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201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张宇燕++徐秀军
一、坎坷复苏的
2013年世界经济
2013年的世界经济仍旧行进在坎坷复苏的道路上,并在增长、就业、物价、贸易与投资、公共债务五个方面得到体现。
(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复苏基本巩固
2013年的世界经济延续了上一年的经济下行趋势,多数国际经济机构一年来数次下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2013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数据显示,2013年世界经济增速为2.9%,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为1.2%,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美日经济复苏继续巩固,趋向于其2.0%的潜在增长率,进入低速增长通道。根据IMF预测数据,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1.6%,比上年下调1.2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增长率为2.0%,与上年持平。受日元贬值和股市大幅上涨的影响,个人消费和出口成为拉动日本经济的主引擎。欧元区仍未完全走出衰退,全年增长-0.4%。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为4.5%,比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巴西和印度增长势头好于上年,分别增长2.5%和3.8%,较上年提高1.6个和0.6个百分点;而俄罗斯和南非经济下滑幅度较大,分别增长1.5%和2.0%,较上年下降2.9个和0.5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将维持在7.5%左右的增长水平。
(二)就业有所改善但程度有限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13年11月美国失业率为7.0%,比1月下降0.9个百分点,而与此次金融危机后的最高点相比,则下降高达3.1个百分点。但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就业市场。2013年8月美国劳动参与率仅为63.2%,与2007年相比,下降了2.8个百分点。失业率下降难以掩盖劳动参与率下降给美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风险。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8月,欧元区失业率为12%,较5月的历史新高下降0.1个百分点。这表明随着宏观经济回暖,就业市场的恶化趋势有所扭转。但重债国希腊和西班牙,失业率仍分别高达27.9%和26.2%;而德国失业率则为5.2%。日本总务省数据显示,2013年1—8月,日本失业率由上年的4.4%下降至4.1%。新兴市场国家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但部分国家仍维持较高失业水平。巴西国家地理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9月巴西失业率为5.4%,较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俄罗斯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9月失业率为5.3%,较上年下降0.7个百分点。南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第三季度失业率为24.7%,较上年下降0.4个百分点。
(三)物价保持低稳
2013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将与上年基本持平,为3.8%,这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需求不振有直接关系。其中,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明显回落,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水平略有回升,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水平总体上高于发达经济体,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OECD国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1.6%,比上年平均水平下降0.7个百分点。分国别来看,前三季度美国CPI同比上涨1.6%,比上年平均水平下降0.5个百分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CPI同比分别上涨1.5%、0.9%、1.4%和2.7%,分别较上年平均水平下降0.5个、1.1个、1.6个和0.1个百分点;同期日本CPI上涨0.0%。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物价水平温和回升,但总体可控。IMF预测数据显示,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通胀率为6.2%,比上年上升0.1个百分点。
(四)对外贸易与投资增长放慢
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几近停滞的状态仍未得到改善。2013年9月WTO预测数据,2013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增长约2.5%,低于4月预测的3.3%。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5%和-0.1%,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3.6%和5.8%。WTO预测数据收窄表明贸易增长缺乏稳定的支持因素。欧洲经济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等负面宏观经济因素对全球贸易造成了较大冲击,同时贸易保护主义因素不可忽视。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显示,2008年11月至2013年9月,全球共有贸易保护措施3784项,其中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措施891项;仅2012年6月至2013年9月全球新增贸易保护措施1354项,其中不公平的贸易措施254项。[1]贸易增速放缓的同时,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占GDP比例下降,外部经济失衡进一步缓解。IMF数据显示,2013年美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例为-2.7%,比上年略有下降;德国为6.0%,比上年下降1.0个百分点;中国为2.5%,与上年大体持平。2013年国际投资形势较上年有所好转,但增长明显乏力。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预测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将与2012年持平,其上限为1.45万亿美元。
