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发展学生时空素养
关键词 时空素养，内涵，深度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1-0042-08
依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对时空观念的表述，可以理解为以下几层意思：注重时间顺序与空间要素；历史时间与空间有多种方式；历史时空与历史（包括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的联系（当然包括特定的时空）；依据时空理解历史上的流变与多样、局部与整体；历史时空意识（最后一点特指认识现实的时空意识，其实也包括认识历史的时空意识，只是因前面已涉及）。
征求意见稿侧重从学生具体感知时空素养角度列出了五点内容，如果便于清晰认识时空素养，似可分为：（1）时空是认识历史的工具（时间序列、空间要素、时空定位）；（2）时空自身具有多样性并反映历史流变；（3）时空与历史的复杂联系；（4）学习者要形成历史时空意识。如果这种划分具有合理性的话，第（1）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4）点重在通过前三点的习得而养成，因此，本文重点探索第（2）（3）点的教育意蕴。
一、如何理解历史时间的内涵与价值
（一）历史时间的内涵
哲学家奥古斯丁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却又茫然无解。”①由此说明，人们要认识到时间的深刻内涵并非易事，如何理解历史时间内涵呢？
胡塞尔指出时间就是意识自身的存在形式，意识和时间是二而一的。海德格尔指出：“时间概念的历史也就是时间之发现的历史和关于时间的概念式解释的历史，或者说，这一历史也就是追问存在者之间存在的历史，是尝试通过存在者之存在去揭示存在者的历史，这一历史就由关于时间的各种理解所构成，由时间现象的概念成型的各个阶段所构成。因而更确切地说，时间概念的历史最终就是没落的历史和有关存在者之存在的科学探索所应有的根本问题遭到歪曲的历史：一种丧失可以彻底地重提存在的问题并重新开掘出它的最初基础的能力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能为力就植根于此在的存在之中。”②海德格尔强调人们理解时间不是“自明”的，应注重时间的“此在”，时间应具有理解历史的“奠基性作用”，而不是理解历史的“外在标画”，这就很好地审视到时间自身的意义。时间具有自然时间与意义时间两个时间系统（从另一个视角还关涉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时间），在此，从“运动”“心灵”“社会”视角来理解历史的意义时间。
1.“运动”时间：历史时间具有流变性
传统时间观认为时间是自然时间，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决定论，这种时间观念认为时间是纯粹客观的，它忽视了时间本身充满生命力量的因素。其实，时间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时间，当然有其自身演变的历史。
时间具有变动不居的社会属性，因此要抛弃宗教神学时间、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等机械时间论观点。正如马克·布洛赫说：“人类的时间不会千篇一律地永恒不变，也无法像钟表计时那么划一死板”，“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①在理解时间本身具有变化的社会属性时，不能简单地把时间作为叙述历史的工具，也就是说时间在作为时间顺序（历史编排意义）时是工具，而时间本身还承载着社会意义，二者应表里相融。因此，对时间本身的理解，既不是简单的机械性的，也不是工具性的，时间总是和具体的运动分不开，相互具有规定性。
在人类学中，一般把时间分成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在古代多采用循环时间，具有周期性，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如此，比如四季循环、白天与黑夜交替，这种自然的节律对古人的时间观影响很大。所谓线性发展的时间在古代不占主导地位，线性时间观主要产生于古罗马基督教，呈现的是基督救赎人类的时间观念。由此，时间就呈现直线的形状。这种线性的时间观最终得以确立下来，有几个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机械钟的发明，人们对时间一去不返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机械钟的时间是超越自然时间的，摆脱了自然循环。二是牛顿理论，即绝对时间的观念。三是受启蒙运动进步观念影响，具体体现就是理性的、不断发展的思想。启蒙思想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从愚昧开始，到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不断进步的过程要求用线性的时间来体现，使理性向着未来无限地发展进步。②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时间观也存在问题，张正明认为：“中世纪神学史观打破古希腊‘循环论历史观，确立了目的论史观和线性时间观。中世纪结束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辟了理性主义时代，历史哲学家开始以各種抽象的时段（时代）概念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进程。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反历史的18世纪。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其鲜明特征是：普遍的理性，同一的线性时间观。”③因此，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今社会，人们认为，人类历史中的时间不仅是一条线，而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人类时间存在多重时间和节奏，一些领域变化很快，而一些领域变化很慢，而且不同时间之间相互影响，形成彼此互动的关系。
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时间的观念与利用发生了巨变，钟表作为时间表征的工具也在不断演变，日晷被称为“最早的钟表”，是古代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中世纪末期，机械钟在西欧流行，最初的机械钟只有时和刻。近代早期，在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游丝，钟的精确度提高，制造出怀表。“17世纪中叶，惠更斯成功发明第一部钟摆，人们开始了精确时间的计量。时钟技术的发展把时间从人类的事件中解开，从而使时间获得了外在性的特征”。⑤钟表的发明具有精确性，时间抽象化了。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计时、信息处理、导航、监测等多种功能的智能手表出现。
时间作为一个范畴，自身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时间观念在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具体时间知觉、抽象时间概念以及多样化时间观念三个阶段。⑥历史时间呈现出丰富的时间形态，包含着社会变迁，内含着历史变化。雅克·勒高夫指出中世纪存在礼拜时间、圣日年历等多种时间，所有的时间“都与不同的形象和神化相关”，“与末世时间，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甚至时间本身的终结也即来世混合在一起”，因此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在“创造一种关于来世的新空间和时间”。①要真正理解历史时间，就应把握时间本身的变化逻辑，发掘时间本身深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摒弃时间是冰冷、机械的潜意识错觉，坚守时间是具有社会价值属性的，发掘时间自身演变的意义，切实认识不同时期历史时间的价值。
