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电影中社会记忆的建构与国家民族认同

    孟庆军

    “十七年”特指1949年至1966年开始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间的十七年。曾几何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电影一直是上海的“特产”，而电影摄制则更一直是文华、昆仑等上海私營摄制公司的“专利”。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私营电影公司的全部收归国有，以长影、北影、上影、八一等为首的国营电影制片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江南北纷纷建立起来，并很快遍布全国各地，而最后留下来的骨干电影制片厂则以七大故事片厂、三大科教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为主。

    “十七年”电影囿于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影片题材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军事革命、文学改编、现实生活、少数民族、舞台艺术等有限类型上，并且这些类型万变不离其宗，均整齐划一地紧扣其时的意识形态下的现实主义。对于后现代中国社会颇具参照意义的，则是“十七年”电影时期整个社会近乎和谐大同的凝聚力，以及充斥于整个社会的无阶级分别、无职务高低分别、无行业分别的满满的由心而发、由情而感的正能量。正是这种自发、自觉的正能量，才使得“十七年”电影中的社会记忆，来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真实，“十七年”电影的国家民族认同，来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虔诚。

    一、“十七年”电影的整体印象

    （一）“十七年”电影的历史与发展概览

    “十七年”电影时期的中国，正值中国社会刚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上至意识形态下至社会关系的惊天巨变。不仅社会性质发生了180°的大转折，而且由社会性质所承载着的国家民族内涵，亦随之有了判若天壤的跃升。等待着中国艺术家们的是电影艺术的再出发，同时，更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断崖与影视艺术人才的极度缺乏。“十七年”电影的主力，其中一支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私营电影公司中的电影艺术工作者，另一支则是部队与老根据地的电影艺术工作者，显然后者不仅成为了“十七年”电影创制的鲜活血液，而且更成为了“十七年”电影创制的绝对主导者。与其他因素有所不同的是，新中国的电影文化不仅为社会记忆带来了一种主动意识，而且更为国家民族认同带来了一种主动意识。[1]

    在“十七年”电影时期，中国的电影工作者由建国之初的满目疮痍，到中国整个电影体系的基本确立，仅仅用了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十七年”电影时期成果之丰硕不仅举世嘱目，而且更举世震惊，仅观影人次一项，即由历史最高峰值的4000万人次激增至不可思议的近50亿人次，可以说在那个年代，中国电影工作者创造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的伟大奇迹。究其根本原因，恰恰在于中国人民整齐划一的群体充满正能量的主动意识。中国的“十七年”电影，正是以这种主动意识，开始了一种立足于社会主义探索阶段的新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影视艺术实践。这种影视艺术实践，为新中国电影赋予了无限的革命激情，这种建立在革命激情之上的形而上的影视艺术实践，才是“十七年”电影艺术的意识观念本质。

    （二）“十七年”电影中的社会群像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时期，由于民心统一到一个共同的信仰旗帜下，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出现了由政治而经济、文化、社会的整齐划一的人类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政治社会现象，这种政治社会现象使得此后的学者将此误读为一种群体无意识。事实上，这种政治社会现象恰恰与群体无意识截然相反，反而是一种群体主动意识的同一化反映。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中所反映的是一体同观的工农兵集体社会群像，所反映的是对于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无穷渴望。因此，才有《桥》《农家乐》《枯木逢春》等表现工农兵欣欣向荣生活的社会群像，在这一时期频繁地展现在新中国的大银幕上。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也因其无上质朴，而在近乎机械化的文本结构下，以无痕光影雕刻出了充实的叙事肌理。

    新中国电影工作者以其对于国家民族的诚挚热爱，与其对于普通民众的热切关怀，用充满了诗意的新现实主义光影，与充满了东方韵味的影像形式，而在这一时期集中建构起了一种仅属于“十七年”电影的具有新中国特色的新古典主义。这种新古典主义，以其质朴、含蓄、淡雅的映像特质，与其中凝结着的更符合人类心灵成长的正能量，强烈抒发了从离乱中解放出来的新中国电影工作者，与新中国全体民众的那种喜悦与自豪。例如，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女篮五号》一片，即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体育题材故事片，在这部故事片中，一对恋人的命运与整个中国大时代背景交织在一起，同时，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影片突出表现了那一时代中国普通运动员充满青春活力积极向上的平凡生命的社会群像。

    （三）“十七年”电影中的政治情境

    从“十七年”电影的历史与时代大背景观察，新中国刚刚从一片墟烟中缓缓崛起，而环伺的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却在一旁虎视眈眈。对于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十七年”电影的短短十七年，恰恰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艰难萌芽的十七年，同时，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而言，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出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时代需要的必然，从政治视角而言，此时迫切需要政治占领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因此，这一时期文艺的脉搏是与政治脉搏一起跳动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显然是以政治为支点的，并且，这一时期的政治形态、政治意识、政治运动等对文艺均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从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亦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政治形诸于文艺作品的种种若即若离的痕迹。