(五)公共债务改善有限且风险犹存
由于复苏持续巩固,2013年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平衡状况总体上继续改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进一步下降。IMF预测数据显示,2013年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将降至4.5%,比2012年下降1.4个百分点。但是,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水平改善缓慢,部分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持续上升。2013年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107.7%,较上年轻幅下降0.2个百分点。由于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从2007年的66.5%急剧飙升至2013年预计中的106%,一度引发美国两党围绕进一步提高债务上限的激烈争论,使得部分政府部门“关门”。2013年欧元区和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预计分别达到95.7%和243.5%。如此高的债务比例无疑为未来经济埋下了重大隐患。新兴市场国家财政赤字水平总体有所上升。IMF预计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为2.3%,比上年上升0.6个百分点。政府债务方面,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负债远低于发达经济体水平,并得到进一步改善。2013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预计为34.7%,比上年下降0.8个百分点。
二、2013年世界经济
运行的十个特征
(一)美国货币政策调整蓄势待发
一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缓慢提速,失业稳步下降,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家庭和企业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美联储已经开始把实施“削减数量宽松规模”(Taper)政策列入议事日程,具体做法是逐步缩减每月850亿美元的资产购买直至停止购买。鉴于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这一拟议中的政策对市场已经带来冲击。2013年6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关于考虑调整美国货币政策的发言,引发了全球股市、债市、汇市的大幅波动和国际资本异动。
(二)欧洲一体化在曲折中继续前行
2012年10月,欧元区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正式生效;2013年1月1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即“财政契约”)正式生效,欧洲财政联盟由此迈出重要一步。2013年10月,欧洲央行公布对欧元区银行业进行全面审查评估的标准,将启动银行业全面审查,以便为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打下基础。11月,欧央行就“单一清算机制”(SRM)发表声明,提出当欧央行全面履行监管职责时建成SRM,并且SRM范围将包括参与SRM的欧盟成员国的全部信贷机构。
(三)“安倍经济学”效果初现
2012年底以来,安倍政府推出了以非传统货币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鼓励私人投资增长战略为标志的“安倍经济学”。2013年1月11日,安倍内阁推出《紧急经济对策》,日本财政共计投入10.3万亿日元,如果将地方政府支出和民间投资包括在内,总规模将达到20.2万亿日元。2012年10月以来,日元对美元累计贬值约25%。从2013年前三季度的情况看,“安倍经济学”给低落的日本经济注入了强力“兴奋剂”,使经济增长达到2%,出口显著增加,股价上扬,并有望结束15年物价的负增长。
(四)发达经济体央行合作日趋密切且职能发生变化
2013年10月,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六家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决定将其“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至长期协议,实现货币互换协议常态化,继续作为“审慎流动性支持”,以防止全球金融紧缩。除了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间合作更加紧密外,金融危机爆发后央行职能发生的另外两大变化亦常态化,即货币政策主要由确定利率转向通过管理资产负债表来提供流动性,以及货币政策尤其是非常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财政和收入分配的政策含义。
(五)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资异动的脆弱性凸显
2013年下半年,由于预期美国货币政策将发生变化,投资者纷纷退出那些经常账户赤字大、短期外债占比高、内部资产负债表失衡和对外开放度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其直接和显著的后果是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和股市受到冲击。2013年1—11月,印度、巴西、印尼和土耳其月平均汇率对美元分别贬值12.3%、12.8%、23.8%和26.8%,其月平均股价波动幅度分别为13.7%、20.6%、17.2%和22.8%。这亦表明新兴经济体市场表现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之间存在较高的关联性。
(六)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滑但能源价格基本稳定
2013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受经济放缓、需求下降等因素影响,相比上年再度出现下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从截至2013年9月的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发展情况来看,大宗商品整体价格从2月起连续八个月出现同比下降。2013年9月,按现价美元计算的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0.3%,比上年12月下降13.0个百分点。尽管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滑,但2013年能源价格基本保持稳定。
(七)技术突破使能源革命面临新的选择
