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中心解释经济史的教学策略与意蕴
郭子其 朱鹏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策略，近代民族企业，官督商办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3-0036-06
罗志田先生说：“史学本是一门理解人的学问（这一点不幸常被遗忘）。”“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确实从史学论著中越来越淡出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新史家要讲事情，另一方面更多是新史家要讲结构，讲规律，讲通则、公例等等。总之就是没有强调要讲个体的人”。①在经济史教学中更易受经济“物质化”影响，致使教学过程就是不断展示“经济成果”，而人不在场。在笔者看来，解释经济史不能只用凝固化的经济行动与经济成果，致使历史知识静态化。事实上，教学经济史，更应将人置于解释的中心，关注历史人物当时生活的状况，注意各种各样的复杂性，从历史内容及其进程中体悟时人怎样进行经济活动，进而领悟经济成果，看到各方面的联系与历史意义，从中构建出立体交织、宏阔细微的历史图景。同时正是因为有人在场，各层次、各类型的人在历史进程中方方面面的情形才会充分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才容易进入历史现场，产生强烈的感受。有鉴于此，本文结合鸦片战争后经济结构变动的相关内容，谈谈以人为中心解释经济史的教学策略与意蕴。一、以人为中心解释经济史的教学策略
（一）从人的可能性设计问题
“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②解释历史应关注历史人物在当时世界发展趋向下的可能性，洞察行动者怎样审时度势预见事物，以及行动可能，并沿着历史逻辑分析宏观的历史行动，觉察微观历史的走向，进而理解历史与审视未来，从中作出善意的解释与评价。这样勾连历史才会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的成败，也才会从历史境遇中发掘出人与周遭事物的互动，关注人的受限与能动创造的力量，进而审视人的个性与价值追求。这样从鲜活的世界中生长出解释者的精神力量。
因此，教学应找到教学内容的关键问题，进而审视典型性的历史变化，关于近代民族工业兴起，需要考量相关情形，中小地主、商人、华侨等民间力量兴办近代企业自然易于理解，关键是买办，尤其是官僚兴办近代民族企业，其存在形式主要是官办与官督商办，这种情形不同于西方，其原因与影响自然殊异于西方，认识官督商办与官办企业，不应止于分析被动后发型近代化的一般情形，还应看到历史的影子，并寻找历史的转折性变化，进而透视民族危机下有识之士的精神觉醒，由此确定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关键问题为：鸦片战争后，为何中国兴起了近代企业，尤其是出现大量的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这样切入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内容，切入官僚视角，有效分析当时有可能兴办近代民族企业的人物，进一步分析官僚兴办近代民族企业的可能性。
要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需要分析官僚兴办企业的境遇及人的能动性（实际上还应透视清政府为何允许这一形式存在），既要看历史延续性，又要看历史变异性，发觉历史异动的殊相及其成因，还要看互动性，即既要看与西方的关系（这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中国近代的特殊性），还要看兴办近代企业人士内部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兴办近代企业人士与阵营外的传统人物的关系，最后还要看地域属性与个体的个性。从这些可能性视角进行历史同情之理解，才会言之有据，释之有理，情之有度（不是愤青）。层层深入，找出人的行动之根，析出历史行动之“意”，形成历史行动之果，撞击出历史行动之回音。
而且，从可能性角度思考问题，还需要充满温情地去发现“正的可能性”，即“那些条件尚未能在客观对象本身范围内完全具备的一切，作为真实的可能性，其条件仍处在成熟的过程中;重要的是，以已經存在的东西为中介的新的条件将会突然宣布已实现了新的实在”。①这就是说，历史是在不断“完成”中，这样解释才具有合事实性、妥当性、确实性、有效性、真确性、合法性等。否则，历史解释很难抵及现场，符合当时的实践经验。
（二）以人为中心分析历史的联系与动因
作为社会中的人，既带着文化的传承印迹，又会主动审视周遭的环境，还会主动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人会利用自我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到当时的活动中，并进行创造活动，以彰显鲜活的个体生命。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②所以，解释历史应从人的文化因素看到历史活动的深层动因，从人的欲望与诉求发觉其“此在”的境遇与意义追求，从人的互动、人和环境物质的互动中发觉复杂性的影响因素。由此思考人为何要这么干？他为何只干这个经济活动？为何只干成这样的结果，有何因素困扰着他的历史选择（包括助力因素与阻碍因素，他的经济活动有哪些因素被忽略了，包括有意忽略，进而思考为何有意忽略，以及无意忽略，其无知因素是什么）？他是怎样承续历史开拓未来的？
我们从历史的连续性、变异性与互动性视角来分析近代民族企业兴起的原因。
第一，1500—184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一是贸易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一套正式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国普遍通用，这套制度不仅在国家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征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业活动（特别是长途贸易）中也被广泛接受;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统一并“白银化”了。二是交通运输的发展：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张;陆运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三是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以前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如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四是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所建立的商业网，几乎涵盖了全国;出现了商业资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趋势。