    “十七年”电影，实质上就是一种由政治形态驱策着的20世纪中叶的新中国文艺学发轫；“十七年”电影的映像以一种无上荣光，而将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罩上了政治形态的某种光芒。因此，这一时期电影作品所映现的社会记忆，实际上就是一种政治高度介入的社会化寓言，而这一时期极易被肤浅的评论者所误读为群体无意识的意识，其实是一种超乎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整齐划一。因此，无论“十七年”电影在社会记忆方面有着什么表象化与具象化的能指，究其本质，都是一种政治修辞的艺术化表达。事实上，政治才是“十七年”电影的真正意义上的形而上的意象所指。例如，《武训传》的火爆热映、广受好评，及其最终的尴尬处境等，就足以说明“十七年”电影的政治至上的艺术情境。

    二、“十七年”电影的社会记忆建构

    （一）社会记忆基于文化内涵的建构

    勿庸讳言，“十七年”电影实质上是与政治亦步亦趋的，但是，从社会学视角而言，浓重的政治承载，亦同时建构起了这一时期中国一代人充满了正能量的精神基因，并为诞生不久的新中国的意识形态赋予了无上的荣光，为新中国的全体普通民众赋予了时刻充盈着的正能量。并且，这种正能量由最初的直觉到无督导的自觉，由最初的表层到无意识的内在，从最初的单一到复杂的多元，由最初的质朴到渐渐的深刻，一切都发生在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之间，这种快速渗透与深度沉浸，无不与影视艺术的技法如出一辙。而恰在此时应运而生的“十七年”电影，其在动作和语言表达上，亦以其含蓄的文化内涵，反而令看似朴素的映像表达显得尤为生动鲜活。

    而反观后现代影视艺术作品，我们却再难看到文化内涵含蓄的影视艺术化高级表达，比比皆是的反而是缺乏文化内涵支撑的拙劣的恶搞裹胁下的泛娱乐化、泛商业化、泛低俗化表达。抚今思昔，反而愈觉“十七年”电影的难能可贵。例如，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林家铺子》，即将鲜活的社会记忆还原至具象化的江南水乡这一广阔天地，将环境氛围与社会记忆深度融为一体，由鳞次栉比的典型木屋、古色古香的茶楼、迎来送往的酒肆、熙来攘往的商铺等还原历史环境氛围中的人与事，由艺术光影精雕细琢艺术萌芽时代的属于那一代人的社会记忆。更以平凡社会化场景中的微妙小镜头，真实且切近地反映着整个社会大时代背景下的社会记忆最能够直击心灵的人性大冲撞。[2]

    （二）社会记忆基于正能量的建构

    由后现代的视角审视“十七年”电影，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所极度缺乏却又无从寻获且又无法弥补的质朴、含蓄、淡雅，而我们这个时代所充斥着的，却是几乎已经与西方主流意识完全接轨的，完全由商业化驱策着的视效、恶搞、耍宝、无厘头，某些大片还创造出了惊人的票房纪录，而其内容甚至荒诞得令人不知所云。从抽象意义而言，“十七年”电影恰恰是其时中国社会的一面多棱镜，透过这面多棱镜，我们仍然能够如临其境地感受到那个时代最真实的社会状态，无论“十七年”电影时期的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如何，影视艺术实际上自有其独立的内在发展逻辑与自我发展韧性，“十七年”电影正是以这种自我发展逻辑与自我发展韧性而在曲折、坎坷、磨难中依然在不断地焕发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社会记忆的光彩。[3]

    中国“十七年”电影时期，文化艺术领域的去明星化、去名利化、去阶级化等批判的可持续，才为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艺术保有了其社会性、纯洁性、真实性、富实性，同时，更为“十七年”电影保有了可以透过光影一览无余的真实、切近、鲜活、透明的社会记忆。不仅如此，“十七年”电影更以其政治强势介入所崇尚的大集体精神、敢于牺牲式的奉献精神，而以史诗般的光影笔触雕琢着仅属于那个时代的平凡的英雄人物。例如《风暴》一片中的林祥谦与施洋、《战火中的青春》一片中的高山、《党的女儿》一片中的李玉梅、《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同时，更以映像的形式将中国社会记忆与一代人的青春一起封存在了永恒的历史光影之中，成为一种具有历史学、政治学、艺术学理论研究价值的正能量“标本”。

