”中审视东方主义者的胜与败

    【摘 要】《蝴蝶夫人》和《蝴蝶君》歌剧均以东西方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在演绎悲剧爱情故事的同时也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蝴蝶之死”的意象中透析“东方主义”真正的时代含义。通过对小说中两个主人公悲剧的分析和比较，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认知的错位，“东方主义”在争论、对抗的背后隐含着东西方话语境差异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角逐。

    【关键词】《蝴蝶夫人》；《蝴蝶君》；东方主义； 胜负

    中图分类号：J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014-02

    《蝴蝶夫人》和《蝴蝶君》这两部文学作品都以东西方差异为背景，以男女爱情为主线，以爱情一方的死亡为结果，看似冷酷、荒诞的故事情节背后却隐藏着不可不知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角逐，而以西方幻想性构建为基础的“东方主义”正是这两场悲剧的始作俑者。

    一、巧巧桑之死——东方主义者梦境的拢合

    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想象的产物，是一部分西方人希望东方所应呈现的样貌，而不是其真实的面目，更确切地说“东方主义是一种人为的构建，是西方人一种幻想性的构建”[1]（4）。基于西方这样一种一厢情愿式、带有满足欲式的幻想，再来看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被西方人固化为美丽温顺、害羞矜持的蝴蝶夫人，她毫无怨言地爱上薄情的西方男人，且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和尊严[2]。

    仔细观察女主人巧巧桑的一生，正好与西方人对东方女性设想的轨迹相吻合。首先是巧巧桑被媒人用一百块和平克顿完成了一桩婚姻交易，廉价的婚姻换来美貌的女子是西方人设想的第一步；接下来，巧巧桑把自己全部交给平克顿，甚至改变自己的宗教，把自己完全当作“平克顿夫人”，甚至当媒人领事劝巧巧桑改嫁时：

    巧巧桑气愤地说：

    “在日本是这样的，但在我们那边不一样。”

    “你们那边？”

    “对，在我们美国，完全不一样……对吗？领事先生？”

    此时的巧巧桑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个美国人，从身体到灵魂，完全归附于自己的男人；最后，当巧巧桑知道平克顿拥有了另外的妻子和家庭，并打算带走她的孩子的时候，巧巧桑没有选择拒绝和反抗，相反，她沉默地死去了。而爱情的另一方平克顿却是个美国花花公子，他用金钱买到廉价的婚姻和女性，他根本不在乎跟巧巧桑的婚礼，不在乎巧巧桑的家人，不在乎巧巧桑的痴情行为，他所要的就是对巧巧桑的短暂占有，以满足男性的欲望和摆脱异国的孤独，当他回国后早已把巧巧桑抛在脑后，娶了一个美国妻子。平克顿代表的西方男性形象被定义为薄情的、蛮横无理的强者形象，这与巧巧桑柔弱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暂且不管普契尼《蝴蝶夫人》故事题材的真假性，单从巧巧桑人物发展的轨迹中就可以看到西方人对东方女性预设的痕迹，一步一步，变本加厉，从身体到思想，再到死亡，东方女性彻底地拜倒在西方神圣男性的身躯下，而这一切正是西方人正想得到的，我们仿佛看到在巧巧桑幽灵的背后西方人露出狰狞的笑容。巧巧桑的死再一次让西方人幻想性的构建得以拢合、圆满，这一次东方人输得很凄惨，西方人赢得很彻底。同时，《蝴蝶夫人》中巧巧桑柔弱、卑敛、无条件的爱，绝对服从的形象很快被西方人定位东方女性的刻板形象，相反他们把西方男性定义成强悍、征服欲和控制欲强大的形象，在这种男女性别特征的比照下，西方人将这种东西方的不平等嫁接到意识形态中来，西方人将东方人在种族和性别上加以定型化：他们用男性来描述自己，用女性代表东方，通过占有东方女子，阉割东方男子和弱化东方，获得身体上和种族上的优越感[3]。

    二、伽里玛之死——东方主义者梦境的破裂

    如果说《蝴蝶夫人》是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征服的成功构想，那么《蝴蝶君》正是对这种构想的大胆实践，《蝴蝶君》中的伽里玛扮演了《蝴蝶夫人》中平克顿的角色，但是这一次伽里玛没有平克顿那么幸运，本想征服却被征服，最后付出了生命，而悲剧的发生同样是源于一种幻想性构建，此构建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伽里玛对东方主义的幻想性构建体现在对宋丽玲的爱情上。伽里玛对东方女性的兴致开始于观看戏剧《蝴蝶夫人》，作为法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伽里玛，当看到宋丽玲演出的《蝴蝶夫人》时，对东方女性的占有欲开始膨胀，并把这种欲望切实地投射到京剧演员宋丽玲身上，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她，而且走火入魔。在伽里玛心里，宋丽玲就是他设想的中国版的“蝴蝶夫人”，温柔、无限顺从、娇羞却淫荡。正是在这种幻想的梦境中，伽里玛将宋丽玲这个男儿身的伪女性当做自己“蝴蝶夫人”，从此展开了一段长达18年的爱情，在这期间伽里玛甚至模糊了宋丽玲的性别意识，更加荒诞的是他们之间还有了孩子。另一方面，伽里玛对东方幻想性的构建表现在工作中。当伽里玛表面上完成了对宋丽玲的征服时，他整个人的形象特征也发生了变化，紧接着是职位晋升，专门负责情报工作，更为重要的是伽里玛表现出从未有过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就是东方主义的延伸。在伽里玛东方主义潜意识中，东方国家和东方女人都是顺从的，都屈服于强者，所以当伽里玛和法国大使图伦谈论中国和越南战势时，他这样回答：

    “东方人总是向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屈服。”

