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现代大学发展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启示
胡庆平
摘 要：英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培养社会精英著称。英国高等教育不拘泥于传统，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创新发展，探索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种教育模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英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主导推动和学校的自主努力“双重”作用下蓬勃发展，在服务社会中得到了政府、企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这种教育模式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英国现代大学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启示
政府决策，在保持精英教育国际顶尖的同时稳步推进职业教育
英国的大学制度改革经历了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大学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大学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由二元制向一元制的转化，形成了职能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期间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通过向大学拨款、合并和成立新大学的方式对英国高校进行了所谓的行政管理。
一是开端。以1826年伦敦大学的建立为开端的新大学运动在职业教育方向上初露端倪，打破了传统大学垄断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传统大学相比，在目标与职能、学科与课程等方面作了重大调整，有力推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进程，调整了传统精英教育与实用职业教育的关系，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二是推进。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模式提出了要求，讲授实用课程的新式高校—“城市学院”应运而生。这些学校重视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科学与技术教育，课程设置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职业教育与科技教育的特点。但城市学院没有学位授予权，只能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其毕业生只能从事与技术开发和应用有关的职业。城市学院的兴起不仅扩大了中产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推动了应用型、技能型的职业教育发展，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三是兴起。1992年，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颁布后，在保持传统培养精英人才同时，政府出资举办了大量的培养职业型人才的非传统型大学，多科技术学院与自治性大学在学位授予、经费来源和管理机构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从法律上获得了與传统大学平等的地位和待遇，英国高等教育从单一的传统大学转化为包含传统大学、新大学、工科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教师教育学院在内的，功能各异、形式多样、多层次、多元化的综合体。英国政府适时而有效的正确决策，为高等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也推动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兴起。
在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政府对高校内部管理的“不干涉”与适时对高校扶助的“出手决策”拿捏得恰到好处，对大学内政始终坚持不干预，保持“大学自治”的独立自由，但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演变、发展和建设的外部环境上，政府既积极引导又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的方向引领和推动作用。1992年的扩招，既满足了普通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又契合了企业需求，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还通过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提高了全民的素质，夯实了经济基础。合理、稳固的“金字塔”结构，使英国高等教育在既引领又适应社会发展中沿着正确的道路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主导，给予职业教育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机会
当今，英国大学已经形成了一元制发展体系，即传统大学和新型大学双轨并行。在内部管理上，传统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授治校”仍然盛行。而新型大学，如伦敦大学的治理则由校内外人员组成的理事会、校务会共同参与。校外人员有社区和企业参加，市场主体参与教学，课堂把企业和师生聚合在一起，也就融通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例如：伦敦南岸大学的毕业生与企业合作设计的运动鞋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承接的改善伦敦地铁环境项目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传统大学主导高等教育的形势下，职业教育能在二十多年内实现良性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英国政府的正确决策：把理工学院变为大学，教师在学位、待遇上一致，可以晋升职称、授予学位……平等地给予了与传统大学同样的发展机会。例如：大卫·华纳（David Warner）教授曾是一所理工学院副院长，1992年升格为大学后升任为副校长，也晋升为教授，这些措施很好地调动了这类学校服务社会经济的积极性。
政府在主导上充分考虑并细化了各层各类不同学校的特点和需求，而非“一刀切”，较好地保护了各类学校的利益和积极性，使各类大学在同一平台的不同轨道上各自发展，各得其所。在外部环境上是开放的，不同类型的各高校可以自主集合成团体，成员可自由进出，可以就共同利益集体发声，与政府一起讨论未来政策走向。政府这种低身段和包容、宽松的态度，给予现代大学更多尊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得以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大学站在同一平台上竞技，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政府调控，职业教育自我独立、自信的发展态度