    （三）社会记忆基于切近与真实化的建构

    “十七年”电影中的社会记忆具象与抽象，分别为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提供了由具体而见微知著的鲜活的影像素材，这些鲜活的影像素材之中饱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所罕有的超乎寻常的社会化群体的统一的正能量，这种满载着正能量的鲜活影像，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社会记忆群像，这些社会记忆群像令观众在悲喜交加的拟真社会生活的戏剧氛围之中，沉浸地品味着人生滋味，并从这种沉浸品味过程之中获得对于生命的准真实的切身体味。恰如马克思所言，从来都是社会关系推动着生产力。实际上，从“十七年”电影中的社会记忆观察，“十七年”电影时期的社会关系比以往任何年代、任何时期都更加和谐，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极度和谐，才为此后产生力改革开放后的蓬勃发展，蕴育了无穷的活力与无限的生机。[4]

    “十七年”电影不仅有着层次化整体架构所支撑着的叙事框架，而且亦有着网状叙事肌理所不断编织起来的社会记忆的映像式意象化反映。例如，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五朵金花》，即以少数民族姑娘金花的爱情故事，拟真式复活了那一时代的社会记忆，包括农村干部副社长在内的各行各业五朵金花各具风采。“十七年”电影时代类似于这样质朴、纯真、淡雅的电影作品层出不穷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恰恰在于“十七年”电影时代，由国家所主导的遍布整个国家各个角落的去明星化的社会主义改造，这种社会主义改造不仅为“十七年”电影带来了潜心精研角色、刻苦深入生活、一心服务文艺的优秀电影演员，而且，更为整个国家留下了足以辉耀史册的关于那个时代的真实的社会记忆。[5]

    三、“十七年”电影的国家民族认同

    （一）“十七年”电影中的国家民族具象

    纵观“十七年”电影，这一时期的电影较多回顾性作品，这些回顾性作品以表现革命战争年代英烈事迹为主，多以革命叙事、战争叙事、英雄叙事展开剧情，这些影片直至今日仍然能够为我们提供可资不断汲取的正能量。“十七年”电影恰恰因其政治至上性，因而才具有了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性，这种国家民族认同性，首先即由其社会记忆的具象化与表象化的生动鲜活所充分展现出来。正是这种政治至上性，才为国家民族认同灌注了满满的革命激情，亦因此才使得这些作品拥有了无需视效过度处理与过度铺垫的真挚情感，并由这种对于国家民族强烈认同的真挚情感，而凝结成具有独特光影质感的影视艺术作品。并以这种以正能量所书写的国家民族认同，而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最基本的政治、社會、文化等的强力支撑。[6]

    “十七年”电影的社会记忆建构，为“十七年”电影由社会、政治、经济、意识等诸多方面建构起了一种历史在场的有力确证，社会记忆更为整个时代留存了一种独特的历史钤印，同时，亦以社会记忆的满满的正能量的观念本质，而不断地可持续地对整个社会，产生着社会记忆的驱策效应，正是这种充满了正能量的社会记忆才连接起了整个时代的国家民族的具象化认同。例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翠岗红旗》一片，即由主创者们深入事件发生地，密集采访人民群众。不仅受访的人民群众声泪俱下，而且采访的主创者们亦被深深感染得随之而泣。从而使得主创者们的内心满满地融入了对人民的爱和对敌人的憎。正是在这种饱满的激情驱策下的具象化影像，才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际级摄影大奖，为新中国争得了国际级的荣誉。

    （二）“十七年”电影中的国家民族抽象

    政治与社会关系、政治与美学力量在“十七年”电影时期，获得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既极度和谐又深度融合的高度契合，这是一种人类历史都极为罕见的高度契合，恰恰是因为这种高度契合，才使得这一时期的电影创造出了兼具浓重时代气息，与独特艺术风骨的影视艺术作品。电影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艺术、社会四方关系的集大成者，其在“十七年”电影时期，以对于国家的关注、民族的关切、人民的关怀，而创制出了许多洋溢着正能量的作品，这些作品之中不仅表达着获得解放后的中国普通民众的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热情，而且亦表达着中国整个民族勇毅、奋发、蓬勃的民族精神，同时，更表达着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的那种敢于挽狂澜于既倒的气壮山河的国家民族凝聚力。

    “十七年”电影更以思想力量、意识力量、精神力量而凝结成了一种基于国家民族的历史抽象，从这种意义而言，“十七年”电影绝非一系列影片的集合，而是一种时代历史与往昔时光沉淀成就的国家民族映像。例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南征北战》，即由针对革命战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大时代的回顾，既展现了我党我军的英明决断，又展现了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我中国儿女的同仇敌忾，同时，更展现了中国社会群像中的军民鱼水关系铸就的深情厚谊，以及军民之间、官民之间、民众之间的一体化和谐，正是这种一体化和谐才形成了一种坚不可摧、牢不可破、势不可撼的形而上于意识形态之上的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时光纵使能够斑驳碧瓦红墙，亦斑驳不了“十七年”电影的光影之间所透射出来的那道耀眼的家国一体的炽烈光芒。[7]

