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广播期刊的特点及使命

    【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广播期刊正值萌芽初创期，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促成了广播期刊基本形态的形成。文章以分析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的基本生态为基点，探究其特征及其在既定的时代语境下履行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广播事业；广播期刊；社会动员

    【作者单位】邓明洁，长沙民政学院。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发展，记载和反映广播事业发展状况的专业刊物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据统计，民国时期编印出版的无线电及广播期刊共计70余种。该时期的广播期刊生产不仅在数量上占优，而且表现了强烈的时代观照性。20世纪30年代的广播期刊具有极大的文献和史料价值，有研究者已展开了相关研究。既往研究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均立足微观视角，关注某特定广播期刊发展及编辑传播特征，缺乏对广播期刊所处阶段的整体研判和审视。笔者以分析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的基本生态为基点，探究其特征及其在既定的时代语境下履行的历史使命。

    一、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的基本生态

    广播期刊是一种特殊的期刊类型，它是广播媒介及广播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的出现与发展得益于广播事业的推进，有学者统计，这一时期的广播期刊超过40种[1]，占据民国时期广播期刊的半壁江山，这些刊物不仅形式多样，在内容呈现上也包罗万象。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的基本形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从创办者角度看，这一时期刊物创办主体由官方及以民营电台为代表的民营系统构成。官办广播期刊有10余种，以《无线电》《广播周报》《广播周刊》等凸显官方色彩的刊物为代表；民营系统的刊物占据了这一时期广播期刊的主流，以《无线电问答汇刊》《无线电杂志》《咪咪集》《大都会》等为代表。第二，从内容呈现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广播期刊一方面侧重于介绍与普及无线电理论及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则主要介绍和概说广播节目动态及电台发展现况。前者主要是以科普为诉求的无线电专业刊物，以《大华无线电》《上海无线电》《无线电杂志》为代表；后者主要是以介绍广播发展情形为目的的综合性与专业性广播刊物，以《无线电问答汇刊》《广播周报》《广播周刊》《广播月刊》《广播季刊》《江苏广播双周刊》为代表，它们是这时期期刊的主体。

    二、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呈现的总体特征

    1.刊名：主题性与质朴性兼备

    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的刊名具有鲜明的主题指向性，其由来与无线电广播的发展状况紧密相连，紧扣广播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演进路径。这一时期的官方电台、民营电台在无线电技术的突破和外商电台的营收刺激下蓬勃兴起，与之对应的反映广播事业发展情形的广播刊物顺势而行，产生了一批以“无线电”“广播”“播音”打头或以之为主题词的无线电广播期刊，如《无线电半月刊》《大华无线电》《无线电》《广播周报》《广播周刊》《广播月刊》《播音界》《播音潮》等。

    此外，这些刊物的名称在环绕无线电广播发展主题的同时，也显现了内在的质朴性和简约性。期刊创办者并未在刊名的独特性、创造性和新颖性上做过多追求，而是将主要精力放置于期刊栏目编排与内容的合理搭配中。对修饰、雕琢的不重视使得不同期刊刊名接近甚至雷同，如寰球无线电研究社所编《无线电》就与南京广播事业管理处所编《无线电》同名；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与无线电杂志社出版的无线电广播刊物中文名均为《无线电杂志》。刊物同名一方面会导致读者认知混乱，进而影响他们对刊物的合理选择和购买；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彰显期刊的办刊特色和市场定位，从而导致形式和内容的同质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办刊初期的经验不足密切相关。

    2.封面：图文并茂

    在封面设计上，这一时期的广播期刊总体呈现了图文并茂的特征。期刊封面力图摆脱单一而略显呆板的纯文字设计，而多运用彩色图片、图画与文字多元符号相结合的方式，使得封面具有吸引力。这些特征在民营广播期刊封面上体现得较为明显。这一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民营电台主要依靠广告来维持生存，因而他们大多将希望寄托于娱乐节目以便吸引听众。商业电台娱乐节目的播放特性加之上海本身的开放性、包容性，直接影响了这些电台旗下广播刊物的风格和倾向，这些刊物或多或少地使电台声浪娱乐的本性以静态的外观形态得以表达。如上海广播电台所办的《大都会》，除在封面后侧印有红色字体的“大都会”外，设计者还在刊名左侧常配以时尚摩登女郎的优雅图片吸引读者眼球。张元贤主编的《咪咪集》，封面主白蓝两种色调，加之黑色的刊名题字与女性漫画人物的自然结合，使得封面设计不拘一格、生动活泼。

