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出版的探究

    【摘要】 古籍出版既是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类型。借助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及检索学界、业界对古籍出版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可以探寻我国古籍出版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绩，同时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和问题，以期更好地研判、预测古籍出版研究的未来趋势，推动古籍出版学术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古籍出版；同质化；古籍数字化

    【作者单位】徐小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特藏室。

    近年来，随着出版业转企改制步伐的加快和数字出版、“互联网+”出版的强势突进，古籍出版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一系列有关古籍出版生态变迁的话题为研究者提供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我国古籍出版研究史已有30多年，研究者从各自视阈出发，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尚未就几十年来我国古籍出版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宏观考察、思考和总结，以至古籍出版研究散点化、碎片化倾向日益凸显。本文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的分析，厘清中国古籍出版研究的现状，挖掘研究现存的问题，预判研究的未来趋向，从而对古籍出版的既往研究做阶段性总结，并试图对其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一、我国古籍出版研究的素描

    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的研究，并未考虑其他数据库、图书资料、报刊资料、影像资料及其他时间段内可能存在的针对古籍出版的相关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古籍出版研究的现状进行呈现和探讨。

    1.研究对象的选取与说明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直接以古籍出版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论著，并未对其他能反映其性质、特征的同层次、同类型词汇进行搜索、研究和解读。具体的操作方式是，在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内容检索条件中以“篇名”为检索条件输入“古籍出版”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显示相关文章113篇。笔者通过筛选与甄别，发现其中属于研究论文的共88篇；然后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查找，确认有8篇是硕士论文，而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进行相关检索，没有发现相关研究，故这一搜索方式共搜集到有效研究样本96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篇名”为条件输入“古籍”和“出版”两个关键词进行精确文献检索，发现相关文章320篇，再通过筛选与甄别，发现其中属于研究论文的有164篇；再采取相同的方式在“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进行比对，共发现8篇硕士论文，与上一搜索环节的8篇硕士论文一致，而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未发现相关研究。通过对这两种搜索方式及内容检索条件进行综合，最终确认本文研究论文的总数为172篇（论文检索截止时间为2016年10月5日）。

    2.我国古籍出版研究呈现的具体样态

    笔者通过文献检索的方式，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呈现我国古籍出版研究现状。

    （1）研究数量与研究分期的关系。检索发现，我国最早的古籍出版研究论文是1978年包遵信发表在《出版工作》（现为《中国出版》）杂志中的《古籍整理出版的几点意见》一文，其主要分析了当时古籍出版的现状，提出了古籍出版需要进行全盘规划及建立古籍整理中心以适应文化学术发展需要的建议[1]。笔者通过分析得出，1978年开始，古籍出版研究的论文数量总体呈波浪上升状态，但从具体研究上看则呈现研究总量偏少、研究数量与年份之间的相关性不突出，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曾6次出现学术研究断层（分别是1979年、1980年、1982年、1984年、1988年和1989年）的情形。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仅有10篇研究论文发表，90年代有28篇研究论文发表，2000年至今共有134篇研究论文发表，可以说古籍出版研究进入21世纪后逐渐受到重视。

    此外，古籍出版研究并未因古籍整理出版实践的活跃及国家政策的关照而出现扩容与超越。譬如，1982年因“文革”中断工作的古籍小组得以恢复，同年，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2]，以推动古籍整理出版的进程。然而，处于该政策背景下的古籍出版研究成果却寥寥无几，仅有9篇相关研究论文。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版的市场化转轨理念也呼之欲出，出版环境变得空前复杂，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立的古籍出版社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该阶段的研究成果不到30篇。从整体上看，我国古籍出版学术研究面临起步晚、发展慢的困局，相较于古籍整理出版活动的活跃，古籍出版研究则呈现迟暮与不足状态。