五是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19世纪初期，超过1/6的中国人口必须通过市场来获得口粮;有1000多万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不织布，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棉布。总之，一是出现了商品流动：到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二是出现劳力流动：在17世纪以后，经济性移民逐渐成为主流，1776年时，中国人口（包括边疆地区的人口）的18.4%都是国内移民或其后代。三是出现资金流动：到了18世纪，出现了账局、钱庄、票号等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初期，晋商已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每年通过这个金融网汇兑的金钱，多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两银。四是出现了信息流动：晋商的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场动向;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则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商人会馆增加十分迅速，19世纪初期，会馆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①
第二，鸦片战争前后中外贸易发展。英美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输入洋布和毛织品，但数量较少，价格也贵，只是一些有钱的官宦豪商为喜新炫奇而购买穿用。19世纪40年代开口通商后，洋布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如有记载说，在通商前一匹本色市布的售价大约是白银七两，通商后的四五十年代降为三两，洋布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因而其进口销售量也呈持续增长之势。②而且，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输入中国市场的商品数量急剧增加：1864年外国商品进口净值为4621万海关两，1874年为6436多万海关两，1884年为7276万多海关两，1894年为16210万多海关两。③由此可见，经济效益与贸易逆差必然刺激有识之士的争利或实业救国意识，而且，中外贸易扩大，自然产生通过发展工业来加强对外通商。
第三，漕运业衰落与列强进逼。沙船业的衰落使漕粮海运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清军攻克江浙后，海运漕米数逐年增加，沙船不敷装载的矛盾渐趋突出。1866年，江海关道应宝时最初主张由清政府收购全部沙船，加以整修，以保证漕运，但全部费用超过70万两白银，每年的维护费用也要超过26万两，这显然不会为已经上下交敝的清政府接受。④而且，中国木船业在技术与权利方面处于劣势;沿海木船生意被轮船所夺，数量大为减少;列强侵夺长江航运权和内河木船业的衰落。⑤问题是，外商轮船公司还以轮船需求燃料，轮船需要维修，外运土货需要加工整理等为由，不断向清廷要求获得开采煤炭，设立修船厂和其他加工厂等设施之权，持续向清廷施加压力，使清廷左支右绌，难以应付。⑥这也逼迫中国兴办自己的运输业。
第四，人地矛盾促发兴办经济实体。中国近代“人口增长平均为6.7%，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只有3.4%。这就必然发生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日重的问题。⑦这一问题势必促成有识之士如何通过发展实业解决就业与生存。
第五，萌发因素。新式买办商人附股投资外商企业，这一既存事实促发近代民族企业兴起。
第六，从西方看：西方近代企业采用机器化大生产;通商口岸西方新式企业按股分红，注重法人地位等先进的公司企业制度。这些新式企业必然撞击着有识之士的心灵。
第七，从构成人员看，早期经营新式企业的主要有：一类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主管地方事务的督抚大员，以及清朝中枢机构的大臣;二类是较早接触西学，对西方经济制度有一定了解的知识分子、幕僚人士;三类是直接参与清朝各类新式企业经营的人士，包括绅士、商人，也有早期的实业人士。我们从人员构成可知，要创办近代企业，没有特殊的背景是无力的，如果我们期望他们走得太远，这的确是强人所难。
沿着近代民族企业兴起之因，我们进一步探究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兴起的原因。首先，从传统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实行官营手工业、官营矿业;推行专卖思想;国家本位的求富思想;重视工商业、主张民营的非主流思想等。分析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看到历史的延续性，这样才会理出历史的发展脉络，并拓展解释视野。
其次，有直接的经济动因：为了税收与关税。在与已经建立的外国企业竞争时，官商合作将更有可能成功，这是因为它们能获得政府以补贴及垄断形式给予的支持。在反对中国使用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国际条约环境之中，官督商办公司是中国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保护工具。并且，内地税日渐难以征收时，官督商办公司一度成了至关重要的税收来源。从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来看，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几乎为零。晚清官员，尤其是省级官员，赞同旨在控制市场以努力限制内地经济中的外国投资以及扩大省级政府税收收入的政策。①例如，林则徐就建议开采云南银矿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官员从财政与民生角度思之，我们不得不给予温情的肯定。当然，也有客观因素：如民间资本有限;一系列传统政策制约民间资本发展;官办企业有权利资本优势。
再次，从西方看，西方有特许公司。一系列特权制度让这些公司盛极一时，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代早期，政府直接卷入经济东西方皆然，如果我们有世界视野，解释历史就会更加贴近真实。