    （三）“十七年”电影中的国家民族意象

    中国国内普遍存在着对于“十七年”电影认知识解的严重误区，那就是要么将“十七年”电影批评得一无是处，要么将“十七年”电影视作一种文化大革命的前奏。这两种误区的错误之处都在于未能以客观的视角审视“十七年”电影，未能针对“十七年”电影的社会记忆与国家民族认同加以深刻剖析。事实上，“十七年”电影小而言之，是一种对于劳动、战斗、友谊、爱情的主观叙事；大而言之，则是一种形诸于影像的中国人民斗志昂扬的基于宏观的国家民族意象的自发歌颂。与“十七年”电影不断带给中国民众思想、意识、精神凝聚相比，反观中国时下的后现代娱乐化与商业化大片，其在聚敛全民财富为少数人一己之私的同时，其所能带给中国民众的只能是以其恶搞、耍宝、胡闹而不断地造成中国民众与国家民族产生情感、情绪、情结上的疏离。

    “十七年”电影时期之后，接踵而至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以文化为名义的大革命，但其本质上却仍只是一场泛社会化的革命，其对整个中国的影响虽是深远的，但却是一过性的，其与“十七年”电影一样，仅存社会记忆与国家民族认同，由此可见，“十七年”电影的魅力恰恰在于其穿透历史映射至今的那种昂扬着正能量的人文精神。例如，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林则徐》，即达到了较高的艺术造诣，其中的角色人设造型、背景氛围创设、光线调度运用、视角运镜处理、色彩色调融合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堪称是划时代里程碑的艺术水准，尤其是影片意蕴中的那种极其强烈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以国家气节与民族大义为重的担当，更是由朴素的光影之中透射出耀眼的人性光芒，这种人文精神与人文情怀，以其崇高意象而构成了一种形而上的国家民族认同。

    结语

    “十七年”电影恰逢特殊的历史时代，在近乎于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规训之下，为后现代中国电影提供了中国后现代电影最为缺乏却无法达致的感人肺腑的震撼影像。“十七年”电影中感人肺腑的震撼影像，对中国后现代社会具有无与伦比的参照价值，不仅为中国当代被西方思潮所扭曲的文化产业提出了校正的参考，而且更为中国后现代社会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回归主旋律与正能量的金光大道。“十七年”电影之所以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无阶级差别、无职务差别、无行业差别的一体化和谐，其根源恰恰在于普通民众所自发、自觉、自愿的国家民族一体化认同。

    “十七年”电影的光影记忆，凝聚了整个中国华民族最值得骄傲与自豪的一段光辉岁月中的和谐大同，而正是这段光辉岁月中满满的正能量，达致了整个社会呈现出近乎完美的和谐大同。使得这一时期由映像所承载着的中国社会记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来得更加切近、质朴、真实，并且，这一时期由映像所表达的国家民族认同，亦来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庄重、规整、虔诚。“十七年”电影向中国影坛映射出了一道凝结着一代人社会记忆的独特光影，这道光影中的社会群像，以其无上质朴与无上荣光而折射出一种古往今来任何社会都无可比拟的正能量，正是这种正能量，才为那个时代的整个社会粹炼出了，足以承托国家民族社会一体化认同以及支撑未来可持续改革开放的意识、思想、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1]储双月.“崇高”的召唤：农民、农民起义与革命——“十七年”电影革命历史叙事的一种维度[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6，

    30（2）：28-35.

    [2]杨洋.“工农兵电影”的另类人物形象塑造——析“十七年电影”之体育故事片[J].四川戏剧，2015（8）：53-57.

    [3]赵正阳.“史”“论”“术”集体发力“宏”“微”“法”全面开花——“中国‘十七年电影学术论坛”综述[J].当代电影，2013（12）：

    95-99.

    [4]胡牧.中國十七年电影英雄人物形象的符号学意义——以电影《红色娘子军》等为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25（2）：49-53.

    [5]胡牧.权力话语的镜像表现——论中国“十七年”电影英雄叙事的性别话语[J].河池学院学报，2008，28（6）：38-42.

    [6]柏佑铭，刘宇清.作为类型的政治运动：十七年电影中的象征与意识形态关联[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19-24.

    [7]戚吟.十七年电影再反思——兼评《毛时代中国电影的历史、神话与记忆1949—1966》[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5）：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