2.“心灵”时间：时间充满生命力量
时间具有主观性。康德对时间问题进行了革命性的阐发：取消了时间作为自在存在者的地位，使之成为人的内在感性形式，时间只是人的时间。时间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了事物中存在着一个内部时间。“这个时间与以往经典科学作为外部几何参量的时间不同……它表征系统作为活的有机体的产生和消亡和演化的过程。时间的推进就是生命的展开。时间是内在于生命结构中的，是实在的。绝不是人和自然在时间之中，而是时间在人和自然之中”。②因此，要从人的生命对于时间感受视角审视时间的意义。人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间价值观念。俞金尧先生认为，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时间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古代，人们更多是适应自然的时间，按照自然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时间观念不强，自由度也比较大。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很有限，记忆中的时间也就几代人。但到了城市社会，对时间的要求就高了。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产发展了，人们拥有的时间本来应该更加富裕了，但是，大家反而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③以至于今天，人们从心底呐喊“时间去哪儿了”，反映了紧张的社会节奏和人们的焦躁心理。
以上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时间心理不一，而在同一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时间心理差异也很悬殊。知识分子时间注重闲暇阅读，个体支配较强，工人时间注重时间规范，农民时间如上所说乡村时间，乡村时间较为自由，时间控制较弱，但一旦面临农忙节令，又显得十分繁忙。在同一时期，不同处境的地域或国家也有不同的时间心理，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响亮的口号，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在当时对国人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所以，关注心灵时间，就要注意时间感知与经验、时间加速的复杂性，注意时间与特定人群与特定区域的关系。
还有，个体的感觉时间也不同。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生物体内没有专门感觉和测量时间的器官。因此生物对时间的感觉和测量只能是综合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越高级的大脑对时间的感觉越复杂也就越模糊，越低级的大脑则相反，它们因结构简单、功能单一，对时间的感受越精确。④人的大脑复杂程度、多元智能、社会经验的差异影响着人对时间的感受。而且，人在不同时期对时间的感受也殊异，“在儿童身上存在着一种早期的对速度的直觉，它与时间的持续无关，只是根据一物追赶另一物的过程中出现的纯粹是关于其先后次序的概念，而对时间的直觉则似乎总是与速度关系特别是与同时性关系联系在一起”。⑤因此，应依据人身处的境遇分析人的心理时间，正是如此，面对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急于求成，有的人保守不前。
个体或群体的时间心理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具有互动性，彼此关联与影响，大家都进行时间竞争，如美苏争锋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时间的争夺；当然，也可能在消极方面显得过于休闲，出现懒散的时间心理。
3.“社会”时间：时间具有制度与文化属性
时间具有制度属性，显示着社会秩序与权力象征。古代中国在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方面，是充满秩序感的。指导与安排社会时间是中国古代官方的重要公共服务职能，因而历代政府既要公布历法，还要制造时间计量工具，在白天以“圭表”“日晷”等测量日影，而在夜间和阴天以“滴漏”“刻漏”等测量水流，用以作为时间流逝的表征。从“禁宵行者”到“三更半夜”，表明传统日夜秩序的松动，晨钟暮鼓就是对城市时间的管理。①“由于时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掌握社会时间就成为政治权力的一个象征。在古代中国……每一位新的君王登基，都要颁布新的年号，重新计算时间。……在西方，修改历法的权力历来都属于最高统治者，从古罗马的恺撒、奥古斯都，到中世纪教皇格雷戈利，每一次重大的历法改革都是在最高权威的主持或支持下进行的。格雷戈利历从天主教世界被推广到新教国家，也是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近代以来，历法革新往往成为一些国家推行新政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共和历，以示革命的政府与宗教的决裂。在19、20世纪，一些非西方国家在经历重大的政治革命或改革以后，陆续采用西方历法，比如日本（1873）、中国（1912）、俄国（1918）等国家的历法改革，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②时间秩序、时间管理方式与时间体制的变化，反映了历史发展进程。
时间具有文化属性。“从时间的使用习惯方面来看，不同的民族与文化，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他们对时间的感知也是不尽相同的，从而使得他們在计时、守时和用时习惯上也有所差异。在计时习惯上，西方人习惯把5分钟认定为最小时间单位，而在阿拉伯国家中人们的最小时间单位是15分钟。在偏远游牧民族中则与这两种用时习惯差异更大，例如在蒙古，人们把‘备马鞍的功夫用来作计算时间的单位。在守时方面，欧美国家的人比较守时，将守时看作是一种社会美德”。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前，世界许多民族都保有各自独特的历法、纪年、岁时节庆，形成了富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时间观念。这些都说明时间具有文化属性。
总之，“时序、纪事和变迁构成时间的历史三维性，并且三者统一于历史的顺序、真实和意义的结构中，时间由此可以看成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④时间让人类文明充盈生命活力，同一时间对当下的影响也殊异。我们应关注时间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认识到时间内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形成历史的多重结构，因此，时间是属人的、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鲜活的时间给人无穷的遐想，离开具象的时间思考历史等于与干尸对话，玄想玄思，既无“存在感”，也无生趣活力。
（二）时间具有评价尺度