页岩气革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的新亮点。美国借助页岩气改变了能源结构,降低了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美国和加拿大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中东。尽管法国禁止使用水力压裂技术开采页岩气,但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的潮流不可逆转,绿色、替代能源发展受到巨大挑战,全球能源发展模式重新回到依靠技术创新开发不可再生能源的轨道上来。
(八)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方兴未艾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已举行19轮磋商。美国与欧盟已正式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东盟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已经启动。尽管多边贸易体系分裂的风险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但WTO在2013年岁末达成多哈回合“早期收获”协议仍值得欣慰。
(九)中国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
2013年7月,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确定开展双边投资协定(BIT)实质性谈判。9月,中国提议同中亚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进一步促进双方的经贸合作。10月,中国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中国还积极推动金砖国家货币金融合作以及IMF、世界银行等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
(十)世界经济统计方法发生改变
2013年7月,美国开始调整GDP统计方式,将原来不包含在GDP统计范围的企业研发、娱乐文化支出以及退休金等指标加入到统计数据中,从而使美国GDP规模将增加3%,这将导致重新评估各项经济政策,并对经济增长动因进行新的认识。2013年1月,OECD和WTO在巴黎首次发布了附加值贸易数据库,它以单个商品在全球生产链上不同经济体产生的附加值为基础进行贸易统计。根据OECD的测算,按照这一统计方法,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将减少25%。
三、影响2014年世界经济
走势的八大因素
2014年全球经济复苏道路仍将十分曲折,经济大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但相比2013年,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出现小幅上扬,即按PPP计算的增长率为3.2%,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增长率为2.6%。影响2014年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八个:
(一)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时间、力度与速度。2014年启动的可能性很大。尽管美国减少资产购买将是一个渐进过程,但一旦实施就意味着全球风险资产的重新定价,加剧国际资本流动,引起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变动,进而为全球经济增添不确定性。
(二)新一轮美国的债务上限问题。尽管10月16日美国两党在给予联邦政府临时拨款和提高公共债务上限问题上达成妥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民主党和共和党对立依旧。如两党互不妥协,势必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
(三)尽管欧元区债务危机总体上得到了一定缓解,但不排除个别国家债务问题暴露或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如果某些、尤其是个别系统重要性国家主权债务风险上升,欧洲的复苏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并会拖累全球增长。
(四)“安倍经济学”最终效果仍存悬念。日本现政府的经济政策并未触及深层次的结构改革,难以化解深重的老龄化问题,延长了那些早该倒闭的“僵尸企业”的寿命。降低全球最高企业所得税率和提高消费税都将是双刃剑,在稳定债务、鼓励投资和避免抑制消费之间很难三全其美。当日元贬值带来的红利递减或消失时,出口部门亦将面临新的挑战。
(五)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过去十年,印度以及巴西经济相对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在于全球流动性宽裕、政府支出扩张和新兴市场的整体繁荣。现今这些条件均在发生变化。严重倚重能源资源出口的俄罗斯、对外脆弱性高的土耳其、墨西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其经济表现也特别值得关注。
(六)区域贸易安排的影响将会逐步显现。很可能在2014年完成谈判并缔结协定的TPP将会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深远影响。TTIP谈判和RCEP谈判等也会成为影响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的因素。这些区域贸易投资安排能否有效遏制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势头,仍是个不小的问号。
(七)大宗商品价格总体企稳,但仍会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出现波动。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以及叙利亚问题达成暂时妥协,使得中东地区石油出口的阻碍因素将会减少,同时美国天然气产量的继续提高将成为能源价格稳定的积极因素。但在一定范围内,全球石油供应受阻的风险仍将存在,并且由于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流动性变动,不排除原油价格进一步下降的可能。
(八)一些地区安全和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亦可能对全球经济业绩产生影响。伊核问题的缓和或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变化,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所长,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理事;
第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Simon J. Evenett. The 14th Global Trade Alert Report: What Restraint? Five Years of G20 Pledges on Trade, London: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eptember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