依据1992年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英国政府裁撤了1989年设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改按地区设置“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多科技术（理工）学院改名为大学，具有和大学相同的地位，享有自行颁授学位的权力。体制的新融合使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体系演变成“精英—大众”一体化模式。例如：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始建于1865年，历经技术学院、理工学院的历史变迁，在1992年扩招时成功转型，发展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现代大学，是职业教育的一个成功典范。
尽管理论上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与传统大学相比，现代大学从大学拨款委员会得到的支持并不多，因为经费是按排名拨发的，而排名的主要依据是“科研成果”和“教学质量”，其中科研占了90%的权重。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拨出的科研经费33%流入了5所顶级传统研究型大学，即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曼切斯特大学。牛津大学的大卫·帕尔菲曼（David Palfreyman）教授认为，排名指标体系不能也不应适用所有的学校，因为评估指标的设定及权重、评估的周期及评估专家权威性等都会影响绩效评估的实施与结果的运用。大卫·华纳（David Warner）教授认为，理工学院升格后与传统大学一起排名既不占优势，也没可比性，更没成就感，因而不参加大学排名，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更有意义的提高教学质量和为社会经济服务上。伦敦南岸大学校长兼百万集团主席菲尼克斯教授（Phineks）也认为，现代大学不要与传统大学攀比，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和努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技能和服务地域经济上来，办出特色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例如：伦敦南岸大学的“社区利益公司”模式在服务社区的同时促进了学生的就业创业。他们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自主寻找发展空间，对教育的热情与自信，执着与务实让人敬佩。
市场引导，传统研究型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变革趋势
事实上，就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传统大学也并非一成不变，也在浸润着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风雨，内心悄然酝酿着细微变革。正如大卫·华纳（David Warner）教授所说，牛津大学1990年也有了商学院，这表明高校的发展路径一定要循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才是正确的。教育要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不仅是我国的教育宗旨，而且也是符合世界各国教育规律的。由此可见，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不只是职业教育的专利，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大学，甚至所有大学。如果把我国人才结构形容为“金字塔”，由“塔顶”“塔身”和“塔基”三部分组成，“塔顶”的尖端、决策和创造性人才是少量的；“塔身”是承前启后的高端、高管和组织能力强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塔基”是一线操作人才，要有较强的技能，这类人才需求量最大，这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
实践证明，真正的高水平人才不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岗位上通过实践成长起来的。因此，高职院校要主动与企业结合，共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创建创业型大学。
启示及建议
值得关注的重要一点是，英国大学、高等教育的成功是政府与高校、社会、企业，包括学生、家长各方面的关系都宽松有度，干预不干涉，管控不管理，到位不越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事，既有政府引导，也有高校自主拼力发展，还有企业积极参与支持，宏观上形成体系，成为一体，使高校获得良好发展的同时，学生和家庭、社会和企业也各得其所。高校贴近社会、紧跟经济，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为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实际上，英国从1992年扩招才开始大规模地把理工学院转型为大学的，职业教育就此发展起来。反观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也是从1991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后逐步推进而全面兴起的，几乎与英国同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分别于1993年、1996年、1999年、2006年就高职教育颁布了多个文件。截至2008年，共遴选出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时期。
与英国职业教育相比，我们的政府引导、推动力度还不够大，激励机制、政策导向还不够强；高职院校定位在大专层次，没有学位授予权，“待遇”不高，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我们的职教集团还要学习英国高等教育协会、伦敦大学组织、百万集团的做法，高校要形成聚合力，共同发声寻求和促进政府支持；在与企业的联系上还不那么密切和迫切，在服务社会中主动寻找生存发展机会的“求生发展”意识与伦敦南岸大学的强烈和执着还有差距；从社会看，高职院校在学生、家长、企业、政府的认可度也都不够高，这既有高职教育本身能力不足、成果不硬的问题，有全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识“偏见”问题，也有政府政策导向带来的模糊认识。例如：2006年11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但实际上，高职教育仍定位在大专层次，至今高职教育还在讨论“类型与层次”问题而没有最终定论。高职教育发展急需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和正确引导，需要通過提高高职院校的地位和待遇，给高职院校释放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高职教育定位在大专层次，客观上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唯有经政府建起无限定的发展通道，才能激发出高职院校为地域经济发展作贡献的热情和动力。当然，职业院校自主发展的热情与执着精神也需要我们职业教育人通过自信来建立，自发的内源动力才是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期，北京市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不再新设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学校”和中央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疏解首都人口的新形势、新要求，给首都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既需要政府有新的正确决策，也需要学校有自主发展的动力和坚守执着的精神。我们不妨借鉴一下英国这方面的经验，如国际化、多元化发展，应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2006-11-06].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64/200704/21822.html2006-11-16.
