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文明传统的双重性与地域政治的两面性
哈全安
【关键词】土耳其? 文明传统?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5?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9.004
土耳其地跨亚欧大陆，在整个中东可谓绝无仅有，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皆独具特色。本文拟从梳理土耳其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其文明传统的双重性，分析其地缘政治的两面性，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就土耳其地缘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略陈己见。地中海文明圈与西方传统
安纳托利亚作为当今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区域，地处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结合点，是古代世界印欧语系诸多分支的交汇处，具有久远的文明传统，可谓地中海文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近四千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印欧语系的分支建立的诸多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先河。首先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古代族群是赫梯人。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赫梯语文字刻于泥版之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中叶，是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印欧语系文字。赫梯人建立的城邦是安纳托利亚最早的国家;赫梯人城邦的建立，掀开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序幕。继赫梯人之后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吕底亚人，所操语言亦属印欧语系分支。公元前7世纪是吕底亚文明的鼎盛阶段;吕底亚人占据的区域介于黑海与爱琴海之间，与希腊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吕底亚人具有尚武的传统;吕底亚人与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殖民城邦之间的战争，提供了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历史素材，诸多动人心弦的情节流传至今。分布于吕底亚王国北侧的弗里吉亚人，不仅所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而且采用早期希腊字母作为书写形式。《荷马史诗》曾经提到弗里吉亚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亦曾记载了弗里吉亚人创造的文明。弗里吉亚王国与古希腊城邦之间往来频繁，相传弗里吉亚人曾经卷入特洛伊战争，亦传弗里吉亚国王迈达斯曾经娶希腊女子为妻并向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神庙贡献祭品，弗里吉亚王国的国王戈耳狄俄斯甚至出现于希腊神话之中。
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操语言亦属印欧语系的分支。上古时代希腊人的移民浪潮和罗马人的军事扩张，给安纳托利亚注入了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元素。包括特洛伊、士麦那、以弗所、米利都和帕加马在内的古希腊移民建立的众多城邦，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特洛伊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南侧的希萨利克，是大约公元前16世纪古希腊移民建立的城邦，扼守自爱琴海进入黑海的咽喉要道，青铜时代曾经繁荣一时。公元前12世纪，以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城邦为首的希腊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戰争持续十年之久，史称特洛伊战争。此后特洛伊城沦为废墟，直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再度移入该地，特洛伊改称伊利昂。士麦那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位于安纳托利亚西侧的爱琴海沿岸，亦是地中海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系古希腊移民于公元前10世纪所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载了士麦那的早期历史。士麦那被古希腊人视作著名诗人荷马的出生地，公元前7世纪繁荣一时，公元前6世纪被吕底亚王国占领并沦为废墟，亚历山大东征后得以重建。《圣经》中提到的以弗所，土耳其语中称作艾菲索斯，距离伊兹密尔约40公里，是来自希腊半岛的移民于公元前10世纪建立的城邦。以弗所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故乡，以弗所城中的阿尔忒弥斯神庙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阿尔忒弥斯神庙建于公元前6世纪，供奉以弗所女神（以弗所女神被时人誉为古希腊十二主神之一的月神阿尔忒弥斯，故名）。阿尔忒弥斯神庙用大理石精工雕琢而成，建筑规模堪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代表了古希腊时代神庙建筑的最高水准。米利都位于以弗所以南的爱琴海沿岸，由古希腊移民于公元前12世纪所建，希腊波斯战争前曾经是希腊世界东部最大的城市和商业重镇，在黑海沿岸拥有众多的商业据点，著名学者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创立的米利都学派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成就。公元前499年，米利都城邦举行起义，反抗波斯人的统治，成为引发希腊波斯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希腊波斯战争期间，米利都城邦加入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利都城邦加入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帕加马亦为古希腊移民城邦，位于伊兹密尔附近巴克尔河畔的贝尔加马，距爱琴海约26公里，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原本在希腊世界并不著名，直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成为安纳托利亚最负盛名的希腊化城市。帕加马卫城仿照雅典卫城建造而成，帕加马图书馆在希腊化世界的地位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据传藏书多达20万册。帕加马城内的宙斯祭坛，因规模宏大和艺术精湛而被誉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纸，后来成为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书写材料，英文中“羊皮纸”（Parchment）一词即来源于“帕加马”。自公元前2世纪起，安纳托利亚西部成为罗马人统治下的亚细亚行省。在以罗马作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拜占庭帝国延续罗马帝国的历史长达千年之久。此间，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处于波动的状态，而安纳托利亚与希腊半岛始终构成帝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君士坦丁堡，前身是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拜占庭帝国时代雄踞于亚欧大陆的结合处，曾经以欧洲最大的城市著称于世，俨然成为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重要坐标。地中海世界古典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记。