时间具有主观性，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识内容，从方法论角度，我们还应关注时间尺度对评判历史的影响。“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看法就会变化。人们认识历史时，历史时间是过去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连续体，甚至连接着未来，所以，利用时间尺度评判历史事件和进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与价值判断。“在经济增长方面，工业化和现代化因其生产力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创造出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大的生产能力而获得极高的评价。……在这里，时间尺度越短，越是体现出工业化、现代化的创造性和进步性，从而获得积极的评价。不过，现今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业化、现代化的代价，时间尺度提醒人类，这样的代价很高，……这种增长速度用未来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就成了一个问题。”⑤
二、如何理解历史空间的内涵
“对空间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我们对社会存在的理解。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空间结构和关系实质上表现的是社会结构和关系。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及其动态过程，是在创造和转化社会关系，因此，空间能够为我们建构起基本的物质性框架，规定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①空间与时间一样，也具有社会性，包括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等。如何理解空间内涵呢？
（一）空间位置、形态反映社会地位
空间位置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例如，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三巨头”和宋美龄共座的照片被战争信息署第一时间传真到重庆，立刻见诸大小报端，成为中国变成世界大国的一则铁证。美新处也多次组织开罗会议图片展，吸引了大量中国观众。在昆明举办的一次专题展上，美新处工作人员曾描写道：“数千人涌入我们不大的阅览室里，观看罗斯福、丘吉尔和委员长第一次会见的照片。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人群塞满了整个房间，一列长队沿着楼梯蜿蜒而下，整栋办公楼看上去就像巴别塔一样。”②宋美龄与“三巨头”共座为何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其价值在于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事实上，这次会议也是蒋介石第一次以大国首脑身份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商议战争计划和战后世界秩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空间形态也反映社会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例如，近代工业城市最突出的空间结构特征就是新型工业生产性建筑大量涌现，使得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得以分离，从而促进了城市土地功能的区分。同时，为满足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需要，数目庞大的各类建筑密集交织，并由于缺乏规划而形成极不合理的布局结构。最后，工业城市中开始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居所分离现象，即工业区、商业区和下层居民集中在拥挤混乱的城市中心区，而中上阶层逐渐迁至远离市区的郊区居住。③而且，富有阶层的居室是高大宽敞舒适的建筑，而贫民阶层的居室是破烂低矮的建筑。
（二）空间与生产交往活动的相互影响
第一，空间活动范围与类型影响人们的生产活动。例如，西方向外扩张的海洋活动就催生了近代的经济制度。当时，港口城市从远洋贸易中获取巨利，跨海遠程运输，不可能没有风险；一艘出航的大船，投下的资本为数不小，其成本的回收和利润都须在远航归来后才能实现。一时投入巨大资金的需求和长期的耽搁、等待，使这些海运城市中的商人逐渐发展了以银行贷款作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以及分摊风险的保险。这两个新兴的经济制度，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④认识空间，还应关注特定空间与特定人物的特殊活动，发现历史的殊相与特定价值，形成耳目一新的历史见识。
第二，人类生产活动也引起活动空间范围、空间形态与类型的变化。一是人们的空间范围不断拓宽，甚至是空间中心发生转移。从西方近代看，荷兰、英国的胜出，关键在于放弃了传统的领土观念争夺海洋，海岸与商港成为帝国的边界。⑤“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是一种典型的突破空间限制的尝试，并且带来了巨大的资本原始积累效应；这是一次通过‘域外的空间‘生产而实现‘域内阶级关系的转变”。⑥这说明海洋扩张对近代大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一些与海洋有关的空间如港口、临海面积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海洋成为经济开发与战略争夺的重要舞台。
二是空间形态与内涵发生变化。近代以来，城市化加速发展，出现“造城”运动，一些城市就是通过削峰填谷而建设起来的，原有的自然景观与风水不再。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也是通过架桥铺路而形成的。总之，地理景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城市化初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随着交通的发展，一些人又开始远离城市嘈杂之区而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可利用空间有限，社会空间的填充物不断增生、密集，空间形态与关系不断丰富与复杂，空间管制也变得愈发严格，人类难以回到古代地旷人稀的舒适空间中，而是强烈感受到“空间压迫”。正是如此，城市注重公共空间的建设，例如，公园在近代得以诞生。曼彻斯特市议会拨款购买了三块地产，分别建成女王公园、菲利普公园和皮尔公园，于1846年对公众开放。曼彻斯特利用于1868年贷款购地建成了亚历山大公园及阿德威克绿地公园。在伯明翰，市议会也从私人地产主手中购置土地，建成卡霍普公园、阿斯顿公园以及阿德利公园。仅卡霍普公园在1857～1858年间就接待了近100万名游客。①
三是人类空间交往发生变化。随着科技发展与全球化加深，时间已经把空间压缩，距离基本上已经消失。空间结构演变的结果是“地球是平的”，人流与物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面貌，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学习、思想等方式。而且，空间交往影响着地区的发展进程。例如，明清时期出现的一批杰出科学家。虽然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有些或与科举无缘或摒弃仕途，如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等；有些或出身名门或步入仕途，如朱载堉、徐光启等，但都有一相似之处，即他们几乎是靠个人潜心苦读、自学成才的。尽管他们有着献身科学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毕竟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同体”。因此他们之间缺少学术思想和成果的交流，造成视野不够开阔，也就难于汲取别人科学思想的精华，博采各家之所长，从而突破传统的科技体系。②