以上主要分析了直接关涉经济的因素，其实，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迈入近代的环境的确恶劣，例如，“在皇权和财富衰落时剥夺了任何有中心的和有方向的近代化运动。”②解释历史还应关照每一个个体具体的历史行动，“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③
所以，教学经济史，要觉察“物”如何作为一种自由的对象和自我实现的对象，审视主体的人与创造物质的活动、活动对象及活动结果的丰富关系，分析主体的人如何满足自我的精神需要，透析人的理性化、自我意识化镜像。
（三）评价历史人物活动以滋养学生品格
从人的视角出发，我们应发觉历史人物在真正追求着什么，人生价值取向怎样，让解释伴随着历史人物的行动而自然生成出解释者的自我价值，让学生领悟自我人生之意义，进而滋养健全的人格。而中国文化传统最缺少的是形而上学和个人主义，缺少了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④历史教学应理解人与尊重人。因此，经济史教学不能一味讲述经济成果，或者泛泛而论，评价历史人物的经济活动，我们既要有历史性评价，还要有价值性评价。
以人为中心解释经济史，就應体悟历史活动的艰辛，从解释者的内心涌动出历史感激，进而让解释者浸润着情感与智慧因素，此时解释者才容易情动智发。因此，解释经济史不能止步于事实，而应与历史人物对话，析出历史人物的人格来，因为“事实的影响不如人格的影响人厉害”（顾颉刚语）。一方面，应在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生生不息的运思中获得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应在审视人的意识、行动中获得镜像性反思，知晓哪些是需要弘扬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需要坚决规避的，以获得精神成长，甚至是契合自我的心理需求而获得精神自足。找到了惺惺相惜的“偶像”，学生习得的品格才不是符号性的，也不是冲动的言语性的。所以，好的教育就是要春风化雨，浸入学生灵魂，彰显学生生命价值。
为此，我们基于历史与价值来评价近代企业的影响。一是近代经济形态的出现与发展。如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与保险公司等。早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商人便认购了宝顺洋行的于仁洋面保安行以及怡和洋行的谏当保安行的股份。中国投资者继续投资于西方保险公司，到19世纪晚期，已经占有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保险公司总资本的50%。中国较早的保险公司是仁济和保险公司，此公司是作为往返于长江之上与西方公司竞争的中国第一个轮船运输公司——轮船招商局的子公司而设立的。①发展工业必然带动商业发展，因此，促成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二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改变。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农村钱庄业全面形成，迅速壮大，一些地区农副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农村家庭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近代山东农村草辫、花边等手工业向外向型发展，使农村手工业经济结构由传统封闭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加速了近代化进程。②这些探索还有利于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三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四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如从洋务派办的航运、开矿、电报、机器织布厂这些企业来看，有私人投资，便产生了新式工人和劳资关系。这些企业毕竟促使了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了。五是有利于改变中国社会资本形态。统计表明，中国近代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是一以贯之的固定格局：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是3∶1。③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不发达，兴办近代企业利于发展工业资本。六是城市化进程加快。1882—1891年上海海關十年报告讲道：“在上海的中国人口有许多是外地人，他们是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工和妇女头饰是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缎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④人口远距离流向城市，经济动因流向明显，城市女性增加，女性就业增加，这些都给城市带来新气象。
现在，我们再来认识官办企业及官督商办企业的价值，官督商办（以及其后的官商合办）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参与私人经济中的重大改变，而非国家支配经济的延续。⑤平心而论，他们为发展近代经济搭建了阶梯，是有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他们为历史贡献了很多。那么，有人会认为，官办企业与官督商办等企业未能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健康发展，又作何评价，我们只能说时也，命也。当然，我们从后见之明视角看，他们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多，干得更好，但今人解释历史首先不能缺失温情与敬意，我们不得不认同他们的艰辛努力，这样的解释才会更加激发解释者的内在冲动性力量，以强健自我之品格。至于随着官办企业与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其弊端愈加突出，加之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向着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进，但我们丝毫不应否定其前期的历史作用。再者，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发生转变，首开中国国家政权扶持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先河，其金融业的发展也不能简单视为是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主要是政府推行发展实业的一项重要措施（朱英先生就持此观点）。