诞生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在安纳托利亚广泛传播数千年，安纳托利亚亦曾构成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区域。士麦那、以弗所和帕加马在早期基督教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皆为基督教名城，士麦那教会、以弗所教会和帕加马教会皆曾位列《圣经·新约》“启示录”中曾经提及之早期基督教的七大教会。相传圣母玛利亚在耶稣受难之后迁居以弗所，使徒保罗和约翰均曾驻足以弗所。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颁布敕令，承认基督教在帝国境内具有合法地位，325年主持召开尼西亚主教会议，制定基督教的官方，确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临终前接受洗礼，成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1054年，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东部教会改称希腊正教，亦即东正教，西部教会改称罗马公教，亦即天主教，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东正教牧首的驻地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东部的宗教中心。圣索菲亚教堂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标志性建筑，建筑规模位居中世纪基督教堂之首，被誉为基督教世界令人向往的十大教堂之一。
伊斯兰文明圈与东方传统
公元后的最初千年，安纳托利亚属于基督教世界，处于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时人称之为罗姆，意为“罗马的土地”。自7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人征服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安纳托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土。长期以来，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构成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天然分界线，阿拉伯帝国的历代哈里发虽然屡屡兵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却始终未能将陶鲁斯山北侧地区据为己有。
突厥人并非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祖居中亚草原，所操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曾经活跃于安纳托利亚历史舞台上操印欧语系分支的诸多族群并无亲缘关系。突厥人原本信奉原始宗教，盛行图腾崇拜。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后，突厥人改奉伊斯兰教。1071年，突厥人的分支塞尔柱人在凡湖以北的曼齐喀特重创拜占廷军队。曼齐喀特战役以后，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门户顿开，塞尔柱突厥人长驱西进，陶鲁斯山北侧广袤的土地成为穆斯林新的家园。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政权，史称罗姆苏丹国（1077～1308年），曾占有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部直至爱琴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此间，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疆域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的特拉比宗一带。1096年，历时近两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拉开序幕。此后的两个世纪，罗姆苏丹国在安纳托利亚顽强抵御来自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发动的攻势，直至攻占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和黑海沿岸城市锡诺普，迫使拜占庭帝国残部尼西亚帝国和特拉比松帝国向其称臣纳贡。
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以后，大批突厥血统的穆斯林迫于蒙古西征的强大压力，从亚洲大陆腹地的中亚和伊朗高原自东向西移入安纳托利亚，进而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构成的明显变化。蒙古西征无疑加深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进程，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提供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异军突起的重要社会基础。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塞尔柱人同为突厥人的分支，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横空出世，在百余年间攻城拔地，兼并安纳托利亚，征略巴尔干半岛，降服阿拉伯地区，雄踞于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由此明显改变。145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历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至此寿终正寝。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欧洲基督徒的眼中，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是罗马文明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奥斯曼帝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历经六百余年的沧桑，可谓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最后的封建帝国。
突厥人的到来，开辟了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河，安纳托利亚的政治格局、人种构成和宗教信仰随之逐渐改变，其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所承载的东方文明元素逐渐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沃土，进而深刻影响着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阿拉伯语不仅是阿拉伯人的母语，更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奥斯曼帝国尊崇伊斯兰教，采用阿拉伯字母作為土耳其语的书写形式。与此同时，希腊语和基督教在安纳托利亚悄然淡出历史舞台。