其实，认识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还可从空间视角审视人类活动面貌，透视出历史的时代气象。例如，北宋时张择端所绘的名画《清明上河图》，被称为当时开封生活的写照。若仔细看，就可发现街上马匹极少，拉货的多是牛、驴，说明养马业很不发达；城墙上没有哨兵，墙下本作为营房的房屋已经成了店铺，门口却放着武器，说明兵卒在里面或是干活或是享受。③这样透视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丰厚内涵，引发人们形成历史智慧。
（三）空间反映区域文化
空间与人相互交织形成灵动的空间文化。一是空间区位彰显地域特征。葛金芳认为，宋以降长江三角洲等狭义的江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农商社会”，江南“农商社会”有五个特征：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早期工业化进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④
二是空间限制彰显管理与伦理文化。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提到，城邦禁止出殡途中有哭泣和哀悼行为。这些法令把哀悼限制在家庭居住区内，让任何不理性的行为远离公共场所。⑤这就显示出西方文化的独特性，也可看出东西方文化源头的殊相。
三是空间心里反映人们的心理归属。人们的空间感知存在家乡世界与异乡世界之别，也存在相应的心理特征。南北战争时，美国纽约有位将军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打骂仆人，仆人只好跑路。一个名叫丁龙的中国人来到将军家，将军照样打骂，丁龙也跑了。后来将军家失火，丁龙得知消息赶来了，将军很诧异，问他为什么还会来，丁龙说：“听说你房子被火烧了，正要人帮忙。我们中国人相传讲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应该来。”将军更诧异，问丁龙是否读过书，为何知道几千年前孔子的话。丁龙说他都没读过书，他是通过代代口传知道的。将军很感动，要丁龙留下。再后来丁龙要死了，把工钱全部退给将军，说他就一个人，不需要钱，以前吃住都在将军家，所以死前把钱还给将军。将军彻底叹服：“中国社会怎么会出这样的人？”丁龙死后，将军向哥伦比亚大学捐款，要哥大设立中国文化教授席位，名之曰“丁龙讲座”。①从此可知，人们在不同的地域空间生活，存有独特的文化心理。就是在一个国家也有不同的区域文化，谭其骧教授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②
（四）空间意识反映历史进程
在古代，空间关系反映血缘关系的变化，例如，春秋时期，军队数量较少，军事行动范围比较狭小，以车阵的冲击战为主，短时间内即可决出胜负。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加之科技进步和农民成为士兵的主要来源，军队数量猛增，军事行动范围扩大。从而，战争方式由春秋时期的车阵战转变为战国时期徒兵、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了，战争也具有了运动性和持久性。③春秋初期受周礼影响，战争情况是“节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④这种采用“结时定地”的列阵作战方式，对地形有很高的要求，一般是地势平旷，山区、丘陵沼泽等向来被兵家看做是战车的“死地”，春秋末期，守战争礼反而常吃败仗，迫使各国摒弃战争礼，“结时定地”的列阵作战方式逐渐被抛弃。春秋是野战，战国很重视攻城（城市战略地位提高）。
在中世纪，空间关系反映权力空间的转变。例如，中世纪法国的空间组织呈现多元化形态。宗教空间、封建空间和王国空间都经历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过渡，教会、领主和王权等权力都有一个类似的地域化过程，其边界意识和空间管理实践也随之发展。⑤
在近代，人们的空间意识得以进化。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指出，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域，它由三个要素组成：公众、公共舆论、公众媒介和公共场所。明中后期，人们更加重视“公共空间”，由于信息的发达，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往往能够依据共同的兴趣结成一个个人际交往圈，在交往圈中通过讲学、互访或者书信来探讨共同的话题，进行理性沟通。⑥近代以来，人们更加重视“公共空间”的素养，更加注重“公共空间”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总之，空间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经历着政治、经济、社会的變化。空间因人类而具有变动性与社会性，诸如空间位置（包括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地理不平衡，如世界中心）、空间形态、空间范围与空间扩张、空间地理重组与人类空间联合（如区域组织、战略集团等）、空间类型（如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空间内容（填充物）、空间关联（如地缘政治，又如近代“分离的空间”愈发明显），以及一切生产性要素在空间的游动，如果就人而言，还有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差异，这些视角都构成空间的复杂因素，需要通过空间场域审视历史活动，进而形成复杂的空间构造物。例如，福柯围绕知识、空间和权力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空间通过权力对真理生产的支配，从而实现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进而达到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目的。这种对社会空间进行微观权力的分析就颇具历史解释的力度。
三、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反思
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尤其是时空概念，它并非康德所强调的不变、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创造物。①历史时空因素具有复杂的社会性与变动性，历史教学欲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就应直击历史，设身处地，进行历史想象，将自己放入历史之中，“神入”历史时空之现场，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由此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进行同情之切身化理解。因此，不应将这些学科核心素养抽离出来，只是作为学习工具，而应融入历史理解中，并且学科核心素养应成为学生的学习对象，成为学生获得意义性理解的有机组成部分，才会让核心素养的内涵充盈起来，展示出核心素养的认识意义与价值，也才会真实、扎实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让这些核心素养深入学生心灵之中。
