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学会与北京

    顾亚欣

    作为中外驰名的古都，北京是一座开放多元、人文荟萃的城市。从战国时期燕昭王为延揽人才而筑黄金台开始，这里就以其博大的胸襟和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普天下的才子汇聚于此。近代以来，北京更是在吸收、传播先进文明方面贡献良多。以宣南诗社、强学会、新月会、伊斯兰学友会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学术团体在北京诞生并成长，成为近代文化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即使是一些并不诞生于北京的团体，其发展也与北京息息相关。如作为中国最早的地理学研究组织，中国地学会在成立后不久即迁至北京。在此后近40年的悠长岁月中，它与北京结下不解之缘，生动地诠释了北京独特的文化性格。

    一、中国地学会的成立与迁入北京

    自甲午战争至民国初年，中国的边疆危机日益深化。欲应对这一危机，则离不开以划定边界为中心的交涉活动，更离不开地理学所提供的一系列具体支持。同时，中国的新式教育在此时有了显著发展，近代学科的专业化分工也初步显现。上述情形的存在，为专业性的地理学学术团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而学界组建社团的活动此时也正处于活跃期。在此情形下，有识之士纷纷为地理学学术社团的成立而奔走。其中，作為近代中国地理学先驱的张相文出力甚多。1907年，他来到天津北洋女子高等学堂任教务长，不久便邀请一帮好友来校任教。众人时常切磋交流，并产生了组建团体、共谋学科发展的想法。在发起倡议后，得到踊跃响应，“应者纷来”[1]。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于1909年9月28日在天津河北第一蒙养院举行了中国地学会成立大会。包括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副使袁希涛、北洋大学校长蔡儒楷、南开中学堂校长张伯苓、地质学家邝荣光在内的百余人参加了大会。成员中还包括张謇、吴鼎昌等社会知名人士。

    在张相文等人的努力下，中国地学会终于成立了。但是，学会面临的生存环境却异常艰难。首先表现在资金方面。除了每位会员交纳的会费外，学会没有可独立掌握的资金，不得不四处化缘。民国初年，经张相文等申请，教育部每月向学会发放补助200元，并且将北京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拨给地学会作为会址。这使得学会迁往北京有了直接的现实条件。而从当时的客观环境看，作为当时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也无疑更有利于学会的发展。1913年，北洋政府在京设立隶属于工商部的地质调查所，1916年又设立“中央地质调查所”。这无疑为学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同时，北洋政府也愿意对各类民间学术团体给予一定的物质支持。因此，张相文便辞去北洋女子高等学堂的教职，前往北京专心办理地学会。地学会与北京的一段不解之缘由此展开。

    二、艰难图存

    迁入北京后，中国地学会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发展期。但时局的动荡却使这一局面很快终结，学会唯有在艰难中苦求生存。1913年，袁世凯图谋解散国会。因张相文拥有国民党议员身份，故而为当局所厌恶，并波及地学会。教育总长汪大燮意欲取消地学会每月200元的补助，并且追讨位于方家胡同的会址。此时，曾列名为地学会“评议员”的袁希涛正担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他深知地学会对于地理教育的重要性，于是便主动四处奔走，以求挽回局面。最终，凭借时任农商总长的张謇的力量，教育部的补助保留100元，另由农商部补助100元。但原有的会址却不可再用，只得从方家胡同迁出，以西单牌楼原刑部街某号房作为新会址。方家胡同的原会址是教育部拨付，无偿使用，而新会址则纯属民房，需每月从补助中拨出数十元租用。因此，虽然补助的数量并无变化，但开支却增加，学会因此而陷入了“会务进行自不能如前矣”[2]的局面。

