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义利思想发微
摘 要：张栻作为宋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其义利思想直承孔孟，主张重义轻利、义中兼利的义利观。同时，张栻以心、性、理、气等范畴解释宇宙，其对义利思想的解释充斥着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独具自身特色。
关键词：张栻；理学；义利思想
1 前言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谥曰宣，四川绵竹人，南宋宰相张浚之子，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张栻幼承庭训，随父学习孔孟之旨，“浚爱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仁义之实”[1]4434，颖悟夙成，深得张浚喜爱。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浚命张栻前往衡山求学于胡宏，胡宏初因张浚好佛而拒见张栻，“渠家好佛，宏见他说甚”[2]1383。张栻再偈乃成，遂得胡宏真传，“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3]4131然而张栻亲炙胡宏时间不长，“辛巳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有在言语之外者。然谨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4]1156张栻拜师胡宏仅得一年，胡宏便已去世。其后，张栻取友四方，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勤修不止十余年，“其于天下之理，盖皆瞭然心目之间”[3]4131，遂成一代宗师。
张栻作为宋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在当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地位颇高。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指出，“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2]1611张栻作为理学正宗，认为“学者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4]311，对义利问题十分重视，将其视为孔孟之学的入学门径。朱熹也对张栻的义利思想大加赞赏，“独其见于论说，则义利之间，毫厘之辨，盖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3]3660，认为张栻的义利思想是发前人未发之说，内容丰富。
2 张栻的义利思想
（一）义利之分
理学家以理、气分别对应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本然之性禀乎天理，顺应天理自然为善，“人性本善，由是而发，无人欲之私焉，莫非善也，此所谓顺也。”[4]1206；常人气质不纯，为一身之气所拘，为外物所诱，故人欲萌生，而流为不善，“盖有是身，则形得以拘之，气得以汩之，欲得以诱之，而情始乱，情乱则失其性之正，是以为不善也，而岂性之罪哉？”[4]539。天理与人欲相对，义利亦由此分别。
张栻将天理、人欲与义利相对应，并以“有无所为”作为判别义利的标准，“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4]311“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4]1007-1008。有所为乃人欲作祟，图利而已；无所为是顺应天理，是为存义。
张栻以“有无所为”作为分辨义利的标准，将分辨义利的标准归结到人的主观动机。“斯须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徇己自私则一而已。”[4]311“若怀希慕求必之心，则其私欲而已。”[4]1029人倘若有一毫求获之意，便是溺于人欲，背理逐欲。张栻这一做法，打破了仅以名位货殖为利的传统，“非特名位货殖而后为利也。”[4]311凡是人为有意识参与的活动都可归括为义利交战。
有此标准，张栻对于士人的饮食学习、工夫修养等方面多有要求。对于饮食，张栻认为不求精细，健康即可。“盖圣人于饮食非有所择也，苟非如下所云不食之类，则食无精粗，皆可以饱耳。”[4]195对于学习，张栻要求士子应抱以“求学为己”的学习态度，学习的目的在于提升自身修养，并非为求功名。“某谓来者既为举业之故，先怀利心，恐难纳之于义。”[4]1090“若是为举业而来，先怀利心，岂有就利上诱得就义之理”[4]1138。对于理学修养工夫，张栻提出学者应采取孟子“勿忘勿助”的态度，顺其自然，既不揠苗助长，又不完全落于无意。“来书犹未免欲速逼迫之病。任重道远，要须弘毅为先，循循有常，勿起求获之意乃佳。理义固须玩索，然求之过当，反害于心。”[4]1141义利之辨贯穿人生，可谓无所不包，“嗟乎！义利之辩大矣”[4]312，无怪乎张栻将其作为入学门径看待。
张栻以无所为要求君子不图己私，并非一切不为，而是应该为所当为。“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号为安静者则一切不为，而其欲为者则又先怀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耳，此则可贵也。”[4]1153张栻认为无欲只是无自私自利之心而已，对于天理之当然，则顺应为之。
如饮食一节，张栻就认为饥食渴饮是人之常情，不能禁止。“夫饥而食，天之理也。”[4]196“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当然者。”[4]881张栻反对追逐口腹之欲，但对于合乎天理的本能需求仍是支持的。
