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府君墓志铭》赏析

    吴军昌

    摘要:北魏墓志出土较多,尤其中原地区。其内容除了它的史料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的书法价值,每块墓志都是一部不菲书法作品。清代中晚期,“碑学”兴起,直接冲击雄踞书法界千多年的二王“帖学”,北魏墓志的艺术价值得到认可。《赵府君墓志》与河东蒲坂出土的另一块名志《张玄墓志》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关键词:墓志铭;赏析

    永济市博物馆藏有一合北魏时期墓志,名为“赵府君墓志铭”亦曰“赵猛墓志铭”。此墓志由两部分组成,为志石与志盖。志盖为覆斗形,顶部中间平整,篆书阳刻“赵府君墓志铭”,两排六字;墓志长44厘米,宽42厘米,厚13.5厘米。志文魏体正楷,竖排18行,每行18字,总计字数357个。

    墓志铭文如下:

    君讳猛,字玄威,南阳西崿人也。其先赵明王之苗裔。晋楊州刺史尚之後。高祖永,永嘉之年剖府新平,遂宅秦岖。曽祖辨,雄才冠世,授命府氏,拜建威将军、天水太守。祖鱼,姚奉车都尉、關内侯,迁官河左,因而家魏。君禀英明之姿,挺骁果之略,志气宏恢,风操雅投。于时荆州偏垂,地坦關洛,以君德望具瞻,擢为白楊军将。君善抚酋渠,大着恩信,器核不施,凶心自屏,既还桑梓。

    时假定安令,而上灵降灾,春秋七十。太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家粤。正光五年岁次甲辰十月戊寅朔十月廿日,葬于蒲城南嵎。悲金玉之奄质,伤松籣之摧荣,凭玄石以刊状,诧黄泉以流名。乃作颂曰:

    鸿源韶继,爰自赵王。领袖晋京,官冤南阳。岳莅江浦,守临泾壃。因宦秦岖,移荫魏乡。伊君骁果,统戎遐荒。假拜名邑,令问亡令。哲人其萎,邦国弥伤。

    夫人,冯翊田氏,父背,秦姚中书博士,冯翊太守。

    此墓志保存基本完整,作为一件精美馆藏文物,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现从以下两方面略做赏析。

    一、墓志提及人物简析,及其出土地

    墓志记载,墓主人赵猛,字玄威,(西)晋扬州刺史赵尚之后。据《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赵尚不见于史,或出杜撰附会,或官职有误。”可知,赵猛的先祖赵尚,河南南阳人,曾在西晋任职,只是未在史书记载;或是为了炫耀而出于牵强杜撰。西晋“永嘉之乱”后,其高祖赵永迁至陕西关中一带(“遂宅秦岖”)。其曾祖赵辨、祖赵鱼,历仕西晋、前秦和后秦。墓志载:“祖鱼,姚奉车都尉、關内侯,迁官河左,因而家魏。”可知,赵猛祖父赵鱼应是后秦帝主姚氏的主要幕僚官宦,身居要职,守卫重地——蒲坂,因而举家迁至河东蒲坂。志文中“河左”与“魏”应是指河东蒲州一带,即山西南部的永济。永济古称蒲坂,历来为兵家重地,西晋十六国时,这里更是北方诸国争夺要地。前秦、后秦都在此设置州府派亲信重臣驻守,后秦姚兴还从陕西、甘肃迁六千户羌人入居蒲坂城。至北魏时,蒲坂城不仅是一座军事重地,并且已成为北方的一座政治文化中心,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文化发达。诸多的少数民族在这里生活,接受着先进的中原汉文化,逐渐融入民族大一统。北魏统一北方后,赵猛先祖依附于魏,家仍居于蒲坂(今永济蒲州故城)。

    据“于时荆州偏垂,地坦關洛,以君德望具瞻,擢为白楊军将。”赵猛应在荆州任职,后归桑梓,卒于故乡。从墓志出土地——永济市侯家庄村(永济蒲州故城南二、三公里),进一步确认 “葬于蒲城南嵎”中的“ 蒲城 ”当是指永济蒲州城。永济古称蒲坂,东汉王莽时曾将蒲坂县(永济)改为“蒲城”,蒲坂自汉就有“蒲城”之说,此处的“蒲城”只能指永济的蒲州古城,即蒲坂城。另有,北周文学家瘐信在他的《就蒲坂使君乞酒》一诗中写到:“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香。”桑落酒是蒲州特产。或者说,是这件墓志撰刻者的一种省略,因为他们心目中的“蒲城”就是“蒲坂城”。

    赵猛妻子田氏,陕西冯翊人,父亲曾在姚秦时任中书博士、冯翊太守。

    二、墓志书法艺术(媲美《张黑女墓志》)

