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闻史料档案整理出版探究

    【摘要】从2007年起，我国不少学者开始着手研究“民国新闻史”。新闻史研究属于历史学研究范畴，需要大量史料的支撑，而档案史料就是研究的一手资料。然而，由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民国新闻史料分布区域较为分散，集中整理难度较大；新闻史料基本融合在其他史料文献资料中，难以翻阅查找；近些年，档案修复技术的突破，档案数字化的出版趋势，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出版社与档案馆的业务合作，为“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提供了可能性。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是研究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事实依据，是“隔代修史”的现实需求，对于研究民国新闻史意义重大。

    【关键词】民国新闻史料；档案整理出版；探究

    【作者单位】谭春霞，长春工程学院档案馆。

    “中华民国时期的新闻事业发展历史”（以下简称为“民国新闻史”）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这时期出现过《大公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著名报纸，同时也涌现了一大批如戈公振、英敛之、张季鸾和史量才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我国开始着手对民国时期的文献进行探寻和保护，以期弥补民国时期文献档案的遗失和空白。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不仅对于研究民国新闻史意义重大，而且能够一定程度上保护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本文将从几个方面探究民国新闻史料档案整理出版的必要性，期望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对民国新闻史料档案整理出版的重视，更好地促进我国新闻事业的长足发展。

    一、“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出版面临的困境

    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档案是研究中国近代新闻史的重要资料。《民国时期总书目》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了界定：从194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至1945年9月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时期中国出版的中文文献。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出版事业虽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由于民国时期特殊的历史原因，国家档案馆和地方档案馆对文献整理出版的难度较大，但随着档案数字化的出现和国家对民国时期文献的保护，民国新闻史料的档案整理出版迎来了另一个春天。笔者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出版面临的困境出发，以期全方位论证“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出版的现实问题。

    1.档案修复人才奇缺

    新闻文献档案的保护主要涉及老旧报纸、杂志、影片和回忆录等，如果一旦新闻文献档案在修复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就会直接损害一手史料，破坏文献资料的完整性。档案修复人才的奇缺是现如今档案整理出版的瓶颈。如果史料档案无法修复，那么我们就无法进行整理和出版活动，可见档案修复工作是史料档案整理出版的前提和基础。现如今，诸多地方档案馆没有专业的档案修复团队，大多采取业务外包的形式，无疑堵塞了档案馆为自身输送专业人才的渠道。

    2.新闻史学界的呼吁

    从2007年开始，学术界开始关注民国新闻史。南京师范大学的倪延年教授从2011年起到2016年发表多篇关于“民国新闻史”的文章，提出编著修订《中华民国新闻史》的初步想法。2015年，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蔡迎春老师发表《民国档案整理出版的分期与特征》一文，对民国时期进行了五大分期并对不同时期的特征进行了总结。可见，史学学者对民国新闻史展现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然而去当地档案馆查询翻阅诸多一手史料比较麻烦，不仅浪费研究时间，而且不利于文献档案的保护，还有很对史料需要通过海外渠道才能查询，耗时耗力。

    3.民国史料征集难度大

    民国时期由于缺乏统一的档案管理机制，导致后期寻找资料和整理出版的难度非常大。如今，民国时期的史料档案大多保存在大陆（南京、北京、重庆、广州、上海、延安、台北和长春等城市）和台湾地区，甚至散落到海外，要整合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珍贵民国史料具有一定的难度。这就需要各国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及我国国家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加强合作。另外，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档案管理工作不成熟，造成大量民国时期档案遗失或被销毁。这直接导致了民国时期档案的大量流失，让新闻史料征集工作难上加难。

    二、“ 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出版的必要性探究

    1.“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是研究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事实依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国新闻史”研究首席专家倪延年教授提出“中华民国新闻史”目前的研究存在很多难点和问题。首先，“民国新闻史”的起源时间不明确，我们还无法弄清楚民国新闻事业的“来龙去脉”，这直接影响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范畴；其次，关于“民国新闻史”的发展阶段划分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史料的缺失阻碍了人们对“民国新闻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最后，“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缺失影响了人们对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性评价[1]。对于新闻史学界来说，民国时期史料的整理出版对于研究民国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呼吁各地图书馆和档案馆尽力找寻民国时期的有效文献资料，以供查阅和记录。同时，史学界也在积极呼吁民国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以期为近现代新闻事业发展脉络寻找史实依据。

    2.“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是“隔代修史”的现实需求

    中国史学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律，即隔代修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闻学者理应编修一套甚至数套《中华民国新闻史》。这既是个学术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早在1961年，董必武在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会议上就提出重写清史，编写中国民国史，但是无人响应[2] 。由于耽误了“中华民国史”的编修，“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造成了现如今其整理出版的难题。

    “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是社会工作者和新闻爱好者获取民国新闻史的一手资料。我们有必要对民国时期的新闻史料进行整理出版，以满足兴趣爱好者、历史教师和报社记者等的史料需求。

    三、 “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出版的现存问题

    我国现有的部分档案馆承担了对民国时期史料的整理任务，而民国时期档案的修复是档案整理的首要任务。本文通过对我国档案馆整理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梳理，进一步挖掘现如今档案整理的困境与瓶颈。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地域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一直致力于民国档案的整理与出版，还收藏有民国时期图书、期刊资料约7万册。二史馆的编研成果主要有档案汇编共94部，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535千字，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等；影印出版物有38本，有《南京临时政府遗存珍档》（8册，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于右任手札》（94页，杭州西泠印社1995年版）、《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稿》（共70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二史馆创办的《民国档案》是一个刊载民国档案史料兼为民国史研究提供园地的刊物。二史馆是保存民国时期史料档案的重要基地，但从其民国时期史料整理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其并未突破地域性，主要还是局限于南京地区的档案资料。