张栻借此批评佛家，认为佛家不识天理、人欲之别，为去人欲，而摒弃人伦，是舍本逐末。“所谓无欲者，无私欲也。……若异端之谈无欲，则是批根拔本，泯弃彝伦，沦实理于虚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异哉。”[4]1159“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真，冯虚而舍实，拔本披根，自谓直指人心，而初未尝识心也。”[4]1149张栻对佛家评价不高，同自身的认识水平有关。但从这批评中，可以反映出儒学本有的入世精神。
（二）重义轻利、义中兼利
张栻义利观的特点主要有两点，重义轻利和义中兼利。张栻诗云：“古义重金石，外物真秋毫。”[4]724张栻以义为贵，以物为末。“富贵本非可以浮云视，惟其非义，则浮云耳。”[4]161富贵名位虽不可等闲视之，但仁义道德乃立人之本，“立人之道曰仁与义”[4]18，富贵与德性相比，无异于蜩鸠与鲲鹏相较，故其为浮云耳。
修德中有人生最大之乐，即所谓孔颜之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尤，回也不改其乐。”[4]147人在修德明理的过程中，与天理相合，体会天道生生不息，体会天人合一，此中自有无上之乐，与此乐相比，追逐物欲之乐也就不值一提了，“以物为乐者，逐物以肆志而已，岂所谓性情之正哉？……君子之乐，乐其天而已。”[4]598张栻反对以逐物为乐，因为在逐物的过程中，人是局于小我的，若是惯于逐物，则有碍于察识天理，不利于自身修养。“若宝珠玉，则是贵于物而已。贵于物则息于物，息于物则逐物，而不知止矣。于是崇欲而弃道，于其所当宝者，皆忽焉忘之矣，然则不亦殆乎。”[4]641仁义最贵，人应珍视立人之本，对于外物则应抱以富贵有命的潇洒态度。“夫穷达者在外者也，理义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于时命，而在我者无斯须而可离。世之惑者于其存于时命者乃欲人力而强移，于其不可离者则违之而忘反。”[4]945“富贵利达，众人谓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盖亦有巧求之而不得者多矣。”[4]587义命分立，人虽无法把握时运，但却可以选择是否居仁由义。
结合以上原因，张栻于义利之间选择重义轻利。重义轻利实质是在强调人类的自我认同，突出人与物之间的差别，乃儒家人本精神的反映。
张栻重义轻利，但并不排斥利，对于合乎天理的利并不反对，认为义中兼利。对于功名利禄，张栻认为只要取之有道即可，“人孰不欲富贵，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饥而食、渴而饮，以礼则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贵之类，则天理也。”[4]1232世人皆爱富贵，只要不违背义礼，皆可取之。
对于事功，张栻认为儒学之贵就在于经世致用，“夫所贵乎儒学者，以真可以经世而济用也。”[4]1458理学强调内圣外王，虽有过于强调内圣之嫌，但始终不忘入世以治世。另外，张栻自己积极参与政事，一生以克复神州为己任，“慨然以奋战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3]4131。临死亦不忘规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之理，“伏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4]864。张栻并不反对事功，但谋建事功应以利国利天下为目的，而非自求私利。
张栻认为义中有利、利在义中。于个人来看，“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4]494“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耳，人爵从之者，言其理则然也。”[4]559修德乃人生根本事，德业既立，立功自然事半功倍。于国家来说，“故修己而百姓安，笃恭而天下平。”[4]103“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4]314君主实行王道，虽不求利，却自得其利。此义中之利，亦并非近前小利，而是一种深远持久之利。
（三）惟德至上、以德论人
张栻这种重义轻利、义中兼利的义利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下泛道德主义的表现，惟德至上、以德论人，在这种标准下，张栻对古人多有所评。
张栻评价嬴政与刘邦。“自五伯功利之说兴，谋国者不知先王仁义之为贵，而竞于末途，秦遂以势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汉高帝起布衣，一时豪杰翕然从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灭项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之说也。”[4]908张栻认为秦始皇不行仁义之道，徒以势力得取天下，然终不可长久。汉高帝勇武虽不及项羽，却是仁义之君，仁者无敌于天下，最终战败项羽，夺有天下。
张栻评价管仲。“管氏急于功利，而不知道义之趋，大抵其器小也。……功虽大，亦何害其为器之小乎。”[4]121“齐自管仲相桓公，急于功利，先王之法废革殆尽矣。”[4]152管仲如此功業，张栻对其却颇有鄙夷，反观诸葛亮事虽未成，张栻却将其比作圣贤。“虽不幸功业未究，中道而殒，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4]908重德业而轻功业，是张栻义利思想的直接表现。
3 结语
总的来说，张栻以“有无所为”作为分判义利的标准，主张重义轻利、义中兼利的义利思想。这一观点继承了孔孟义重利轻、义中兼利的义利观。同时，张栻的义利思想又独具理学特色，充斥着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孔孟以来的义利观由此得以传承，儒家的义利思想亦获得了新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黄宗羲.宋元学案[M].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张栻.张栻集[M].杨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5]皮伟兵、焦莹：《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赵璞（1990-），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思想史研究。
