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探索和谐发展的本源

    吴胜林　陈洁

    【摘要】《传承与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以下简称《传承与复兴》）是一部对24字社会核心价值观解读的著作，从中华传统文化角度出发，追溯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引经据典并严谨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自由、平等、民主和法制等观念，系统解读了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本源，阐述了其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文明 “趋利性”的本质区别，是一部知识性与教育性俱佳的党建宣传图书。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建设；核心价值观

    【作者单位】吴胜林，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陈洁，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中国共产党在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提出24字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中央办公厅在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将24字核心价值观分为：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三个层面。在2014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主席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随后，共青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开辟“传承”专栏，该专栏由钟永圣主笔，以中国传统文化视角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稿内容在杂志连载后，引发读者关注，并收到大量反馈。2015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对专栏内容进行整理，出版了《传承与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一书。

    该书作者钟永圣系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大连儒学会副会长与中国善财书院创办人。该书共分12篇，分别对应12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钟永圣博士在书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解读核心价值观及其历史渊流。

    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发展观的观念更和谐，更具可持续性

    钟永圣在书中指出：“民主与法制、自由与平等概念并非西方原创。中华民族传承的‘道统，乃宇宙、天地及人生的本质实相和变化规律。明道而悟、依道而行，是谓得道。尊道贵德，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书中引论《素书》中五位一体的“道德仁义礼”的解释阐述道：“礼”及秩序，要想做到“从心所欲不逾规”，首先要从“德治”开始，而法治作为社会规范的硬性防线，与“德治”一起并行成为社会治理软硬手的两个方面。正如美国法学家朗·富勒所指，“真正的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内在道德（程序自然法）和外在的道德（实体自然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此作者认为，“西方所言的平等是具有一定的蛊惑性，即便是当今的美国，也存在贫富差异较大、阶级不平等的问题，种族歧视事件时有发生。如果缺乏保障社会和谐的有效的德治，很难说他们的法律就能全面保障公民的平等与自由。因为西方民主是资本家的民主，并以经济利益为中心来实现自身民主政治及其法制架构”。对此钟永圣总结道：“莫把财主当民主。”商人们提出的民主是打折的，他们解决问题的初衷仅仅源于利益。

    钟永圣以批判和发展的眼光来审视西方的文化法则，认为“西经”并非是真经。由于西方经济学鼓吹纯粹的市场规律及丛林法则，其中的人与组织为了实现“局限条件下自利的最大化”，必然要避开道德底线，采取非常措施。由于其严重的趋利性，西方社会缺乏社会生产及经济发展的协作性，屡屡造成金融危机。相对来说，中国强调可持续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的策略就显得更有优势。对此钟永圣认为，“某个人、组织或阶级的富裕并不是大道，全民过上富足的生活才是中华传统文化要传达的要义”。他引《易经》阐述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这区别于西方建立在商业经济基础上的民主样式。钟永圣在总结中国历史各王朝兴衰的基础上分析道：“合道兴德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周代成康之治、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和清代康乾盛世，均遵循了这个规律。”而历朝历代的衰亡均与穷兵黩武、利欲熏心和道德沦丧等失道弃德有关。而西方推崇的纯粹商业经济及达尔文主义信条宣扬自私，鼓励逐利，也显露了其在文化发展中有失道弃德的迹象。

    二、中华传统文化中宣扬的正确道德观及其要求更为系统与全面

    钟永圣认为，“群体心境影响国家及世界的和谐程度，个体的心境影响了群体心境”。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心境长期处在激烈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中，且过于强调趋利性，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及缺乏信任。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文化，要求个体修身、齐家，进而影响群体及国家的和谐程度，其强调内先修身养性、外尚德兴仁的文化观念，可有效制止纷争，遏制灾戾，即便面对天灾人祸，人们仍可从容面对。而中华传统文化也恰好契合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由需建立在自律的基础上。修身养性是提高自律的方法。当所有个体意识到和谐的重要性，并做到身体力行时，群体的和谐、国家的稳定便成为可能。《传承与复兴》中阐述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自律就没有自由。合情合理及合法合规的自由才是真正自由。”钟永圣引述道：“读书破万卷，才能达到学术上的自由境界；勤攻道艺而炉火纯青，才能达到专业的自由；熟悉并遵守社会及群体的规则和秩序，才能更好相融相生，达到自由自在的境界。”

