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
李立功编者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是我们党做好新闻和宣传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江西瑞金诞生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我们党的广电新闻宣传工作由此揭开序幕。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创新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极大丰富了它的内涵。在当前媒体融合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们更要高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旗，坚持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大力推动广电新闻宣传工作迈上更新台阶，努力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闻和宣传领域伟大战略目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中，诞生了一个我党最早的重要新闻单位：红色中华新闻台（以下简称新闻台）。它在全国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传播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声音，动员广大苏区人民群众投身波澜壮阔的苏维埃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我党创建的最早的红色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
新闻台的基本情况
新闻台的创建。我党在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中，一贯重视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12月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①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也反复强调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是同我们的群众宣传鼓动工作不能分开的。没有群众的宣传工作就不能有群众组织和行动”②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要求苏区中央局大力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其中指示苏区中央局要创办新闻台。在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大力推动下，中央苏区的文化、出版、教育、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闻事业也起步。1931年8月，党中央加紧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迎接“一苏大”的召开，该月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决定在瑞金筹建红色新闻台。11月7日，当苏区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第一个全国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时，我党最早的新闻台——红色中华新闻台开播了。当年新闻台的创建者之一刘寅同志回忆“一苏大期间，红色中华新闻台成立了。我们党第一次越出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中国的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③当年在新闻台工作过的老同志雷良荣1960年3月回忆说红色中华新闻台“对外发出新闻稿件，扩大宣传。电台的对外呼号R·C·I”（红色中华第一台）后改为C·S·R（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播送过中央的宣言文告。”（回忆录稿由江西省邮电局整理，现存江西省党史办）。
新闻台的机构和基本职能。从现有掌握的史料表明，新闻台是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共同筹办，因此成立后，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和中革军委共同领导。在新闻台成立的同时，成立了《红色中华》报社，出版《红色中华》报，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该台起初与《红色中华》报社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未单独设立机构。”④新闻台主要职责有以下几项：
一是对外播发新闻稿件，播发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或红军总部的宣言、文告或领导人重要讲话。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的消息，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和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都由新闻台向全国作了报道。现在保存的《红色中华》报刊载了1932年2月苏区中央局就抗日救国致全国的通电。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援助上海工人大罢工的通电，1933年1月中革军委和1933年3月9日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宣言均由新闻台及时播发。1934年4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就日本外务省4月17日发表对华政策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新闻台也及时进行了播发，同时还播发了大量的苏区新闻和红军作战的消息。
二是抄收白区和海外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将其编成《每日电讯》或《参考消息》等内部简报，送中央和各有关部门领导参阅。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内仍然保存着当年新闻台编发的《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等钢板刻印件。1997年当年新闻台领导人之一刘寅的儿子刘丹接受采访时说：“《参考消息》在中央苏区就有了。因为当时新闻电台除了通讯任务外，还收听国民党中央社或其他重要信息，把这些东西编辑起来，送给总部的领导，送给朱总司令、毛主席看。当时王铮同志和我父亲（刘寅）想，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呢？还是郭化若参谋处长亲自取名，干脆叫《参考消息》吧。”（大型电视纪录片《共和国之魂》采访记录）。
