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阶思维的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优化策略研究
【摘要】针对国内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现状与问题，基于高阶思维等相关理论，提出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和目标，探讨理论教学的优化原则和策略。
【关键词】高阶思维；数字出版；优化策略
【作者单位】丛挺，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基金项目】 本文受2015 年度“精品本科”教学改革项目《“产教融合”数字出版人才培养机制的探索与实践》（编号：2015-JPBKZ-002），上海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编号：16HJSK-YB06），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编号：15ZS044）和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编号：ZZslg15066）资助。
随着数字出版产业的迅猛发展，数字出版人才培养与教育成为业界和学界热议的话题，相关学者针对数字出版人才需求、培养机制、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模式等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的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与数字出版教育相关的期刊论文数量超过120篇。我们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研究者更多地将精力投在实践教学方面，对理论教学的关注明显不足，其中与数字出版实践教学相关的文献数量超过30篇，而与理论教学直接相关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从行业发展的长远角度考虑，如果一门学科仅仅将目光集中在实践教学层面，缺少来自理论教学层面的有效支持，是无法培养出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上海师范大学陈丽菲教授从针对该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的统计发现，过分专注于计算机编排技术和电脑排版等技术实践类课程的学生（即仅这几门课程的成绩优秀者）在之后就业中居于竞争劣势[1]。与出版专业类似，同样属于应用性学科的城市规划专业，其理论课程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忽视到重视的过程。相关学者指出，理论教育的不足导致规划从业人员在规划实践中处境尴尬，或限于行业视角，与社会发展要求脱节；或盲目采用标准技术手段，因千城一面的规划而饱受诟病[2]。由此可见，在行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深入反思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现实问题，有助于厘清数字出版的人才培养目标，完善数字出版教学体系，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基于此，本文从数字出版理论教学面临的问题入手，结合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教育理念，提出理论教学的现实需求和目标，探讨优化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一、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近几年，随着各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数字化演进与部分高校数字出版专业的开设，数字出版教学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大部分编辑出版学专业都开设了数字出版相关课程，其中既包括理论概述类课程，如数字出版导论、网络出版实务等，也包括技能操作类的课程，如网络编辑、现代出版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等[3]。相对于原有的编辑出版学课程体系，数字出版课程中技能操作类课程的比重更高。当然，仅从课程设置的情况来看，我们并不能得出数字出版理论教学合理与否的结论，还需要结合教学思路、方法和内容等方面进行分析。根据笔者与相关高校教师的交流反馈情况来看，目前数字出版理论教学面临以下问题。
1.对理论教学存在认识上的偏差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相较于编辑出版学课程，数字出版课程增加了技能实践类课程的比重。这一方面是由数字出版本身的技术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反映了从业者对数字出版课程的固有认识，即数字出版缺乏成型的理论体系，相关课程不应空谈理论，而应侧重于技能实操教学。尽管业界和学界没有完全否认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必要性，但是对其实际价值往往持一种怀疑态度。事实上，当理论课程已成为“虚”的代名词时，认真钻研理论教学的基础共识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如何回归对理论教学本质的正确认识，是优化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重要前提。
2.理论教学准备不足
