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媒体监督成效的转型
樊拥军
媒体监督随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加速而处于黄金发展期，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但监督一阵风，认为处理完几个当事人便可偃旗息鼓，没有后续防范制度体系建设及实施的持续监督跟上，许多社会问题和沉渣势力死灰复燃，再次危害社会；感性监督常常无功而返，偏离本意，功能异化，带来负面社会效果及后遗症，招致媒介霸权、破坏力强等批评之声，削弱监督声誉；泛化性监督导致效力微弱，大大消解了监督功效，这些都影响了自身长远发展。要走出舆论监督的上述困境，需要媒体人审视背后根源，突破以往作为模式，以正确的监督转型操作，实现其深广的社会价值。
由风暴式监督向持续监督转型
有效监督不是刮阵阵舆论风暴，忽冷忽热，而应该通过持续监督，推动社会建构起制度的防护墙，跟踪督促实施，使危害社会的现象能够得到标本兼治，才可以成就监督的终极价值。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为公众提供参与监督渠道阵地，引导受众围绕问题行使表达批评权利，支持民意发展，形成舆论合流，聚合社会力量达到制度建设完善，是媒介监督的作为取向。
例如媒体对“周老虎”事件的披露与监督，可谓有始有终，周正龙受到法律制裁，有关干部受到处理，但仍显不足的是，如何避免类似丑闻再次发生？怎样确立不能不敢弄虚作假欺骗国人的制度？如果不能将监督进行到底，建立防范制度，让这种事一再发生，最终受影响的是政府公信力。影响巨大的李金华审计风暴，并没有因为他的职务变更而失去威力，是有远见的媒体在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全力支持下，投注无数目光，最终奠定今天一个常规性的强有力监督约束制度，不至于人走茶凉。
至关重要的是，持续性监督在检验健全制度，督导督促落实方面有更多作为，才能取得真正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建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其后监督是更为艰巨、不断反复的过程。当年高呼媒体有功的“孙志刚案”，合力监督促进了事件的迅速公正解决，国务院200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使收容制度成为历史，但制度实施方面很难再见到媒体监督行为。城市中仍有可怜巴巴的流浪乞讨者，根源到底在哪里，没有相关后续性监督报道。当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媒体联手掀起舆论监督热潮，开面对面质询问责之风，引发许多地方针对奶粉的打假行动。不曾料到，2008年又出现轰动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可知其中制度漏洞问题并没有完全根除。纵然质监部门事后努力再大，还是有那么多的孩子死于非命。这些没有对制度完善及更好落实的半截子监督行为，是媒体监督功能发挥的软肋，使制度治本效应受到限制，留下令人痛心的教训。
事实证明，清除根深蒂固的丑陋落后社会现象，期望通过一次性监督，“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对官权腐恶、利益分配不均、畸形发展等痼疾而言，更是长期监督任务，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要打持久战，以韧性与不懈努力，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汲取广泛力量着眼于制度建设，又要在持续性监督制度实施和检验结果方面下功夫，追求长远效益，实现价值最大化。
持续性监督功能发挥与新闻信息提供是有区别的。应该在利用新鲜事实的基础上，有长远目标和总体行为的系统性。否则像以往一样，局限于媒体监督一隅，随时而行、随事而变、随机性强，不断转移受众视线，会造成监督资源的浪费，受众支持热情的丧失。而转变风暴监督模式，张弛有度，合理开发持续性效力和制度建设作用，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成为媒体今后主攻方向。
由感性监督向理性监督转型
非理性监督对新闻媒体和记者本身无益，对大众心理的负面影响深远，防止其危害需要转变先前媒体监督的感性做法，走出依靠头脑一热不顾各种因素的行为，才可以全面提升其社会成效。
理性首先必须考虑可行性。作为媒体监督议程设置的策划实施者，充分认清社会大系统提供的生态空间，在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做自己能做的、做好的事情，可为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轻举妄动、贸然行事。许多监督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篑于社会阻力，原因是没有清醒认识社会是有机联系的，各系统间及系统内部按照一定的互动制约原理运行。只从监督本身出发，不看社会形势，不顾总体状况，仅凭满腔热情，必然引发与其他系统的冲突，对媒体监督施加反向作用，结果事倍功半或者无功而返。
关键是要在可行性的基础上，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有利时机。2008年孙春龙知晓娄烦垮塌事故后，以良知和责任化装前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为让其公布天下，利用网络博客的传播手段，重大事故浮出水面，责任人受到严惩。可行性还在于抓主要矛盾，不忽略次要矛盾，打蛇打七寸，又应以剪除为指向，不监督则已，只要出击就能有所收获，讲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果。总之，监督始终以可行性为指导，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推进和谐社会构建上不求大求全，不贪一时一地之功，有区域、有重点地长期进行。
