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教育出版合作的现状与未来
【摘要】中国与美国作为两个大国，之间有博弈，也有合作，推动了两个国家乃至国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同样，在教育出版市场，中国与美国的教育出版机构有竞争，也有互鉴，必将会推动两个出版市场的发展与融合。
【关键词】中美教育出版；交流；合作；现状；未来
【作者单位】刘叶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出版中心。
中国和美国都是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丰厚的教育资源和庞大的教育人口国家。这为中美两国教育出版商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空间和优质的用户资源。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教育图书出版商特别是教材出版商的出版利润率都是高于行业平均利润率的，而单品种出版成本又低于同行业平均成本。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蓬勃的发展态势使中美两国的教育出版商成为开展双边或者多边国际交流和国际版权贸易的中坚力量。
一、中美教育出版交流与合作的现状
中美教育出版交流与合作肇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以后，中国的出版社开始有了从国外引进版权的意识。英语学习类图书和高等教育教材的引进开创了中美教育出版交流的先河，迄今为止仍是中美出版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一方面改革开放的中国亟须学习美国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实践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海归派进入高校任教而不断进行的翻译和推介有关。
据经验数据统计，现在中美教育出版合作图书的销售码洋在总码洋中所占的比重超过70%，是利润率和回报率最高的产品。根据国家版权局统计数据显示，2007—2014年，中国从美国引进版权总数为40155项，每一年的数值占当年版权引进总数的30%—40%；中国向美国输出版权16550项，每一年的数值占全年版权输出总数的15%—20%。美国成为中国年度版权引进和输出最重要的国家，中美互为对方最重要的版权贸易伙伴（见图1）。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政府“走出去”项目的大力推动下，中美之间版权贸易逆差在2010年以后大幅度缩小，维持在1：4.8至1：4.5之间。
综观中美教育出版合作与交流的历史发展轨迹，中美教育出版合作在以下三个领域最为活跃。
1.语言学习类图书——一个拥有无限潜能的市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中国教育体系中，英语相对于其他学科一直更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英语热持续发酵，也催生了巨大的图书及相关教育产品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年销售码洋超过20亿元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是最早引进英语学习类图书的出版社，它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走遍美国》、与培生教育出版集团合作的《新概念英语》等图书通过教师培训和宣传推广等方式，成为英语教育的重要教材。
与上述情况类似，在中国经济日益崛起以后，美国人也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学习汉语的热潮，如今，汉语在美国是仅次于西班牙语的第二大外语。2011年，美国开设汉语课的公立大中小学超过500所，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突破20万，5年间增长了10倍。这为汉语教材、汉语考试和教辅出版社提供了绝好的发展机遇。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出版利润，中国出版单位采取了直接与美国发行商合作的模式推广汉语教材，本土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许多汉语教学出版社纷纷在美国寻找自己的代理商，甚至直接建立自己的分公司，如2011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在美国芝加哥创建分社，向美国汉语教师联合会等组织直接推销教材，获得了非常好的市场效果和经济效益。该社的《新实用汉语课本》还被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美国大学采用。
2.高等教育教材——一块影响年轻人的思想阵地
中国高等教育相对于其他阶段教育而言，是市场化最早、最彻底的教材出版领域，这为美国高等教育教材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类课程大量引进了美国的经济管理类教材，有的高校甚至把是否采用双语教材作为考核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由于业务量很大，培生、麦格劳—希尔、约翰—威力、圣智学习（原汤姆森学习）等世界大型出版集团都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与中国出版社洽谈版权转让和合作出版等业务。据业内人士消息，这些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的收入自20世纪初开始一直稳步增长，收入总额和增长幅度都居全球首位。
中国出版物进入美国高等教育市场主要以教学参考书的形式进行。许多中国的出版社与美国高校合作开设了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选修课程或者讨论课程。如圣智学习出版公司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等合作出版的教学参考书系列，就是为选修这类课程学生准备的论文写作和发表的教学参考书。在Gale品牌下，他们已经出版了“清史图录丛刊”“中国系列”等图书，并将电子版纳入其面向全美高校的数字平台中进行推广和销售。其中，李晓西的《宏观经济学（中国版）》和吴粲的《策划学精要》还被正式列入圣智学习出版公司的高等教育教材目录。
3.学术图书——一座中外思想碰撞的舞台
中美学术图书的出版和交流兴起于20世纪初中美政府和学者互动频繁以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使西方学者想通过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和规律取得经济学理论方面的突破。如麦格劳—希尔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系列”、《朱永新教育作品》等。施普林格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爱思唯尔出版公司、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等都在中国专门派驻策划编辑，遍访中国知名学者和学术出版机构，以低廉的价格抢占中国一流学者的优质版权资源。
而美国的知名学者特别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学者的图书也获得了中国出版人的密切关注。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出版社的出版物越来越多，美国学者的学术著作范围也越来越广。如斯蒂格利茨、罗宾斯、大前研一等学者的图书都是热门的版权产品。此外，也不乏学术图书在中国图书市场成为畅销书的例子。如罗斯·特里尔撰写的《毛泽东传》，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是作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的。中国出版社编辑则进行了多版本的开发，如平装版、插图版、精装版和典藏版，并且配以相应的历史图片，将其包装成适合各个层次读者需求的图书，行销几十万册。在此，学术图书也成功地变身为大众读物和畅销书。
