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述评
陈元 田宇
[摘要]本文把关于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民国时期对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主要是对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数量等作了调查统计，并对其出现的问题作了初步探讨;第二阶段是对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贡献、制度、模式、特征、学科、专业及其培养院校进行了研究。总结近百年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发现关于研究生教育的制度、历史等方面的研究相对丰富，而对研究生院校、学科和专业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忽略了对培养单位内部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期望未来能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范围，加强对研究生的生活及其培养机构的研究。
[关键词]民国;研究生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 G52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843（2018）12-0167-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8.12.032
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始于清末，是移植西方近代大學制度的结果。清末学制系统对类似研究生教育的制度有所设计，民国初年的教育法令对研究生教育制度有所规定，但均未真正实施。1917年底，北京大学率先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开创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先河。我国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实际持续了30余年，其间的研究生教育制度不断完善，研究生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生教育问题也不断呈现。
一、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现状
（一）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关于民国研究生教育方面的研究，鲜见以“研究生”为题名或主题的专著和论文，但与之相关的信息却不少，如关于研究生的规章制度、招生考试等新闻、广告不绝于各大报刊。但也有一些是对研究生教育的初浅研究，如对研究生教育的调查统计分析;还有一些是在相关著述中论及了研究生教育的问题。
1.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数据的调查统计
学者开始对研究生教育进行调查统计是在民国中后期。在1935年，有研究者对教育部核准的设有研究所的大学进行了统计，由于当时大学设立研究所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研究生，所以此调查实际上就是对备案的研究生培养单位进行了统计[1]。1936年，有研究者对该年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如《清华研究生之统计》一文对清华大学研究院32名研究生的籍贯进行了统计分析，另外一文《本学门研究生之统计》则对北京大学国学专业研究生的籍贯和研究范围、研究题目等进行了统计[2]。1940年，边理庭在《我国大学研究院所发展概况》一文中详述了大学研究院、所各个发展阶段的制度及其发展规模，对各年度、各高校的研究生专业、招生考试办法及硕士学位授予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3]。1942年，叶佩华在《我国大学研究院所设施情形之检讨》一文中对各大学研究院所的研究生人数及其专业分布、研究生的生活费、硕士论文审查情况等作了统计分析，并在提高研究生地位、增加研究生生活津贴、举行特种研究生考试等方面还提出了诸多建议[4]。后来，也有学者对1942年度第一学期全国高校法科研究所的学部数（法学研究生的专业数量）和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5]。此外，1944年的《科学技术月刊》的科学技术消息栏中，刊出了《中国各大学理工农医研究所及研究生之调查》一文，分别对1942年的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江苏医学院等院校研究生的研究题目进行了调查统计[6]。
2.研究生教育问题的初步探讨
虽然有些著作和文章并非专门论述民国研究生教育，但其内容却涉及了民国研究生教育，并对研究生教育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如1942年，陈东原在《我国之大学研究院》一文中，对研究生制度沿革、研究生专业现状以及大学研究院的贡献等进行了阐述[7]。1946年，吴恩裕在《论国内大学的研究所》一文中，回顾和比较了战前与战后研究生入学意图、研究能力和毕业论文的得失问题，然后对当时研究所的设立、导师的学识标准进行了详细讨论，最后对研究生在学习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及问题进行了揭露并提出建议[8]。1946年，冯泽芳在《如何做农科研究生》一文中对研究生的基本精神、农科研究生应有的准备、农科研究生的治学方法、研究生的终身责任等四方面作了较为详尽地阐述，用以指导农科研究生的读书学习[9]。此外，为了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生教育经验，有学者开始翻译他国的研究成果，如1947年，周先庚翻译介绍了STUART M.STOKE的论文，全称为《心理学系研究生在大学中应有之准备》，此文是一篇调研论文，1946年刊于美国心理学会出版的《美国心理学家》杂志，其内容分别从心理学科的准备、必修的普通科目、研究生的成绩等方面介绍了心理学研究生的教育情况[10]。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其中大部分成果只是包含或涉及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内容。据笔者查阅，目前专门研究民国研究生教育的著作仅见1部，论文约有30余篇。本文从将以下3个方面对此阶段的研究情况进行阐述。
1.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与贡献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成果主要包括梳理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或贡献。如胡颂华的《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起源》一文，对研究生教育的起源进行了梳理，并对民国各校研究生的学习年限、招生办法和培养方式等实践作了一些介绍[11]。张善明在《我国研究生教育立法的历史回顾》一文的前半部分，阐述了清末民国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立法工作及其特点[12]。吴芬在《中国早期研究生教育研究（1902—1949）》一文中，从研究生的入学招生制度、培养方式、学位制度3个方面进行了史实分析和原因探讨[13]。游玉华在《近代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轨迹》一文中总结了我国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并逐步完善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3方面内容。第一，发展模式经历了从概念酝酿到实践探索，再到法制化;第二，学位制度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地位从边缘走向核心的过程;第三，招生方式从自荐并接受审核走向公开考试，培养模式从科研型走向课程型[14]。孙杨的《中国早期研究生教育（1902—1935）》从教会大学和本土大学两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我国早期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当代启示[15]。