    在此后的岁月里，地学会一直处于极不安定的环境中。这一点，仅从会址的频繁更替便可看出。在迁入西单牌楼一带后，学会于1917年冬迁至地安门内黄化门慈慧殿东口，1918年冬复迁往东华门北池子盔头作一带。不久，又于1920年两迁会址：这年春天迁后门外马神庙西老胡同，年底再迁后门外方砖厂南下洼18号。1923年春，学会以2450元购得后海北河沿11号，从而拥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新会址。该会址有房约20间，分寝室、客厅、书房等专门区域。同时，会址由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题写门额，并将南边的数间房屋改为祠堂，以纪念在辛亥滦州起义中蒙难的学会创始人白雅雨。祠堂匾额由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题写，并在祠堂的石头上刻写陶懋立所撰的《白烈士祠堂记》一文。对于地学会来说，“会址无定”[3]局面就此终结。同时，此会址在环境上也大为改观，使学会得以从事较为深入的学术活动。在会址落成后，张相文还特地作《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记》一文，并与《白烈士祠堂记》一同刻于白雅雨祠堂的石头上。然而，遗憾的是，此会址于1993年被房地产开发商拆除，留下不可挽回的遗憾。

    与会址的变化相比，人员的更替也同样频繁。仅以学会编辑一职而论，1913年，编辑事务委派于陶懋立，1914年夏天之后转委于章嵚。1916年，章嵚因赴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而辞职，编辑一职遂又转委于刘仲仁。1917年秋，刘仲仁亦因另有职务而辞职，转由黄昌寿任编辑。1920年春，黄昌寿因病辞职，编辑一职又委托于余诚武、萧鸣籁、姚士鳌三人。萧鸣籁不久后又因故去职，并由吴次藩于1921年春任编辑。1922年春，吴次藩辞职回乡，萧鸣籁复任。但姚士鳌又因留学德国而去职。1924起，又由翟富文任编辑。直到1928年秋天，方进入一个相对平稳期。

    而与会址及人员的更迭相比，资金的紧张则显得更为致命。虽然1913年教育部停发补助的危机最终并未减损地学会所获得的补助，但正如上文所述，房租开支的出现使学会所获得的实际资金反而有所减少。同时，补助变为教育部与农商部共同支付后，任何一方的变故都有可能导致实际补助金额的减少。为了应对此问题，学会只得多方筹划，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获取资金。

    第一个方面，便是政府的补助。由于已有一定数量的政府补助作基础，因此巩固并扩大此类补助便成为较为可行的办法。但由于政局动荡，有关部门人员频繁更换，使得地学会经常面临补助停发的危机。尤其到1919年前后，北洋政府自身的财政状况已是困窘不堪，包括教育与农商两部在内的各机关连职员的薪水都无法如期发放，地学会的补助更是长期拖欠。此时，恰逢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政治斗争中有求于包括张相文在内的各位国会议员，而张相文在天津任职时又曾与靳云鹏有所交往。张相文因此得以促使国务院每月补助地学会200元。不久，经农商总长颜惠庆批准，又由农商部从1924年春天起每月向学会补助100元，教育部也承诺将恢复发放补助，学会的活动又趋于活跃。但至该年秋季，因国内战事又起，局势日坏，补助再度宣告不济。

    其次便是募捐。学会成员涉足诸多领域，拥有大批人脉资源，这为募捐活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如学会购置位于后海北河沿11号的新会址几乎全部依靠各界人士的捐赠。而机构资助者亦甚多。如1928年秋，学会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会每月300元的补助款。得此笔资助后，地学会方得以重新开始活动，并于当年10月于西城兵马司9号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举行所谓“复活”纪念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北京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及各界的大力支持成为地学会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与北平研究院合作及宣告结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相文等创会元老已进入暮年，逐渐退出了学会的运作。学会也因此而难以依赖他们所掌握的人脉资源向个人进行募捐。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各类机构的资助了。在这些机构中，最为主要的便是北平研究院。

    北平研究院是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隶属于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并列为1949年之前我国最大的两个综合性国立研究机构。1930年1月19日，中国地学会会员经开会讨论后决定与北平研究院全面合作，由北平研究院每月向学会补助400元。同时，中国地学会正式挂靠于北平研究院。此后，学会又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将会刊《地学杂志》未能出版的部分出齐，并重印了已出版的旧杂志。

