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型地区经济的转型与复兴
车文斌
“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2019年3月，全国两会上，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再次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一个涉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重要战场，正取得阶段性成果，成效越来越显著。
人勤春早，春和景明。2019年的春季，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喜讯特别多，四川攀西地区“钒钛+阳光”闯出资源创新开发新路，“煤老大”山西倾力转型经济由“疲”转“兴”，鄂尔多斯生态优先走上绿色高质量发展新路，“铜城”白银资源枯竭后创新发展循环经济着力生物医药、新能源和新型建材、食品工业；“锡都”个旧资源枯竭二次创业走上“产业延伸+产业更新”的转型路……
“三去一降一补”，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经济转型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从“互联网+”到“智能+”，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个发展的主战场，都在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抢占世界新兴产业高地，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唯有转型、转型、再转型，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方能迎来复兴，占据未来产业经济的一席之地。
时不我待，潮来潮涌，不少资源型地区已扣住了时代脉搏，在转型中迎来新一轮腾飞。
国家战略性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攀西地区，正走出一条经济转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其“阳光花城”正成为城市继钒钛城之后的第二张名片。图为攀枝花市迤沙拉一景 徐海涛 摄
资源型地区转型的国家使命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是一场工程浩大的国家使命。使命的缘起，是困扰各国经济，甚至让多国经济崩溃的“资源陷阱”。
所谓“资源陷阱”是指过度迷醉于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而不能自拔，最终自然资源枯竭，而成为“资源诅咒”，导致产业链长期处于低端，结构单一，生态环境恶化，核心竞争力丧失，经济衰退，最终“输出资源、留下污染，輸出财富、留下贫困”。
20世纪60年代，天然气大国荷兰陷入经济下滑的“资源诅咒”困局，患上“荷兰病”；80年代，曾享受石油繁荣的尼日利亚经济大幅下滑；自然资源丰富的津巴布韦经历恶性通货膨胀……
而中国，同样经历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稀土开发窘局，并从中迅速警醒，一场摆脱并破除“资源陷阱”的大规模战役在全国范围内打响。这场战役，事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事关生态文明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事关“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有262个资源型城市，分为成长型、成熟型、枯竭型和再生型四类。如何分类引导、有序开发，优化结构、协调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任务十分艰巨。
1992年11月，国务院批准成立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也是全国117个国家级高新区中唯一冠有稀土专业名称的高新区。
2010年12月13日，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基地，“煤老大”山西省率先开始了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为全国性的突破“资源陷阱”探路。
2013年2月7日，国家另一个战略性资源聚集地——攀西开启了转型升级，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设立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这是目前国家批准设立的唯一一个资源开发综合利用试验区。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升级，从此进入了快车道，连年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促进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升级”；2017年，“支持资源枯竭、生态严重退化等地区经济转型发展”；2018年，“促进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2018年，“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2019年，“支持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
资源型地区，除了转型升级外，还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发展资源和良好的生存环境，摆脱资源依赖，走创新型的循环发展之路。
攀西试验与世界钒钛阳光花城
攀西试验，一场担负国家重任的国家级试验。