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政府与官员利用并创造条件主动求变的心理。这样认识历史，才会发觉历史人物守正求新的积极行动，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经验冲突与消融之轨迹，说明他们的经验空间并未断裂，这既利于展现总体历史，又真切展现历史本身，有助于培养学生史识贯通，精深宏大视野的历史意识。之所以如此解释，问题还在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政府还有依赖性，问题也出在中国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近代因素不健全，相关力量发展羸弱，以此理解历史不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缺乏批判性，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当时的困境，审视时人的自我扬弃与实存。总之，评价历史总是要抓住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如陈旭麓先生评价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近代。”⑥我们如果认同此评价视角，也许会从可能性视角更为贴切知晓历史之困与历史之新，从历史的生动]进中形成交织鲜活的画面，并透视生生不息的历史进展。一方面，学习者可以从近代企业发展之路看到初生状态下的诸多问题，进而反观当今中国逐渐强大之现实，从心中孕育出弱不丧志，增强民族自信。另一方面，学习者才会深感历史之艰辛，进而奋发图强，因为只有前辈创造了更好的历史，后辈才会更有作为，让学生内心产生一种历史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正是历史教育最终之目标。值得一说的是，充满同情地理解历史，既会发育辩证思维，也会滋养学生的人文性，这是合二而一的，不是把人格培养与智慧反思割裂开来，那种单一的人格培养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世界。只有基于事实的智识思维与道德浸润与生长，学生的内心才会真正强大起来。这是因为，“当理智、情感、身体处于完全的和谐时，心灵就会自然地、毫不费力地、完美地绽放。”①所以，要深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情感教育之不足，必须坚持情智共生，学生的核心素养才会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二、相关反思
本案例解释近代民族企业兴起，关注时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注重时间的连续性，其解释利于贯通历史，开阔解释者视野，正如罗素认为的，“历史的功能是在时间维度上开阔我们的视野。”②并让学生形成深度合理的情理结构，李泽厚就认为，“作为时间现象的历史，只有在情感体验中才成为本体。这亦是情感本体不同于工具本体的所在……唯情感时间则不然，人能在这里找到‘真实，找到自由，找到永恒，找到家园，这即是人生本体所在。”③
以人为中心解释历史，其价值在于从中透视出人生长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反观自我，促成学生从生命体中思考自我的未来，并孕育出自我的成长方向、社会责任与使命。关键是，这一系列的衍生过程，应促进学生与历史内容的互动，进而生成历史对自我认识世界的方法、价值与意义，只有这样的习得过程，其认识方法才是凭靠内容的，进而才是迁移灵动、生成性的。
在教学中不要就事论事，要注意深层次的问题，这样学生才会很好地解释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让学生感觉很多东西还可以挖掘深意，赋予历史解释丰富的新意与启迪。教师要认同并践行这样的方向，就会享受到教学的乐趣（因为这样的教育给学生赏心悦目、茅塞顿开的体验与心境）。随着新课程的推进，教师还要进一步进入思想层面，才会彰显教育的智慧。教师如果陶醉形式的炫目与内容创新，感觉很好，华而缺实，华而无慧，学生欣欣然后大脑还是显得苍白枯萎。这就是，我们粗看一些课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由于富有教育意蕴，学生深受教诲，而且意味无穷，甚至终生受益。
① 《“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中思考”——罗志田访谈（2016年6月4日）》，《中国近代史》（英文刊）2016年第2期。
②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① 郭红：《布洛赫》，王炜、周国平：《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九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① 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② 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③ 林茂高、唐凌：《也论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④ 倪玉平：《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⑤⑥ 朱荫贵：《清代木船业的衰落和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
⑦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① 曾小萍：《近代中國早期的公司》，《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商督办企业》，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③ [法]布迪厄·皮埃尔、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④ 周国平：《灵魂只能独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
①⑤ 曾小萍：《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罗衍军：《3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44页。
④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① [印度]克里希那姆提：《教育就是解放心灵》，张春城、唐超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② Bertrand Russell， “How to Bead History”， The Bermondsey Book， Vo1.l. No.2， 1924.