    3.内容：综合性与专业性的糅合

    这一时期的广播刊物内容生产一方面围绕介绍无线电广播技术知识、电台节目内容、电台发展现状等方面展开，凸显其综合性特征，如《无线电问答汇刊》《广播周报》等刊。另一方面，一些广播刊物立足于自身的专业性和科普性，进行无线电基础理论的传播，极少涉及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寰球无线电社的《无线电》、方子卫的《无线电杂志》、陈章正的《上海无线电》等刊。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广播刊物在内容取向上在向多元性、综合性发展的同时，主体趋势也向专业性、学术性转移。如《广播周报》虽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但内容却涉及广播理论研究、广播业务探讨等方面，凸显了极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深化发展期的《广播周报》在对广播事业发展脉络及广播理论的探究上有增无减，发表了大量广播专文和专著。比如许学铠的《论广播演说》、赵炳烺的《意大利的广播宣传》、董显光的《广播与国际宣传》、钱凤章的《美国广播事业之发展》等文章。《无线电问答汇刊》从刊名及内容呈现格局上来看，展现了综合性刊物的特质，然而，从各部分内容所占比例来看，关于无线电技术问答的内容“占刊物的三分之二左右”[2]，因此，其又突出了广播期刊的专业性和学理性。

    4.创办者：“身份”多元

    广播刊物的编辑出版与传播无法脱离创办者及机构的物质和智力支持。20世纪30年代，刊物创办者的“身份”表现了多元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刊物创办的整体来看，广播期刊的创办主体具有多元性，官办的广播系统及其机构、民营公司及民营电台、学校与社会团体这三类为主要创办者。其二，从创办者及编辑出版人个体层面考察，他们也表现了多元特征。他们不仅学养丰厚，且具备无线电专业基础。在期刊实践中，他们不但从事刊物的选题、组稿、编辑等业务性工作，而且还是笔耕不辍的作者，参与刊物的写作任务。如陈沅、方子卫、苏祖国等作者型广播期刊编创者在当时并非个例。此外，因期刊创办多与企业相伴相依，也造就了编创者的多重职业身份，期刊编辑往往身兼数职。如曹仲渊既是大华无线电的董事长兼工程师，同时也是《大华无线电》的编辑，还在大学担任教职；方子卫既是《无线电杂志》的编辑，也在中国无线电工程学校出任校长。多重职务使得他们不得不在不同场景进行职业角色的转换。

    5.宗旨：不谋而合

    这一时期的广播期刊刊名多样、种类多元，在期刊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取向上互有分野、各有侧重。如《广播周报》意在“引导听众收听广播节目、扩展知识面”；《无线电半月刊》旨在“宣传普及无线电基础知识”；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无线电》旨在“研究无线电学术原理，交流无线电技术，介绍新知，普及常识于国人，以期集思广益，裨益于社会，促进无线电事业日趋发展”；《无线电杂志》旨在“研究学理及广播知识，介绍世界各国新发明的信息，讨论我国无线电事业”；《无线电周刊汇编》则以“宣传普及无线电基础知识为主旨”；《江苏广播双周刊》旨在“联络情感、启迪民智、传播国家政事以辅助播音的不足”；《声光半月刊》力图“探讨广播业务问题，刊登广播节目，介绍歌星与歌曲，发表文艺作品和介绍无线电知识”；《音苑：无线电播音半月刊》旨在联系政府，“做播音界的清道夫”。

    广播期刊因创办主体的不同体现了各自立场和风格倾向，使期刊之间的目标诉求显现一定的差异和距离。但整体而言，广播期刊的目标宗旨具有共同的指向和文化诉求，即期刊自觉承担着介绍无线电广播知识、传播广播电台内容生产信息、教化社会大众的责任。这种共同的目标诉求，一是源于广播在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形，这一时期广播电台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广播期刊理应自发充当传播无线电广播知识、信息的阵地，以便扩大广播的社会影响。二是源于期刊自身的文化功能，广播期刊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价值属性，广播期刊的文化属性决定着其必然需要承担教育大众、推广普及文化的使命与担当。

    三、20世纪30年代广播期刊践行的使命

    20世纪30年代特殊的时代环境及广播期刊自身的定位决定了其在广播期刊史上的角色范围和既定使命。这一时期，广播期刊在传播无线电广播知识、助推抗战救亡宣传及动员社会公众、传承社会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1.传播无线电技术知识，介绍广播发展概况

    这一时期的广播刊物多以“无线电”开头或以之为关键词、主题词，大多具有科普的意识。如中广处的《无线电》就常刊登无线电常识内容，并基于此“研究无线电学术原理，交流无线电技术”；《无线电周刊汇编》《无线电半月刊》《无线电杂志》等则将宣传和普及无线电技术知识作为刊物的基本宗旨。1933年，科学家马可尼的中国之行刮起了一股“无线电旋风”，进一步推动了广播刊物的创办及无线电技术知识传播与普及。马可尼来华前后，“我国的几个刊物上出现的有关马可尼与无线电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等不下50篇”[3]。《无线电杂志》在此期间相继发表了览辉的《极短波无线电之特性及其效用之推测》、方子卫的《马可尼新发明超短波无线电话》、孙克铭的《马可尼与无线电》和《马可尼与无线电续》、范凤源的《超短波》等文章，用以传播无线电技术知识。