岳爱武、熊小燕在《教会大学对中国近代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论述了教会大学在引进近代西方学位制度、改进大学学科结构、提高大学学术水平等方面，为我国学位和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的实践性示范作用[16]。岳爱武通过对史料的深度挖掘，在《中国最早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教会大学考辨》这篇文章中，对我国教会大学最早实施研究生教育的具体学校和时间进行了考证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震旦大学研究生教育始于1914年;第二，东吴大学研究生教育始于1915年或 1916 年;第三，圣约翰大学研究生教育始于1919 年[17]。葛苏放、邱新法在《中国近代研究生报考资格的历史考察及其述评》一文中阐述了对研究生报考资格的审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雏形到成型，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18]。刘腾在《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一文中梳理了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总结了当时研究生教育的特点[19]。张准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述评》一文中对北京政府时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两个发展阶段及其影响进行了归纳[20]。涂上飙所著的《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民国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历程、阶段和贡献等[21]。郑刚、余文都在《抗战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返观》一文中对战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应变举措、发展概况、历史意义进行了阐述分析[22]。李东在《对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审视》一文中阐述了清朝末年、民国前期和民国后期这三个阶段的研究生教育概况[23]。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对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和贡献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证与阐述。
2.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制度与特征研究
关于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的研究，岳爱武在《近代中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历史演变及其特征》一文中，总结了近代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历史演变的一些特征[24]。吴芬在《近代中国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一文中，从政府法规、法令和各院校的实际状况两个层面对我国近代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进行了研究。吴芬认为，因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需求和留学生的影响，我国近代研究生的培养方式经历了从德日式个人培养方式到美国式集体培养方式的转变过程[25]。陈元在《清末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发展研究》一文中，将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清末的萌芽期、民国前期的成型期和民国后期的完善期。陈元认为这三个阶段与大学研究院所的发展是同步的[26]。朱文镇、岳爱武在《中国近代研究生培养的模式变迁——基于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视角》一文中，阐述了我国研究生教育从仿效日本模式到效法德国模式、再到移植美国模式的发展过程，其有着清晰的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发展逻辑[27]。后来岳爱武等研究者又基于学制演变的视角，梳理了近代研究生培养制度变迁的历史，并分析其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28]。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对民国研究生教育相关制度和培养模式进行的梳理和探讨。
关于民国研究生教育特点的研究，孙傲、郑永安在《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分析》一文中，剖析了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状况，并揭示了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几个特点。第一，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由虚到实，逐步走向成熟;第二，民国研究生教育是在政府主导下创建和发展的;第三，民国研究生教育具有较深的德、 美研究生教育的烙印[29]。陈元在《民国时期大学研究院所研究生教育特征及其成因与启示》一文中，阐释了民国期间研究生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私立大学不逊于公立大学，不同学科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并分析了民国研究生教育与大学研究院所发展的紧密联系[30]。郑刚在《抗战时期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变迁及其特点》一文中，对战时研究生教育发展的政策举措、发展概况、发展特色进行了探析[31]。杨越在《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实践探析》一文中，主要探讨了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点并阐述其重要影响[32]。
3.民国时期分院校、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研究
民国时期分院校的研究生教育研究。瞿海东、陆敏珍在《抗战时期浙江大学研究生教育概述》一文中，介绍了浙江大学在西迁的过程中其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33]。涂上飙在《论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教育的特点》一文中，阐述了民国时期武汉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具有成熟性、时代性等特征[34]。肖雄在《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探析》一文中，从西南联大研究生教育的重建及北京、清华、南开3所研究院的自身传统与其独立性出发，阐述了西南联大研究生培养模式具有继承性、多样性、融合性等特点[35]。刘金生在《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变迁与发展研究》一文中，梳理了燕京大学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变迁，考察了其在研究生的招录、培养、管理、毕业及学位授予等4个方面的实施特点和影响[36]。覃红霞在《中国早期研究生教育的实践——以厦门大学为例》一文中，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筹设的定位、学费、课程、特点等方面的特色与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进行了比较分析[37]。田正平、王恒在《民国时期的研究生交换研究——以清华大学和德国大学的研究生交换为中心》一文中，介绍了中外研究生交换的先期实践以及清华大学与德国大学交换研究生的经过和影响[38]。傅宏星在《吴宓与民国时期清华外文系的研究生培养》一文中介绍了清华研究院外文研究所的办学历程，以及吴宓教授研究生课程的要旨、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培养的特色等[39]。