理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监督的科学观和人性化。不能像以往不分问题性质，不管内外有别，过分强调震慑、打击、破坏、摧毁，对于国家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在监督的过程中除了做出科学理性的解释说明外，还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有责任指出一条科学解决的光明大道。《焦点访谈》不遗余力做过多起环境保护监督报道，为什么有些问题依然严峻，积弊重返？关键是监督曝光排污企业，批评监管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容易，可是地方经济出路如果没有合适的替换，当地政府寻找不到其他生存发展之道，肯定会跟环保类监督捉迷藏，不认真整治。近年来环保监督显示了应有的理性：不仅对污染企业作历史性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整顿积极性不高的缘由追根溯源，同时对治理成果现状予以肯定，还请治污专家和地方领导用科学发展观探讨治理和长远发展之策。监督中为地方前途着想，积极建言献策，更具有理性化、人性化、科学化，使被监督者心悦诚服，积极配合，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于社会稳定也大大有利。
回顾当年，南京冠生园在媒体监督中轰然倒地，如果多点理性意识，多点对发展经济的关注意识，也许这个品牌命运不至于此，不会有大量职工失去饭碗怨气冲天。当时的《扬子晚报》则在监督的同时理性的发出保护名牌的呼声：冠生园，站起来！
理性监督的最大效应是营造起健康舆论。社会舆论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现象，其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舆论的健康程度如何，是一个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的综合反映。舆论健康则作为力量强大，舆论环境良好则能够快速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前发展。媒体作为舆论领袖和舆论聚合的阵地，对舆论的健康与否影响甚巨。对反响巨大的司法审判案件，媒体对司法人员和程序监督是应有责任，对司法公开、公正、公平等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建设促进很有帮助，但发布大量煽情报道，过分炒作，把监督当作争取受众市场的手段，干扰司法独立审判权，长此以往，其结果必然导致群众的感性和盲动情绪，形成非理性舆论，冲击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诸如此类显示了媒体监督的非理性恶果，对和谐社会破坏力尤其厉害。
因此，媒体监督要进行适当调整，克服非理性行为，用冷静、理智、建设性的批评，以大局为重、科学监督的态度反作用于社会，在理性转型中实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由泛化性监督向具体化监督转型
所谓泛化性监督，是对某些社会不良现象和风气进行泛泛而谈的曝光，仿佛人人有错，令人产生总体素质低下的印象。如对违法违纪官员和公务员的批评报道最后把板子落在政府身上，而不去追求具体的责任人。这种把监督对象或者问题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往往是效果微弱、没有效果甚至出现负面效果。
社会心理学的责任分散理论告诉我们，批评对象越多越广泛，目标群体越大，被监督者的责任认领意识越弱，推卸责任为自己开脱的心理越强。又由于“法不治众”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泛化性监督不但对监督对象的心理威慑大大减弱，也使上级有关部门事后处理问题时往往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从而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对立的直接后果。
泛化性监督必须要转型。在各类监督报道中明确责任对象，增强批评教育的针对性。对有关失责甚至触犯法律的当事人与单位部门，该指名道姓的就不要留情面、遮遮掩掩。只有这样，才能使被监督者真正有所触动，或改进工作作风，或整顿人事队伍，既对他们自身系统建设有好处，对其他单位人事也能够起到强烈的警示功效，真正起到为人民群众解气的效果，提高舆论监督的声誉。
2008年的几次官员问责风暴，不是仅对一些相关部门的简单批评报道，而是追根溯源，把所有的祸害病根一一告知社会，对玩忽职守的各级官员免职，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危害。这种监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追究管事人的责任，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祸必须接受惩罚，反映舆论的声音，呼吁建立官员问责的常态制度，因而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
当然，由泛化性向具体化监督的转型，要考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原则，尊重事实，到位而不越位，注意把握合适的监督力度，不激化社会矛盾。
结论
