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小型出版机构书刊出版经验探微

    【摘要】20世纪20年代，李小峰创办的北新书局在民国中小型出版机构中具有代表性。不同于其他出版机构在当时出版重镇上海的兴办与集结，北新书局的书刊出版却经历了由北向南的迁移和空间转换，从而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出版格局。作为一家中小型书局，北新书局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生态中积累的书刊出版方向调整的与时俱进性、作者与编辑团队建设的品牌化、出版格局的多元化与编辑理念的独创性等独特发展经验，奠定了其在中小出版机构中的引领地位，对当代出版机构的发展探索也不乏启迪。

    【关键词】北新书局；李小峰；文艺出版；教科书；儿童读物

    【作者单位】韩元春，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图书馆。

    20世纪20年代，李小峰在北京创办了北新书局。这家伴随新文化运动而成长的书局因其服务文艺、宣导批判的理念，加之聚集于此的众多知名编创人员，逐渐赢得读者追捧，以致成立之初就能在北京安营扎寨。随着时代的变局，北新书局的据点随之南迁至上海，并继续从事新文艺书刊的出版传播。随着出版环境的变化，北新书局的出版重心逐渐发生转变，儿童用书和教科书成为其主要的出版对象。

    经过20世纪30年代的辉煌与波折，20世纪40年代的北新书局辗转立煌、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又重回上海开展业务，并通过20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发展为上海文化出版社并持续至今。作为一家中小型出版机构，北新书局曾在民国出版业中发挥过积极作用并有独特创举，因在规模、实力上无法与同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媲美，也导致其书刊出版实践经验难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所以，本文尝试分析其书刊出版的独特创见和经验，以窥探民国中小型出版机构的书刊出版实践。

    一、书刊地理与出版方向调整的与时俱进性

    出版机构的地理位置选择向来非随意而为，北新书局亦不例外。若按出版活动的中心划分，北新书局的历史主要可分为北京和上海两个时期。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北新书局，以商业运作的方式开展着精神传道的业务，取得了较好效果。北新书局不仅继承新潮社的出版志向，继续出版“新潮”“文艺”丛书，且将之已售完书籍再版印行。同时，北新书局也策划新书出版，如鲁迅的《热风》、周作人的《雨天的书》、孙褔熙的《大西洋之滨》、章依萍的《深誓》，以及《乌合丛书》《北新小丛书》《未名丛刊》等新书，成为出版新文艺书最多的书店之一[1] 。北新书局发展迅速，其出版空间逐渐扩张，并随之在上海成立了分局。其实，发展貌似驶入快车道的北新书局危机不断。1926年3月，北新书局《语丝》杂志连续刊文抨击政府对学生游行的镇压行径，以致被以宣传赤化的名义查封，后因段祺瑞政府的垮台得以恢复营业。不过，军阀混战时期的北京政局多变。1927年，奉系军阀大肆迫害进步人士，李小峰、蔡漱六等北新领导人被迫逃离北京到达上海，使得北京总局的营业受到极大影响。李小峰决议将北新书局南迁，将原来的上海分店改为总店，北京的总店改为分店。

    由此看来，北新书局的空间地理迁移和转换与其说是被动之举，不如说是顺应时局、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从另一层面看，北新书局的南迁也体现出与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相契合的一面。除此之外，北新书局的南迁也是文化中心南迁的一种象征[2] 。北新书局的南迁与北京众多知名文人学者大规模南下几乎是同步的，出版业与学者文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使得其南迁具有了某种象征性的文化意义。正是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地理空间迁移，使北新书局得以保全，并继续创造了其在上海的出版繁荣与辉煌。

    除了在区位地理的选择上秉持与时俱进的理念，北新书局在出版方向的调整上亦然。北新书局原处新文化运动重镇，加之大批文人学者的聚集，自然使新文艺书刊出版水到渠成。南迁后的北新书局因受文艺书刊广阔市场、文学作者群等因素的影响，仍坚守文艺出版理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文艺出版仍是出版的重头戏。1928年12月，在上海新书业公会成立大会上，北新书局以全票当选为常务委员的事实足见其在新书业界的龙头地位，“新文艺书店的老大哥”的封号名副其实。不过，应时的调整变革是出版界寻求生存发展的既定法则，时代环境和文化政策的变迁时刻影响着出版机构的命运走向。为加强文化控制，国民政府成立后相继推出了系列出版政策法令，并于1931年对北新书局、群众书店等进行短暂查封，并以查禁书籍的方式开展文化专制。北新书局的文艺书刊多在查禁之列，这种状况增而不减。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北新书局决议调整出版航向，从原来成就声名的文艺领域转向儿童读物与教科书领域。这种与时俱进的改革调整思路与实践恰为北新书局重塑新领域的书业地位奠定了基础。1933年，《全国出版界所发行儿童图书的概况》的数据显示，北新的儿童类书籍出版已在全国名列第三，紧随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步伐[3] 。这不得不归功于北新书局顺应时局的调整变革。