历史教学应聚焦学科核心素养，推动我们走向学科觉醒。应深度思考学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价值在哪里，达成的路径是怎样的？这需要我们深度探究学科素养的构成要素，明了每一要素的层次与组织结构，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知识的思维方式，更加准确地把握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从学科内容和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的双重视角诠释教育目标，这样才会有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而且，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离不开学生整个身心的内在卷入，教学的难点与焦点就在于此，教师怎样影响并唤醒学生，直接影响着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与建构，以及与此伴生而来的学生创造性品质的培育。教师应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坚持为理解而学，为思维而学，引领学生为高层学习奠定知识基础，以及意义理解与自主思维的基础，并将基础层面的学习伸入到深层学习状态，着力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和批判创新思维的素养。课堂的对话与合作是基础，学生在学习中通过人际关系，运用书本、电脑等工具，重视偶然性、重视多样的发展方向与机会，使得课堂成为播撒思考的种子、展开交流的场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检视自我教学行为的合理性，剔除随意耗散的教学行为，坚持在揭示出知识内核基础上，实施“简而多”的意义性教学。
【作者简介】郭子其，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四川省成都树德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中历史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责任编辑：李婷轩】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21-0042-08
依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征求意见稿）》对时空观念的表述，可以理解为以下几层意思：注重时间顺序与空间要素；历史时间与空间有多种方式；历史时空与历史（包括历史事件、人物、现象）的联系（当然包括特定的时空）；依据时空理解历史上的流变与多样、局部与整体；历史时空意识（最后一点特指认识现实的时空意识，其实也包括认识历史的时空意识，只是因前面已涉及）。
征求意见稿侧重从学生具体感知时空素养角度列出了五点内容，如果便于清晰认识时空素养，似可分为：（1）时空是认识历史的工具（时间序列、空间要素、时空定位）；（2）时空自身具有多样性并反映历史流变；（3）时空与历史的复杂联系；（4）学习者要形成历史时空意识。如果这种划分具有合理性的话，第（1）点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第（4）点重在通过前三点的习得而养成，因此，本文重点探索第（2）（3）点的教育意蕴。
一、如何理解历史时间的内涵与价值
（一）历史时间的内涵
哲学家奥古斯丁说：“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却又茫然无解。”①由此说明，人们要认识到时间的深刻内涵并非易事，如何理解历史时间内涵呢？
胡塞尔指出时间就是意识自身的存在形式，意识和时间是二而一的。海德格尔指出：“时间概念的历史也就是时间之发现的历史和关于时间的概念式解释的历史，或者说，这一历史也就是追问存在者之间存在的历史，是尝试通过存在者之存在去揭示存在者的历史，这一历史就由关于时间的各种理解所构成，由时间现象的概念成型的各个阶段所构成。因而更确切地说，时间概念的历史最终就是没落的历史和有关存在者之存在的科学探索所应有的根本问题遭到歪曲的历史：一种丧失可以彻底地重提存在的问题并重新开掘出它的最初基础的能力的历史，而这样的无能为力就植根于此在的存在之中。”②海德格尔强调人们理解时间不是“自明”的，应注重时间的“此在”，时间应具有理解历史的“奠基性作用”，而不是理解历史的“外在标画”，这就很好地审视到时间自身的意义。时间具有自然时间与意义时间两个时间系统（从另一个视角还关涉历史学家的历史书写时间），在此，从“运动”“心灵”“社会”视角来理解历史的意义时间。
1.“运动”时间：历史时间具有流变性
传统时间观认为时间是自然时间，其哲学基础是机械决定论，这种时间观念认为时间是纯粹客观的，它忽视了时间本身充满生命力量的因素。其实，时间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时间，当然有其自身演变的历史。
时间具有变动不居的社会属性，因此要抛弃宗教神学时间、循环时间与线性时间等机械时间论观点。正如马克·布洛赫说：“人类的时间不会千篇一律地永恒不变，也无法像钟表计时那么划一死板”，“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①在理解时间本身具有变化的社会属性时，不能简单地把时间作为叙述历史的工具，也就是说时间在作为时间顺序（历史编排意义）时是工具，而时间本身还承载着社会意义，二者应表里相融。因此，对时间本身的理解，既不是简单的机械性的，也不是工具性的，时间总是和具体的运动分不开，相互具有规定性。
在人类学中，一般把时间分成循环时间和线性时间。在古代多采用循环时间，具有周期性，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古希腊、古罗马都是如此，比如四季循环、白天与黑夜交替，这种自然的节律对古人的时间观影响很大。所谓线性发展的时间在古代不占主导地位，线性时间观主要产生于古罗马基督教，呈现的是基督救赎人类的时间观念。由此，时间就呈现直线的形状。这种线性的时间观最终得以确立下来，有几个事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机械钟的发明，人们对时间一去不返有了更直观的感受。机械钟的时间是超越自然时间的，摆脱了自然循环。二是牛顿理论，即绝对时间的观念。三是受启蒙运动进步观念影响，具体体现就是理性的、不断发展的思想。启蒙思想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从愚昧开始，到理性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不断进步的过程要求用线性的时间来体现，使理性向着未来无限地发展进步。②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的时间观也存在问题，张正明认为：“中世纪神学史观打破古希腊‘循环论历史观，确立了目的论史观和线性时间观。中世纪结束时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辟了理性主义时代，历史哲学家开始以各種抽象的时段（时代）概念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进程。但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反历史的18世纪。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其鲜明特征是：普遍的理性，同一的线性时间观。”③因此，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当今社会，人们认为，人类历史中的时间不仅是一条线，而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人类时间存在多重时间和节奏，一些领域变化很快，而一些领域变化很慢，而且不同时间之间相互影响，形成彼此互动的关系。
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时间的观念与利用发生了巨变，钟表作为时间表征的工具也在不断演变，日晷被称为“最早的钟表”，是古代比较普遍使用的计时工具。中世纪末期，机械钟在西欧流行，最初的机械钟只有时和刻。近代早期，在伽利略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明了游丝，钟的精确度提高，制造出怀表。“17世纪中叶，惠更斯成功发明第一部钟摆，人们开始了精确时间的计量。时钟技术的发展把时间从人类的事件中解开，从而使时间获得了外在性的特征”。⑤钟表的发明具有精确性，时间抽象化了。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计时、信息处理、导航、监测等多种功能的智能手表出现。