    然而，这一切又很快被动荡的时局所打破。由于日本侵略日深，华北局势不稳，北平研究院也陷入经费困难之中。1935年2月，北平研究院决定次年2月停止发放补助，并要求地学会早作其他打算。但地学会自身却是无计可施，只得依然求助于北平研究院，而所提出的补助费用则降至每月40元。至1937年，学会每月所得的实际补助为25元，尚不足以支付一位专业地质绘图员的月薪。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国家进入非常时期，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学会被迫停止活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的黄国璋与时任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张星烺（张相文之子）取得了联系。二人首先恢复了学会的组织机构，并选出一批理事与监事。同时重新开展会员登记与发展工作。此外，还曾进行举办年会、重印《地学杂志》等学术活动，并继续向政府申请补助。1950年夏，中共中央召集全国自然科学界人士开会，商讨建立全国科联及有关科普组织的事宜。在此次会议上，中国地学会与位于南京的中国地理学会的代表决定将两组织合并为新的中国地理学会，并推举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为新组织的理事长，黄国璋被推举为副理事长。作为独立组织存在的中国地学会至此宣告结束。

    四、学术成就

    虽然始终面临着艰难的环境，但中国地学会却一直秉承其创立时的基本学术宗旨，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这些成就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是各种学术交流的开展。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地理学学术团体，中国地学会深知学术交流的重要性，积极组织相关活动。学会曾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璀伯、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中国地理学家丁文江等进行学术演讲。其中璀伯在其关于山西旅行见闻的演讲中谈到了大同一带的火山，从而留下了近代以来关于大同一带火山状况的较早记录。而丁文江于1913年10月5日在北京前门内细瓦厂国事维持会会场内，所作的题为《滇黔地质》的学术演讲曾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丁文江于演讲中用电灯将其在考察中所获得的实景图片予以放大，再將岩层、化石等一一指明，如数家珍。听众见之遂有身临其境之感，连连称奇。同时，学会还向日本、英国、法国等国派出外交员。1911年派王桐龄为驻日外交员。1912年派魏耀庭为驻法外交员。派出的外交员于所在国搜集资料，并与当地学界交换文献。例如，学会于1911年即以学会自编的《地学杂志》交换得东京地学协会的《地学杂志》、东京帝国大学地质学教室的《地质学杂志》、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室的《人类学杂志》等期刊。学会还积极派人参与国际地理学界的各种活动。如1928年派姚士鳌参加德国柏林地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1930年派张天泽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100周年纪念大会等。

    其次便是创办《地学杂志》。该杂志为“中国地学会之言论机关”[4]，也使学会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创办地理学专门杂志约60种。由于政局不稳和经费短缺，这些杂志的寿命大多不是很长，有的仅出版1期即宣告夭折。而作为一份无任何官方背景的杂志，《地学杂志》却一共存在了20余年、共出181期、刊载文章1520余篇、图片140余幅，其作者则多达540余人。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它是国内较早创办的专业性地理刊物，因而能与许多名家较早建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和创办者不遗余力的办刊态度有关。杂志主持者常与作者之间“信函往复无间”，而许多作者也是“每有著作，亦邮寄会中”[5]。而杂志所反映的“地学”，在当时已是整个地球科学的总称，内涵十分丰富，这打破了传统的沿革地理学的研究模式。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吸收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成果，并针对中国进入世界系统中所面对的种种现实问题进行研究，进而提出富国强民的途径。同时，杂志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代，并先后处于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下。在此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杂志也就因此而成为时代沧桑变化的见证。

    距离中国地学会宣告结束已将近70年，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也远非当日可比。但中国地学会为我国地理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它与北京的不解之缘也成为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参考文献：

    [1]张相文.中国地学会新置会所记[C]//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研究会.什刹海研究（四）北京西城区什刹海研究会.2004：171.

    [2]张星琅.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C]//张相文等.南园丛稿（附录）.上海：上海书店，1996：21.

    [3]张星琅.泗阳张沌谷居士年谱[C]//张相文等.南园丛稿（附录）.上海：上海书店，1996：17.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126.

    [5]张相文.魏劭卿[C]//张相文等.南园丛稿（卷九）.上海：上海书店，1996：38.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