③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5页。
[关键词]经济史，教学策略，近代民族企业，官督商办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3-0036-06
罗志田先生说：“史学本是一门理解人的学问（这一点不幸常被遗忘）。”“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确实从史学论著中越来越淡出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新史家要讲事情，另一方面更多是新史家要讲结构，讲规律，讲通则、公例等等。总之就是没有强调要讲个体的人”。①在经济史教学中更易受经济“物质化”影响，致使教学过程就是不断展示“经济成果”，而人不在场。在笔者看来，解释经济史不能只用凝固化的经济行动与经济成果，致使历史知识静态化。事实上，教学经济史，更应将人置于解释的中心，关注历史人物当时生活的状况，注意各种各样的复杂性，从历史内容及其进程中体悟时人怎样进行经济活动，进而领悟经济成果，看到各方面的联系与历史意义，从中构建出立体交织、宏阔细微的历史图景。同时正是因为有人在场，各层次、各类型的人在历史进程中方方面面的情形才会充分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学生才容易进入历史现场，产生强烈的感受。有鉴于此，本文结合鸦片战争后经济结构变动的相关内容，谈谈以人为中心解释经济史的教学策略与意蕴。一、以人为中心解释经济史的教学策略
（一）从人的可能性设计问题
“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②解释历史应关注历史人物在当时世界发展趋向下的可能性，洞察行动者怎样审时度势预见事物，以及行动可能，并沿着历史逻辑分析宏观的历史行动，觉察微观历史的走向，进而理解历史与审视未来，从中作出善意的解释与评价。这样勾连历史才会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的成败，也才会从历史境遇中发掘出人与周遭事物的互动，关注人的受限与能动创造的力量，进而审视人的个性与价值追求。这样从鲜活的世界中生长出解释者的精神力量。
因此，教学应找到教学内容的关键问题，进而审视典型性的历史变化，关于近代民族工业兴起，需要考量相关情形，中小地主、商人、华侨等民间力量兴办近代企业自然易于理解，关键是买办，尤其是官僚兴办近代民族企业，其存在形式主要是官办与官督商办，这种情形不同于西方，其原因与影响自然殊异于西方，认识官督商办与官办企业，不应止于分析被动后发型近代化的一般情形，还应看到历史的影子，并寻找历史的转折性变化，进而透视民族危机下有识之士的精神觉醒，由此确定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关键问题为：鸦片战争后，为何中国兴起了近代企业，尤其是出现大量的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这样切入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内容，切入官僚视角，有效分析当时有可能兴办近代民族企业的人物，进一步分析官僚兴办近代民族企业的可能性。
要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需要分析官僚兴办企业的境遇及人的能动性（实际上还应透视清政府为何允许这一形式存在），既要看历史延续性，又要看历史变异性，发觉历史异动的殊相及其成因，还要看互动性，即既要看与西方的关系（这较为充分地体现出中国近代的特殊性），还要看兴办近代企业人士内部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兴办近代企业人士与阵营外的传统人物的关系，最后还要看地域属性与个体的个性。从这些可能性视角进行历史同情之理解，才会言之有据，释之有理，情之有度（不是愤青）。层层深入，找出人的行动之根，析出历史行动之“意”，形成历史行动之果，撞击出历史行动之回音。
而且，从可能性角度思考问题，还需要充满温情地去发现“正的可能性”，即“那些条件尚未能在客观对象本身范围内完全具备的一切，作为真实的可能性，其条件仍处在成熟的过程中;重要的是，以已經存在的东西为中介的新的条件将会突然宣布已实现了新的实在”。①这就是说，历史是在不断“完成”中，这样解释才具有合事实性、妥当性、确实性、有效性、真确性、合法性等。否则，历史解释很难抵及现场，符合当时的实践经验。
（二）以人为中心分析历史的联系与动因
作为社会中的人，既带着文化的传承印迹，又会主动审视周遭的环境，还会主动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人会利用自我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投入到当时的活动中，并进行创造活动，以彰显鲜活的个体生命。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②所以，解释历史应从人的文化因素看到历史活动的深层动因，从人的欲望与诉求发觉其“此在”的境遇与意义追求，从人的互动、人和环境物质的互动中发觉复杂性的影响因素。由此思考人为何要这么干？他为何只干这个经济活动？为何只干成这样的结果，有何因素困扰着他的历史选择（包括助力因素与阻碍因素，他的经济活动有哪些因素被忽略了，包括有意忽略，进而思考为何有意忽略，以及无意忽略，其无知因素是什么）？他是怎样承续历史开拓未来的？
我们从历史的连续性、变异性与互动性视角来分析近代民族企业兴起的原因。
第一，1500—1840年全国市场的形成：一是贸易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一套正式的度量衡制度已在全国普遍通用，这套制度不仅在国家的财政活动（特别是赋税征收）中是唯一合法的制度，而且在私人商业活动（特别是长途贸易）中也被广泛接受;中国的货币制度也统一并“白银化”了。二是交通运输的发展：中国的水运系统大大扩张;陆运发展也十分显著，到19世纪初，一个由12条商业干道组成的陆运网已形成。三是地区专业化与劳动分工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以前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带、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如东部发达地带从中部发展中地带和西部不发达地带获得粮食、肥料、矿产品、木材和多种原料，同时向后两个地带提供制成品、资金、技术、人力乃至财政支持。