[2]梁淑红.利益的博弈：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英国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纵览）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作者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纪委书记）
[责任编辑：陈 栓]
摘 要：英国高等教育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以培养社会精英著称。英国高等教育不拘泥于传统，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创新发展，探索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多种教育模式，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英国现代大学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在政府的主导推动和学校的自主努力“双重”作用下蓬勃发展，在服务社会中得到了政府、企业、学生和家长的认可。这种教育模式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英国现代大学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启示
政府决策，在保持精英教育国际顶尖的同时稳步推进职业教育
英国的大学制度改革经历了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大学扩张，到20世纪60年代的新大学运动，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由二元制向一元制的转化，形成了职能层次分明的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期间政府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通过向大学拨款、合并和成立新大学的方式对英国高校进行了所谓的行政管理。
一是开端。以1826年伦敦大学的建立为开端的新大学运动在职业教育方向上初露端倪，打破了传统大学垄断英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与传统大学相比，在目标与职能、学科与课程等方面作了重大调整，有力推进了英国高等教育的世俗化、平民化进程，调整了传统精英教育与实用职业教育的关系，成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兼容。
二是推进。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新模式提出了要求，讲授实用课程的新式高校—“城市学院”应运而生。这些学校重视与生产实践密切相关的科学与技术教育，课程设置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职业教育与科技教育的特点。但城市学院没有学位授予权，只能颁发职业资格证书，其毕业生只能从事与技术开发和应用有关的职业。城市学院的兴起不仅扩大了中产阶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推动了应用型、技能型的职业教育发展，提升了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三是兴起。1992年，英国《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颁布后，在保持传统培养精英人才同时，政府出资举办了大量的培养职业型人才的非传统型大学，多科技术学院与自治性大学在学位授予、经费来源和管理机构等方面实现了统一，从法律上获得了與传统大学平等的地位和待遇，英国高等教育从单一的传统大学转化为包含传统大学、新大学、工科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和教师教育学院在内的，功能各异、形式多样、多层次、多元化的综合体。英国政府适时而有效的正确决策，为高等教育形成了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也推动了职业教育的蓬勃兴起。
在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政府对高校内部管理的“不干涉”与适时对高校扶助的“出手决策”拿捏得恰到好处，对大学内政始终坚持不干预，保持“大学自治”的独立自由，但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演变、发展和建设的外部环境上，政府既积极引导又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的方向引领和推动作用。1992年的扩招，既满足了普通家庭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渴望，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又契合了企业需求，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职业教育发展；还通过培养应用型、技能型人才，提高了全民的素质，夯实了经济基础。合理、稳固的“金字塔”结构，使英国高等教育在既引领又适应社会发展中沿着正确的道路持续、健康发展。
政府主导，给予职业教育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机会
当今，英国大学已经形成了一元制发展体系，即传统大学和新型大学双轨并行。在内部管理上，传统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教授治校”仍然盛行。而新型大学，如伦敦大学的治理则由校内外人员组成的理事会、校务会共同参与。校外人员有社区和企业参加，市场主体参与教学，课堂把企业和师生聚合在一起，也就融通了高校与社会的联系。例如：伦敦南岸大学的毕业生与企业合作设计的运动鞋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承接的改善伦敦地铁环境项目也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传统大学主导高等教育的形势下，职业教育能在二十多年内实现良性的快速发展，得益于英国政府的正确决策：把理工学院变为大学，教师在学位、待遇上一致，可以晋升职称、授予学位……平等地给予了与传统大学同样的发展机会。例如：大卫·华纳（David Warner）教授曾是一所理工学院副院长，1992年升格为大学后升任为副校长，也晋升为教授，这些措施很好地调动了这类学校服务社会经济的积极性。
政府在主导上充分考虑并细化了各层各类不同学校的特点和需求，而非“一刀切”，较好地保护了各类学校的利益和积极性，使各类大学在同一平台的不同轨道上各自发展，各得其所。在外部环境上是开放的，不同类型的各高校可以自主集合成团体，成员可自由进出，可以就共同利益集体发声，与政府一起讨论未来政策走向。政府这种低身段和包容、宽松的态度，给予现代大学更多尊重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得以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大学站在同一平台上竞技，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政府调控，职业教育自我独立、自信的发展态度
依据1992年的《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法》，英国政府裁撤了1989年设立的“大学基金委员会”和“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基金委员会”；改按地区设置“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多科技术（理工）学院改名为大学，具有和大学相同的地位，享有自行颁授学位的权力。体制的新融合使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体系演变成“精英—大众”一体化模式。例如：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始建于1865年，历经技术学院、理工学院的历史变迁，在1992年扩招时成功转型，发展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现代大学，是职业教育的一个成功典范。
