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罗庚致朱家骅的三封信
周雷鸣+李书锐
本文整理刊布了民国时期即1945年至1947年间，华罗庚致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三封信。这三封信的内容涉及华罗庚赴苏考察、赴美研究、举荐人才及中央研究院聘请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德籍数学家外尔来华讲学诸事。文中引证相关档案史料，考释了这三封信的写作背景和内容，为了解这一时期华罗庚的学术活动以及他与朱家骅的交往，提供了珍贵史料。
一、1945年6月15日致朱家骅信
骝公院长先生道鉴：
赐示拜悉。承告将乘丁巽甫先生去苏之便，代晚接洽，实深感激。渴盼经年，深愿得确音也。近数月来，为可能出席苏联科学院二百二十周纪念之故，草就一文，计一百十六頁，题为：geometries of real symmetric matrices，在数学论文中可为长构。原盼能于此各国学者均集之机会中，为我国略争光荣。但机不我与，徒唤奈何耳。迩来夙兴夜寐，于无助无依之环境中，每日工作十四小时，致心力交瘁，于末稿（尚未打字及细核校）完竣时，即为病魔所缠扰。病中深望他日环境应有所改变，不致令努力工作者竟无一助手，而尸位素餐者流反得妄用权力，支配助教，为服私务。医嘱昆明气压太低，不利贱恙，因生易地之想。如能出国，诚一举而两得矣。因作一不情之请，可否先作去美之准备，一旦去苏有确息，则立赴苏联。如蒙谕允，毕生感载。临翰不胜屏营。专此。敬请
勋安
晚华罗庚拜上
六月十五日
原信落款时间仅署月日，未署年份。据信中内容推断应为1945年。此时，华罗庚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研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兼任研究员，朱家骅任中研院代理院长、教育部长。在信中，华罗庚向朱家骅报告其研究境况及先做赴美准备，待有确信，再赴苏考察的想法。
抗战时期，由于国内研究条件和环境极为艰苦，早在1943年华罗庚就拟赴美研究，并得到教育部长陈立夫的支持。据1944年1月15日华罗庚致陈立夫函可知，此时教育部补助其赴美研究的旅费美金千元已汇至昆明中央银行。但因诸多原因，华罗庚并没有马上动身前往。
在准备赴美研究的同时，华罗庚也在争取赴苏考察的机会。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中研院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姜立夫力促其成。1944年10月19日，姜致函朱家骅，介绍了华罗庚不凡的学术经历和出色的学术成就，并表示：“苏联科学近年突飞猛晋（进），对于研究机关之组织、研究人才之培养，处处可供吾人借镜。华君若于此时成行，不但在研究工作上得许多方便，对于本院数学所之发展前途裨益亦正不少。我国现方力谋改善中苏邦交，陪都学术界若有探问团之组织，华君拟可附尾以行，否则拟请本院酌给相当费用派往苏联考察一年。”姜立夫提及的“探问团之组织”，显然是指中国学术界可能派出的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会（以下简称：纪念会）的代表团，这一纪念会将于1945年5月举行。
朱家骅接受了姜立夫建议。同年11月9日，中研院致函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由该院提供经费，派华罗庚前往苏联科学院研究一年，并征询苏方意见。受朱家骅之托，中苏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张西曼，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司高磋代办联系，介绍中研院总办事处总务主任余又荪前往该馆，代华罗庚致以问候，并请教出国手续和办法。次年2月23日，张西曼趁参加苏联驻华大使馆红军节庆祝会之机，就派华罗庚参加纪念会及会后留苏研究一事再与苏方接洽。来华不久的朱克拉舍夫斯基参事，告知张西曼，因交通阻碍，中研院公函从邮政寄往苏联需两个月，往返则需半年。因纪念会在5月举行，时间无多。他建议朱家骅直接致电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洛夫提出此事，并提及华罗庚与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为好友，由其另去一电嘱是为关照。因赴苏由印度乘飞机需一个月，走陆路需两个月，朱克拉舍夫斯基建议华罗庚从速办理护照。随后，中研院拟就致苏联科学院院长科马洛夫电，但总干事李书华认为苏联科学院“尚未邀请本院参加纪念会，不便即行电派华罗庚前往”。中研院与苏联科学院虽同为国家科学院，但在未获邀请的情况下，贸然提出派华罗庚参会，确有不合常情、常理之处。李书华此举也不无道理。