四是商人集团与商人资本的成长：徽商和晋商两大商帮所建立的商业网，几乎涵盖了全国;出现了商业资本加速集中到大商人手中的趋势。五是农村商业化与工业化：19世纪初期，超过1/6的中国人口必须通过市场来获得口粮;有1000多万户从事经济作物种植的农户;中国一半以上的农户不织布，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所需要的棉布。总之，一是出现了商品流动：到鸦片战争前夕，以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盐、茶七大商品为代表，长途贸易量大约占到了国内贸易量的20%。二是出现劳力流动：在17世纪以后，经济性移民逐渐成为主流，1776年时，中国人口（包括边疆地区的人口）的18.4%都是国内移民或其后代。三是出现资金流动：到了18世纪，出现了账局、钱庄、票号等从事资金转移的金融机构。到了19世纪初期，晋商已建立起了全国性的金融网，每年通过这个金融网汇兑的金钱，多达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两银。四是出现了信息流动：晋商的大型商号，通常实行联号制，总号设在山西原籍，而在外地重要城市广设分号，分号与总号之间进行频繁的信息交流，以掌握各地市场动向;众多的独立经营的中小商人，则多借助商人会馆进行商业信息交流。商人会馆增加十分迅速，19世纪初期，会馆已遍及全国主要城市甚至若干市镇。①
第二，鸦片战争前后中外贸易发展。英美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向中国输入洋布和毛织品，但数量较少，价格也贵，只是一些有钱的官宦豪商为喜新炫奇而购买穿用。19世纪40年代开口通商后，洋布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如有记载说，在通商前一匹本色市布的售价大约是白银七两，通商后的四五十年代降为三两，洋布价格的下降，使得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因而其进口销售量也呈持续增长之势。②而且，经过两次鸦片战争，输入中国市场的商品数量急剧增加：1864年外国商品进口净值为4621万海关两，1874年为6436多万海关两，1884年为7276万多海关两，1894年为16210万多海关两。③由此可见，经济效益与贸易逆差必然刺激有识之士的争利或实业救国意识，而且，中外贸易扩大，自然产生通过发展工业来加强对外通商。
第三，漕运业衰落与列强进逼。沙船业的衰落使漕粮海运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清军攻克江浙后，海运漕米数逐年增加，沙船不敷装载的矛盾渐趋突出。1866年，江海关道应宝时最初主张由清政府收购全部沙船，加以整修，以保证漕运，但全部费用超过70万两白银，每年的维护费用也要超过26万两，这显然不会为已经上下交敝的清政府接受。④而且，中国木船业在技术与权利方面处于劣势;沿海木船生意被轮船所夺，数量大为减少;列强侵夺长江航运权和内河木船业的衰落。⑤问题是，外商轮船公司还以轮船需求燃料，轮船需要维修，外运土货需要加工整理等为由，不断向清廷要求获得开采煤炭，设立修船厂和其他加工厂等设施之权，持续向清廷施加压力，使清廷左支右绌，难以应付。⑥这也逼迫中国兴办自己的运输业。
第四，人地矛盾促发兴办经济实体。中国近代“人口增长平均为6.7%，而耕地面积的增长只有3.4%。这就必然发生人多地少，人口压力日重的问题。⑦这一问题势必促成有识之士如何通过发展实业解决就业与生存。
第五，萌发因素。新式买办商人附股投资外商企业，这一既存事实促发近代民族企业兴起。
第六，从西方看：西方近代企业采用机器化大生产;通商口岸西方新式企业按股分红，注重法人地位等先进的公司企业制度。这些新式企业必然撞击着有识之士的心灵。
第七，从构成人员看，早期经营新式企业的主要有：一类是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主管地方事务的督抚大员，以及清朝中枢机构的大臣;二类是较早接触西学，对西方经济制度有一定了解的知识分子、幕僚人士;三类是直接参与清朝各类新式企业经营的人士，包括绅士、商人，也有早期的实业人士。我们从人员构成可知，要创办近代企业，没有特殊的背景是无力的，如果我们期望他们走得太远，这的确是强人所难。
沿着近代民族企业兴起之因，我们进一步探究官办企业或官督商办企业兴起的原因。首先，从传统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实行官营手工业、官营矿业;推行专卖思想;国家本位的求富思想;重视工商业、主张民营的非主流思想等。分析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看到历史的延续性，这样才会理出历史的发展脉络，并拓展解释视野。
其次，有直接的经济动因：为了税收与关税。在与已经建立的外国企业竞争时，官商合作将更有可能成功，这是因为它们能获得政府以补贴及垄断形式给予的支持。在反对中国使用关税政策保护本国工业的国际条约环境之中，官督商办公司是中国政府唯一可以使用的保护工具。并且，内地税日渐难以征收时，官督商办公司一度成了至关重要的税收来源。从法律制度与经济制度来看，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几乎为零。晚清官员，尤其是省级官员，赞同旨在控制市场以努力限制内地经济中的外国投资以及扩大省级政府税收收入的政策。①例如，林则徐就建议开采云南银矿解决财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官员从财政与民生角度思之，我们不得不给予温情的肯定。当然，也有客观因素：如民间资本有限;一系列传统政策制约民间资本发展;官办企业有权利资本优势。
再次，从西方看，西方有特许公司。一系列特权制度让这些公司盛极一时，从这个角度看，在近代早期，政府直接卷入经济东西方皆然，如果我们有世界视野，解释历史就会更加贴近真实。
以上主要分析了直接关涉经济的因素，其实，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迈入近代的环境的确恶劣，例如，“在皇权和财富衰落时剥夺了任何有中心的和有方向的近代化运动。”②解释历史还应关照每一个个体具体的历史行动，“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③
所以，教学经济史，要觉察“物”如何作为一种自由的对象和自我实现的对象，审视主体的人与创造物质的活动、活动对象及活动结果的丰富关系，分析主体的人如何满足自我的精神需要，透析人的理性化、自我意识化镜像。
（三）评价历史人物活动以滋养学生品格