三是沟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省苏区党政军组织及白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抄收他们发来的消息，也向他们播发新闻稿件。
四是监听敌台明码通讯情况，也努力破译其明码文电，掌握敌军动态，供我方领导参考。
新闻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1931年11月新闻台成立后，担任新闻台第一任台长为王铮：1909年出生，曾任红军无线电总队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长，1931年为红色中华新闻台第一任台长。1940年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解放后曾任军委通讯部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军衔。1979年逝世。
第二任台长刘寅：1910出生，曾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台报务主任、分队队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电台主任兼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台长、中央军委三局秘书长、副局长。解放后历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军委通讯部第一副部长、四机部常务副部长、中国电信工会、邮电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委、中国无线电协会主席等职。1985年逝世。
第三任台长罗若遐：又名岳夏，1907年出生，曾任红军总司令部报务主任、无线电营营长。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1933年底任中华新闻台台长。解放后任军委通讯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逝世。
在新闻台担任过领导的还有陈士吾、黄乐天等人。（任职时间见下表）
除上述领导人外，先后在新闻台工作的人员还有伍云甫、吴如生、余亚禄、杨升山、唐明、朱邦英、朱廉、林春生、徐小弟、廖昌林、赖有德等人。据王铮、刘寅、伍云甫、岳夏、涂作渐等人回忆，还有几位女同志，姓名无法回忆。1934年7月1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报道：“红中社连新闻台在内才12人。”
新闻台的地址和设备来源。根据王铮、刘寅、罗若遐等人的回忆，新闻台于1931年11月成立时设在瑞金叶坪村一座民房里，与当时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和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地很近。1933年春天，随着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逐步迁往沙洲坝办公，新闻台由叶坪村迁往瑞金县西面沙洲坝大树下村（现今为大布村），在一个叫“庙角”的地方的一座称为“福祖庙”里工作，一直到红军长征时才撤销。
对于新闻台使用的无线电设备的具体情况，目前掌握的史料尚不清楚，其来源据老同志回忆大致可以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红军缴获了多部敌军电台，这些电台经过改装后可作新闻电台使用。刘寅同志在其回忆录《生命在电波中闪光》中写道：“苏区首次播发新闻的广播电台，仍然是公秉藩‘送的那部机器。”⑤二是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克闽西重镇漳州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军用设备。“还缴了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张贞的两座兵工厂也被完整地缴获过来了。……周恩来和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从苏区动员和组织了3000多民工前往漳州城搬运战利品，费时一个月，将这些物资全部运回苏区。还缴获两架飞机，一架飞回瑞金，另一架未修好，但把里面的设备拆下后运回瑞金。”⑥其中应有新闻台所需设备。三是中央苏区成立后，由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一直畅通，一些重要干部络绎不绝从上海等地来到瑞金，亦可以携带新闻台所需的设备。
新闻台具有广播电台的功能
红色中华新闻台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它既是新闻台又是通讯台，又具备军用电台作用，但它的主要职能是新闻台，并且已经具备了广播的功能。
建立新闻台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大量史料证明，当年中央领导人创建新闻台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发动群众，使它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舆论工具。并不是想成立一个通讯电台，也不是成立一个军用电台或机要电台（当时红军总部及一些重要作战单位均有自己的电台）。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⑦其中指示苏区中央局要“加强各种形式的宣传。”当年领导新闻台的李一氓同志1933年8月10日在《红色中华》报著文《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中说：“苏维埃的斗争不能关起门来，要传播到国民党的区域，要传播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曾担任新闻台第三任台长的罗若遐回忆：“我在新闻电台工作了半年左右，因工作需要我调回军事通讯台。”（《我党我军的第一部新闻电台》（岳夏回忆录）1979年3月7日），由此可见，该台是新闻台，而另有军事通讯电台。现在发现的不少文物，如发稿通知、送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的报告、为本台工作人员开的通行证均盖有新闻台的印章，印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可见当时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国家新闻电台。