从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实际情况来看，教学理念、师资与教材等方面准备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目前，以“数字出版导论”为代表的理论性课程一般依托相对有限的教材资料或教师自编讲义，教学内容的体系化程度不高，教学方式则以单一的知识传输为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数字出版理论教学准备不足有其客观原因。首先，每一门应用性学科的理论教学都与其所处的社会和行业发展存在一定关系，前者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后者的发展阶段，这集中体现在教材编写、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其次，相较于实践教学对实验设备、软件系统与教师技能等方面的刚性要求，理论教学往往更依赖于专业理论体系、教师思维品质、案例素材等相对软性的条件，这使得理论教学的显性门槛较低而隐性门槛较高，虽然大部分高校都开设了理论课程，但最终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3.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割裂
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学科发展的基本目标，本质上讲前者是告诉学习者该做什么，后者则是回答怎么做。然而目前，理论教学与技能实训脱节恰恰是社会与业界诟病最多的地方。尽管不少高校针对数字出版技术特性为编辑出版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包括编程语言、信息系统设计、三维动画等技术类课程，但问题在于很多情况下学生只是被动地学习技术工具，并不清楚不同技术模块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它们服务于哪些应用场景和领域，具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由于相关的课程仅仅是在微观层面介绍技术工具的使用，并没有在宏观层面给学生提供对数字出版技术体系的系统认知和理解，这使得大多数技术类课程沦为单纯的技能培训，无法整合形成强有力的能力优势。
二、基于高阶思维的理论教学目标分析
我们通过对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现状的分析发现，无论是对理论教学的认识、教学的准备，还是与实践教学的结合，本质上都指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理论教学的核心目标究竟是什么。一般来说，教育的目标总是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当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和智能技术日益成熟，机械可重复的体力和脑力劳动逐渐让位于复杂个性化的创造性活动，这对依靠先进科技进行知识传播的数字出版业来说尤其如此。就以近十年数字出版的发展来看，从早期的出版流程数字化、电子书与数据库发行，到最新涌现的社会化阅读和基于大数据的知识服务等，数字出版的产品形态和产业特征不断发展变化，相应的，对人才的知识和技能需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试图通过提供大量封闭性的知识来应对变化的世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在不断摸索数字出版基本规律的同时，帮助学生建立可扩展的知识体系与灵活的思维方式，才能有效适应产业与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因此，理论教学的目标不再是给学生提供确定性的行业知识，而是培养学生可持续的自我学习能力。具体而言，是希望学生在认识数字出版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掌握基础分析工具的前提下，“以‘独立思考精神去面对他们所遇到的一切不熟悉问题”[4]。
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是将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从低阶思维主导模式转向高阶思维主导模式。所谓高阶思维，是指发生在较高认知水平层次上的心智活动或较高层次的认知能力[5]。根据教育学家Bloom（1956）等人对认知教学目标的划分，认知层次水平大致可分为六个层级，分别是知道、领会、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其中分析、综合和评价属于高阶思维，而知道、领会和应用则属于低阶思维。从现阶段数字出版相关课程的考核方式与题型来看，更多是停留在低阶思维的训练，如对孤立性的知识点的识记、对去情境化问题的单一角度理解等，而对高阶思维的训练和考查明显不足。高阶思维在教学中表现为高阶学习，就是运用高阶思维进行有意义的学习，这种学习通常是主动的、有意图的、建构的、真实的与合作的。与这种学习相匹配的知识叫作高阶知识，它强调从问题探究而非僵化记忆中获得具有情境化和个人化的隐性知识。高阶思维、高阶学习与高阶知识相互之间紧密关联，共同组成面向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对数字出版教学而言，引入高阶思维等相关理念优化和改进现有的理论教学体系，将有助于提升数字出版的人才培养效果。
三、基于高阶思维的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优化策略
任何一种先进的教育思维和理念，都必须落地为有效的教学实践，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正如教育研究者所指出的，通过恰当的教学条件支持，高阶思维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而培养高阶思维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将培训融入具体教学活动之中，而不是开设专门的、单独的课程[6]。针对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现状和问题，本研究结合高阶思维等相关理念，提出优化教学的基本原则与策略。
1.优化原则