从人的视角出发，我们应发觉历史人物在真正追求着什么，人生价值取向怎样，让解释伴随着历史人物的行动而自然生成出解释者的自我价值，让学生领悟自我人生之意义，进而滋养健全的人格。而中国文化传统最缺少的是形而上学和个人主义，缺少了对守护和创造了精神价值的人的尊敬。④历史教学应理解人与尊重人。因此，经济史教学不能一味讲述经济成果，或者泛泛而论，评价历史人物的经济活动，我们既要有历史性评价，还要有价值性评价。
以人为中心解释经济史，就應体悟历史活动的艰辛，从解释者的内心涌动出历史感激，进而让解释者浸润着情感与智慧因素，此时解释者才容易情动智发。因此，解释经济史不能止步于事实，而应与历史人物对话，析出历史人物的人格来，因为“事实的影响不如人格的影响人厉害”（顾颉刚语）。一方面，应在与历史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的生生不息的运思中获得情感体验;另一方面，应在审视人的意识、行动中获得镜像性反思，知晓哪些是需要弘扬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哪些是需要坚决规避的，以获得精神成长，甚至是契合自我的心理需求而获得精神自足。找到了惺惺相惜的“偶像”，学生习得的品格才不是符号性的，也不是冲动的言语性的。所以，好的教育就是要春风化雨，浸入学生灵魂，彰显学生生命价值。
为此，我们基于历史与价值来评价近代企业的影响。一是近代经济形态的出现与发展。如金融业的发展：银行与保险公司等。早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商人便认购了宝顺洋行的于仁洋面保安行以及怡和洋行的谏当保安行的股份。中国投资者继续投资于西方保险公司，到19世纪晚期，已经占有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保险公司总资本的50%。中国较早的保险公司是仁济和保险公司，此公司是作为往返于长江之上与西方公司竞争的中国第一个轮船运输公司——轮船招商局的子公司而设立的。①发展工业必然带动商业发展，因此，促成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二是农村经济结构发生改变。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农村钱庄业全面形成，迅速壮大，一些地区农副产品商品化的程度比较高，农村家庭手工业也比较发达。近代山东农村草辫、花边等手工业向外向型发展，使农村手工业经济结构由传统封闭型向出口导向型转变，加速了近代化进程。②这些探索还有利于改造传统农业的思想。三是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四是采用大机器生产，代表着社会生产力的新发展，引起了生产变革和社会变革。如从洋务派办的航运、开矿、电报、机器织布厂这些企业来看，有私人投资，便产生了新式工人和劳资关系。这些企业毕竟促使了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了。五是有利于改变中国社会资本形态。统计表明，中国近代产业结构中商业资本大大强于工业资本是一以贯之的固定格局：1894年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的比例是9.7∶1，1920年是3∶1。③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不发达，兴办近代企业利于发展工业资本。六是城市化进程加快。1882—1891年上海海關十年报告讲道：“在上海的中国人口有许多是外地人，他们是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职员、外语通、经营广州零星装饰品的商人和餐馆的老板等，主要是广东人。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工和妇女头饰是苏州来的。南京的男子经营缎子、玉石、钟表和钻石生意。”④人口远距离流向城市，经济动因流向明显，城市女性增加，女性就业增加，这些都给城市带来新气象。
现在，我们再来认识官办企业及官督商办企业的价值，官督商办（以及其后的官商合办）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参与私人经济中的重大改变，而非国家支配经济的延续。⑤平心而论，他们为发展近代经济搭建了阶梯，是有助于近代经济发展的，他们为历史贡献了很多。那么，有人会认为，官办企业与官督商办等企业未能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健康发展，又作何评价，我们只能说时也，命也。当然，我们从后见之明视角看，他们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多，干得更好，但今人解释历史首先不能缺失温情与敬意，我们不得不认同他们的艰辛努力，这样的解释才会更加激发解释者的内在冲动性力量，以强健自我之品格。至于随着官办企业与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其弊端愈加突出，加之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向着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进，但我们丝毫不应否定其前期的历史作用。再者，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经济政策发生转变，首开中国国家政权扶持民间工商业发展的先河，其金融业的发展也不能简单视为是中国社会经济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主要是政府推行发展实业的一项重要措施（朱英先生就持此观点）。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政府与官员利用并创造条件主动求变的心理。这样认识历史，才会发觉历史人物守正求新的积极行动，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经验冲突与消融之轨迹，说明他们的经验空间并未断裂，这既利于展现总体历史，又真切展现历史本身，有助于培养学生史识贯通，精深宏大视野的历史意识。之所以如此解释，问题还在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对政府还有依赖性，问题也出在中国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近代因素不健全，相关力量发展羸弱，以此理解历史不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缺乏批判性，我们需要充分理解当时的困境，审视时人的自我扬弃与实存。