关键词：张栻；理学；义利思想
1 前言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谥曰宣，四川绵竹人，南宋宰相张浚之子，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张栻幼承庭训，随父学习孔孟之旨，“浚爱之，自幼常令在旁，教以忠孝仁义之实”[1]4434，颖悟夙成，深得张浚喜爱。绍兴三十一年（1161），张浚命张栻前往衡山求学于胡宏，胡宏初因张浚好佛而拒见张栻，“渠家好佛，宏见他说甚”[2]1383。张栻再偈乃成，遂得胡宏真传，“先生一见，知其大器，即以所闻孔门论仁亲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书质焉。而先生报之曰：‘圣门有人，吾道幸矣。”[3]4131然而张栻亲炙胡宏时间不长，“辛巳之岁，方获拜之于文定公书堂。先生顾其愚而诲之，所以长善救失，盖有在言语之外者。然谨得一再见耳，而先生没。”[4]1156张栻拜师胡宏仅得一年，胡宏便已去世。其后，张栻取友四方，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勤修不止十余年，“其于天下之理，盖皆瞭然心目之间”[3]4131，遂成一代宗师。
张栻作为宋代理学的重要人物，在当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地位颇高。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指出，“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2]1611张栻作为理学正宗，认为“学者潜心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4]311，对义利问题十分重视，将其视为孔孟之学的入学门径。朱熹也对张栻的义利思想大加赞赏，“独其见于论说，则义利之间，毫厘之辨，盖有出于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3]3660，认为张栻的义利思想是发前人未发之说，内容丰富。
2 张栻的义利思想
（一）义利之分
理学家以理、气分别对应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其中本然之性禀乎天理，顺应天理自然为善，“人性本善，由是而发，无人欲之私焉，莫非善也，此所谓顺也。”[4]1206；常人气质不纯，为一身之气所拘，为外物所诱，故人欲萌生，而流为不善，“盖有是身，则形得以拘之，气得以汩之，欲得以诱之，而情始乱，情乱则失其性之正，是以为不善也，而岂性之罪哉？”[4]539。天理与人欲相对，义利亦由此分别。
张栻将天理、人欲与义利相对应，并以“有无所为”作为判别义利的标准，“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4]311“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4]1007-1008。有所为乃人欲作祟，图利而已；无所为是顺应天理，是为存义。
张栻以“有无所为”作为分辨义利的标准，将分辨义利的标准归结到人的主观动机。“斯须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徇己自私则一而已。”[4]311“若怀希慕求必之心，则其私欲而已。”[4]1029人倘若有一毫求获之意，便是溺于人欲，背理逐欲。张栻这一做法，打破了仅以名位货殖为利的传统，“非特名位货殖而后为利也。”[4]311凡是人为有意识参与的活动都可归括为义利交战。
有此标准，张栻对于士人的饮食学习、工夫修养等方面多有要求。对于饮食，张栻认为不求精细，健康即可。“盖圣人于饮食非有所择也，苟非如下所云不食之类，则食无精粗，皆可以饱耳。”[4]195对于学习，张栻要求士子应抱以“求学为己”的学习态度，学习的目的在于提升自身修养，并非为求功名。“某谓来者既为举业之故，先怀利心，恐难纳之于义。”[4]1090“若是为举业而来，先怀利心，岂有就利上诱得就义之理”[4]1138。对于理学修养工夫，张栻提出学者应采取孟子“勿忘勿助”的态度，顺其自然，既不揠苗助长，又不完全落于无意。“来书犹未免欲速逼迫之病。任重道远，要须弘毅为先，循循有常，勿起求获之意乃佳。理义固须玩索，然求之过当，反害于心。”[4]1141义利之辨贯穿人生，可谓无所不包，“嗟乎！义利之辩大矣”[4]312，无怪乎张栻将其作为入学门径看待。
张栻以无所为要求君子不图己私，并非一切不为，而是应该为所当为。“大抵今日人才之病，其号为安静者则一切不为，而其欲为者则又先怀利心，往往貽害。要是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本为先耳，此则可贵也。”[4]1153张栻认为无欲只是无自私自利之心而已，对于天理之当然，则顺应为之。
如饮食一节，张栻就认为饥食渴饮是人之常情，不能禁止。“夫饥而食，天之理也。”[4]196“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理之所固存，而事之所当然者。”[4]881张栻反对追逐口腹之欲，但对于合乎天理的本能需求仍是支持的。
张栻借此批评佛家，认为佛家不识天理、人欲之别，为去人欲，而摒弃人伦，是舍本逐末。“所谓无欲者，无私欲也。……若异端之谈无欲，则是批根拔本，泯弃彝伦，沦实理于虚空之地，此何翅霄壤之异哉。”[4]1159“惟其近似而非，逐影而迷真，冯虚而舍实，拔本披根，自谓直指人心，而初未尝识心也。”[4]1149张栻对佛家评价不高，同自身的认识水平有关。但从这批评中，可以反映出儒学本有的入世精神。
（二）重义轻利、义中兼利