媒体监督的转型是对以往监督实践效果的反思总结，其目标实现也是新闻媒介提升监督效益，能够更好服务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各级政府与各条战线能够认清时势，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媒介人的主动作为意识增强，提高监督转型的操作运行艺术，将使我国媒体监督之路走的更加扎实持久、更加富有成效。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媒体监督随我国民主政治进程加速而处于黄金发展期，做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但监督一阵风，认为处理完几个当事人便可偃旗息鼓，没有后续防范制度体系建设及实施的持续监督跟上，许多社会问题和沉渣势力死灰复燃，再次危害社会；感性监督常常无功而返，偏离本意，功能异化，带来负面社会效果及后遗症，招致媒介霸权、破坏力强等批评之声，削弱监督声誉；泛化性监督导致效力微弱，大大消解了监督功效，这些都影响了自身长远发展。要走出舆论监督的上述困境，需要媒体人审视背后根源，突破以往作为模式，以正确的监督转型操作，实现其深广的社会价值。
由风暴式监督向持续监督转型
有效监督不是刮阵阵舆论风暴，忽冷忽热，而应该通过持续监督，推动社会建构起制度的防护墙，跟踪督促实施，使危害社会的现象能够得到标本兼治，才可以成就监督的终极价值。邓小平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是“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为公众提供参与监督渠道阵地，引导受众围绕问题行使表达批评权利，支持民意发展，形成舆论合流，聚合社会力量达到制度建设完善，是媒介监督的作为取向。
例如媒体对“周老虎”事件的披露与监督，可谓有始有终，周正龙受到法律制裁，有关干部受到处理，但仍显不足的是，如何避免类似丑闻再次发生？怎样确立不能不敢弄虚作假欺骗国人的制度？如果不能将监督进行到底，建立防范制度，让这种事一再发生，最终受影响的是政府公信力。影响巨大的李金华审计风暴，并没有因为他的职务变更而失去威力，是有远见的媒体在中央政府和广大民众全力支持下，投注无数目光，最终奠定今天一个常规性的强有力监督约束制度，不至于人走茶凉。
至关重要的是，持续性监督在检验健全制度，督导督促落实方面有更多作为，才能取得真正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建设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其后监督是更为艰巨、不断反复的过程。当年高呼媒体有功的“孙志刚案”，合力监督促进了事件的迅速公正解决，国务院2004年6月20日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使收容制度成为历史，但制度实施方面很难再见到媒体监督行为。城市中仍有可怜巴巴的流浪乞讨者，根源到底在哪里，没有相关后续性监督报道。当年“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媒体联手掀起舆论监督热潮，开面对面质询问责之风，引发许多地方针对奶粉的打假行动。不曾料到，2008年又出现轰动国内外的“三鹿奶粉事件”，可知其中制度漏洞问题并没有完全根除。纵然质监部门事后努力再大，还是有那么多的孩子死于非命。这些没有对制度完善及更好落实的半截子监督行为，是媒体监督功能发挥的软肋，使制度治本效应受到限制，留下令人痛心的教训。
事实证明，清除根深蒂固的丑陋落后社会现象，期望通过一次性监督，“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对官权腐恶、利益分配不均、畸形发展等痼疾而言，更是长期监督任务，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要打持久战，以韧性与不懈努力，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汲取广泛力量着眼于制度建设，又要在持续性监督制度实施和检验结果方面下功夫，追求长远效益，实现价值最大化。
持续性监督功能发挥与新闻信息提供是有区别的。应该在利用新鲜事实的基础上，有长远目标和总体行为的系统性。否则像以往一样，局限于媒体监督一隅，随时而行、随事而变、随机性强，不断转移受众视线，会造成监督资源的浪费，受众支持热情的丧失。而转变风暴监督模式，张弛有度，合理开发持续性效力和制度建设作用，维护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应成为媒体今后主攻方向。
由感性监督向理性监督转型
非理性监督对新闻媒体和记者本身无益，对大众心理的负面影响深远，防止其危害需要转变先前媒体监督的感性做法，走出依靠头脑一热不顾各种因素的行为，才可以全面提升其社会成效。
理性首先必须考虑可行性。作为媒体监督议程设置的策划实施者，充分认清社会大系统提供的生态空间，在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做自己能做的、做好的事情，可为而为，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轻举妄动、贸然行事。许多监督半途而废或者功亏一篑于社会阻力，原因是没有清醒认识社会是有机联系的，各系统间及系统内部按照一定的互动制约原理运行。只从监督本身出发，不看社会形势，不顾总体状况，仅凭满腔热情，必然引发与其他系统的冲突，对媒体监督施加反向作用，结果事倍功半或者无功而返。
关键是要在可行性的基础上，善于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有利时机。2008年孙春龙知晓娄烦垮塌事故后，以良知和责任化装前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为让其公布天下，利用网络博客的传播手段，重大事故浮出水面，责任人受到严惩。可行性还在于抓主要矛盾，不忽略次要矛盾，打蛇打七寸，又应以剪除为指向，不监督则已，只要出击就能有所收获，讲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战果。总之，监督始终以可行性为指导，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在推进和谐社会构建上不求大求全，不贪一时一地之功，有区域、有重点地长期进行。