这场试验，始于2010年。这一年，四川省启动《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规划》编制。
四川攀西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富集区，其中钛资源量8.7亿吨，约占全国储量的90%，世界第一；钒资源量1600万吨，约占全国储量的62%，世界第三；铬资源量超过900万吨，约占全国储量的80%。此外，区域内还富藏多种稀有金属及稀土、碲铋等战略性资源。
试验区的重头是如何对钒、钛战略资源进行“创新开发”，承担着“先行先试”的任务。
让人惊喜的是，试验区“创新开发”速度惊人，仅仅3年，一批创新性成果产生了：在攀枝花，研制生产出多种钛及钛合金精密铸造产品，完成宇航级钒铝合金半工业试验，开发出高速铁路钢轨、重载铁路钢轨；在凉山，建成钒电池储能产业化示范项目；在雅安，加快研发钙化焙烧提钒专用粉体制备工艺、高纯锗和锗单晶及其锗片产业化关键技术等。
仅仅5年，就实施了3批52个科技攻关项目，高钛型高炉渣提钛、钛锭EB炉装备国产化、航空舰船用钛铸件等一批重大技术攻关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了全系列钒制品产业链，产能、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形成了全流程钛产业链，是国内最大的钛精矿、钛白粉生产基地。
在攀枝花市，工业强市迈出坚实步伐。仅2018年，全市钒钛产业产值达375亿元，增长率达到惊人的76%。
攀枝花市政府工作报告用“钒钛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的步伐加快”“试验区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等提法总结攀西试验区这一年的成就：35个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竣工；龙蟒佰利联50万吨氯化渣等一批单体投资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签约落地；23户企业升规，预计规上企业实现利润110亿元以上、增幅超50%；攀钢实现经营利润53亿元、创历史新高；全市工业投资增速创近5年来新高……
试验区6年，一个世界级的钒钛基地已然成形。
2019后，攀西又瞄准了新的目标：加快打造世界级钒钛、稀土等产业集群，仅攀枝花市就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项目：加快宇航级钒铝合金等重大科技项目研发；创建国家钒钛新材料产业创新中心；开展14个重大科技项目集中攻关，加快突破钒钛磁铁矿低成本提取、高效综合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瓶颈；开工建设龙蟒佰利联氯化钛渣、安宁铁钛钒钛磁铁矿直接提钒、力欣钛业海绵钛生产与钛材加工等35个亿元重大工业项目……
与此同时，“阳光花城”也在攀西地区悄然出现。
从污染严重的“钢铁城”到怡人养人的康旅“阳光花城”，攀枝花的转型华丽而令人惊叹，既彰显着转型跨越变化之巨、力度之大、成果之丰，又显示出试验区决心之坚、行动之速、难度之艰。
攀枝花西区是这个资源型城市的老工业区，在创新开发的试验中，西区探索出的“再生式”转型路径可圈可点。
紧扣四川省委“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的战略取向和攀枝花市委“一二三五”总体工作思路，西区确立了加快发展“康养+”的发展战略，着力打造试验区重要能源基地、全国示范性康复辅助器具生产基地、钛终端产品生产基地、现代特色物流基地、康复康养基地。
西区将原来的石漠化土地、废弃的采石场打造成西佛山景区，加快推进东方太阳谷等康养产业项目建设，构建“一核一带三谷”康养产业布局，把曾经的荒山峻岭打造成“太极尖山”，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实现产城有机融合发展。
康养+旅游、康养+农业、康养+运动……西区建设庄上旅游新村、金家村旅游民俗古村落、金沙画廊康养旅游综合体、苏铁阳光谷、西佛山禅意小镇、河门口三线文创小镇，“再生式”转型，西区为攀枝花市“阳光花城”的建设注入了丰富的内涵和元素。
尤其是“康养+工业”，以钛材为原料，打造康复辅助器具生产基地，初步建成全国示范性康复辅助器具生产基地。到2020年，全区拟形成机械装备制造、新型节能环保设备、生物科技、钒钛材料、新能源、新型建材等6大支柱产业，为资源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018年，“钢铁城”攀枝花市实现旅游收入337.5亿元，增长了20.8%，“阳光康养地”的城市品牌进一步提升。
一个资源大省的由“疲”转“兴”
对内蒙古稀土矿，攀西钒、钛矿等战略性资源进行创新性开发，是在国家统筹下的资源型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升级与重塑，那么，对山西省而言，则是国家赋予的传统的资源型经济转型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是全国最大的一个综改区，承载着中央的指令改革意图，其试验经验，对全国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升级而言，具有普遍性的创新探索意义。
2010年4月，国务院批复山西成为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煤老大”获得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煤层气开采、旧有煤矿用地审批权等方面政策优惠，其境内约11座资源型城市，119个县（市、区）中94个有煤炭资源分布，不少县市已经接近或几乎接近“资源枯竭城市”。
而此时，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已经显现出疲态。一业独大，其经济发展就会随着国际国内资源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而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省就尤其突出。2012-2016年5年时间，山西经济显得特别困难，全省经济总量在1.2万亿元的平台上停滞了五年，经济下滑明显，全国位次从21位退到了24位。