奥斯曼帝国作为继阿拉伯帝国之后传承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载体，延续哈里发时代的宗教政治传统，实行君主至上和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苏丹之下，以大维齐尔为首的军政贵族和以大穆夫提为首的欧莱玛分别构成奥斯曼帝国权力结构的世俗体系和宗教体系，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处于平行的状态。欧莱玛泛指伊斯兰教学者，掌管宗教、司法和教育，构成独具特色的社会群体。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包括哈里发和苏丹在内的统治者必须遵从安拉的法度，即称作沙里亚的伊斯兰教法，而穆斯林民众顺从统治者的前提，是统治者的言行必须符合沙里亚的原则。在教俗合一的奥斯曼帝国，欧莱玛作为伊斯兰教法的诠释者和执行者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欧莱玛的支持则是苏丹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所在。称作卡迪的宗教法官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主持法庭，执行伊斯兰教法。奥斯曼帝国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哈奈菲派教法构成官方法律制度的基础。沙里亚位于奥斯曼帝国法律体系的顶点，规定穆斯林的个人行为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关系，直至规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沙里亚被视作安拉意志的体现，苏丹只是沙里亚的捍卫者，欧莱玛则是沙里亚的执行者。伊斯兰教苏菲派自曼齐喀特战役后传入安纳托利亚，进而渗透到穆斯林宗教生活的诸多层面，在伊斯兰世界的民间层面根基深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苏菲派信徒分别隶属于自西亚传入的卡迪里教团、里法伊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和安纳托利亚本土形成的麦乌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派系繁杂，人数众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6世纪中叶，苏莱曼一世开始采用哈里发的称谓，以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时代四大哈里发的继承者自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要职责。
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圣战基础上的庞大封建帝国，领土的兼并形成了辽阔的版图，囊括了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不同教派和诸多族群。奥斯曼帝国延续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传统，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不同宗教族群在米勒特制的框架下处于自治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将苏丹统治下的臣民划分为穆斯林米勒特、希腊人米勒特、亚美尼亚人米勒特和犹太人米勒特四大群体，其中穆斯林的米勒特包括奥斯曼帝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而操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库尔德语、阿尔巴尼亚语以及希腊语和其他巴尔干、高加索地区语言的诸多族群，希腊米勒特包括信奉基督教东正教派的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少量的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亚美尼亚米勒特包括信奉亚美尼亚派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埃及的科普特派基督徒和叙利亚的雅各派基督徒，犹太米勒特包括操西班牙语的犹太人、操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和操希腊语的犹太人。米勒特作为宗教群体，并不具有民族的内涵。换言之，每个米勒特包含不同的民族成分，相同的民族却由于信仰的差异而分别属于不同的米勒特。米勒特制度的实质，在于苏丹与诸多宗教群体首领的权力分享，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臣民的重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米勒特制度提供了穆斯林臣民与非穆斯林臣民长期并存的社会框架，避免了同时期欧洲基督教世界宗教迫害现象的发生，与中古时代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宗教信仰的诸多族群尽管处于贵贱尊卑的不同社会地位，却得以在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下分别恪守各自的宗教法律，操各自的传统语言，沿袭各自的生活习俗，隶属于各自的宗教首领，彼此相安无事，诸多宗教的文化传统才得以长期延续，奥斯曼帝国呈现出马赛克镶嵌的斑斓色彩。
近代以来地缘政治的两面性
近代初期，奥斯曼帝国雄居中东，保持扩张态势，其在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对峙中占据上风。自工业革命起，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实力天平日渐倾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欧洲迅速崛起，而奥斯曼帝国尚且处于沉睡状态，由此形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欧洲现代文明的冲击侵蚀着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和旧秩序的根基，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矛盾叠加，衰落的迹象日渐显现。奥斯曼帝国无力抗衡来自西方的冲击，已成长河落日之势，风雨飘摇，俨然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欧洲病夫”。进入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效仿西方列强，组建欧式新军，改革政府体制，引进西方世俗法律，将现代西方元素渗入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层面，西方时尚风靡一时，地缘政治亦逐渐呈现出西化的走向。
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入欧与入亚之争贯穿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来的政治进程。与此同时，土耳其共和国的地缘政治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西向战略与东向战略此消彼长。