总之，评价历史总是要抓住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如陈旭麓先生评价道，“在炮口的逼迫下，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近代。”⑥我们如果认同此评价视角，也许会从可能性视角更为贴切知晓历史之困与历史之新，从历史的生动]进中形成交织鲜活的画面，并透视生生不息的历史进展。一方面，学习者可以从近代企业发展之路看到初生状态下的诸多问题，进而反观当今中国逐渐强大之现实，从心中孕育出弱不丧志，增强民族自信。另一方面，学习者才会深感历史之艰辛，进而奋发图强，因为只有前辈创造了更好的历史，后辈才会更有作为，让学生内心产生一种历史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这正是历史教育最终之目标。值得一说的是，充满同情地理解历史，既会发育辩证思维，也会滋养学生的人文性，这是合二而一的，不是把人格培养与智慧反思割裂开来，那种单一的人格培养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世界。只有基于事实的智识思维与道德浸润与生长，学生的内心才会真正强大起来。这是因为，“当理智、情感、身体处于完全的和谐时，心灵就会自然地、毫不费力地、完美地绽放。”①所以，要深度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需要重新认识传统情感教育之不足，必须坚持情智共生，学生的核心素养才会得到强有力的发展。二、相关反思
本案例解释近代民族企业兴起，关注时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注重时间的连续性，其解释利于贯通历史，开阔解释者视野，正如罗素认为的，“历史的功能是在时间维度上开阔我们的视野。”②并让学生形成深度合理的情理结构，李泽厚就认为，“作为时间现象的历史，只有在情感体验中才成为本体。这亦是情感本体不同于工具本体的所在……唯情感时间则不然，人能在这里找到‘真实，找到自由，找到永恒，找到家园，这即是人生本体所在。”③
以人为中心解释历史，其价值在于从中透视出人生长的价值与意义，进而反观自我，促成学生从生命体中思考自我的未来，并孕育出自我的成长方向、社会责任与使命。关键是，这一系列的衍生过程，应促进学生与历史内容的互动，进而生成历史对自我认识世界的方法、价值与意义，只有这样的习得过程，其认识方法才是凭靠内容的，进而才是迁移灵动、生成性的。
在教学中不要就事论事，要注意深层次的问题，这样学生才会很好地解释复杂多样的历史现象，让学生感觉很多东西还可以挖掘深意，赋予历史解释丰富的新意与启迪。教师要认同并践行这样的方向，就会享受到教学的乐趣（因为这样的教育给学生赏心悦目、茅塞顿开的体验与心境）。随着新课程的推进，教师还要进一步进入思想层面，才会彰显教育的智慧。教师如果陶醉形式的炫目与内容创新，感觉很好，华而缺实，华而无慧，学生欣欣然后大脑还是显得苍白枯萎。这就是，我们粗看一些课堂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由于富有教育意蕴，学生深受教诲，而且意味无穷，甚至终生受益。
① 《“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中思考”——罗志田访谈（2016年6月4日）》，《中国近代史》（英文刊）2016年第2期。
② [以]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53页。
① 郭红：《布洛赫》，王炜、周国平：《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九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
① 李伯重：《中国全国市场的形成，1500—1840年》，《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② 李长莉：《洋布衣在晚清的流行及社会文化意义》，《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③ 林茂高、唐凌：《也论洋务运动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④ 倪玉平：《漕粮海运与清代运输业的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⑤⑥ 朱荫贵：《清代木船业的衰落和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安徽史学》2014年第6期。
⑦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
① 曾小萍：《近代中國早期的公司》，《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美]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商督办企业》，虞和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7页。
③ [法]布迪厄·皮埃尔、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
④ 周国平：《灵魂只能独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
①⑤ 曾小萍：《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清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罗衍军：《3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述评》，《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44页。
④ 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① [印度]克里希那姆提：《教育就是解放心灵》，张春城、唐超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② Bertrand Russell， “How to Bead History”， The Bermondsey Book， Vo1.l. No.2， 1924.
③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