民国时期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育研究。孙伟、王国平在《中国最早的法学研究生教育——东吴大学法学研究生教育》一文中，对东吴大学法科研究生教育的概况、启动的历史条件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作了阐述[40]。周谷平、赵师红在《民国时期的农学研究生教育初探（1935—1949年）》一文中梳理了农科研究生教育的产生背景和实施概况，探讨了其发展特点及其对我国农学教育和农业现代化的影响[41]。王传以中山大学为例，介绍了文科研究所史学研究生的招考、课程、学位论文等情况，并阐述了研究生培养的意义[42]。他还在《民国时期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的演变》一文中对全国高校早期文史研究人才的培养、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体制的建立、教育体制转型下史学研究生的培养等情况进行了总结[43]。邓绍根在《艰难的起步：民国时期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一文中，分别介绍了燕京大学、延安中国新闻研究室及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的新闻专业研究生教育情况[44]。陈元在《民国时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教育特征及其成因》一文中，对南开大学经济专业研究生教育在招考、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等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归纳，并分析其成因[45];他的《民国大学农科研究所的发展及其研究生教育特征》[46]和《民国大学工科研究所的发展及其研究生教育特征》[47]两篇文章分别阐述了农科和工科在教育规模、各专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具体特点。刘金生在《抗战时期高校理科研究生教育论析》一文中，阐述了战时高校理科研究生教育的背景、实施特点和影响[48]。
二、民国研究生教育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由上述内容可见，民国时期不仅有关于研究生的数量统计分析，也有对研究生教育问题的简单思考。当时研究生教育是在大学研究院所中开展的。因此，大学研究院所是研究生的培养单位。研究者们习惯上将有关大学研究院所的问题看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因此当时以“大学研究院所”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反而有多篇，其中有些涉及了研究生教育的具体问题，揭露其不足，还有一些则是探讨其发展。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均是在1934年《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和1935年《学位授予法》颁布之后。也就是说，在研究生教育制度规范和完善之后，才有相关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彻底否定了旧制度、全盘学习苏联，同时还受到“文革”的影响，在建国后的近30年里，没有民国研究生教育的相关成果。而在此期间，介绍苏联、德国、美国甚至日本研究生教育的成果的为数不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恢复及学位制度的颁布，有关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也开始进入学者们的视线。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其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内容更加具体。既有关于研究生教育的考证、制度、历史、贡献和特点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對分院校、学科、专业的深入研究。这种现象似乎与近年来的“民国热”不谋而合。这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开始大胆正视和思考民国教育问题，为当下的教育问题寻找相关的历史经验。
纵观这近百年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已有研究范围不够全面。从1917年到1949年，我国先后有30余所高校开展了研究生教育，而现有研究只涉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东吴大学等8所大学。另外，当时已有八大学科，涵盖近百个专业，但包括医科在内的很多专业都未见研究。第二，已有研究虽然对民国研究生教育的历史和贡献进行了审视或述评，但往往把其贡献归于教育制度的完善或社会制度的改革，而忽略了对研究生培养单位自身价值的研究。研究生教育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除了受教育制度影响之外，研究生的教育经费、师资、课程、教学和学位等皆依赖于培养单位的有效管理。第三，已有研究往往认为当时的社会变迁单向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方方面面。而事实上，虽然当时研究生教育深受社会动荡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教学活动、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爱国情怀等因素也引领或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因此，研究生教育发展与社会变迁应该是相互作用的。第四，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历史和特征等宏观方面，而忽略了对研究生教育活动主体——研究生微观生活的研究。未能了解民国期间研究生的内心世界，再现他们的生活原貌。
三、研究启示
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期望未来关于民国研究生教育的研究，能够在如下几方面有所加强：第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范围。对于研究的院校、学科和专业都应该更加全面。既要关注公立大学，也要关注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既要关注热门学科专业，也要关注冷门学科专业。应该加强对不同地域、不同性质的高校、不同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第二，要加强对研究生培养机构的研究。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均是在大学研究院所中开展的。因此，大学研究院所既是培养研究生的机构，又是大学内部的科研机构，同时，也是研究生教育的基层组织。从组织系统层面上剖析研究生教育的经费、师资、课程、教学和学位等管理模式，正视研究生教育的内外条件，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其与学校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三，要加强对民国期间研究生的生活领域研究。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的主体，我们应在物质生活、教学生活、学术生活、情感生活、健康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还原他们在时局变迁中的生活实况，探究他们在社会动荡和生活困厄之中坚守学术救国和学术道德的精神，以及良好师生关系建立和健康身体养成的方法，总结其生活特点与成长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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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付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