理性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监督的科学观和人性化。不能像以往不分问题性质，不管内外有别，过分强调震慑、打击、破坏、摧毁，对于国家发展中的许多问题，在监督的过程中除了做出科学理性的解释说明外，还要全面协调、统筹兼顾，有责任指出一条科学解决的光明大道。《焦点访谈》不遗余力做过多起环境保护监督报道，为什么有些问题依然严峻，积弊重返？关键是监督曝光排污企业，批评监管部门地方保护主义作怪容易，可是地方经济出路如果没有合适的替换，当地政府寻找不到其他生存发展之道，肯定会跟环保类监督捉迷藏，不认真整治。近年来环保监督显示了应有的理性：不仅对污染企业作历史性分析，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企业整顿积极性不高的缘由追根溯源，同时对治理成果现状予以肯定，还请治污专家和地方领导用科学发展观探讨治理和长远发展之策。监督中为地方前途着想，积极建言献策，更具有理性化、人性化、科学化，使被监督者心悦诚服，积极配合，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于社会稳定也大大有利。
回顾当年，南京冠生园在媒体监督中轰然倒地，如果多点理性意识，多点对发展经济的关注意识，也许这个品牌命运不至于此，不会有大量职工失去饭碗怨气冲天。当时的《扬子晚报》则在监督的同时理性的发出保护名牌的呼声：冠生园，站起来！
理性监督的最大效应是营造起健康舆论。社会舆论作为一种集体意识现象，其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舆论的健康程度如何，是一个社会思想和文化建设的综合反映。舆论健康则作为力量强大，舆论环境良好则能够快速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向前发展。媒体作为舆论领袖和舆论聚合的阵地，对舆论的健康与否影响甚巨。对反响巨大的司法审判案件，媒体对司法人员和程序监督是应有责任，对司法公开、公正、公平等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建设促进很有帮助，但发布大量煽情报道，过分炒作，把监督当作争取受众市场的手段，干扰司法独立审判权，长此以往，其结果必然导致群众的感性和盲动情绪，形成非理性舆论，冲击依法治国的根本方略。诸如此类显示了媒体监督的非理性恶果，对和谐社会破坏力尤其厉害。
因此，媒体监督要进行适当调整，克服非理性行为，用冷静、理智、建设性的批评，以大局为重、科学监督的态度反作用于社会，在理性转型中实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
由泛化性监督向具体化监督转型
所谓泛化性监督，是对某些社会不良现象和风气进行泛泛而谈的曝光，仿佛人人有错，令人产生总体素质低下的印象。如对违法违纪官员和公务员的批评报道最后把板子落在政府身上，而不去追求具体的责任人。这种把监督对象或者问题大而化之的处理方式往往是效果微弱、没有效果甚至出现负面效果。
社会心理学的责任分散理论告诉我们，批评对象越多越广泛，目标群体越大，被监督者的责任认领意识越弱，推卸责任为自己开脱的心理越强。又由于“法不治众”传统文化思想的深刻影响，泛化性监督不但对监督对象的心理威慑大大减弱，也使上级有关部门事后处理问题时往往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从而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导致对立的直接后果。
泛化性监督必须要转型。在各类监督报道中明确责任对象，增强批评教育的针对性。对有关失责甚至触犯法律的当事人与单位部门，该指名道姓的就不要留情面、遮遮掩掩。只有这样，才能使被监督者真正有所触动，或改进工作作风，或整顿人事队伍，既对他们自身系统建设有好处，对其他单位人事也能够起到强烈的警示功效，真正起到为人民群众解气的效果，提高舆论监督的声誉。
2008年的几次官员问责风暴，不是仅对一些相关部门的简单批评报道，而是追根溯源，把所有的祸害病根一一告知社会，对玩忽职守的各级官员免职，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科学有效的防范措施避免危害。这种监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追究管事人的责任，不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失误和造成的惨祸必须接受惩罚，反映舆论的声音，呼吁建立官员问责的常态制度，因而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效果。
当然，由泛化性向具体化监督的转型，要考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原则，尊重事实，到位而不越位，注意把握合适的监督力度，不激化社会矛盾。
结论
媒体监督的转型是对以往监督实践效果的反思总结，其目标实现也是新闻媒介提升监督效益，能够更好服务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求。各级政府与各条战线能够认清时势，正确对待媒体监督，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媒介人的主动作为意识增强，提高监督转型的操作运行艺术，将使我国媒体监督之路走的更加扎实持久、更加富有成效。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