    广播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广播专业期刊得以诞生，这些刊物常常刊发广播电台的节目表、广播综合知识及广播事业发展等内容。通过刊登已播主要节目、发布节目预告的方式为公众提供便利。另外，这些刊物还专门开辟“广播问答”专栏用以回答公众提出的有关广播、收音机机械方面的问题，以此来丰富公众的广播知识，提升他们对广播事业的兴趣。

    2.抗战救亡宣传与社会动员

    20世纪30年代，民营广播期刊进入抗战救亡的社会洪流中，其在宣传抗战救亡理念的同时积极动员社会公众，凝聚人心，激发国人的抗战斗志。在亚美电台报道了宋庆龄等人发起的社会募捐活动后，《无线电问答汇刊》在广播领域尚无实际行动的状况下，一方面对社会捐赠的善举表示赞赏和钦佩，另一方面主动承担社会捐赠代管业务。这些行为均表明其以实际行动动员社会参与抗战救助宣传的价值取向。在爱国人士的积极响应下，大批社会捐赠物质被运往抗战前线，激发了抗战斗志。这一举措也为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凝聚人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破家亡的危急时刻和抗战救亡的社会感召使官办刊物《广播周报》以刊载爱国进步文稿的方式践行着时代赋予的使命。如其发表侨委会所撰的《华侨捐款救灾之踊跃》、沈慧莲的《发起募捐赈灾之要义》、陈剑如的《提倡国货挽救国难》、褚民谊的《大家要努力准备抗战》、叶楚伧的《遭遇压迫困难更应奋斗》等激发国人抗战士气、倡导社会救助行动的演讲或言论。此外，该刊还积极刊发爱国人士发出的“停止内战，联合起来，团结抗日”广播讲稿。1936年4月起，《广播周报》相继刊发了冯玉祥的《国难期中国民应有的生活》《如何建立我们的自信与互信》《节约运动的一点见解》《大家起来，保护国土》《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等系列抗战救亡广播演讲，为抗战救亡精神的宣扬、社会动员力量的集结发挥了重要作用。

    3.文化艺术传承

    这一时期的官办期刊与民办期刊在艺术传承方面平分秋色，大家皆以文字的方式进行着文化的书写和表达。比如《广播周报》的常设栏目中，传播见解观点的“演讲”栏目及传递知识信息的“常识”栏目就占据极大比重，显示其对文化的重视。广播的声音媒介特性决定了其信息传输的短暂性，广播期刊以图文方式对广播内容进行记录和保存，本身即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官办期刊主要致力于广播史、广播理论、广播节目等方面的思考与总结。《我国之广播事业》《广播无线电》等对我国广播发展演进的历史状况、现实情形、来龙去脉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和介绍。如官办期刊代表性人物吴道一从技术视角出发，对广播无线电的根源进行了剖析，认为“盖广播无线电者，即一电台所发之言语音乐，凭借无线电波以普及传递于收音群众之谓也”[4]；张振寰从我国西北地区区位地理的重要性和战略性角度入手，结合历史和现实，深入分析了西北电台设置后可产生的积极效应和社会影响；冯有真的《欧洲各国新闻事业之概况》一文，以介绍世界各国纸质、电子媒介的发展状况为基点，着重阐述了以英、法、德等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之报业、广播业的发展概况，并将之与中国新闻事业进行对比，力图借鉴欧洲发达国家的传媒发展经验，推动我国新闻事业发展。

    与此同时，民营广播期刊的作用也可圈可点。《无线电问答汇刊》坚持传播无线电技术知识与介绍广播电台发展流变历史两者并重的原则，对知识性文章的刊发与解读拓宽了国人的智识和眼界。该刊曾以“文字”与“线路图”组合的方式刊载《各式真空管特性》及《无线电线路图两百种》等专门介绍无线电技术及信息的文章，并深入浅出地阐发无线电学理知识。此外，该刊还曾多期连载浙江省广播电台赵真觉的《电视学》相关文章，以电视的基本定义为逻辑起点，对电视的实践操作原理及显像规律等技术理论问题进行了详尽剖析和理性解读，成为当时最早刊发和连载长篇电视专文的刊物，对增进国人对电视的认知，推动我国电视技术及理论研究的创新突破具有重要价值。《无线电杂志》刊登的关于极短波及超短波的相关文献，论述了超短波无线电的传播优势及其在电子媒介领域的应用前景，推动了该技术在中国的运用和传播。

    [1] 王江蓬. 20世纪30年代中国广播期刊编辑研究[J]. 编辑之友，2016（6）：108-112.

    [2]刘书锋. 中国早期民营广播期刊《无线电问答会刊》研究[J]. 现代传播，2013（2）：155-156.

    [3]刘博杰，李艳平. 马可尼1933年的中国之行[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3）：31-40.

    [4]吴道一. 我国之广播事业[J]. 中央广播无线电年刊，192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