转型，意味着关停并转，特别是对那些煤炭资源接近枯竭的地区而言更是痛上加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时的山西经济，已经处于“资源陷阱”的边沿。而中央高瞻远瞩，批准其成为综改区，正是及时雨，成为山西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剂良方。
经过几年艰难的转型，2016年下半年以来，山西经济持续下行的态势得以扭转，逐步企稳回升。2017年，全省经济总量跃上1.5万亿平台，全省经济增长7.1%，快于全国0.3个百分点，全国位次前移十位到第20位，前移速度居各省之首。2018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6818亿元，增长6.7%，再次快于全国平均0.1个百分点。
由“疲”转“兴”，资源大省山西开始了转型复兴。
回望山西的转型历程，一条从陷阱边沿触底回升的路途清晰可见，有其经验可资借鉴。
一是中央和国务院的前瞻性部署，赋予其综改试验区的政策优惠。根据方案，山西在转型中要持续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建设现代化煤炭能源产业，建设煤电气一体化的综合能源基地和产业体系，由单一资源化主导型产业向新型、多元、现代产业体系转型。这是山西综改区的总体方向，引导着全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二是山西党政发力攻坚破难，为转型注入强劲动力。2016年下半年开始，山西开始了反思，此后更是开展了一场大讨论，触及到了深层次的问题，找准了问题，找到了根源，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比如开发区建设，从2013年年初到2016年8月份，山西招商引资签约项目8000多个，总投资金额9万多亿，但落地率却很低，其根源就是全省开发区还存在着数量少、布局散、规模小等问题。山西合力攻坚，按3200平方公里左右进行开发区空间布局，总体规划、分步实施，部署未来15至20年的发展空间，“一子落，全盘活”，打开了全省转型发展的芝麻之门。
三是各级政府“大放权”，为转型注入活力。2017年6月，山西省政府印发《关于赋予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部分省级行政管理权的通知》，赋予示范区省直部门33项管理权限。各市也積极推动向开发区下放管理权限，有的几十项、有的上百项。省直有关部门梳理了22项实行企业承诺制无审批管理改革事项，推动“办事不出区”的实现。放权赋能升级，山西资源型经济转型开启了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惟有转型，前路才会宽广
坐守资源困局，资源枯竭时，就是城危民困时。
甘肃玉门由盛转衰的历史，就是鲜活的印证。玉门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1950年石油产量高峰时年产140万吨。1998年，产量急剧下降，仅剩38万吨。
资源逐渐枯竭，玉门不得不搬迁。从1995年起，全市近3万石油工人和6万城市居民先后搬出。至2001年，全市人口从10万锐减到6万。1999年，国务院批复玉门市政府搬迁，2004年，市政机关全部从老城迁至玉门镇新址。搬迁后的玉门老城，彻底陷入了萧条困境，繁华不再。
而资源枯竭时不断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四川华蓥市却是另一番境况，由“煤都”巧妙地转变成了“电子城”。
2009年，华蓥市被列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因其持续用力产业转型，在山沟沟里干出了一番“大产业”。2015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产值、税收首次超过煤炭等传统资源产业总和，非煤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007年的65.4%提高到89.5%。2016年，华蓥市纳入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四大重点布局区，2019年1月23日，华蓥山经济开发区被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首批授予2019年电子信息行业重点推介园区。
我国天然气化工发源地的四川泸州市也在经济转型中迎来创新式发展。2011年，泸州被列为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随后，泸州倒逼转型，编制了《泸州市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规划》《泸州市五大发展理念规划》《泸州市长江沱江沿岸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规划》等规划，联动推进城市、生态、民生全面转型，产业成功实现转型。到2019年初，泸州智能终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医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累计引进智能终端企业128家，投产86家，预计产能超2000亿元。泸州探索出的“以平台建设引领转型发展的创新模式”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关注，其经济发展水平也迅速跃升，省内排名由2011年的第9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6位。
各地资源型地区发展的各类典型案例表明，惟有转型，才能跳出“资源陷阱”，在转型中迎来社会经济的全面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