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探析

    王耀华

    摘? ?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有了较大提升，但中国在国际话语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我们要提升国际话语权意识，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的高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着力解决“有理说不出”的问题;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解决“说了传不开”的问题，并将民族复兴基础上的发展优势转化为民族复兴基础上的话语优势。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话语权;提升

    中图分类号：D23? ? ? ? ?文献标识码：A? ? ? ?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9.05.001

    文章编号：1009-6922（2019）05-05-04

    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作为衡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对外影响力和对国际事务的主导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话语权伴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曲折发展，当下的中国正日渐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愈来愈高，倾听中国声音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回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演进，认真总结现有经验，推动中国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对展现中国真实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推动实现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历史演进

    （一）中国国际话语权重构期（1949—1978）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业待举、百废待兴，国家在艰难探索中前行。面对冷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需要在打破旧的话语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受社会制度和意識形态等因素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排除在外，但是中国敢于迎战最强大对手的作为和举动，及其对自身有限实力的有效整合和充分运用，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超越于自身硬实力之上的、并不微弱的国际话语权。例如，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底会见印度代表团时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后来都成为国际社会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论;在1974年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总统的时，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都对此后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尽管并不显弱，但由于缺乏国家硬实力的强大支撑，其影响力终究有限。

    （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相对弱势期（1978—2004）

    1978年以后，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最低谷，西方国家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了绝对主导性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制度到经济体制，再到一些具体的政策行动，都遭到了西方话语的大肆贬损和攻击。

    从中国自身角度来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战略重心转为集中力量发展本国经济。在国际上奉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核心外交战略，而且更为强调韬光养晦，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不争论、不当头的策略，在许多国际场合主动成为一个被动参与者、沉默寡言者和中立弃权者。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让中国避免了许多国际矛盾与冲突，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被动与牵累，为中国的崛起营造了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但是过于强调韬光养晦也使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话语权发展相对滞后，国际上对中国形象的丑化、“中国道路”的歪曲大行其道，这些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三）中国国际话语权意识觉醒期（2004—2012）

    2004年1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开始启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同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提出要“努力形成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这标志着中国学术话语意识的觉醒。

    2008年，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蔓延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欧美国家无暇他顾，国际社会不约而同将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中国加入全球拯救行动，为解决这场金融危机做出重要贡献。此时的中国，随着自身国力的增强和话语意识的觉醒，也开始更加强调有所作为。在应对这场时下仍未完全平复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中国充分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以高增长助推新兴市场经济实现强劲复苏、积极协助解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积极参与防范世界经济风险。中国用实力和行动承担起一个大国应负的责任与担当，成功塑造了负责任的大国国际形象，开始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四）中国国际话语权逐步提升期（2012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国国际话语权问题关注度得到空前提升，习近平同志多次在讲话中提出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国际影响力的政治话语，比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化为一个全新的话语概念“中国梦”，实现了对意识形态话语的创造性转换，成为让世界认知、认同中国的一个非常好的切入通道，一个全新的话语上、视角上、思想上的通道。除了“中国梦”外，“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安全观”“亚洲新安全观”等话语概念的提出也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话语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展。中国先后主办了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亚信峰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峰会、20国集团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等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会议，中国以东道主的身份，积极开展主场外交，向世界表达中国立场、提出中国方案。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成为促进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参与和支持，推动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稳步提升。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构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经验

    （一）要以自身先进思想和经验作为话语体系的核心

    作为软实力的国际话语权不同于物质性存在的硬实力以其强制力、威胁力而发挥作用。它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要通过内在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来对国际社会产生出无形的影响力。因而，只有话语本身包含有先进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念，包含有先进的、值得借鉴的经验，才会对他国产生吸引和感召。毫无价值的话语即使宣传再得力，也难以达到行之久远的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之所以能够获得高于其自身综合實力的国际话语权，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产生强烈影响力，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思想是得到中国革命实践反复证明的先进思想和理论。七十年后的今天，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世界为之惊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同样得到了实践的证明，这些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经验应当成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

    （二）要将话语概念创新作为推动话语体系创新的着力点

    话语的生命力离不开话语概念创新，一切新表述、新思维、新话语体系的形成也都是以话语概念的创新为起点的。一个寓意深刻、内涵丰富、经得起推敲的话语概念，它往往高度概括了特定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深刻揭示了社会矛盾以及现实问题的发展趋向，成为构建新思维、新话语体系的基本元素和重要载体。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原则“两个中间地带论”和“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还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其之所以能在国际社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力，一方面源于它们内涵丰富、寓意深刻，且准确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另一方面源于它们在话语概念上的都实现了推陈出新。因此，中国要以话语概念的推陈出新为着力点，催生新思维和新话语体系的形成，构建中国话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三）要注重国家领导人对国际话语权作用的发挥

