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变革与国际合作

    【摘要】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数字化出版和国际版权贸易成为许多出版社寻求发展的重要方向，将数字产品输出海外更是国际合作出版的新趋势。本文主要针对当下中国出版业面临的国际趋势，分析大学出版社在对外合作出版当中的作用，以及如何调整、改变自身“外在”和“内在”形象以应对图书市场的变化。

    【关键词】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国际版权贸易；合作出版；实体书店

    【作者单位】戴文沁，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3年，一家名为“经世书局”的书店在上海国权路597号落了脚。20多年过去，复旦大学周边书店关的关、倒的倒，独有经世书局稳稳当当。2015年12月，经过8个月的闭门修缮，经世书局重新开张，以全新的面貌与复旦人见面，旧貌换新颜。

    作为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下称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全资子公司，经世书局20多年来的形象一直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的模样：昏暗的灯光和一排排密集的书架，唯一的便利就是为附近的学生提供学习用的教材。如今，脱胎换骨的经世书局以时尚、经典、国际化的风格受到众人的喜爱，不仅外观和布局更加明亮炫彩，而且兼营甜品和咖啡，为买书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舒适的场所，也为来出版社洽谈版权合作或约稿事宜的作者提供一个高端大气的地方。

    如今在中国，纸质出版和实体书店正面临网络出版和阅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国民阅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数字阅读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国民图书阅读率增长水平。2015年，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4403.9亿元，较2014年增加1016.2亿元，增长30.0%，增长速度与增长贡献率在新闻出版各产业类别中均位居第一。与此同时，我国实体书店零售市场继续保持正增长，同比增长0.3%；网上书店零售市场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同比增长33.21%。由此可以看出，网上书店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实体书店的发展速度。

    经世书局正是在这个新趋势下做出的变革。书店增设了两处自助查询台和专门阅读区，同时开通微信公众号，为读者推荐好书。人性化的服务给书店带来了火爆的人气。网络的迅速发展给出版产业带来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出版的数字化，二是国际合作出版的升温。北京图书博览会已经成为四大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图书博览会、伦敦书展和美国书展）中排名第二的国际书展。近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社为适应国际化、数字化出版的发展趋势，与爱思维尔、施普林格等世界著名出版集团建立了多元的合作关系；与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近两年都有输出数字出版物版权的合作。2015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与苹果公司签约，在iBooks平台上销售复旦大学出版社电子书；2016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天猫旗舰店正式上线，加上同时在三大网上书店（京东、天猫、当当）上销售图书产品，在营销环节上真正实现了“线上线下”双管齐下。

    一、复旦大学出版社应对数字化国际化的变革之路

    1.传承百年复旦学术经典，探寻国际合作新领域

    传统高校出版社长期以来依靠高校的科研优势，通过出版纸质图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和资料。复旦大学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各个院系用于科研的文献资料本身就是一座金矿，如果能利用好这些资源，合理进行数字化，开展相应的网络营销，那将非常有利于数字化转型。

    复旦大学出版社以往较注重传统纸质图书的出版，近年来也在数字出版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源，并于2014年度荣膺“上海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称号。

    在数字出版领域，复旦大学出版社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项目。2015年5月，复旦大学出版社与印度Eros集团（印度最大的电影发行公司之一）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期冀在电影领域有所作为。 Eros集团还将设立奖学金鼓励复旦优秀学生加入，挖掘复旦大学校友和学生的智慧，融入本土团队的创作中，共同开发适合中印两国市场的电影剧本。

    《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项目是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和复旦大学出版社、荷兰博睿出版社于2014年共同发起策划的选题。整个项目约30卷，书信部分共4卷，计划在2016年9月底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博睿出版社分别拥有《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国内版和海外版的纸质版权和数字发行权。《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记录了特定时期中国家庭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这批珍贵的资料为海内外的学者准确把握中国经验打开了一扇窗口。复旦大学出版社、博睿出版社共同负责图书的设计、排版以及后期的印制，共同举办“社会生活研究”高端国际论坛。《中国社会生活资料长编》项目不仅综合了合作出版的多个环节，还利用两家出版社的学术出版特色以及学者资源开创了合作的新领域。

    2015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NPG）签约合作，借助复旦大学和遗传与发育协同创新中心的学术优势，双方共同投资、联合出版《自然》合作期刊的系列电子期刊NPJ Molecular Phenomics（《NPJ—分子表型组学》）。这是更高层次上的合作创新，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NPJ Molecular Phenomics的三位主编分别为复旦大学金力院士、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Jeremy Nicholson教授和美国杜克大学Arthur Moseley教授。NPJ Molecular Phenomics专注于对人类健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和临床应用，支持和促进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为制订精准医疗的全面解决方案引领方向。NPJ Molecular Phenomics从2015年10月开始接受投稿，为分子表型组学这一新兴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提供发表平台。

    2.主动“走出去”，做好国际版权合作工作

    中国有句俗语 “酒香不怕巷子深”，放在出版社的国际版权合作中却不适用。虽然复旦大学出版社聚集了众多知名学者作者资源，不缺少慕名而来寻找商业合作的伙伴，但是如果只是一味埋头做书，是无法做好国际版权合作工作的，也不利于开拓新的盈利模式。出版社只有多参加国际性书展，通过相关平台把自己的好作品拿出来，才有利于开展国际版权合作。不久前闭幕的第二十三届北京国际书展，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5018项，比2015年增长6.3%。其中，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3075项，增长6.5%；达成引进协议1943项，增长5.9%，引进输出比为1 ：1.58，成功实现了引进输出比的反转。