尽管理论上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与传统大学相比，现代大学从大学拨款委员会得到的支持并不多，因为经费是按排名拨发的，而排名的主要依据是“科研成果”和“教学质量”，其中科研占了90%的权重。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拨出的科研经费33%流入了5所顶级传统研究型大学，即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曼切斯特大学。牛津大学的大卫·帕尔菲曼（David Palfreyman）教授认为，排名指标体系不能也不应适用所有的学校，因为评估指标的设定及权重、评估的周期及评估专家权威性等都会影响绩效评估的实施与结果的运用。大卫·华纳（David Warner）教授认为，理工学院升格后与传统大学一起排名既不占优势，也没可比性，更没成就感，因而不参加大学排名，而是把关注点放在更有意义的提高教学质量和为社会经济服务上。伦敦南岸大学校长兼百万集团主席菲尼克斯教授（Phineks）也认为，现代大学不要与传统大学攀比，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和努力投入到培养学生技能和服务地域经济上来，办出特色才能得到社会认可。例如：伦敦南岸大学的“社区利益公司”模式在服务社区的同时促进了学生的就业创业。他们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自主寻找发展空间，对教育的热情与自信，执着与务实让人敬佩。
市场引导，传统研究型大学适应社会发展的应用型变革趋势
事实上，就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这样的传统大学也并非一成不变，也在浸润着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风雨，内心悄然酝酿着细微变革。正如大卫·华纳（David Warner）教授所说，牛津大学1990年也有了商学院，这表明高校的发展路径一定要循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才是正确的。教育要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不仅是我国的教育宗旨，而且也是符合世界各国教育规律的。由此可见，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不只是职业教育的专利，同样适用于其他的大学，甚至所有大学。如果把我国人才结构形容为“金字塔”，由“塔顶”“塔身”和“塔基”三部分组成，“塔顶”的尖端、决策和创造性人才是少量的；“塔身”是承前启后的高端、高管和组织能力强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塔基”是一线操作人才，要有较强的技能，这类人才需求量最大，这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契机。
实践证明，真正的高水平人才不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企业里、岗位上通过实践成长起来的。因此，高职院校要主动与企业结合，共同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创建创业型大学。
启示及建议
值得关注的重要一点是，英国大学、高等教育的成功是政府与高校、社会、企业，包括学生、家长各方面的关系都宽松有度，干预不干涉，管控不管理，到位不越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尽其事，既有政府引导，也有高校自主拼力发展，还有企业积极参与支持，宏观上形成体系，成为一体，使高校获得良好发展的同时，学生和家庭、社会和企业也各得其所。高校贴近社会、紧跟经济，促进了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为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重要的贡献。
实际上，英国从1992年扩招才开始大规模地把理工学院转型为大学的，职业教育就此发展起来。反观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也是从1991年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后逐步推进而全面兴起的，几乎与英国同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分别于1993年、1996年、1999年、2006年就高职教育颁布了多个文件。截至2008年，共遴选出100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单位，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高职院校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时期。
与英国职业教育相比，我们的政府引导、推动力度还不够大，激励机制、政策导向还不够强；高职院校定位在大专层次，没有学位授予权，“待遇”不高，自身发展动力不足，我们的职教集团还要学习英国高等教育协会、伦敦大学组织、百万集团的做法，高校要形成聚合力，共同发声寻求和促进政府支持；在与企业的联系上还不那么密切和迫切，在服务社会中主动寻找生存发展机会的“求生发展”意识与伦敦南岸大学的强烈和执着还有差距；从社会看，高职院校在学生、家长、企业、政府的认可度也都不够高，这既有高职教育本身能力不足、成果不硬的问题，有全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识“偏见”问题，也有政府政策导向带来的模糊认识。例如：2006年11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明确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但实际上，高职教育仍定位在大专层次，至今高职教育还在讨论“类型与层次”问题而没有最终定论。高职教育发展急需政府给予政策扶持和正确引导，需要通過提高高职院校的地位和待遇，给高职院校释放更多的自主发展空间。高职教育定位在大专层次，客观上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发展，唯有经政府建起无限定的发展通道，才能激发出高职院校为地域经济发展作贡献的热情和动力。当然，职业院校自主发展的热情与执着精神也需要我们职业教育人通过自信来建立，自发的内源动力才是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
近期，北京市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的“不再新设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学校”和中央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疏解首都人口的新形势、新要求，给首都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既需要政府有新的正确决策，也需要学校有自主发展的动力和坚守执着的精神。我们不妨借鉴一下英国这方面的经验，如国际化、多元化发展，应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EB/OL].[2006-11-06].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1464/200704/21822.html2006-11-16.
[2]梁淑红.利益的博弈：战后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英国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纵览） [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作者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纪委书记）
[责任编辑：陈 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