一是渐进性原则。尽管当前社会对数字出版创新人才的需求极为迫切，但考虑到目前各高校理论教学准备不足和思维能力教学长期性等客观现实，笔者主张采取渐进性的发展方式，将高阶学习模式嵌入现有的教学内容体系，教师通过不断调整高阶学习与低阶学习的分配比重，逐渐提升理论教学的质量和层次。譬如在每一堂课的师生互动中增加与高阶思维能力相关的问题设计，在考试题型设置中增加与高阶思维相关的题目考查等。
二是差异化原则。由于各个高校开设数字出版专业或课程的院系有所不同，相应的师资力量与学科背景也存在较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不同高校结合各自的学科背景，采取差异化的教学思路，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如以图书情报学为背景的数字出版理论课程可以侧重信息思维的培养，以新闻传播学为背景的数字出版课程可突出跨媒体的传播思维，而以艺术设计为背景的数字出版课程则可强化视觉设计思维等。虽然不同高校在具体教学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异，但在培养高阶思维能力的教学目标上具有同一性，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更符合未来文化科技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有助于形成人才之间的错位竞争。
三是场景化原则。所谓场景化原则，主要强调的是理论教学中的高阶能力培养必须与应用场景深度融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数字出版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正处在持续演化的发展阶段，如果将所有的知识概念完全从真实的场景中抽离，其结果只能是形成无法迁移的呆滞知识（Inert knowledge），一旦学生回归真实的应用场景，之前所学的理论知识的实际价值将非常有限。因此，所有围绕高阶思维设计的案例或任务都尽可能从社会与产业运行的现实问题中提炼出来，并进行有效的结构化处理，挖掘其背后的共性思维特征，促进学习者对知识的灵活运用与有效迁移。
2.优化策略
针对数字出版理论教学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可着重从问题设计、案例教学、信息化学习、教学支撑要素准备方面进行优化。
（1）问题设计
根据国内外教学实践的总结，问题设计是促进学习者高阶思维能力教学的核心，也是开展高阶思维教学的有力抓手。问题设计是指围绕学科基本概念进行的学习任务设计，它通常是以“问题”的形式来重组课程内容，为学习者创设一种真实的、复杂的、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7]。这些问题不是简单的填空式问题，如“世界上第一部电子书的名称是什么”，而是以思维为基础的问题（Thinking-based Question），学生需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思考才能回答。
在实际的教学设计中，这种以思维为基础的问题可分为基本问题（Essential Question）和单元问题（Unit Question）。所谓基本问题，是指学科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基本概念，指向学科核心思想和深层次理解的、能够揭示学科内涵丰富性和复杂性的问题，并牵引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8]，如“假如人类历史上先出现互联网，再出现印刷术，今天还会有出版的概念吗？”这类问题有助于学生从哲学高度来认识所学的知识，并将其与经济、社会、历史等不同学科有机联系起来，逐渐形成跨学科的认知习惯。所谓的单元问题是引导学习者探索的基本问题，相对具体和容易操作[9]。它是理解基本问题的桥梁，通过对不同知识点的单元问题集中训练，使学习者不断发展高阶思维能力，从而提升对学科基本问题的理解，如“如何看待数字版权保护技术对数字出版的影响？”“英美电子书销售在经历早期快速增长后出现下降的原因有哪些？”等。这类问题可以结合某一知识点学习展开，其目的不在于提供所谓的“正确答案”，而在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通过将基本问题和单元问题嵌入数字出版的教学内容中，教师可以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分析、综合、评价的高阶思维能力。
（2）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最早是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针对法院判例，让学生参与讨论的课堂教学模式，之后逐步推广到其他专业领域。所谓案例教学是指以案例为基本教学内容、以师生互动为基础、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管理能力为目标，是区别于传统课堂讲授的一种新型教学方法[10]。编辑出版学作为典型的应用性学科，案例教学法在其相关课程中受到广泛重视，如选题策划、图书营销、版权贸易等。如陶安涛所指出的，出版案例教学法是一种运用典型案例将现实中具体的出版活动引入课堂教学或者学习者思维的过程，是对某一出版具体过程进行场景引入的结果，帮助学习者在仿真的职业情境中像从业人员那样思考和行动的教学方法[11]。
可以肯定的是，数字出版案例教学需要充分借鉴传统出版教学的大量经验，包括案例来源的筛选加工、案例教学流程的管理、案例问题的分解与合成等。但与此同时，数字出版案例教学也需要注意其与传统出版案例教学的一些区别。