    二、作者资源和编辑团队建设的品牌性

    出版机构的优劣与出版产品的市场好坏离不开以作者和编辑为核心的编创团队建设。在李小峰的组织下，北新书局聚拢了大批具有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号召力的作者、编辑，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出版品牌。

    在作者资源方面，北新书局与新潮社联系紧密，后者编辑出版过《新潮》杂志及其他丛书。李小峰既是新潮社成员，后又与鲁迅、刘半农等16人成立了继续新文艺理想的语丝社。在此过程中，李小峰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且团结了一批知名度颇高且与之交好的作者。成立之初的北新书局不用为书稿发愁，鲁迅不仅将著译交由其出版，还为之主编丛书，雨丝社的多数同仁也将书稿交予北新书局出版[4]。 因与北新书局关系密切，鲁迅的《呐喊》《彷徨》等24部著译均是由北新书局出版。

    出版业与文人历来唇齿相依，原在北京的文人南下后仍以北新书局为据点书写文艺情怀。在李小峰等人的努力下，鲁迅、周作人、冰心和林语堂等知名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和译著持续与读者见面；复刊的《语丝》杂志、新办的《北新》周刊及《奔流》月刊等不仅是文学的阵地，更聚拢了孙褔熙、鲁迅和郁达夫等大批知名文人作为编创人员，使书局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为北新书局争取到全国第一流的作者，出版全国第一流的作品”[5] 是李小峰重要的出版原则，而北新书局推行的高酬金版税机制对创作者产生了很大吸引力。正是得益于这些知名作者的聚集，北新书局才得以在出版机构林立的格局中站稳脚跟。

    在对作者资源进行汇聚整合的同时，李小峰对编辑团队的建设也投入颇多精力，其本人还直接参与《语丝》《奔流》的编务工作。当时，集作者、编辑、出版人等多元身份于一身是属于特定时代编创人员的特征。一些知名作者不仅被邀约写稿，还多参与书刊的编纂业务，如孙褔熙、鲁迅、郁达夫和赵景深等身份多元的编创人员并非个例。1930年，北新书局开始将出版重心由文艺领域转向儿童读物与教科书领域。当时不仅有专门出版儿童书刊的儿童书局，更有在教科书市场及整个出版领域实力强劲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而北新书局能在竞争激烈的出版格局中彰显影响力，不得不归功于编辑团队的编辑创新。当时，活跃的编辑有李小峰、鲁迅、郁达夫、石民、袁嘉华和蔡漱六等。1930年，赵景深以总编辑的职衔任职北新书局；陈伯吹以儿童编辑室主任的身份加盟北新书局，使北新书局的儿童书刊出版走向系统化和规模化。赵景深的编辑贡献首先体现在教科书编写方面，由其编写的《初级中学北新混合国语》教科书，在编辑方法上率先突破传统的文选型编辑法，首创将文选和语言基础知识有机结合的“混合编辑法”，为后来同类教科书编写提供了重要范本。陈伯吹的编辑实践对提升儿童读物出版质量、细分读者市场和激发读者阅读兴趣具有重要贡献。加入北新书局前，陈伯吹就已为其《小朋友丛书》写过10余本作品，加盟北新后他编纂了适宜不同年龄段小学生读者阅读的《连续图画故事》《常识丛书》《小朋友丛书》等丛书。此外，陈伯吹更在刊物的编辑上竭心尽责，《小学生》最具代表性。为便于低幼儿童阅读，陈伯吹以多元板块内容组合及图文并茂的形式开展编辑实践。例如，杂志就曾围绕“小兔子盖房子”的浅显主题并以图配文、连续讲述图画故事的方式展开叙事，以契合读者心理。《小学生》因实施“预订全年即可得三本赠书”的营销策略，造成了“故日来预订者颇多”的局面。不仅如此，自1930年创刊至陈伯吹最终离开，《小学生》杂志虽每期都并列署名李小峰、赵景深、林兰和陈伯吹，不过前三人都为挂名，唯一的主编、实施者实为陈伯吹一人。正因有赵景深和陈伯吹的加盟，进行出版转型的北新书局才能在儿童及教育出版格局中立足，并形成自身的出版品牌。

    三、出版格局的多元性与编辑理念的独创性

    北新书局曾深受新文化运动的感召，并以唤起青年的启蒙和批判意识为出版主旨。改变出版方向后，北新书局便将出版重心置于教科书与儿童读物上，积极推进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北新书局的出版格局，从宏观上看可分为文艺出版和儿童读物与教科书出版两大方面；从微观层面考察，其不仅出版总量大，且出版类型多样。统计显示，抗战爆发前，北新书局出版的文学书籍达545种，儿童读物与教科书则为662种，期刊6种，且畅销全国，其中，作为彰显其出版特色的民间故事集达40种。