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伊始，遵循西化的发展道路，积极扩大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合作。自20年代中期开始，土耳其官方相继颁布多项法令，规定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身着西服并提倡以西方礼帽取代奥斯曼帝国时期盛行的菲茲帽即无边圆形塔状礼拜帽，采用欧洲公元历法取代传统伊斯兰历法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历法，采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作为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标志着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文化传统的决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末尔主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旨在淡化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信仰界限。
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帷幕徐徐拉开，东西方之间形成对峙局面。特定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着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走向，而俄土战争的阴影已然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如同英法特别是沙皇俄国的威胁导致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导致土耳其在冷戰时代倒向西方阵营并加入北约。冷战期间，土耳其与西方世界进入蜜月期，成为西方世界的重要盟友，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则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标。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地缘政治层面的西化走向达到极致。
尽管如此，土耳其毕竟具有长达千年之久的东方文明传统，伊斯兰教已然深深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广袤沃土。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官方亦曾明确规定伊斯兰教信仰作为界定土耳其国民身份的三大要素之一。20世纪后期，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伊斯兰复兴运动暗流涌动，诸多伊斯兰政党随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后冷战时代，苏联解体，土耳其与其北方宿敌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缓解。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动，土耳其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蜜月不再。冷战期间，土耳其与东方国家之间联系甚少。进入90年代，随着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强化东方外交成为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施政呼声，东向和入亚的地缘战略渐露端倪。
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繁荣党始建于1984年，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繁荣党在1995年大选中胜出，1996年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埃尔巴坎出任总理，奉行疏远西方和亲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交好。埃尔巴坎打破土耳其历届总理以美国作为首次外访对象的惯例，出任总理后首先访问伊朗、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继而访问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邀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代表出席繁荣党会议。埃尔巴坎在伊斯坦布尔主持召开伊斯兰国家会议，提出组建“穆斯林八国集团”的设想，呼吁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八国之间进一步密切经济协作，强化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抗衡西方七国集团。
正义与发展党及繁荣党同被视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党，在2002年大选中异军突起，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一度被众多媒体称作是“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试图改变以往从属于美国和依附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传统和长期以来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外交，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并赞赏哈马斯的民选政治，谴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呼吁黎巴嫩实现民族和解，提升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地缘政治触角进一步伸向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
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可谓土耳其共和国的百年梦想。加入欧盟既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届政府长期以来渴望实现的目标，亦是土耳其之西向地缘战略的体现。然而，土耳其加入欧盟似乎过于一厢情愿，申请加入欧盟的道路步履维艰，欧洲大国始终未见诚意，屡屡以人权和宗教作为借口百般阻挠，将土耳其拒于门外。入欧受挫无疑是影响土耳其地缘政治走向的重要原因，土欧关系亦渐行渐远。近年来，美土关系趋于恶化，对于土耳其的西向地缘战略更可谓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土耳其另辟蹊径，试图拓宽国际空间，东向外交成为土耳其新的国际战略支点。
通常认为，土耳其入欧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信仰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大障碍，实际情况则不然。决定地缘政治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得失，并非意识形态的分歧，更非宗教信仰的差异。土耳其入欧无望与英国脱欧两者之间貌似毫无关联，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耐人寻味。俄罗斯与土耳其同样地跨亚欧大陆，且政治重心位于欧洲，信奉基督教长达千年之久，历史上与欧洲诸多国家联系密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皆曾与英法结为盟友，当下却被视作西方世界的天敌而拒于欧洲之外。相比之下，土耳其与俄罗斯尽管宗教信仰各异，却在当下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板块剧烈变动之际冰释前嫌，化敌为友，多方位展开积极合作。时至今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三角同盟初具雏形，在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已然占据半壁江山。土耳其地缘政治之未来走向的预判