在中研院与苏联驻华使馆接洽之时，华罗庚加紧补习俄文，等待消息。因迟迟没得确信，他颇为焦急，两次致函姜立夫，欲赴重庆等候消息，为姜婉词劝阻。因此前已得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邀请，华罗庚遂产生了先赴美研究，等有确信，再赴苏考察的想法，并将此意告知姜立夫转达。姜遂于4月11日致函朱家骅：“今华君有意恳请改派赴美，使得先有进行研究工作之便利，再侯机缘完成赴苏考察使命。如此办法似无不合。故敢肃函代为申请，倘蒙惠加考虑，早日促成其行，不但华君个人之幸，亦即算所前途之幸也”。5月16日华罗庚又致函总干事李书华，表示：“晚奉骝公之命准备去苏联已11月。苏方尚无确复，深为不安，……可否院方去电莫斯科一催问否？”
正是在上述情形之下，朱家骅告知华罗庚，将由参加纪念会的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到苏后，为之接洽赴苏考察之事。在丁燮林的接洽下，1946年2月华罗庚前往苏联考察，历时3个月。在苏期间，华罗庚与苏联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斯捷克洛夫，数学家维诺格拉朵夫、庞特拉雅琴、开尔陀希、狄龙奈等进行了多次学术交流，并赴苏联科学院、格鲁吉亚科学院及莫斯科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参观、演讲。他与维诺格拉朵夫神交已久，早有通信往来。1941年，由于国内缺乏出版条件，华罗庚将其所著《堆垒素数论》的英文稿寄给维氏，深得其赞赏，并由其组织学者翻译成俄文，拟在战争结束后付印。华罗庚利用此次访苏的机会，对译稿进行了校对。1946年5月，华罗庚结束了3个月的访苏之行回国。
二、1947年1月2日致朱家骅信
骝公勋鉴：
顷奉十一月九日尊函，拜悉一切。Weyl教授处已专致候忱。但近日因国内时局不定，学生游行示威，彼又在迟疑之境，待有具体决定，当再飞函奉达。晚在此间颇得友邦人士之赏识，堪释廑念。屡被邀请讲学，但晚仍以“讲学不如研究，研究不如学习”之原则，辞不他往。但重三邀请之下，情不可却，乃决定本月中旬离此一行，十五日在耶鲁讲数论，十六日在哈佛讲对称数阵，十七日在布朗讲数阵几何学，十六日晚在M.I.T.受银行家Salam之招待，与该校数学系同人讨论（因时间排不过来），二十一去中部支（芝）加哥等处演讲，他若纽约大学、本薛文尼亚大学、息拉可斯大学等皆在邀请而未决定日期。但极盼今后能少行动而多读书耳。N.Van Nostrand图书公司出版之《高等数学丛书》，邀晚写一本《分析数论》，合同已来，尚在踌躇未决之列。盖就国家体面言，或应努力，但诚恐助理无人，转而妨碍晚之学习工作也。刻下多处向晚接洽，留晚久居专任，刻晚虽在迟疑，但实际已倾向于作长期打算矣。届时或将烦渎我公，设法护照，使贱眷皆能来此。不胜感祷，高云暮矣，缅怀故国，不胜惆怅。三月中或将入院治腿疾。专此。敬请
道安
晚华罗庚拜
一月二日
原信仅署月日，未署年份。据信中内容推断应为1947年。在信中，华罗庚向朱家骅报告了外尔（Weyl）对来华讲学的犹豫不决以及他本人在美受邀讲学、写书的情况，并请朱设法为自己的家眷来美办理护照。
1946年10月初，应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邀请，华罗庚前往该所研究。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是当时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大师云集，如外尔、西革尔、赛尔贝格等。中国学者在此研究者不乏其人，如张文裕、吴健雄、徐修贤等。在华罗庚赴美之前，姜立夫由教育部派遣于同年7月入该所研究，而代理姜任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的陈省身，则早于1943年即曾入该所研究。陈省身与外尔颇有交往，对此他有如下叙述：“他当然知道我的名字和我的一些工作。我对他是十分崇拜的。但我已不是学生。外尔很看重我关于高斯——博内公式证明的初稿，曾向我道喜。我们有很多的来往，有多次的长谈，开拓了我对数学的看法。历史上是否再有外尔这样广博精深的数学家，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此中研院邀请外尔来华讲学应出于陈省身的建议。