    第二，平等要建立在德行基础上。钟永圣在书中指出，“西方的人权观念是‘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人与人相互尊重，以及现代中国提倡的人人享有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与受教育权，便是人权的基本内涵”。延伸开来，中国各个古典思想流派及佛道教均强调自然界里所有动植物平等，同样享有生存权的观点，强调生态平衡和绿色发展，这超越了西方仅限于人类范畴的平等观。而钟情于丛林法则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鼓励自私自利，虽然有基本宗教和法律这样德治和法治的结合，但西方社会的德行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贯彻的德行观点相比，在德治方面略显单薄。

    第三，公正需要建立在中道基础上。书中认为，“修身才能齐家，治天下。而修身则是防止人在、惧怕、好乐、嗜欲和患得患失等情况下失去中道。而中道是公正的根本，共产党人只有保持清澈、明镜、纯洁和淡泊等良好心境，以保持内心的中道，才能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儿”。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强调“公之正道”，朱镕基总理则引用郭允礼《官箴》中“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的话来阐述其从政的理念。

    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公民道德观的人文价值更为强烈

    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将“孝”作为家国天下的根本，其中“孝”作为基本教义一直被推崇至今，诸如尊老爱幼、尊师重道等内容，其不单单有儒家文化中伦理纲常的基本内涵，更是作为亲情及人伦情感的基本准则被论述至今。家庭、家族及乡梓文化备受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当然其也有糟粕的一面，但作为维系人文价值情感层面、文化根系的纽带，仍有较为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是孝乃守家爱国根本。孝道一直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自古以来“孝”被认定为“至德要道”，以孝治国成为串联家、国和天下的主线。从《尔雅》的“善事父母为孝”，到《说文解字》中“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再到《孝经》的“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中国传统文化将孝道从孝顺父母、尊老爱幼和敬师爱友延伸至爱国。二是以敬业为安定的基础。钟永圣认为，“敬业便是自利与利他的结合，敬业首先要尊道贵德，即所谓‘品质虽贵，必不敢惜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只有每个人在各自岗位上追求精益求精，止于至善，才能做好每一件产品，更好树立工业大国品质”。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国家的理想状态为“安居乐业”，其中“乐业”便有敬业的含义。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事业”，乐在其中，则达到《道德经》所指“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的理想状态。三是虽然社会分工不同，但不同行业、专业及技术领域均平等。每个人的禀赋、社会属性及生存环境虽然不同，但我们依然可以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不平凡的事业。

    笔者认为，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读到了传承的真谛，并以此为视角，解释了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涵。《传承与复兴》中还提到：“诚”作为认知和践行的德行根基，正如《中庸》中所指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一样，即诚实是人性中纯净的、圆满自觉的和自然的天性。《道德经》剖析“诚”与“尊道守德”的关系时认为，“道之为物，其中有象，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即拥有本真的人的一言一行，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般真实可靠地运转，若逆行则“伐其本、坏其真”。而失道败德，其结果可能是纷争乱伐四起，世事混乱。因此，在社会结构中，每个人或组织均要遵守诚信之真，遵道守德，则上可以诚心取信于民，百业兴盛，下可使事事清宁，万事融通。另外，《传承与复兴》还阐述了“友善乃和谐社会起点”的观点，即“善”是人在顺应人间“道德”时，体现出的悲慈、仁义、宽容和谦逊等的胸怀。钱永圣认为，“以仁德之心待人接物，则心细气柔、友善谦让，可减少内心执念，消解人际纷争，化解社会矛盾，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当然，组织及国家间也可求同存异，合作共赢”。

    [1] 彭国翔. 重建“斯文”：大国崛起的当务之急[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6）：18-22.

    [2]崔宇，胡素杰. 儒学宗教化的哲学递进——浅谈儒学与孔教[J]. 飞天，2011（2）：104-105.

    [3]徐剑雄. 论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的作用[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1）：90-93.

    [4]李贵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2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