历史是现实的沃土，而现实则是历史的延伸。土耳其不仅地跨亚欧大陆，而且位居地中海文明圈与伊斯兰文明圈的重叠区域，兼有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双重传统，地缘政治走向兼有西向入欧和东向入亚的两面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摇摆不定。土耳其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向，大体上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与西方世界之间共同的利益诉求大于矛盾分歧，延续西向外交战略。二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分歧大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地缘战略转向东方。三是采取平衡外交，地缘战略兼顾东西方。土耳其目前尚属西方阵营，身在北约且向往加入欧盟，与西方国家具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融入西方世界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虽有意分手却心存纠结。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其军队规模在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加之地处欧洲通往亚洲的门户，是美国实施中东战略和从南部围堵俄罗斯的重要支点，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中东难民大举涌向欧洲，欧洲诸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土耳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当下遏制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桥头堡，土耳其若放弃西向入欧而转为东向入亚，势必导致欧洲东南方门户顿开，令西方世界难以轻言放弃土耳其。当下土耳其转向东方的地缘战略态势，或许只是声东击西，敲诈西方世界，若是敲诈不成，亦不排除与西方世界分道扬镳。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土耳其? 文明传统? 地缘政治
【中图分类号】D815?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9.004
土耳其地跨亚欧大陆，在整个中东可谓绝无仅有，其文明传统和地缘政治皆独具特色。本文拟从梳理土耳其历史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其文明传统的双重性，分析其地缘政治的两面性，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就土耳其地缘政治走向的不确定性略陈己见。地中海文明圈与西方传统
安纳托利亚作为当今土耳其共和国的主体区域，地处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结合点，是古代世界印欧语系诸多分支的交汇处，具有久远的文明传统，可谓地中海文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近四千年前，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印欧语系的分支建立的诸多城邦，开辟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先河。首先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古代族群是赫梯人。赫梯语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赫梯语文字刻于泥版之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中叶，是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印欧语系文字。赫梯人建立的城邦是安纳托利亚最早的国家;赫梯人城邦的建立，掀开了安纳托利亚古代文明的序幕。继赫梯人之后登上安纳托利亚文明舞台的吕底亚人，所操语言亦属印欧语系分支。公元前7世纪是吕底亚文明的鼎盛阶段;吕底亚人占据的区域介于黑海与爱琴海之间，与希腊人之间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吕底亚人具有尚武的传统;吕底亚人与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殖民城邦之间的战争，提供了古希腊神话传说的历史素材，诸多动人心弦的情节流传至今。分布于吕底亚王国北侧的弗里吉亚人，不仅所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分支，而且采用早期希腊字母作为书写形式。《荷马史诗》曾经提到弗里吉亚人，希罗多德的《历史》亦曾记载了弗里吉亚人创造的文明。弗里吉亚王国与古希腊城邦之间往来频繁，相传弗里吉亚人曾经卷入特洛伊战争，亦传弗里吉亚国王迈达斯曾经娶希腊女子为妻并向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神庙贡献祭品，弗里吉亚王国的国王戈耳狄俄斯甚至出现于希腊神话之中。
希腊人和罗马人所操语言亦属印欧语系的分支。上古时代希腊人的移民浪潮和罗马人的军事扩张，给安纳托利亚注入了地中海世界的文明元素。包括特洛伊、士麦那、以弗所、米利都和帕加马在内的古希腊移民建立的众多城邦，犹如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特洛伊位于达达尼尔海峡南侧的希萨利克，是大约公元前16世纪古希腊移民建立的城邦，扼守自爱琴海进入黑海的咽喉要道，青铜时代曾经繁荣一时。公元前12世纪，以希腊半岛南部的迈锡尼城邦为首的希腊联军渡海远征特洛伊，戰争持续十年之久，史称特洛伊战争。此后特洛伊城沦为废墟，直到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再度移入该地，特洛伊改称伊利昂。士麦那是土耳其共和国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的旧称，位于安纳托利亚西侧的爱琴海沿岸，亦是地中海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系古希腊移民于公元前10世纪所建，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载了士麦那的早期历史。士麦那被古希腊人视作著名诗人荷马的出生地，公元前7世纪繁荣一时，公元前6世纪被吕底亚王国占领并沦为废墟，亚历山大东征后得以重建。《圣经》中提到的以弗所，土耳其语中称作艾菲索斯，距离伊兹密尔约40公里，是来自希腊半岛的移民于公元前10世纪建立的城邦。以弗所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故乡，以弗所城中的阿尔忒弥斯神庙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阿尔忒弥斯神庙建于公元前6世纪，供奉以弗所女神（以弗所女神被时人誉为古希腊十二主神之一的月神阿尔忒弥斯，故名）。阿尔忒弥斯神庙用大理石精工雕琢而成，建筑规模堪比雅典的帕特农神庙，代表了古希腊时代神庙建筑的最高水准。米利都位于以弗所以南的爱琴海沿岸，由古希腊移民于公元前12世纪所建，希腊波斯战争前曾经是希腊世界东部最大的城市和商业重镇，在黑海沿岸拥有众多的商业据点，著名学者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创立的米利都学派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的重要成就。公元前499年，米利都城邦举行起义，反抗波斯人的统治，成为引发希腊波斯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希腊波斯战争期间，米利都城邦加入雅典主导的提洛同盟。