张栻义利观的特点主要有两点，重义轻利和义中兼利。张栻诗云：“古义重金石，外物真秋毫。”[4]724张栻以义为贵，以物为末。“富贵本非可以浮云视，惟其非义，则浮云耳。”[4]161富贵名位虽不可等闲视之，但仁义道德乃立人之本，“立人之道曰仁与义”[4]18，富贵与德性相比，无异于蜩鸠与鲲鹏相较，故其为浮云耳。
修德中有人生最大之乐，即所谓孔颜之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尤，回也不改其乐。”[4]147人在修德明理的过程中，与天理相合，体会天道生生不息，体会天人合一，此中自有无上之乐，与此乐相比，追逐物欲之乐也就不值一提了，“以物为乐者，逐物以肆志而已，岂所谓性情之正哉？……君子之乐，乐其天而已。”[4]598张栻反对以逐物为乐，因为在逐物的过程中，人是局于小我的，若是惯于逐物，则有碍于察识天理，不利于自身修养。“若宝珠玉，则是贵于物而已。贵于物则息于物，息于物则逐物，而不知止矣。于是崇欲而弃道，于其所当宝者，皆忽焉忘之矣，然则不亦殆乎。”[4]641仁义最贵，人应珍视立人之本，对于外物则应抱以富贵有命的潇洒态度。“夫穷达者在外者也，理义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于时命，而在我者无斯须而可离。世之惑者于其存于时命者乃欲人力而强移，于其不可离者则违之而忘反。”[4]945“富贵利达，众人谓己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盖亦有巧求之而不得者多矣。”[4]587义命分立，人虽无法把握时运，但却可以选择是否居仁由义。
结合以上原因，张栻于义利之间选择重义轻利。重义轻利实质是在强调人类的自我认同，突出人与物之间的差别，乃儒家人本精神的反映。
张栻重义轻利，但并不排斥利，对于合乎天理的利并不反对，认为义中兼利。对于功名利禄，张栻认为只要取之有道即可，“人孰不欲富贵，亦皆天理自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饥而食、渴而饮，以礼则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贵之类，则天理也。”[4]1232世人皆爱富贵，只要不违背义礼，皆可取之。
对于事功，张栻认为儒学之贵就在于经世致用，“夫所贵乎儒学者，以真可以经世而济用也。”[4]1458理学强调内圣外王，虽有过于强调内圣之嫌，但始终不忘入世以治世。另外，张栻自己积极参与政事，一生以克复神州为己任，“慨然以奋战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3]4131。临死亦不忘规谏皇帝亲贤臣、远小人之理，“伏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恶公天下之理”[4]864。张栻并不反对事功，但谋建事功应以利国利天下为目的，而非自求私利。
张栻认为义中有利、利在义中。于个人来看，“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而本末一致也。”[4]494“古之人修其天爵而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耳，人爵从之者，言其理则然也。”[4]559修德乃人生根本事，德业既立，立功自然事半功倍。于国家来说，“故修己而百姓安，笃恭而天下平。”[4]103“盖行仁义，非欲其利之，而仁义之行，固无不利者也。”[4]314君主实行王道，虽不求利，却自得其利。此义中之利，亦并非近前小利，而是一种深远持久之利。
（三）惟德至上、以德论人
张栻这种重义轻利、义中兼利的义利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下泛道德主义的表现，惟德至上、以德论人，在这种标准下，张栻对古人多有所评。
张栻评价嬴政与刘邦。“自五伯功利之说兴，谋国者不知先王仁义之为贵，而竞于末途，秦遂以势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汉高帝起布衣，一时豪杰翕然从之，而其所以建立基本，卒灭项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之说也。”[4]908张栻认为秦始皇不行仁义之道，徒以势力得取天下，然终不可长久。汉高帝勇武虽不及项羽，却是仁义之君，仁者无敌于天下，最终战败项羽，夺有天下。
张栻评价管仲。“管氏急于功利，而不知道义之趋，大抵其器小也。……功虽大，亦何害其为器之小乎。”[4]121“齐自管仲相桓公，急于功利，先王之法废革殆尽矣。”[4]152管仲如此功業，张栻对其却颇有鄙夷，反观诸葛亮事虽未成，张栻却将其比作圣贤。“虽不幸功业未究，中道而殒，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4]908重德业而轻功业，是张栻义利思想的直接表现。
3 结语
总的来说，张栻以“有无所为”作为分判义利的标准，主张重义轻利、义中兼利的义利思想。这一观点继承了孔孟义重利轻、义中兼利的义利观。同时，张栻的义利思想又独具理学特色，充斥着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孔孟以来的义利观由此得以传承，儒家的义利思想亦获得了新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M].辛更儒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黄宗羲.宋元学案[M].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4]张栻.张栻集[M].杨世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
[5]皮伟兵、焦莹：《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探》，《伦理学研究》，2011年，第6期。
作者简介
赵璞（1990-），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代思想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