鉴于中美盟友的关系，中研院本拟通过美国国务院邀请外尔来华，并得到其同意。陈省身还与费慰梅就外尔来华讲学的路费、薪水、住房等商定待遇办法，但因美国务院未能通过而作罢。中研院转而与教育部合聘外尔来华讲学，并修改原拟待遇办法，商定外尔在华费用由中研院负担，路费、津贴则由教育部负担一万美元。由于此事迁延颇久，为郑重起见，朱家骅于1946年9月下旬，正式致电外尔，聘其来华讲学，并由姜立夫当面解释缘由，总办事处还给外尔发出了一份正式公文。但由于教育部负担的一万美元迟迟未能汇出，致外尔行期难定，而就在这几个月里，中国国内政局急转直下，外尔转而犹豫不决。华罗庚遂有“已专致候忱”之举。
在信中，华罗庚还向朱家骅介绍了赴耶鲁、哈佛、布朗、M.I.T（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等校讲学、交流及受邀写书等情况，可见其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但他仍秉持“讲学不如研究，研究不如学习”原则，希望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其成名后勤奋自励的不懈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治好腿疾是華罗庚此次赴美的一大收获。1929年，他因染上伤寒而致左腿残疾，行走不便。因家贫和国内医疗水平有限，一直未能手术治疗。到美后，在麻省理工大学数学教授勒文森的建议和介绍下，1947年 4月，华罗庚在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接受腿部手术，手术由勒文森教授的朋友施行，历时4个小时，非常成功，多年顽疾得以根除。在手术的前一天，徐修贤前往探望，因华罗庚家人不在美国，徐代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
在信中，华罗庚请朱家骅帮助其家人办理护照来美团聚的愿望，也得以实现。1948年，华罗庚的夫人吴筱元带领华俊东、华陵、华光乘机到达美国。同年春，华罗庚被伊利诺大学聘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的指导下，埃尤伯、熊飞尔德致力于解析数论的研究，获得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华罗庚心系祖国学术事业，毅然辞去伊大教职，于1950年2月回国。在途中，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发出了“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的呼吁。
三、1947年2月19日致朱家骅信
骝公勋鉴：
周前Weyl教授告晚，谓其夫人有疾，不能去华，并谓彼将立电我公云云。晚当即转告立夫先生。次日Weyl教授亦亲告立夫先生，谅立夫先生已有专函飞达矣。今日Weyl教授复来晚处，因将来谕所指示各点再作陈述。盖晚深知其结症所在，非其夫人之疾，乃中国局势之可虑也。彼谓刻已决定，但去华之念决不或忘，我公高谊，亦当永志云云。特此飞禀。
实则如欲使国内青年数学家，于Weyl来华时多多得益，实亦有预作准备之必要。因念及一九三六年清华聘请Ha？ daward及Wiener之举，该时晚建议熊迪之先生组织二讨论会，将Hadaward及Wiener二氏之工作详细研读报告，当蒙迪之先生采纳，分为二组，由迪之先生及晚分担各一。因之于彼等抵华之后，深讶我国水准之高，同时因已有准备，我等亦得益匪浅，此实一举两得之事也。现Weyl既暂缓，此乃可以从长准备之良机。如国内能将Weyl教授之工作分门准备，实为最佳事也。清华大学段学复先生为Weyl助教有年，知之甚详。或可请陈省身、段学复二先生南北各领导一讨论会，报告Weyl之工作，实为最佳之事。但如我公采此建议，请对建议者名字切勿提出，免滋误会，实所至祷。