二、中美教育出版合作与交流的路径分析
从中美教育出版合作的成功案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美教育出版合作与交流中相对趋同的一些路径。
1.共同宣传、共同推广
共同宣传、共同推广是中美教育出版合作中最基本的方式，特别是在直接的翻译作品授权出版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如培生教育出版公司、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公司和圣智学习出版公司都会积极参与中国出版社的教材推广活动，走进大学校园向教师讲授教材的使用方法、提供翻译教材的辅助性教学资料等。同样，中国学者也会积极主动地借助演讲、学术交流等时机推广图书。如由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翻译出版的《朱永新教育作品》，是国内教育家文集第一次完整地被翻译成英文并向世界传播。该文集的翻译出版引起了美国教育界的关注，为此朱永新获得了2016年麦格劳教育奖的提名。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进入该奖项的提名名单。2016年4月，朱永新还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了关于中国新教育的演讲。《朱永新教育作品》英文版的成功主要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
（1）原创内容好
朱永新是中国新教育的发起者，他的文集涵盖了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心理学、教育评论、新教育实践、中国教育建议等多个领域，全面介绍了中国教育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可以让西方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教育正在发生什么改变。
（2）翻译质量高
作者、译者和专家通力合作，保证了该书的翻译质量。为了适应西方读者的需求，朱永新不仅对文集的表述方式和内容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还让母语是英语的译者与教育学专家合作对英文译文进行打磨和润色，确保译文标准、地道。
（3）销售渠道多样化
图书翻译出版以后，麦格劳—希尔通过自身遍布全球的发行渠道和丰富的中学和大学教职人员数据库，对文集进行宣传、推广。
2.合作策划、合作编写
在中国学者的科研水平和语言能力不断提高的今天，大型的国际出版公司都开始关注中国的作者资源。即使在这方面一直保守而谨慎的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也在中国提出了全球出版的理念，并且表示在图书评审和出版条件方面将一视同仁地对待中国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作品。由此，合作策划、合作编写的合作方式应运而生。
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决定共同策划、出版一套英文版的“中国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系列学术丛书”。这是一套由中外专业学术出版机构合作向欧美主流图书市场推出的中国当代学者精品系列图书。双方共同组建学术出版委员会，对丛书作者和作品进行严格的学术评审和市场评估，力求适应欧美英语学术市场的要求；翻译和编辑人员采取分工协作、共同审定的方式，确保图书有高水准的内容质量。这套丛书计划从2016年起，每年推出5至6本。此外，中外学者共同编写图书也是双方深入合作的一个亮点，麦克米伦人文社科编辑总监米兰·波特提出，《中国流行模式》是该社一本长销书，但是由于多年未曾修订，面临绝版的危险。中美双方商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荐中方作者，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推荐美方作者，共同进行修订和改版。
3.本土投资、本土运作
在本土化运作方面，中国教育出版机构的独立运作程度要高于与美国教育出版机构合作的运作程度。这一方面与两国的出版政策和出版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与中国教育出版机构在中国市场积累的雄厚资本不无关系。以大学出版社为例，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几乎都是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程度并不高。而中国的大学出版社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引入了市场化的出版策划机制，开始市场化运作。
从2011年到2014年，也就是“十二五”的前四年，中国教育出版机构对美投资发展速度加快，资金投入较多，投资方式趋于多元，特别是中国上市出版集团的大手笔并购活动显得十分突出。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在2008年年底实现借壳上市以后，于2014年斥资85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出版国际公司（PIL）的童书业务及其德国等海外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和资产。据不完全统计，2010—2014年，中国教育出版企业海外投资案例中，影响力较大，至今仍然十分活跃的有9个（参见表1）。
从中国教育出版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分布地域上看，中国的出版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比例最高，占海外投资项目总数的28%，且大部分项目投资的时间较早，已经初具规模（参照表2和图2）。
三、中美教育出版合作与交流的发展趋势
回顾中美教育出版合作的过去，展望未来，中美教育出版合作与交流的发展在合作领域和合作路径方面将呈现以下趋势。
1.中美教育出版合作领域的产业化、数字化趋势更加明显
在语言学习类图书领域，中美出版社将开发图书、音像、网络课程及互动教学等全方位、多形式的语言教学产业链。
在高等教育教材领域，中国出版社在美国市场的出版收益与美国出版社在中国市场的收益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而且这种差距的缩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中国出版人不断提高图书的策划水平和出版水平，也需要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
在学术图书出版领域，数字化和数字化图书数据库平台的建设是中国图书进入美国市场、实现弯道超车的重要渠道和发展方向。
2.资本合作将是拓宽中美教育出版合作路径、推进中美教育出版市场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纽带
从翻译出版，到共同推广、共同策划，乃至投资建点，中美教育出版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对方市场的教育出版活动，并且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教育出版机构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改变自己，也改变了美国教育出版产业的现状。在世界10强出版机构中，源于美国的教育出版集团——汤森路透、培生教育出版集团、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和圣智学习出版集团无一例外地把数字化出版技术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这恰恰为中国的数字出版技术商和数字内容供应商提供了进入美国市场的机遇。而资本将是中国教育出版机构开展与美国教育出版机构合作，进入美国市场最快、最有效的通行证。
中国与美国作为两个大国，之间有博弈，也有合作，推动了两个国家乃至国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同样，在教育出版市场，中国与美国的教育出版机构有竞争，也有互鉴，必将会推动两个出版市场的发展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