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米利都城邦加入斯巴达主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帕加马亦为古希腊移民城邦，位于伊兹密尔附近巴克尔河畔的贝尔加马，距爱琴海约26公里，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原本在希腊世界并不著名，直到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成为安纳托利亚最负盛名的希腊化城市。帕加马卫城仿照雅典卫城建造而成，帕加马图书馆在希腊化世界的地位仅次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据传藏书多达20万册。帕加马城内的宙斯祭坛，因规模宏大和艺术精湛而被誉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纸，后来成为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书写材料，英文中“羊皮纸”（Parchment）一词即来源于“帕加马”。自公元前2世纪起，安纳托利亚西部成为罗马人统治下的亚细亚行省。在以罗马作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拜占庭帝国延续罗马帝国的历史长达千年之久。此间，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处于波动的状态，而安纳托利亚与希腊半岛始终构成帝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地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君士坦丁堡，前身是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拜占庭帝国时代雄踞于亚欧大陆的结合处，曾经以欧洲最大的城市著称于世，俨然成为欧洲基督教文明的重要坐标。地中海世界古典文化在安纳托利亚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印记。
诞生于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在安纳托利亚广泛传播数千年，安纳托利亚亦曾构成基督教世界的重要区域。士麦那、以弗所和帕加马在早期基督教传播中占据重要地位，皆为基督教名城，士麦那教会、以弗所教会和帕加马教会皆曾位列《圣经·新约》“启示录”中曾经提及之早期基督教的七大教会。相传圣母玛利亚在耶稣受难之后迁居以弗所，使徒保罗和约翰均曾驻足以弗所。拜占庭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于313年颁布敕令，承认基督教在帝国境内具有合法地位，325年主持召开尼西亚主教会议，制定基督教的官方，确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学体系，临终前接受洗礼，成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1054年，基督教会正式分裂，东部教会改称希腊正教，亦即东正教，西部教会改称罗马公教，亦即天主教，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作为东正教牧首的驻地而成为基督教世界东部的宗教中心。圣索菲亚教堂作为君士坦丁堡的标志性建筑，建筑规模位居中世纪基督教堂之首，被誉为基督教世界令人向往的十大教堂之一。
伊斯兰文明圈与东方传统
公元后的最初千年，安纳托利亚属于基督教世界，处于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时人称之为罗姆，意为“罗马的土地”。自7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人征服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安纳托利亚成为拜占庭帝国仅存的亚洲领土。长期以来，安纳托利亚南侧的陶鲁斯山构成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天然分界线，阿拉伯帝国的历代哈里发虽然屡屡兵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却始终未能将陶鲁斯山北侧地区据为己有。
突厥人并非安纳托利亚的土著居民，祖居中亚草原，所操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与曾经活跃于安纳托利亚历史舞台上操印欧语系分支的诸多族群并无亲缘关系。突厥人原本信奉原始宗教，盛行图腾崇拜。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中亚后，突厥人改奉伊斯兰教。1071年，突厥人的分支塞尔柱人在凡湖以北的曼齐喀特重创拜占廷军队。曼齐喀特战役以后，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门户顿开，塞尔柱突厥人长驱西进，陶鲁斯山北侧广袤的土地成为穆斯林新的家园。塞尔柱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的政权，史称罗姆苏丹国（1077～1308年），曾占有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中部直至爱琴海沿岸的广大地区。此间，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的疆域仅限于君士坦丁堡和黑海沿岸的特拉比宗一带。1096年，历时近两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拉开序幕。此后的两个世纪，罗姆苏丹国在安纳托利亚顽强抵御来自西欧基督教世界的十字军发动的攻势，直至攻占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和黑海沿岸城市锡诺普，迫使拜占庭帝国残部尼西亚帝国和特拉比松帝国向其称臣纳贡。
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以后，大批突厥血统的穆斯林迫于蒙古西征的强大压力，从亚洲大陆腹地的中亚和伊朗高原自东向西移入安纳托利亚，进而导致安纳托利亚人口构成的明显变化。蒙古西征无疑加深了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进程，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提供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异军突起的重要社会基础。奥斯曼土耳其人与塞尔柱人同为突厥人的分支，奥斯曼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自14世纪初横空出世，在百余年间攻城拔地，兼并安纳托利亚，征略巴尔干半岛，降服阿拉伯地区，雄踞于亚非欧大陆的中央地带，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由此明显改变。1453年，奥斯曼帝国大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历时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至此寿终正寝。君士坦丁堡改称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在欧洲基督徒的眼中，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是罗马文明和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奥斯曼帝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历经六百余年的沧桑，可谓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最后的封建帝国。