    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官网2011—2015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来看，引进版权和输出版权的数据比例5年内从2.14 ：1 到1.57 ：1，可以看出全国出版业版权输出的比例在不断增大，见表1。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015年的版权贸易数量从整体情况来看，引进和输出比并不乐观。多年来，复旦大学出版社一直秉承“做一流好书”的目标，这几年出版的图书也以学术精品为主，追求质量不追求数量，在高校师生和业界中有口皆碑，这本身也是生产好作品的保证。

    如今版权贸易面临的挑战是输出图书版权的台阶越来越高，引进版权的费用逐年增加，预付金也是水涨船高，使得版权引进的成本增加。与此同时，欧美国家的图书定价高，翻译费、排版印刷等开支巨大，这也阻碍了很多出版社“走出去”的步伐。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出版形势，出版社要以更多实际行动“走出去”。

    2008年6月，复旦大学出版社与荷兰博睿出版社正式签署了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英文版出版协议。博睿出版社对此书极其重视，邀请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汉学家迈克尔·杜克和约瑟芬·杜克历时5年、数易其稿，完成此书的翻译。2013年底，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授权、博睿出版社历时5年翻译完成的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China：Knowledge， Thought， and Belief before the Seventh Century CE）正式出版，并向全球公开发售。2013年5月，著名文史学家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享誉海内外学界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日文版下卷由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正式出版。至此，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日文版全部出齐。骆玉明著《简明中国文学史》英文版、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英文版以及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日文版系中国文史著作进入西方主流出版界与学术界的嚆矢，在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三部重量级学术经典著作外文版也是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走出去”系列的三部曲，显示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近年来，越来越多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好作品“走出去”，还有更多优秀的作品正在酝酿出版海外版。

    2015年开始，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引起全世界关注，带动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如韩国、印度、新加坡等国的合作。这一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与韩国MUNJAHYANG出版社签订了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出版合同；与Somyong Publishing Co.签订了《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韩文版出版合同；与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签订了杨福家院士《博雅教育（第二版）》的海外版出版合同，并在中国大陆引进出版了新加坡前外交部部长杨荣文的言论集《榕树下的沉思》；与印度Eros集团签署合作协议，以自愿、平等、诚信的原则建立了新型的国际文化合作伙伴关系。

    二、 内外兼修是良好国际合作出版的关键

    很多海外电子书供应商在版权贸易中会有一种担忧：自己的产品在中国的网络平台安全吗？利益会受损吗？相比之下，欧美国家数字化产业发展已经非常成熟，数字出版物的网络平台监管也更为完善和规范。《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显示，我国数字出版物出口占比进一步提高，数字出版物出口2366.9万美元，增长12.7%，占出口总额的22.6%，提高1.7个百分点。在国际版权贸易当中，优秀的数字产品也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版权贸易输出海外。将优秀的纸质图书以电子书格式发送给海外出版社，通过对方的电子平台进行宣传和营销，双方按照合同约定的比例分成。这种合作方式前期成本投入非常少，关键在于双方要建立互信，欧美国家出版社很重视诚信，这是双方合作的重要基础。

    复旦大学出版社每年引进30—40本版权书籍，需要管理的合约期内版权合同数量达200多本。虽然出版社设立了专门的版权部门，但是却没有ERP系统去维护日常的版权合同，人工管理的弊端有可能导致某一工作环节疏忽，耽误了履行合约中的义务，例如支付预付金、按照要求在版权页上做声明、在出版期限内出书、提交版税报告、寄送样书等类似事宜。对欧美国家出版社来说，既然已经签订了协议，没有履约也应该提前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对方并且解释缘由，这是双方友好合作的基础和推动力。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对方好感并且形成良好的品牌效应。在欧美国家，良好的信用记录对日后获得更好的合作机会是必不可少的。就版税报告而言，如果人为“忘记”或者因销量太低而不给对方出版社提交版税报告，自然就会引起合作出版社不满，或者给对方留下不良印象。因此，建立版权合作中的操作规范，不但成为衡量一家出版社竞争实力的标准，而且能赢得更多优秀出版社的信任，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

    正如复旦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王德耀所言，“复旦大学出版社要立足全球出版的发展定位，全力为国家领先学科科研建设做好出版支撑，这也是上海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的必然要求”。从经世书局的蜕变，我们看到了改变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复旦大学出版社从外到内的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以适应日益变化的国际出版新趋势。培养具有良好国际版权合作意识的专业人员，能够帮助出版社提升品牌形象，开创国际合作出版的新盈利模式。

    无论如何，创造有价值的作品才是国际合作出版的核心所在。高校出版社应该扬长避短、发掘自身的产品特色，做到不盲目跟风，不断“由内而外”提升自己的学术品牌形象，内外兼修，才能够更好地为出版社赢得口碑以及长期利益。

    [1]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公布——阅读率整体呈上升态势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增0.02本日均手机阅读首超一小时[EB/OL] .http：//book.cssn.cn/ts/ts_sksy/201604/t20160419_2973904.shtml.

    [2]《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发布——营业收入突破2.1万亿元 资产过百亿元集团16家[EB/OL] .http：//www.sapprft.gov.cn/sapprft/contents/6580/302388.shtml.

    [3]2015年图书零售市场报告.http：//www.openbook.com.cn/Information/2240/3812_0.html.Junfeng Zong， New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 the Digital Era [J] .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15：225-229.

    [4]2015年新闻出版产业数据全景大报告[EB/OL] .http：//www.bookdao.com/article/257206/.

    [5]第23届北京图博会闭幕达成5018项中外版贸协议http：//www.chinaxwcb.com/2016-08/29/content_344294.htm.Wuping Zhao，From Fifty Editions of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o Fifty Shades of Grey： A Glimpse of Translation Rights Market in China （2002-2012） [J] . 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2012：340-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