    2.重庆档案馆对历史遗留档案整理欠缺

    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也作为抗战时期“大轰炸”摧毁严重的城市之一，遗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重庆市档案馆保存着大量民国时期的新闻史料档案，如收藏抗战时期的报纸、期刊等近一万余册。民国时期，在重庆长期存在的报纸主要有《新华日报》《中央日报》《大公报》等，著名报人主要有陈布雷、张季鸾和王芸生等。重庆市档案馆自2011年起共公开发表期刊论文18篇，其中有17篇的时间点均属民国时期。这些论文分别从“重庆大轰炸”“抗战胜利”“解放碑”等关键词入手，挖掘了散落于重庆市的民国时期史料档案。通过笔者的考察和调查，重庆档案馆整理的民国时期新闻档案较少，很多当时在重庆红极一时的报纸、报人和报社资料并没有被很好地整理和修复。

    3.辽宁档案馆涉及大量涉日珍贵档案

    辽宁省档案馆是国家一级档案馆，珍藏着唐、明、清和民国时期的珍贵文献档案。该馆编研成果有出版史料的《国难 国耻 国愤 国魂》（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8月）、《辛亥革命在辽宁档案史料》《张学良与东北易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等44种，其中主要的出版社有辽沈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14日，辽宁省档案馆召开档案史料公开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公布了辽宁省档案馆整理出版《东北抗日义勇军档案史料汇编》《日本开拓团档案史料》《日军宣抚班档案史料》等。这些档案史料的公布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认可。众多专家学者认为，档案的整理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研究依据的空白，达到了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辽宁档案馆依托东三省的地域优势，成就虽多，但面临的问题也颇为棘手。例如，因为脱酸技术的不足和档案修复人员的奇缺，档案修复工作长时间停滞。

    4.国家图书馆为档案修复做出的努力

    从2011 年开始，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 ”）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该项目得到文化部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图连续三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申报立项工作，共立项81 个，共6098 册，形成民国时期文献整理出版六大系列：民国时期文献资料丛编、对日战犯审判文献资料丛刊、民国时期珍稀档案、日记、手札文献等、抗日战争文献史料丛编、革命历史文献资料丛编以及目录、图录、索引系列[3] 。2008年，国家图书出版社从历史档案和《申报》《民国日报》等民国时期的重要报刊搜集了社会重大事件并整理出版《（民国）大事史料长编》（1919—1926）。该套书成为研究民国新闻史的重要文献。国图作为国家级图书馆，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在“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出版方面还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四、“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整理出版的机遇与对策

    1.档案修复设备的技术突破

    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档案脱酸工作一直未得到有效开展，而纸张中的酸是影响纸张寿命的主要因素。2016年，国家图书馆研制的设备可对整本图书进行脱酸，不需要拆装订，能一批处理多本文献，单批次可处理的文献数量在20—50本之间。国图在脱酸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解决了档案修复的一大难题，不仅提高了档案修复的效率，而且为保存民国时期报刊和杂志原版提供了技术支持。这样的技术突破为“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2.档案数字化渠道出版趋势

    档案数字化是指对纸质档案进行数字化整理、扫描、微缩、汇编并上传到数据库的过程。当下，比较成功的档案数字化实例有北京大学民国时期报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大数据的发展为民国新闻史文献档案的数字化带来了机遇。民国新闻史文献的整理工作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建立馆藏目录数据库。档案数字化同时也是史学研究者的福音。通过互联网搜索技术，史学研究者能很快查找出所需要的一手史料，这些数字化的文献资料便于整理、阅读、保存和携带。档案数字化出版是现行档案整理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档案馆选择建立数据库，将修复的档案电子版上传至网络，供有需要的学者和兴趣爱好者下载、浏览。数字化的档案出版节省了查阅者的时间和成本，同时，也节省了档案馆的出版费用。

    3.国家政策的支持

    从2011 年开始，国图联合国内文献收藏单位，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该项目得到文化部和财政部的大力支持。此项目计划分别在贵阳、南宁和广州等地展开宣传推广活动。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培训班在南昌、重庆、南京和沈阳等城市举办。民国新闻史料属于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范畴，各大档案馆在国内外搜集民国时期文献资料的同时，也会发现一些有价值和稀缺的新闻史料，这为研究民国新闻史的学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项目为“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提供了国家政策上的支持。

    4.出版社与档案馆要加强业务合作

    档案馆和图书馆要加强与出版社的合作，定期根据社会舆论、大事件和政策等调整整理出版的门类，为民国时期新闻史研究者提供方便快捷的研究途径。出版社的渠道优势和档案馆的资源优势为“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提供了条件。面对民国文献资料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档案馆要继续寻找一条畅通的资料整合和渠道融合之路，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馆的资源优势和出版社的渠道优势，实现利益最大化。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史料出版方面积极与第二历史档案馆、东北三家省级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吉林档案馆和辽宁档案馆）合作，出版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黑龙江档案馆编）、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四辑）（吉林档案馆编）等。这种做法值得效仿和学习。

    民国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是当下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工作的一部分。对于新闻史的研究态度，方汉奇先生认为，我们要“充分地占有第一手资料，并对它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和去芜存菁的分析，从而得出正确的符合实际的结论……没有对“史料”的仔细考订和甄别，我们很难对历史事实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随着学界对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这些已经整理出版的史料档案很难满足研究者的需要。出版社、档案馆和图书馆关于民国史料档案整理出版还亟须加大力度。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有助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倪延年.民国新闻史研究的难点和目标[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9-17.

    [2] 倪延年. 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意义、体系和实施[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29-135.

    [3] 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EB/OL] .http：//mgwxbh.nlc.gov.cn/bhjh/mgwxbh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