第一，案例对象和分析单位的选择。一般来说，传统出版案例教学往往以单本图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选题策划、营销推广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从案例对象和分析单位的角度来看，其指向的产品对象及其生命周期一般较为明确，适合进行深入分析。但是数字出版的产品对象一般较为复杂，可能是某一电子书或电子杂志，也可能是某一视频节目或知识服务，还可能是集成性的平台或系统，相应的生命周期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数字出版案例教学往往会由于师生对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性把握不足而使研讨流于形式。譬如对亚马逊Kindle阅读器成功之道的案例分析，如果不能将其放在全球互联网科技发展的宏观环境和亚马逊生态系统的特定背景下展开讨论，几乎是无法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的。因此，笔者建议，针对数字出版的案例教学宜将某一数字出版或新媒体公司的战略行动作为分析单位。所谓战略行动（strategic move）是指推出一个开辟市场的主要业务项目所涉及的一整套管理动作和决定[12]，如罗辑思维与papi酱的战略合作、汤姆森·路透出售知识产权与科技业务等。通过对特定战略行动的教学研讨，有助于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多视角分析能力，同时也避免因案例对象过于复杂造成教学效果不佳。
第二，重视失败案例的研究。在传统出版的案例教学中，由于受资料公开性的限制，教师在课堂中所谈及的案例往往都是成功企业，针对失败案例的教学研讨较为欠缺，这往往使学生在学校接触了大量“成功之道” 而忽视了其背后的“不可复制性”。与传统出版相对封闭的生态不同，数字出版企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更为开放，与之相对应的竞争风险和失败概率也更高。同时，受益于当今各类信息数据的透明化，数字出版与新媒体企业的失败案例具有较高的可获取性。因此，在数字出版案例教学中引入更多失败案例研讨，有助于学生体会真实情境下的认知思维模式和决策考量，学会从别人的失败中总结有价值的经验，从而提升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
（3）信息化学习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学习受到普遍重视，利用信息技术支持高阶思维教学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数字出版教学中，信息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实践教学领域，包括电子书编排设计、网络编辑等课程，但其在理论教学领域的应用还很不充分，学生仅仅是借助互联网来进行信息的收集、拷贝等，缺少深度的加工分析。根据建构主义应用观，信息化教学与教师教学之间并非替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13]。学习者本质上是从思维中学习，信息技术则充当学习者思维学习的工具。
针对数字出版理论教学中的不同知识点，信息技术将发挥不同的工具作用，包括效能工具、信息获取工具、认知工具、情境创设工具、交流工具和评价工具等。例如针对数字阅读的用户分析，可指导学生运用各种效能和信息获取工具，包括利用百度指数、社交媒体分析软件来分析用户群体的行为特征，借助问卷星、SPSS等统计分析工具进行需求数据分析；针对数字出版产品策划，可运用认知、情境创设等工具，如利用Mind Map等思维导图工具评价和分析产品功能，并将功能嵌入实际使用场景，利用可视化工具进行呈现。除此之外，针对理论学习过程中的头脑风暴，可借助即时通信、移动笔记等工具进行及时的分享和总结，沉淀为有价值的智慧。总之，有效运用信息技术支持高阶思维教学，必须以有意义的学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用信息技术控制学习者，而是利用新技术来支持探究式学习、建构式学习和反思性学习，从而达到高阶能力培养的目标。
（4）支撑要素准备
除了上述教学方法的优化，为了适应高阶思维教学，还需要做好相关支撑要素的准备，具体包括教材建设、案例库建设、教学经验交流等。
教材建设方面，目前已有的教材包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编著的《数字出版基础》、陈生明编著的《数字出版概论》、武汉大学徐丽芳教授等编著的《数字出版概论》，以及徐丽芳教授等翻译的《哥伦比亚数字出版导论》等，这些教材为数字出版理论教学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当然，由于数字出版产业处在持续变化阶段，与之相对应的知识体系也需要不断完善，尤其是结合跨学科的理论视角对数字出版的基本逻辑架构与核心技术体系进行更加系统的梳理。如何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定期更新，使之具备更强的包容性和可扩展性，是支撑理论教学发展的关键所在。
案例库建设是数字出版案例教学的基础保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的数字出版案例资源建设仍处在初级阶段，仅有的少量数字出版案例书籍侧重于科学研究，对教学的适用性不强。对此，出版教职委应组织相关专家开展数字出版教学案例库建设，包括案例来源的筛选和评价、案例内容的深度加工、案例问题的设计、案例教学模式的分享等，充分调动行业资源参与配合，鼓励相关教师深入一线开展调研，采集和编写高质量的教学案例，从而推动数字出版案例教学的创新。
加强教学经验的交流是探索理论教学模式创新的关键环节。这一方面要求专业教师积极向行业学习，充实数字出版的实战经验，提高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另一方面要鼓励教师与教师之间加强相互交流。理论教学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经验积累，通过教师之间，尤其是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交流，有助于加深专业教师对教学规律的理解。行业专家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应被积极引入数字出版教学领域，但丰富的实战经验必须与先进的教育理念有效结合，使得相关的课程不只是行业经验的传递，还能够上升到对思维能力的培养和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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