时间作为一个范畴，自身有其内在的演变逻辑，时间观念在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具体时间知觉、抽象时间概念以及多样化时间观念三个阶段。⑥历史时间呈现出丰富的时间形态，包含着社会变迁，内含着历史变化。雅克·勒高夫指出中世纪存在礼拜时间、圣日年历等多种时间，所有的时间“都与不同的形象和神化相关”，“与末世时间，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甚至时间本身的终结也即来世混合在一起”，因此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在“创造一种关于来世的新空间和时间”。①要真正理解历史时间，就应把握时间本身的变化逻辑，发掘时间本身深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摒弃时间是冰冷、机械的潜意识错觉，坚守时间是具有社会价值属性的，发掘时间自身演变的意义，切实认识不同时期历史时间的价值。
2.“心灵”时间：时间充满生命力量
时间具有主观性。康德对时间问题进行了革命性的阐发：取消了时间作为自在存在者的地位，使之成为人的内在感性形式，时间只是人的时间。时间耗散结构理论指出了事物中存在着一个内部时间。“这个时间与以往经典科学作为外部几何参量的时间不同……它表征系统作为活的有机体的产生和消亡和演化的过程。时间的推进就是生命的展开。时间是内在于生命结构中的，是实在的。绝不是人和自然在时间之中，而是时间在人和自然之中”。②因此，要从人的生命对于时间感受视角审视时间的意义。人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时间价值观念。俞金尧先生认为，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时间的态度是不同的。在古代，人们更多是适应自然的时间，按照自然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工作，时间观念不强，自由度也比较大。人们对时间的认识很有限，记忆中的时间也就几代人。但到了城市社会，对时间的要求就高了。在现代社会，人类的生产发展了，人们拥有的时间本来应该更加富裕了，但是，大家反而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③以至于今天，人们从心底呐喊“时间去哪儿了”，反映了紧张的社会节奏和人们的焦躁心理。
以上是不同时期人们的时间心理不一，而在同一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时间心理差异也很悬殊。知识分子时间注重闲暇阅读，个体支配较强，工人时间注重时间规范，农民时间如上所说乡村时间，乡村时间较为自由，时间控制较弱，但一旦面临农忙节令，又显得十分繁忙。在同一时期，不同处境的地域或国家也有不同的时间心理，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响亮的口号，被誉为“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声春雷”，在当时对国人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效率观念。所以，关注心灵时间，就要注意时间感知与经验、时间加速的复杂性，注意时间与特定人群与特定区域的关系。
还有，个体的感觉时间也不同。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生物体内没有专门感觉和测量时间的器官。因此生物对时间的感觉和测量只能是综合的生理和心理过程，越高级的大脑对时间的感觉越复杂也就越模糊，越低级的大脑则相反，它们因结构简单、功能单一，对时间的感受越精确。④人的大脑复杂程度、多元智能、社会经验的差异影响着人对时间的感受。而且，人在不同时期对时间的感受也殊异，“在儿童身上存在着一种早期的对速度的直觉，它与时间的持续无关，只是根据一物追赶另一物的过程中出现的纯粹是关于其先后次序的概念，而对时间的直觉则似乎总是与速度关系特别是与同时性关系联系在一起”。⑤因此，应依据人身处的境遇分析人的心理时间，正是如此，面对同样一件事情，有的人急于求成，有的人保守不前。
个体或群体的时间心理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具有互动性，彼此关联与影响，大家都进行时间竞争，如美苏争锋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时间的争夺；当然，也可能在消极方面显得过于休闲，出现懒散的时间心理。
3.“社会”时间：时间具有制度与文化属性
时间具有制度属性，显示着社会秩序与权力象征。古代中国在白天与黑夜的时间分配方面，是充满秩序感的。指导与安排社会时间是中国古代官方的重要公共服务职能，因而历代政府既要公布历法，还要制造时间计量工具，在白天以“圭表”“日晷”等测量日影，而在夜间和阴天以“滴漏”“刻漏”等测量水流，用以作为时间流逝的表征。从“禁宵行者”到“三更半夜”，表明传统日夜秩序的松动，晨钟暮鼓就是对城市时间的管理。①“由于时间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掌握社会时间就成为政治权力的一个象征。在古代中国……每一位新的君王登基，都要颁布新的年号，重新计算时间。……在西方，修改历法的权力历来都属于最高统治者，从古罗马的恺撒、奥古斯都，到中世纪教皇格雷戈利，每一次重大的历法改革都是在最高权威的主持或支持下进行的。格雷戈利历从天主教世界被推广到新教国家，也是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近代以来，历法革新往往成为一些国家推行新政的标志性事件，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共和历，以示革命的政府与宗教的决裂。在19、20世纪，一些非西方国家在经历重大的政治革命或改革以后，陆续采用西方历法，比如日本（1873）、中国（1912）、俄国（1918）等国家的历法改革，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②时间秩序、时间管理方式与时间体制的变化，反映了历史发展进程。
时间具有文化属性。“从时间的使用习惯方面来看，不同的民族与文化，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他们对时间的感知也是不尽相同的，从而使得他們在计时、守时和用时习惯上也有所差异。在计时习惯上，西方人习惯把5分钟认定为最小时间单位，而在阿拉伯国家中人们的最小时间单位是15分钟。在偏远游牧民族中则与这两种用时习惯差异更大，例如在蒙古，人们把‘备马鞍的功夫用来作计算时间的单位。在守时方面，欧美国家的人比较守时，将守时看作是一种社会美德”。③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前，世界许多民族都保有各自独特的历法、纪年、岁时节庆，形成了富有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时间观念。这些都说明时间具有文化属性。
总之，“时序、纪事和变迁构成时间的历史三维性，并且三者统一于历史的顺序、真实和意义的结构中，时间由此可以看成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④时间让人类文明充盈生命活力，同一时间对当下的影响也殊异。我们应关注时间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认识到时间内在于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形成历史的多重结构，因此，时间是属人的、生态的、文化的、历史的，鲜活的时间给人无穷的遐想，离开具象的时间思考历史等于与干尸对话，玄想玄思，既无“存在感”，也无生趣活力。
（二）时间具有评价尺度
时间具有主观性，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意识内容，从方法论角度，我们还应关注时间尺度对评判历史的影响。“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看法就会变化。人们认识历史时，历史时间是过去时间与现实时间的连续体，甚至连接着未来，所以，利用时间尺度评判历史事件和进程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释历史与价值判断。“在经济增长方面，工业化和现代化因其生产力迅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创造出比以往一切世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大的生产能力而获得极高的评价。……在这里，时间尺度越短，越是体现出工业化、现代化的创造性和进步性，从而获得积极的评价。不过，现今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工业化、现代化的代价，时间尺度提醒人类，这样的代价很高，……这种增长速度用未来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就成了一个问题。”⑤