    这件墓志铭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书法艺术,它是一件典型的成熟的魏碑书法作品。

    北魏书体石刻一般包括碑、墓志、造像记、摩崖刻石等四部分,其中墓志石刻长期埋入墓穴之中,不受风雨侵蚀和自然人为的破坏,一般都保护得很好,字迹一般都很清晰,“赵猛墓志”即如此。北魏碑体书法就如一位深居闺中的美女,尽管国色天香、楚楚动人,但被人发现与认知的较晚。自隋唐以来,书法界一直被“二王”(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的帖学垄断。如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推崇,宋太宗时的《淳化阁帖》对“二王”书体的收录推广,清康熙好董其昌、乾隆喜赵孟頫,都是二王一路,以及清前期“馆阁体”的书体标尺等,一切使南朝的帖学一统书坛数百年。直至清中叶“乾嘉学派”兴起,以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有识之士发起倡导,著书立说,力挺“碑学”。阮元发表《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推波助澜,康有為更是扭转书坛乾坤,一扫传统,奠定“魏碑”新体。至咸丰、同治期间,碑学如日中天,“碑学大播,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揖》)康有为又指出:“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跃,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魏体书法兴起,除了其本身的无穷魅力外;另有原因就是“理学”、“帖学”的衰落,好比长期吃一种食物,需换个口味一般。

    “五胡十六国”时,墓志碑刻均很少见,仍是隶意尚浓。北朝书法上承汉隶,下启唐楷,书体隶、楷兼备,与北方刚劲矫健的民族特点相和,魏碑书法总体呈现的是古朴拙雅、雄峻坚实的艺术风格。墓志书法最灿烂的时期应是北魏,而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最为繁盛。此时期的墓志书法达到了魏体书法最高境界,北魏墓志书法可谓“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沉稳庄重之风格奠隋唐正楷之根基。

    说到北魏墓志书法,不能不提到另一书法名碑——《张玄墓志》(又称《张黑女墓志》)。《张玄墓志》属北魏后期墓志,其书法地位众所周知,究其原因,一是其书法精辟;二是由于清代书法大家何绍基的推崇;三是因为原碑的丢失,更显其珍贵。《赵猛墓志》与《张玄墓志》就好比一对孪生兄弟,二者有诸多惊人相似,尤其书法艺术。

    其一,出土俱在永济蒲州。张玄,“薨于蒲坂城建中乡孝义里”,“葬于蒲坂城东原之上(蒲坂城指永济蒲州故城)”;赵猛,“葬于蒲城南嵎(蒲城当指永济蒲州故城)” 墓志出土于永济蒲州侯家庄村。

    其二,刻石时间接近。张玄,葬于“普泰元年”,即公元531年;赵猛,葬于“正光五年”,公元524年。《赵猛墓志》的刻石时间仅比《张玄墓志》早七年。正是北魏迁都洛阳(493年)后,国力鼎盛的三十年之间,此时的书法与雕刻,是北魏对中国文化史的最大贡献。蒲坂城东靠洛阳,西倚长安,不仅位置重要,又是北魏的一座政治文化名城。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亲幸蒲坂,祭舜修庙。《魏书》载:“夏四月,??癸亥(孝文帝)行幸蒲坂,祭虞舜。戊辰,诏修尧、舜、夏禹庙。”

    其三,书法字体风格几近相同。两者结构用笔方圆兼备,体取横势,使锋峻宕,时出隶意,风神质朴秀雅,字略呈扁形,尤其是长撇、长捺和长横都特别夸张,增添了一种飘逸宽绰的情趣,笔势也灵活。文字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中锋用笔则笔势圆浑,而侧锋则多用于短撇、横钩和转折中。这种中与侧、方与圆的有机组合构成了刚中带柔的独特风格。

    何绍基当年评《张玄墓志》:“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何比肩《黑女》者。”康有为则云:“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原精古,未有比肩《黑女》者。”还有许多大家更是给予《张玄墓志》好评,可惜他们都未曾一睹实物,如今永济博物馆的这件另一神品《赵猛墓志》,定当又是一件书法重物。

    《赵猛墓志》处于北魏后期,处于碑体书法的成熟与定型期,在圆熟兼方正的风貌中,开隋、唐楷书之先声。何绍基若早发现此墓志,定当又是兴奋不已。

    南北朝时期,由于碑禁的影响尚在,地面树碑稀少,因此深埋地下的无数墓志遂成碑版文字的大宗。所以要论经补史与察知书法艺术的演变,墓志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陈继瑜等《河东出土墓志录》,1994、4

    [2]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2005、3

    [3]王强《中国书法赏析丛书——魏碑》,1999、7

    [4]《蒲州府志》,清、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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