突厥人的到来，开辟了安纳托利亚之突厥化和伊斯兰教化的先河，安纳托利亚的政治格局、人种构成和宗教信仰随之逐渐改变，其与欧洲基督教世界之间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所承载的东方文明元素逐渐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沃土，进而深刻影响着安纳托利亚的历史进程。阿拉伯语不仅是阿拉伯人的母语，更是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奥斯曼帝国尊崇伊斯兰教，采用阿拉伯字母作為土耳其语的书写形式。与此同时，希腊语和基督教在安纳托利亚悄然淡出历史舞台。
奥斯曼帝国作为继阿拉伯帝国之后传承伊斯兰文明的历史载体，延续哈里发时代的宗教政治传统，实行君主至上和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在苏丹之下，以大维齐尔为首的军政贵族和以大穆夫提为首的欧莱玛分别构成奥斯曼帝国权力结构的世俗体系和宗教体系，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处于平行的状态。欧莱玛泛指伊斯兰教学者，掌管宗教、司法和教育，构成独具特色的社会群体。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论，包括哈里发和苏丹在内的统治者必须遵从安拉的法度，即称作沙里亚的伊斯兰教法，而穆斯林民众顺从统治者的前提，是统治者的言行必须符合沙里亚的原则。在教俗合一的奥斯曼帝国，欧莱玛作为伊斯兰教法的诠释者和执行者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欧莱玛的支持则是苏丹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所在。称作卡迪的宗教法官遍布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主持法庭，执行伊斯兰教法。奥斯曼帝国尊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逊尼派伊斯兰教的哈奈菲派教法构成官方法律制度的基础。沙里亚位于奥斯曼帝国法律体系的顶点，规定穆斯林的个人行为以及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相互关系，直至规定社会秩序和国家制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可侵犯的神圣性。沙里亚被视作安拉意志的体现，苏丹只是沙里亚的捍卫者，欧莱玛则是沙里亚的执行者。伊斯兰教苏菲派自曼齐喀特战役后传入安纳托利亚，进而渗透到穆斯林宗教生活的诸多层面，在伊斯兰世界的民间层面根基深厚。奥斯曼帝国境内的苏菲派信徒分别隶属于自西亚传入的卡迪里教团、里法伊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和安纳托利亚本土形成的麦乌拉维教团、拜克塔什教团，派系繁杂，人数众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16世纪中叶，苏莱曼一世开始采用哈里发的称谓，以先知穆罕默德和麦地那时代四大哈里发的继承者自居，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俨然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和全体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保卫伊斯兰世界的疆域、统率穆斯林对基督教世界发动圣战和维护伊斯兰教法的神圣地位，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首要职责。
奥斯曼帝国是建立在圣战基础上的庞大封建帝国，领土的兼并形成了辽阔的版图，囊括了亚非欧大陆中央地带的不同教派和诸多族群。奥斯曼帝国延续波斯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传统，奉行宗教宽容政策，不同宗教族群在米勒特制的框架下处于自治的地位。奥斯曼帝国将苏丹统治下的臣民划分为穆斯林米勒特、希腊人米勒特、亚美尼亚人米勒特和犹太人米勒特四大群体，其中穆斯林的米勒特包括奥斯曼帝国境内信奉伊斯兰教而操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库尔德语、阿尔巴尼亚语以及希腊语和其他巴尔干、高加索地区语言的诸多族群，希腊米勒特包括信奉基督教东正教派的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少量的阿尔巴尼亚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亚美尼亚米勒特包括信奉亚美尼亚派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以及埃及的科普特派基督徒和叙利亚的雅各派基督徒，犹太米勒特包括操西班牙语的犹太人、操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和操希腊语的犹太人。米勒特作为宗教群体，并不具有民族的内涵。换言之，每个米勒特包含不同的民族成分，相同的民族却由于信仰的差异而分别属于不同的米勒特。米勒特制度的实质，在于苏丹与诸多宗教群体首领的权力分享，进而构成奥斯曼帝国统治臣民的重要政治基础。另一方面，米勒特制度提供了穆斯林臣民与非穆斯林臣民长期并存的社会框架，避免了同时期欧洲基督教世界宗教迫害现象的发生，与中古时代的欧洲基督教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同宗教信仰的诸多族群尽管处于贵贱尊卑的不同社会地位，却得以在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下分别恪守各自的宗教法律，操各自的传统语言，沿袭各自的生活习俗，隶属于各自的宗教首领，彼此相安无事，诸多宗教的文化传统才得以长期延续，奥斯曼帝国呈现出马赛克镶嵌的斑斓色彩。
近代以来地缘政治的两面性
近代初期，奥斯曼帝国雄居中东，保持扩张态势，其在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对峙中占据上风。自工业革命起，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实力天平日渐倾斜。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欧洲迅速崛起，而奥斯曼帝国尚且处于沉睡状态，由此形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欧洲现代文明的冲击侵蚀着奥斯曼帝国传统文明和旧秩序的根基，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矛盾叠加，衰落的迹象日渐显现。奥斯曼帝国无力抗衡来自西方的冲击，已成长河落日之势，风雨飘摇，俨然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欧洲病夫”。进入19世纪，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效仿西方列强，组建欧式新军，改革政府体制，引进西方世俗法律，将现代西方元素渗入奥斯曼帝国的诸多层面，西方时尚风靡一时，地缘政治亦逐渐呈现出西化的走向。
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入欧与入亚之争贯穿土耳其共和国近百年来的政治进程。与此同时，土耳其共和国的地缘政治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西向战略与东向战略此消彼长。
土耳其共和国自1923年成立伊始，遵循西化的发展道路，积极扩大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合作。自20年代中期开始，土耳其官方相继颁布多项法令，规定政府公职人员必须身着西服并提倡以西方礼帽取代奥斯曼帝国时期盛行的菲茲帽即无边圆形塔状礼拜帽，采用欧洲公元历法取代传统伊斯兰历法作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历法，采用拉丁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作为土耳其文的书写形式，标志着新兴的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文化传统的决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末尔主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旨在淡化土耳其与西方之间的信仰界限。