二、如何理解历史空间的内涵
“对空间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我们对社会存在的理解。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维度，空间结构和关系实质上表现的是社会结构和关系。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及其动态过程，是在创造和转化社会关系，因此，空间能够为我们建构起基本的物质性框架，规定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①空间与时间一样，也具有社会性，包括空间政治、空间经济、空间文化、空间社会等。如何理解空间内涵呢？
（一）空间位置、形态反映社会地位
空间位置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例如，1943年召开的开罗会议，“三巨头”和宋美龄共座的照片被战争信息署第一时间传真到重庆，立刻见诸大小报端，成为中国变成世界大国的一则铁证。美新处也多次组织开罗会议图片展，吸引了大量中国观众。在昆明举办的一次专题展上，美新处工作人员曾描写道：“数千人涌入我们不大的阅览室里，观看罗斯福、丘吉尔和委员长第一次会见的照片。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人群塞满了整个房间，一列长队沿着楼梯蜿蜒而下，整栋办公楼看上去就像巴别塔一样。”②宋美龄与“三巨头”共座为何引起国人的极大兴趣，其价值在于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事实上，这次会议也是蒋介石第一次以大国首脑身份与罗斯福、丘吉尔共同商议战争计划和战后世界秩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同样，空间形态也反映社会阶层所处的社会地位。例如，近代工业城市最突出的空间结构特征就是新型工业生产性建筑大量涌现，使得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得以分离，从而促进了城市土地功能的区分。同时，为满足经济发展和市民生活需要，数目庞大的各类建筑密集交织，并由于缺乏规划而形成极不合理的布局结构。最后，工业城市中开始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居所分离现象，即工业区、商业区和下层居民集中在拥挤混乱的城市中心区，而中上阶层逐渐迁至远离市区的郊区居住。③而且，富有阶层的居室是高大宽敞舒适的建筑，而贫民阶层的居室是破烂低矮的建筑。
（二）空间与生产交往活动的相互影响
第一，空间活动范围与类型影响人们的生产活动。例如，西方向外扩张的海洋活动就催生了近代的经济制度。当时，港口城市从远洋贸易中获取巨利，跨海遠程运输，不可能没有风险；一艘出航的大船，投下的资本为数不小，其成本的回收和利润都须在远航归来后才能实现。一时投入巨大资金的需求和长期的耽搁、等待，使这些海运城市中的商人逐渐发展了以银行贷款作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以及分摊风险的保险。这两个新兴的经济制度，毋庸置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基石。④认识空间，还应关注特定空间与特定人物的特殊活动，发现历史的殊相与特定价值，形成耳目一新的历史见识。
第二，人类生产活动也引起活动空间范围、空间形态与类型的变化。一是人们的空间范围不断拓宽，甚至是空间中心发生转移。从西方近代看，荷兰、英国的胜出，关键在于放弃了传统的领土观念争夺海洋，海岸与商港成为帝国的边界。⑤“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时代是一种典型的突破空间限制的尝试，并且带来了巨大的资本原始积累效应；这是一次通过‘域外的空间‘生产而实现‘域内阶级关系的转变”。⑥这说明海洋扩张对近代大国的崛起至关重要，一些与海洋有关的空间如港口、临海面积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价值，海洋成为经济开发与战略争夺的重要舞台。
二是空间形态与内涵发生变化。近代以来，城市化加速发展，出现“造城”运动，一些城市就是通过削峰填谷而建设起来的，原有的自然景观与风水不再。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也是通过架桥铺路而形成的。总之，地理景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城市化初期，大量人口涌入城市，随着交通的发展，一些人又开始远离城市嘈杂之区而居。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类可利用空间有限，社会空间的填充物不断增生、密集，空间形态与关系不断丰富与复杂，空间管制也变得愈发严格，人类难以回到古代地旷人稀的舒适空间中，而是强烈感受到“空间压迫”。正是如此，城市注重公共空间的建设，例如，公园在近代得以诞生。曼彻斯特市议会拨款购买了三块地产，分别建成女王公园、菲利普公园和皮尔公园，于1846年对公众开放。曼彻斯特利用于1868年贷款购地建成了亚历山大公园及阿德威克绿地公园。在伯明翰，市议会也从私人地产主手中购置土地，建成卡霍普公园、阿斯顿公园以及阿德利公园。仅卡霍普公园在1857～1858年间就接待了近100万名游客。①
三是人类空间交往发生变化。随着科技发展与全球化加深，时间已经把空间压缩，距离基本上已经消失。空间结构演变的结果是“地球是平的”，人流与物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面貌，改变了人们生产、生活、学习、思想等方式。而且，空间交往影响着地区的发展进程。例如，明清时期出现的一批杰出科学家。虽然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不尽相同：有些或与科举无缘或摒弃仕途，如李时珍、徐霞客、宋应星等；有些或出身名门或步入仕途，如朱载堉、徐光启等，但都有一相似之处，即他们几乎是靠个人潜心苦读、自学成才的。尽管他们有着献身科学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各自领域内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毕竟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同体”。因此他们之间缺少学术思想和成果的交流，造成视野不够开阔，也就难于汲取别人科学思想的精华，博采各家之所长，从而突破传统的科技体系。②
其实，认识空间与人的互动关系，还可从空间视角审视人类活动面貌，透视出历史的时代气象。例如，北宋时张择端所绘的名画《清明上河图》，被称为当时开封生活的写照。若仔细看，就可发现街上马匹极少，拉货的多是牛、驴，说明养马业很不发达；城墙上没有哨兵，墙下本作为营房的房屋已经成了店铺，门口却放着武器，说明兵卒在里面或是干活或是享受。③这样透视历史，就会发现历史的丰厚内涵，引发人们形成历史智慧。
（三）空间反映区域文化
空间与人相互交织形成灵动的空间文化。一是空间区位彰显地域特征。葛金芳认为，宋以降长江三角洲等狭义的江南地区，属于典型的“农商社会”，江南“农商社会”有五个特征：商品性农业的成长导致农村传统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江南市镇兴起，市镇网络形成，城市化进程以市镇为据点不断加速；早期工业化进程启动，经济成长方式从“广泛型成长”向“斯密型成长”转变；区域贸易、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扩展，市场容量增大，经济开放度提高，一些发达地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变；纸币、商业信用、包买商和雇佣劳动等带有近代色彩的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④