    （2）研究内容领域分布格局及其演进。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来看，172篇论文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关注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如刘洪权总结了民国时期古籍出版在整理保存文献、传承文化方面的成绩，为考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3]，吴永贵认为民国时期民营机构古籍出版的市场化运作经验、出版人及出版机构为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巨大贡献[4]。二是古籍出版研究综述，如赵坚、陈海燕、曹书杰等学者分别总结了2008年、2009年、2010年及2014年以来我国古籍类图书出版的概况，并对未来古籍出版的走向做出理性的预判。三是少数民族古籍出版研究与探索，如曲甘·完玛多杰等学者指出藏文古籍整理出版中存在的一些问题[5]，热汉古丽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古籍出版的意义、内容、出版方式和应注意的问题[6]。四是专业性古籍整理与出版研究，如肖克之、李兆昆总结了我国农业古籍出版的整体概况，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因应策略[7]。五是古籍出版发展现状、困境及机遇探讨，如娄育等学者指出信息多元化、技术变迁语境下古籍出版所受的冲击及面临的困局，并立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视角，提出了丰富古籍图书市场、促进古籍出版形态和阅读形式多元化的具体策略[8]。六是数字化语境下古籍出版新探讨，如王宏分析了古籍数字化出版语境下出版社、技术提供方和图书馆三方主体的博弈情形，指出三方最终会成为古籍数字化出版的联合主体[9]，郎筠、韩亮等学者提出了数字化、云时代背景下古籍出版的内容生产、数据挖掘、市场化经营策略，宋淑洁则在分析古籍数字化需遵循的原则和基本标准基础上，提出古籍数字化的具体路径。

    笔者通过对以上六个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古籍出版研究的视角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发生扩展，研究范围与研究领域也在逐步完善。从研究内容的转向来看，研究摆脱了俗套、陈旧的学理性探讨，积极转向与时代背景、出版大环境相关的实务性选题，但同时也存在研究偏重于反映古籍出版在不同时期及其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针对困境提出的应对策略上，而忽略了对古籍出版相关的宏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的综合考量。

    （3）作者来源与刊物来源。研究内容的变化、演进与研究队伍的构成和变化密不可分。本文综合考虑论文数量与发文时间的关系，将1978年以来关于古籍出版研究的论文划分为两个时段（第一个时段为1978—1999年，第二个时段为2000—2016年），对发文量居前10位的作者和单位进行了排名，得到下表。

    二、我国古籍出版研究的问题及思考

    1.研究总量少，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

    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活动的发展进程来看，古籍出版研究落后于古籍出版实践活动的发展步伐。1978年以来，30余年的古籍出版研究成果只有172篇，古籍出版研究除总量少外，研究内容同质化现象也较为明显。如关于“现状、困局及对策”等问题的研究，《当下古籍出版的困难与机遇》《古籍出版的困局与破解》《论古籍出版的问题与对策》等学术论文在文章脉络、针对研究课题现状的描述、对存在问题的梳理及施行策略的推行等方面阐发得大同小异；《论少数民族的古籍出版》等关于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问题的分析探讨也存在整体内容趋同的弊病。这些同质化问题使得研究论文之间的相互替代性不断增强，造成研究上的重复和研究结构的不合理。此外，过多的同质化研究也会降低研究论文的创新水准，与研究总量偏少的客观事实构成古籍出版研究“低质少量”的现实困境。因此，学界和业界需要共同努力，不断探寻古籍出版研究的新方向，提出新的研究论点，摆脱研究量少与同质化并存的困局。

    2.选题视阈狭窄，忽略与时代环境的全方位结合

    从某种程度上说，古籍出版研究数量的多寡与研究视阈的宽泛与否存在相关性。笔者分析发现，我国古籍出版研究相比其他类型的出版话题研究在选题上显得过于偏执、呆板，导致选题视阈狭窄。从上文的研究框架可知，我国古籍出版的研究范围主要体现在6个方面，看似研究的视野不尽如人意，实则不然。如关于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研究仅局限于其对现代文化的影响及学习其出版理念和出版经验上，而对早期古籍出版整理者、古籍出版力量的构成及古籍出版机构的研究只是轻描淡写，而事实上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才造就了短短38年的民国历史生产出26859种古籍出版的事实，民国时期也成为我国古籍出版的高峰和辉煌时期[10]。

    古籍出版研究也应顺应数字化、“互联网+”的技术潮流和时代语境，积极探寻古籍数字化和“互联网+”之路。但从研究的现实情形来看，古籍出版与数字化的复合型研究、古籍出版与“互联网+”之间的关联性探索显得贫乏且关注点过于狭隘。研究者仅从古籍数字出版中的著作权问题、古籍数字出版的产业链构建、古籍数字化出版之主体博弈等几个角度阐发了古籍出版在数字化语境下新的课题，而对古籍出版与数据库建设的关系、古籍数字出版平台的搭建、古籍数字出版推行的可行性及其可能产生的问题、“互联网+”与古籍的整理保护、“互联网+”时代古籍数据库建设等相关问题的探讨未予以关注。