至于我公所指示国内需才一节，晚深深领会，如有用晚所长之处，当决尽其绵薄，以报知遇。前武大教授刻Rockefeller医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尚荫先生，即将回国接眷。晚已将我公求贤若渴之雅度转告，彼于抵京之日，当专谒致敬。高君系不可多得之细菌学专家，楚才晋用，殊为可惜，务恳我公能留于国内，展其所长，实所仰祷。专此。敬请
勋安
晚华罗庚敬上
二月十九日
原信落款时间，仅署月日，未署年份。据信中内容推断应为1947年。在信中，华罗庚告知朱家骅，外尔暂时取消来华讲学；为将来做准备，他建议由陈省身、段学复各组织一讨论会，报告外尔的研究工作，训练青年学者。此外，华罗庚还应朱家骅之请，举荐在美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高尚荫。
中研院邀请外尔来华讲学，可谓一波三折。如前所述，因教育部负担的款项未及时汇出，致外尔未能尽早动身来华。在此期间，他通过曾任其助手、已回国的段学复等人，了解到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国共内战一触即发，不免忧虑、迟疑，最终取消了此次来华讲学之行。对此，他在致陈省身的信中解释说：“我认为不能否认的是，自从您开始安排我1947—1848年访问中国一事以来，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形势恶化了。……我认为今年来访的时机是不成熟的。”妻子患病则成为外尔取消来华之行冠冕堂皇的理由。但他又表示，待中国政局好转后，再接受邀请来华。
为将来外尔来华做准备，华罗庚援引清华当年邀请Hadaward（哈达玛，法国著名数学家）及Wiener（维纳，美国数学家）讲学以组织讨论会之举，向朱家骅建议，由陈省身、段学复在南北各组织一个讨论班，研讨外尔的研究，训练青年学者。为了不引起误会，他请朱家骅提出此议时不要提及自己。但朱并不以此为意，而是将此建议函告陈省身。陈在复朱家骅信中表示：“华罗庚兄建议于weyl先生来中国以前，组设讨论班，研读氏之著作，语重心长，不胜感佩。……数学所于去年起早已著（着）重于氏之著作，今后当益为注意，以求我国数学程度之提高。”可见陈省身已有所准备。
在信中，华罗庚向朱家骅举荐在美研究的武汉大学教授高尚荫。1945年，高尚荫在武大连续任教十年后，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赴美入洛氏医学研究所任客座研究员，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病毒学家斯坦利教授的实验室，从事病毒学研究，其研究成果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德国病毒学杂志》发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获得洛氏医学研究所的高薪聘用及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聘请。高准备回国接家眷赴欧美长期研究。此时高尚荫年仅38岁，年长华罗庚一岁，彼此惺惺相惜。华罗庚视其为“不可多得之细菌学专家”。高尚荫回国后，沒有接家眷再度出国，而是继续服务于武汉大学，在短短几个月里，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病毒学研究室，并被中研院植物研究所聘为兼任研究员。显然高尚荫得到了朱家骅的青睐和帮助。华罗庚的举荐也功不可没。
华罗庚致朱家骅的三封信，写于抗战末期及战后的艰难、动荡年代。此时，华罗庚在国内外数学界已颇具成就与声名。但在大后方极为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下，他苦心孤诣，孜孜矻矻，毫不懈怠，期望以其学术成果为国争光。在赴美研究期间，他在讲学、研究的同时仍心系国内学术事业的发展，为促成外尔来华讲学及国内学界应援，举荐人才，出谋划策，不遗余力，体现了其学术报国之志和爱国情怀。
注：本文参考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中研院部分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