二是空间限制彰显管理与伦理文化。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提到，城邦禁止出殡途中有哭泣和哀悼行为。这些法令把哀悼限制在家庭居住区内，让任何不理性的行为远离公共场所。⑤这就显示出西方文化的独特性，也可看出东西方文化源头的殊相。
三是空间心里反映人们的心理归属。人们的空间感知存在家乡世界与异乡世界之别，也存在相应的心理特征。南北战争时，美国纽约有位将军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打骂仆人，仆人只好跑路。一个名叫丁龙的中国人来到将军家，将军照样打骂，丁龙也跑了。后来将军家失火，丁龙得知消息赶来了，将军很诧异，问他为什么还会来，丁龙说：“听说你房子被火烧了，正要人帮忙。我们中国人相传讲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应该来。”将军更诧异，问丁龙是否读过书，为何知道几千年前孔子的话。丁龙说他都没读过书，他是通过代代口传知道的。将军很感动，要丁龙留下。再后来丁龙要死了，把工钱全部退给将军，说他就一个人，不需要钱，以前吃住都在将军家，所以死前把钱还给将军。将军彻底叹服：“中国社会怎么会出这样的人？”丁龙死后，将军向哥伦比亚大学捐款，要哥大设立中国文化教授席位，名之曰“丁龙讲座”。①从此可知，人们在不同的地域空间生活，存有独特的文化心理。就是在一个国家也有不同的区域文化，谭其骧教授指出：“中国文化有地区性，不能不问地区笼统地谈中国文化。”②
（四）空间意识反映历史进程
在古代，空间关系反映血缘关系的变化，例如，春秋时期，军队数量较少，军事行动范围比较狭小，以车阵的冲击战为主，短时间内即可决出胜负。战国时期，由于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加之科技进步和农民成为士兵的主要来源，军队数量猛增，军事行动范围扩大。从而，战争方式由春秋时期的车阵战转变为战国时期徒兵、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了，战争也具有了运动性和持久性。③春秋初期受周礼影响，战争情况是“节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④这种采用“结时定地”的列阵作战方式，对地形有很高的要求，一般是地势平旷，山区、丘陵沼泽等向来被兵家看做是战车的“死地”，春秋末期，守战争礼反而常吃败仗，迫使各国摒弃战争礼，“结时定地”的列阵作战方式逐渐被抛弃。春秋是野战，战国很重视攻城（城市战略地位提高）。
在中世纪，空间关系反映权力空间的转变。例如，中世纪法国的空间组织呈现多元化形态。宗教空间、封建空间和王国空间都经历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组织形式向以地域为基础的组织形式的过渡，教会、领主和王权等权力都有一个类似的地域化过程，其边界意识和空间管理实践也随之发展。⑤
在近代，人们的空间意识得以进化。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指出，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域，它由三个要素组成：公众、公共舆论、公众媒介和公共场所。明中后期，人们更加重视“公共空间”，由于信息的发达，分散在不同地域的人往往能够依据共同的兴趣结成一个个人际交往圈，在交往圈中通过讲学、互访或者书信来探讨共同的话题，进行理性沟通。⑥近代以来，人们更加重视“公共空间”的素养，更加注重“公共空间”对社会的推动作用。
总之，空间本身就是一部历史，经历着政治、经济、社会的變化。空间因人类而具有变动性与社会性，诸如空间位置（包括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地理不平衡，如世界中心）、空间形态、空间范围与空间扩张、空间地理重组与人类空间联合（如区域组织、战略集团等）、空间类型（如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空间内容（填充物）、空间关联（如地缘政治，又如近代“分离的空间”愈发明显），以及一切生产性要素在空间的游动，如果就人而言，还有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差异，这些视角都构成空间的复杂因素，需要通过空间场域审视历史活动，进而形成复杂的空间构造物。例如，福柯围绕知识、空间和权力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空间通过权力对真理生产的支配，从而实现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进而达到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目的。这种对社会空间进行微观权力的分析就颇具历史解释的力度。
三、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学反思
按照迪尔凯姆的观点，所有的象征性思想，都导源于社会组织，尤其是时空概念，它并非康德所强调的不变、普适的人类精神范畴，而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创造物。①历史时空因素具有复杂的社会性与变动性，历史教学欲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就应直击历史，设身处地，进行历史想象，将自己放入历史之中，“神入”历史时空之现场，进入历史的情况，进入历史的时间，进入历史的空间，然后由此想象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进行同情之切身化理解。因此，不应将这些学科核心素养抽离出来，只是作为学习工具，而应融入历史理解中，并且学科核心素养应成为学生的学习对象，成为学生获得意义性理解的有机组成部分，才会让核心素养的内涵充盈起来，展示出核心素养的认识意义与价值，也才会真实、扎实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让这些核心素养深入学生心灵之中。
历史教学应聚焦学科核心素养，推动我们走向学科觉醒。应深度思考学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价值在哪里，达成的路径是怎样的？这需要我们深度探究学科素养的构成要素，明了每一要素的层次与组织结构，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知识的思维方式，更加准确地把握教学的深度和广度，从学科内容和对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的双重视角诠释教育目标，这样才会有力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而且，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离不开学生整个身心的内在卷入，教学的难点与焦点就在于此，教师怎样影响并唤醒学生，直接影响着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与建构，以及与此伴生而来的学生创造性品质的培育。教师应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坚持为理解而学，为思维而学，引领学生为高层学习奠定知识基础，以及意义理解与自主思维的基础，并将基础层面的学习伸入到深层学习状态，着力培养学生问题解决的能力和批判创新思维的素养。课堂的对话与合作是基础，学生在学习中通过人际关系，运用书本、电脑等工具，重视偶然性、重视多样的发展方向与机会，使得课堂成为播撒思考的种子、展开交流的场所。这就需要我们重新检视自我教学行为的合理性，剔除随意耗散的教学行为，坚持在揭示出知识内核基础上，实施“简而多”的意义性教学。
【作者简介】郭子其，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四川省成都树德中学历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中历史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