    “东方人也是人，他们想要我们给他们的好的东西，如果美国人展现了胜利的额意志，越南人将会很乐意建立一个互惠的联盟。”①

    伽里玛对东方女性的印象成为其一切政治判断的基础，以至于对中国和越南战势做出毫无根据的论断[4]，他所面对的东方国家是不真实的，而是一种“奴隶主”视野下的奴隶诸国。因此伽里玛的东方主义是一种构建的无知，一种有意的自欺，不是以精确性和效用性为基础，而是满足西方人自大心理的假象意识[1]（p6）。

    随后这种“无知”被加以证明，并受到了惩罚——宋丽玲是男儿身，伽里玛被宋丽玲利用，一步步走进宋丽玲设计好的美丽陷阱[5]，从他身上获得关于美国越战的情报、伽里玛因情报泄露而被逮捕，直到和宋丽玲在法庭上相遇时，他才觉醒。牢房里的伽里玛将自己化妆成蝴蝶夫人，在众人的凝视中割喉自尽，他的死亡代表着整个东方主义梦境的破裂，是整个西方对东方幻想的破裂，在这一次东西方的较量中，双方从性别、身份到支配权利，男女、东西颠倒了位置，而胜败亦变，伽里玛的死亡是东方对西方的一次成功反讽，也是对东方主义的一次成功解构。

    三、东方主义者的胜与败

    如果仅从上述两部歌剧的人物悲剧的角度，以人物的“死亡”作为评判东西方胜负标准的话，东西方之间便打了个平手，但是东方主义更多的是被西方人作为审视东方的一种工具，隐藏在背后的是一种控制和征服的欲望，萨义德在《东方学》讲道：“东方主义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东方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带有一种力量关系，这种关系就是西方对东方的权利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6]（p8）。

    东方主义不是单纯的西方对东方的幻想性构建，而是被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淀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而物质层面的内涵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西方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优势，以此掌握话语权来嘲笑东方。因此，我们再来重新评判《蝴蝶夫人》和《蝴蝶君》中体现的东方主义的胜负，就会觉得难以分辨，伽里玛临死前说道：

    “有一个属于我的东方的幻影，穿着旗袍和和服的苗条的女人因为哀伤那些没有价值的外国鬼子而死去，他们接受我们给予他们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惩罚，因为被爱所奖励，他们很快无条件地恢复过来，这个幻影早已成为我的生命。”②

    伽里玛的死表面上像是在真实的东方面前倒下，其实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反抗，这种反抗就是宁愿选择死亡也不会放弃东方主义的幻想，这种对柔弱东方女性和东方民族的幻想早已成为西方根深蒂固的“蝴蝶夫人情结”[7]，它源于西方夸张地的构想，投射到西方社会对东方的价值观中。伽里玛拒绝接受现实也象征着西方对东方的幻想性构想没有结束，而且也不会轻易结束。一方面东方主义作为西方对东方权利的象征，其影响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等这些真实世界的统治和权利关系，西方长期以来占有绝对的经济优势，这成为西方对东方幻想性构建持续下去的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东方主义已经演化成西方的一种审美情趣和心理机制，它存在于西方社会的精神之内，作为对美好事物的想象，已经形成驱使西方殖民或者占有东方的一种力量，如果这种幻想性构建不存在，西方失去的不仅仅是对真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控制，同时西方整个精神体系将会崩溃，西方社会将会真正地败了[1]（p17）。

    西方利用文化霸权话语同化、压制庞杂的东方的同时，东方也在利用模拟、含混与杂糅等方式与策略对西方进行渗透，以进行反击，黄哲伦《蝴蝶君》可以看作是对《蝴蝶夫人》的成功戏拟[8]，也是对东方主义的一次有力回击，但这不足以击碎西方对于东方的幻想性建构，相反只会让西方更加地清醒的认识到东方女性和东方民族的阴险和狡诈，这无异于加深了西方对于东方的防备心理和更高超的殖民主义技巧，像“棕色萨哈布”③一样的“殖民主义代理人”在慢慢兴起，他们充当西方殖民东方的本土化刽子手，西方袖手旁观，还获渔翁之利。

    四、结论

    东方主义由来已久，它的存在不可能被忽视，如今伴随着后殖民主义的到来，东方主义愈演愈烈，从西方小说到好莱坞电影再到电子游戏，东方主义形象一次次被重现，专制、恐怖、残忍、落后、愚昧的东方人形象一次次地被刻画。西方思想对东方的入侵也变得更加隐晦和强势，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较量是不利于人类和平发展的，真正的东西方观应该是尊重、交流、相互促进和发展的，而这种愿望正是黄哲伦先生所讲的“希望它能穿透我们各自的层层积累的文化和性的误识，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

    注释：

    ①本文《蝴蝶君》原文参见黄哲伦.M`Butterfly[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②参见黄哲伦.M`Butterfly.[M].张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5.第143页。

    ③参见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苏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36页。

    参考文献：

    [1]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何朝辉.东方主义幻想的建构与破灭——从《蝴蝶君》到《蝴蝶夫人》的解构阅读[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7，（03）：51-54。

    [3]汤卫根.东方幻象的建构与解构——论《蝴蝶君》对《蝴蝶夫人》的改写[J].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4，（01）：38-44.

    [4]羌春燕.不完全的解构：《蝴蝶君》与东方主义[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1）：99-101.

    [5]卢俊.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黄哲伦的文化策略初探[J].外国文学研究，2003，（03）：86-90+173-174.

    [6]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书店，1999.

    [7]孙惠柱.西方人的《蝴蝶夫人》情结[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6：53-59+126.

    [8]陆薇.模拟、含混与杂糅——从《蝴蝶夫人》到《蝴蝶君》的后殖民解读[J].外国文学，2004，（04）：86-91.

    作者简介：

    裴菱璐，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