二战结束后，冷战的帷幕徐徐拉开，东西方之间形成对峙局面。特定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着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走向，而俄土战争的阴影已然是土耳其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如同英法特别是沙皇俄国的威胁导致奥斯曼帝国在一战期间与德国结成军事同盟，二战结束后苏联的威胁导致土耳其在冷戰时代倒向西方阵营并加入北约。冷战期间，土耳其与西方世界进入蜜月期，成为西方世界的重要盟友，加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则是土耳其外交的首要目标。1987年，土耳其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地缘政治层面的西化走向达到极致。
尽管如此，土耳其毕竟具有长达千年之久的东方文明传统，伊斯兰教已然深深植根于安纳托利亚的广袤沃土。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初，官方亦曾明确规定伊斯兰教信仰作为界定土耳其国民身份的三大要素之一。20世纪后期，土耳其国内政治环境渐趋宽松，伊斯兰复兴运动暗流涌动，诸多伊斯兰政党随之登上土耳其政治舞台。后冷战时代，苏联解体，土耳其与其北方宿敌之间的紧张关系明显缓解。随着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动，土耳其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蜜月不再。冷战期间，土耳其与东方国家之间联系甚少。进入90年代，随着伊斯兰政党的崛起，强化东方外交成为诸多伊斯兰政党的施政呼声，东向和入亚的地缘战略渐露端倪。
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繁荣党始建于1984年，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繁荣党在1995年大选中胜出，1996年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埃尔巴坎出任总理，奉行疏远西方和亲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交好。埃尔巴坎打破土耳其历届总理以美国作为首次外访对象的惯例，出任总理后首先访问伊朗、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继而访问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邀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代表出席繁荣党会议。埃尔巴坎在伊斯坦布尔主持召开伊斯兰国家会议，提出组建“穆斯林八国集团”的设想，呼吁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八国之间进一步密切经济协作，强化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抗衡西方七国集团。
正义与发展党及繁荣党同被视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党，在2002年大选中异军突起，赢得议会多数席位，一度被众多媒体称作是“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试图改变以往从属于美国和依附于西方世界的地缘政治传统和长期以来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致力于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外交，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并赞赏哈马斯的民选政治，谴责以色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呼吁黎巴嫩实现民族和解，提升其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影响力，地缘政治触角进一步伸向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
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可谓土耳其共和国的百年梦想。加入欧盟既是土耳其共和国历届政府长期以来渴望实现的目标，亦是土耳其之西向地缘战略的体现。然而，土耳其加入欧盟似乎过于一厢情愿，申请加入欧盟的道路步履维艰，欧洲大国始终未见诚意，屡屡以人权和宗教作为借口百般阻挠，将土耳其拒于门外。入欧受挫无疑是影响土耳其地缘政治走向的重要原因，土欧关系亦渐行渐远。近年来，美土关系趋于恶化，对于土耳其的西向地缘战略更可谓雪上加霜。与此同时，土耳其另辟蹊径，试图拓宽国际空间，东向外交成为土耳其新的国际战略支点。
通常认为，土耳其入欧受挫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信仰伊斯兰教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最大障碍，实际情况则不然。决定地缘政治走向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利益的得失，并非意识形态的分歧，更非宗教信仰的差异。土耳其入欧无望与英国脱欧两者之间貌似毫无关联，却有异曲同工之处，耐人寻味。俄罗斯与土耳其同样地跨亚欧大陆，且政治重心位于欧洲，信奉基督教长达千年之久，历史上与欧洲诸多国家联系密切，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皆曾与英法结为盟友，当下却被视作西方世界的天敌而拒于欧洲之外。相比之下，土耳其与俄罗斯尽管宗教信仰各异，却在当下国际秩序和地缘政治板块剧烈变动之际冰释前嫌，化敌为友，多方位展开积极合作。时至今日，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的三角同盟初具雏形，在中东地缘政治版图已然占据半壁江山。土耳其地缘政治之未来走向的预判
历史是现实的沃土，而现实则是历史的延伸。土耳其不仅地跨亚欧大陆，而且位居地中海文明圈与伊斯兰文明圈的重叠区域，兼有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双重传统，地缘政治走向兼有西向入欧和东向入亚的两面性，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摇摆不定。土耳其地缘政治的未来走向，大体上存在三种可能性。一是与西方世界之间共同的利益诉求大于矛盾分歧，延续西向外交战略。二是与西方世界之间的矛盾分歧大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地缘战略转向东方。三是采取平衡外交，地缘战略兼顾东西方。土耳其目前尚属西方阵营，身在北约且向往加入欧盟，与西方国家具有诸多共同的利益诉求，融入西方世界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虽有意分手却心存纠结。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其军队规模在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国而位居第二，加之地处欧洲通往亚洲的门户，是美国实施中东战略和从南部围堵俄罗斯的重要支点，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近年来，中东难民大举涌向欧洲，欧洲诸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而土耳其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成为当下遏制中东难民涌入欧洲的桥头堡，土耳其若放弃西向入欧而转为东向入亚，势必导致欧洲东南方门户顿开，令西方世界难以轻言放弃土耳其。当下土耳其转向东方的地缘战略态势，或许只是声东击西，敲诈西方世界，若是敲诈不成，亦不排除与西方世界分道扬镳。
责 编/杨昀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