    在形成多元出版格局的同时，北新书局也在持续探索独特的编辑理念，以便形成核心竞争力，其在上海时期的教科书与儿童读物编辑理念探索最富特色。北新书局立足少儿读者的定位，满足教师的教学需求，编撰出版了《初级中学北新混合国语》《高小国语读本》《北新国语教本教授法》等出版物，在与其他出版机构的竞争中逐渐脱颖而出。教科书向来是出版界着力培养的出版类型。正如章锡琛所言：“商务、中华之所以能成为出版界的翘楚，唯一的基本条件是印数最多的教科书，其他各小出版家，如果没有教科书或其他销数较大的出版物，往往都倏起倏灭，不能维持到十年、二十年之久，更谈不上什么发展。”[6] 对北新书局而言，挤进教科书市场并非易事，自然要下足功夫。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后，1930年，北新书局便出版了赵景深所选编的《初级中学北新混合国语》教科书。为满足教与学的双向需求，北新书局在编写方法上率先突破传统的文选型编辑方法，选文“尤重视文法与修辞，每授一文，就文中选取可借文法或修辞法说明之点详为指示，就选文中摘取文法或修辞的习题，令学生练习”[7] 。例如，被选入的《背影》一文，就详尽阐述了“一句的宾主”的句法要点，以培养写作技能，并未对文章主题进行过多分析。这一首创的注重文法和修辞的“混合”编写方式因适宜教学，为后来许多同类教科书效法。《北新活页文选》亦是其独特编辑理念的重要体现。在活页文选的出版方面，开明书店虽已抢占先机，北新书局却继续创新，在采取跟进战略的同时以富有特色的优秀出版物拓宽出版市场。1931年，由赵景深、姜亮夫等人编写的《北新活页文选》推出后，即被认定为继《开明活页文选》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补充教材，其以中小学高年级学生为服务对象，节选古今著名的语体文，且每篇均由名家精细校勘注解，更彰显出“名家编注、注释易检、通盘筹划、谨慎从事、联络教材、选文精当”[8] 六大特色。正是贯彻了服务少儿受众接受需求和接受心理的编辑理念，因而《北新活页文选》推出后大受欢迎。

    除了教科书，儿童读物也是北新书局的主攻方向，而儿童丛书极具代表性。北新书局“后以出版中心，移至儿童读物方面，已出版有小朋友丛书数十种，销路甚佳” 。北新书局根据不同学龄阶段小学生的学习和接受能力，采取分年龄段、有针对性地出版适龄儿童阅读的书籍，且做到对小学各学龄阶段的全面覆盖及内容编辑的图文并茂。例如，针对低幼儿的年龄、心智、接受能力及需求，北新书局出版了图文结合、便于识读的图画读物《连续图画故事》（60册）且所选图画故事浅显易懂、形象生动并贴近日常经历，便于激发低幼儿的想象力，此外，还有供中高年级学生阅读的《常识丛书》（100册）和《小朋友丛书》（100册）。这三套丛书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尤为畅销，为北新书局带来了丰厚利润。此外，北新书局将“发现儿童”与“关注民间”的思潮进行紧密结合，出版的民间故事集则是其独特编创理念的最好体现。自1926年起，北新书局就着手在全国征集民间故事，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在继续，前后出版近40种图书，编入近千篇民间故事。出版民间故事集固然非北新书局首创，但大规模搜集、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集具有空前性，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编辑出版民间故事既可为研究提供文本，也可为民众提供大众读物，对普通智识阶层不乏启蒙作用[9] 。例如，《民间趣事新集》就以平民的口吻叙事，对方言加以注释，以便民众了解；《新仔婿故事》“不独可使读者解颐，且为研究民间文学者极好的参考材料”。

    在谈及出版的重要性时，正如时人所言：“这确实有一种力量，出版事业推动着文化巨轮走向时代前面去。所以，出版事业是前进的，一时代便有一时代的出版物。”[10] 正是秉持服务文化、推动儿童教育事业发展的出版态度和出版理念，作为中小型出版机构的北新书局自创办以来便在不同时期取得了辉煌成绩，以至于既享有“新文艺书店的老大哥”的美称，也拥有“教科书和儿童读物出版的劲旅”的标签。尽管书店在出版探索过程中遭遇了种种波折，但李小峰及北新书局在不同时期积累的书刊出版经验，不仅是民国出版史的巨大财富，而且对当代书刊出版也不乏启迪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1] 陈树萍.北新书局：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J] .新文学史料，2006（1）.

    [2] 王建辉.李小峰和北新书局[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201.

    [3] 陈独醒.全国出版界所发行儿童图书的概况[J] .中国出版月刊，1933（2）：77-79.

    [4]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74.

    [5] 李中法.“催促新的产生”——李小峰的编辑生涯[J] .出版史料，2006（4）：101-103.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98.

    [7] 赵景深.初级中学北新混合国语[M] .上海：北新书局，1931：1-2.

    [8] 广告[N] .申报，1931-08-23.

    [9] 杨茜.民国时期北新书局通俗书刊出版转向研究[J] .兰台世界，2015（25）：169-170.

    [10] 张一渠.三点意见[J] .读书月刊，1937（1）：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