    正是由于古籍这一特殊的出版类型与所处时代背景的衔接缺失才造成古籍出版研究选题视阈狭窄的困局，时代大环境往往会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新的土壤和话题来源，所以研究者应综合考虑所研究阶段国家政策、时代环境等多维因素对古籍出版活动的影响，探寻出其结合点，拓宽选题的广度，挖掘选题的深度，不断丰富古籍出版研究。

    3.多宏观整体性研究，缺乏微观具象化探究

    综合分析与检索研究对象，笔者发现172篇古籍出版研究论文的研究模态多以宏观性话题研究为主，缺乏具象化探究。从研究的范围来看，与古籍出版相关的现状研究、综述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出版研究及专业性古籍出版研究大多呈现宏观性、整体性探讨。如《论古籍出版发展的现状与对策》《中国古籍出版的现状与前景》《试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中的若干问题》等研究论文均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宏观整体性探索，而忽视对古籍出版不同类型及同一类型具体对象的出版情况、出版人等具象化、微观性问题的探究，导致研究的浅薄化和表层化，不利于古籍出版研究的深入。究其缘由，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整体宏观性研究的特点。该类型是针对宏观问题的综合、管窥性考察而非针对研究对象细枝末节的深入考究，因而其研究的难度逊于其他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实证性分析而展开的研究，故多受研究者青睐。二是基于古籍自身的特殊性。尽管我国古籍资源丰富，整理出版的古籍类型也日益多元化，但由于古籍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而对其研究者素养提出了硬性要求，厘清一本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古籍及其具体的整理出版情况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 专业素养，而大多数编辑出版领域研究者本身并不具备古籍研究的相关知识，所以无法对具体古籍编辑出版情况进行微观探究。

    4.研究队伍分布不平衡

    进入21世纪，我国古籍出版研究的主导力量以学界尤其以高校的专家学者为主，且这一时期研究论文的产出量远远超过过去20余年的论文研究总量。由此可以看出，古籍出版的研究队伍逐渐转向学界，这一结果表明古籍出版研究的学理性成分、整体性分析的话语类型可能会不断增多，而业界基于行业而进行的实践性、事务性探讨的比例则会下降，最终可能会形成重理论、轻实践的研究格局。古籍出版及其活动是实践性较强的行业，学界对古籍出版的关注表明其具有研究价值，而业界对其发展的预见性与指导性亦不可忽视。从长远看，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参与、观点的交流与互动更能推动古籍出版研究良性、合理的发展。

    古籍是传承中华文明和先辈智慧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嬗替变革的技术环境、持续变迁的媒介格局、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语境会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对古籍出版、研究产生影响，这些流变因素会给学界、业界研究者不断提供新的课题。未来的古籍出版研究应立足于传承文明的高度，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结合古籍出版自身的特性，建构“互联网+”古籍出版研究的学术系统和框架，凸显古籍出版研究的特殊性、前沿性、时代性和创新性，进而科学、理性指导古籍出版实践，实现对既有研究的超越。

    参考文献

    [1]赵坚. 2008年古籍类图书出版综述[J]. 编辑之友，2009（1）.

    [2]包遵信. 古籍整理出版的几点意见[J]. 出版工作，1978（15）.

    [3]刘洪权.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与现代文化建设[J]. 出版科学，2010（2） .

    [4]吴永贵. 学习民国时期的古籍出版[J]. 出版广角，2007（4） .

    [5]曲甘·完玛多杰，仁青当周. 关于藏文古籍整理出版中的几个问题[J]. 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2000（2）.

    [6]热汉古丽，张邡. 论少数民族古籍的出版[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6） .

    [7]肖克之，李兆昆. 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概况[J]. 古今农业，1990（1） .

    [9]娄育. 古籍出版现状与对策研究[J]. 出版广角，2015（16）.

    [10]王宏. 试析我国古籍数字化出版之主体博弈[J]. 出版发行研究，20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