    国家领导人与国家的形象塑造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以其革命理论所蕴含的高超政治智慧被第三世界普遍视为“伟人、导师”，因而当时中国国际话语在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以其亲民、务实的作风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习近平同志的演讲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做修辞，广征博引、纵横捭阖，让外界充分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每次外出访问，习近平夫妇从仪表服饰到行为举止都充分彰显了大国风范，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话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进一步回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演进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发展不同于西方国家以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为推动力，中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话语主要出自于国家领导人的口中，国家领导人是中国话语的重要“推广者”，其承担着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责任。因此，要注重国家领导人对国际话语权作用的发挥，要善于对外传播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和话语，使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形成强大的思想武器去影响世界。

    三、新时代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路径选择

    （一）提升国际话语权意识，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的高度

    国际话语权以物质性硬实力为支撑，但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增强并不会带来国际话语权的自然提升。日本曾一度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国际上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只能成为“政治侏儒”“话语侏儒”。当前中国虽然已超越日本，在经济总量上稳居世界第二，但国际话语权仍处于弱势。要提升国际话语权，必须首先提升国际话语权意识。

    国际话语权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协调各个层面、各个领域。这方面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成功的经验。比如早在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就不惜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大力实施公共外交战略，在全球塑造起了“自由世界领袖”的形象。通过努力，美国实现了格林所描述的“其他国家了解美国要胜过美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甚至要胜过美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的结果。中国要提升国际话语权也必须将国际话语权意识上升到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的高度，设立专门课题、组织专门机构、凝聚相关队伍、形成强大的攻关合力来层层突破。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着力解决“有理说不出”的问题

    冷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其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国际政治话语，比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二是在具体国际议题或国际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比如“维和”“反恐”“保护生物多样性”;三是与国际政治有关的新的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比如“软实力”“巧实力”。从这三种类型可以看出这些政治话语大都以学术著述的形式出现。因此，对西方政治话语最好的回应的不应当是道德谴责，而应当是有力的学术回击。但是受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中国文化不自信、现代学科划分体系源于西方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当前学术话语与西方学术话语之间存在巨大的话语逆差。这种巨大的话语逆差不仅使中国在国际上常常处于被表达的境地，也导致了中国国际议题设置能力的不足。所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是要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话语体系。

    新时代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牢牢把握住这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当代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一方面要潜心研究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现实逻辑，提出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真正构建起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中国自己的核心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实践;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提升国际议题设置的能力和意愿，借助研究机构、民间智库等组织的智慧和力量，努力创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舆论焦点和国际议题。

    （三）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解决“说了传不开”的问题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先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硬件建设，即要建设好利用好各类国际话语平台，让中国话语说得出、传得开。话语平台是话语表达所赖以依靠的载体和渠道，包括报纸、杂志、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体，以及国际间各种官方互访活动、各类国际会议、各类民意机构等。由于大多数外部公众对某一国家整体形象的认知主要是通过媒体对该国的报道来实现的，因此大众媒体成为话语平台的重要内容。迄今为止西方四大主流通讯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仍然占据着全球新闻发稿量的4/5，以华文为载体的信息量只有5%。西方国家凭借强势的舆论塑造出了一个不客观、不全面反映中国实际的“哈哈镜”下的中国形象。要想改变这种被表达的状况，必须花大力气去建设能够覆盖全球的中国新闻媒体网络，形成中国自己的强大话语平台。

    其次，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软件建设，即注重改进话语策略和技巧，增加中国声音的动听度，让中国声音传得开、传得响。长期以来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上缺乏策略和技巧，在思维方式和传播内容上与国际社会关注点也存在着错位，习惯于用对内宣传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国际上进行传播，故而不能引起海外受众的兴趣。国际传播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不能主观臆断，必须考虑不同地域受众的具体差异性，考虑传播内容和方式的可接受性，只有遵循国际传播的一般规律，才能让对外传播的中国声音在海外受众中入耳入心、获得共鸣。

    再次，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的主体性要素话语人队伍的建设。无论是国际传播能力的硬件还是软件，要让它们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关注主体要素人的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建设一支强有力的话语人队伍为国际话语权提升提供最根本的保证。这支话语人队伍包括从事国际传播的媒体从业者、各级官方发言人、驻外官员、学者、翻译、民间团体等等，要将这些来自官方的、民间的、媒体的话语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和合力，发挥出其唱响中国声音的作用。

    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构建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走进新时代，中国将以更大的努力，继續推动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定能够提升好！民族复兴基础上的发展优势一定能够转化为民族复兴基础上的话语优势！

    参考文献：

    [1]陈正良.软实力发展视阈下的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吴贤军.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理论、现状和路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3]张新平，庄宏韬.中国国际话语权：历程、挑战及提升策略[J].南开学报，2017（6）.

    责任编辑：秦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