当年参加新闻台工作的老同志和一些当地群众均称它为“广播电台”。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创始人之一刘寅同志多次在自己的著作和回忆录中称红色中华新闻台为“广播电台”。1941年秋刘寅同志著文《幸福的回忆》中说：“燎原星火、势如破竹。不到一年时间，苏区内外通过红色电波已经联成一个整体……红都瑞金也有了第一座‘红色中华广播电台……真理的声音在天空中传播着。”⑧解放后刘寅同志在《生命在电波中闪光》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最大功率的电台，声音又好，还可以利用它来广播苏区新闻咧！应该让红军的胜利消息传遍全中国、全世界！”“1931年年底，在江西瑞金先后召开了苏区代表大会和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的电台就设在离会场仅有几十米的老乡家里。会议之前，我们的电台为大会抄收国内外新闻……同时在紧张地筹备苏区新闻的首次广播，作为向大会的献礼。”⑨苏区老干部、原中央政府机关消费合作社主任杨九庆在1984年7月回忆说：“我们合作社商店附近有一个新闻电台……我曾经到里面看过几次，我们对那些电台和广播感到非常好奇。”⑩《红色中华》报很多期上都设有“××广播台”的栏目，如第104期第2版刊有“扩大红军广播台”的栏目，刊载的是加强红军宣传鼓动工作的文章。1933年领导新闻台工作的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负责人李一氓在1933年8月10日在《红色中华》报《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一文中，多次提到广播2字。他说：“现在苏区……已有了一些对外的广播工作。……有系统的文字来记载苏维埃的斗争是必要的。无线电广播要遭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弃压（即干扰），不能够很快地完全达到群众中去的。”李一氓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指出了苏区“已有一些对外广播”，而且指出因为无线电广播会遭到敌人的“弃压”即干扰，无法很快传达给群众，所以要加强文字的记载。1935年在莫斯科公开发行的《苏维埃中国》第二期，刊登了毛泽东同志1934年4月就日本外务省对华政策一事向红色中华新闻台记者发表的谈话全文，其中一段为：“苏维埃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此处缺两句，因无线电播音不清——编者）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11}这篇文章明确指出“播音不清”。这些都说明当时在苏区已有了广播电台，“广播”“播音”“广播电台”这些名词已经广泛使用。
新闻台已经有了自己的通讯员网。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苏维埃的新闻事业》一文，强调了“红色中华台应该有最广泛的通讯网”，另外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给红色中华新闻台通知（中邮字号36号）“红色中华新闻台：最近接江西、福建两省邮局报告，各县有许多□往你处稿件均未贴邮花，作了邮资免费件处理……如尽是节省经济、减少浪费，特函告你台□□限制邮资免付邮件……最好的办法是由你台统一发给通讯员邮花供通讯员使用。”2002年在福建发现一位居民保存有新闻台用通知书的空白件（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此物的录像和图片）：“□□同志：你的稿件已经于1933年□月□日在红色中华新闻台‘赤都新闻‘红色中华栏目中播出，欢迎你继续踊跃向本台投稿，随信奉赠赤色邮花，请予查收。”上述文物说明当年新闻台已经有了自己的通讯网，并开办了新闻栏目。
在瑞金开办了有线广播业务。大量资料证明，当年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的一定范围内，新闻台开办了有线广播。老苏区干部杨九庆回忆说“新闻台经常用广播喇叭播音发稿搞宣传。后来因为没有电，就很少广播，……当时条件很差，没有电灯，只是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在叶坪安装过电灯，很亮很亮，是用发电机发的电。”{12}2002年家住在沙洲坝大布村的81岁老人李永福对广电总局调查组的同志回忆说：“当时广播电台就设在大树下福祖庙里，中间放着菩萨，左边一间房就安装电台等设备，另一间是住房……电台侧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话筒，话筒一讲，它那个喇叭就响。下（去）赣州的马路边上，附近红军大学的都有喇叭，一样的响。我也不知道喇叭讲什么。我没有文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喇叭里有时候呼叫‘飞机来了‘快躲飞机的话我们是听得懂……有时我们吃着，喇叭一喊丢下饭碗赶紧躲飞机。”“下（去）赣州的马路上一直到红军大学都有喇叭，一起响。平时我们听过喇叭里放音乐，讲话时女人的声音更多，我见过电台里进出的红军女战士。”“在电台里播音的有二三个人。……只记得红军走时在收线，有一个圈子，线绕在圈子里，拼命地绕线。这个线，不像是现在的红红绿绿的，一律是黑线。”{13}
2002年在福建民间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文物《红色中华新闻台为二苏大会期间组织广播宣传活动的报告》（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此物的录像和图片），报告是打给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的。《报告》称：“中央局宣传部：苏维埃军民盼望已久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在赤色京都瑞金召开，……经我台36次编务会研究，决定于1934年初‘二苏大会召开期间进行广播电台宣传活动。一是利用无线电总队各台向白区播发通讯专电；二是由本台播报室开展各种内容生动活泼的播音宣传，拟在瑞金增设喇叭播音扩音器材，扩大宣传效果。……中央对此有何具体指示和要求？请及时批示为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1933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述这些史料说明在瑞金城已经安装了喇叭，有了有线广播播音，它一方面为“二苏大”这样的重要活动开展宣传鼓动，另一方面也为老百姓发布“躲飞机”之类的警报。
文字广播是不是广播？新闻台一项基本业务是向各个苏区和全国用明码电报发布新闻。当时没有传真、电视、计算机之类的技术手段，文字稿件只能通过拍明码电报，传达到广大地区传播的目的。我们暂且称之为“文字广播”。按照传统的广播定义：“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或特定范围播送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统称。”{14}这一定义把文字广播排除在广播之外。然而，广播的定义是在发展的，最早的广播是专指播送声音称之为广播。后来传送手段发展了，不仅可以传送声音，还可以传送图像，则称之为“电视广播”，或者叫“广义的广播”。由此可见，广播的定义必须具备三要素：一是广泛的传播，不是一对一的传播，以和通讯相区别；二是利用无线电或导线作为传播的手段，以和纸质媒体（报刊等）相区别；三是应将信息通过一定的交流媒介（声音、图像、文字编码等）传达给受众，这种交流媒介是信息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交流媒介会有所增加，因此广播的内涵也将会不断扩展。从广义上说，八十年前的用明码电报对广大地区播发新闻稿件不应纳入通讯的范畴，而应纳入广播的范畴。例如，《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就把通讯社通过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手段播发的文字新闻稿件均称之为广播。对国内各地方发的新闻称之为“地方新闻广播”，对国外地区发的新闻称之为“对外新闻广播”，用不同文种对外播发的新闻称为“对外各种语文广播”{15}。因此，有的学者将广播电视下定义为：“广播电视是运用电磁工具把信息信号同时供给特定地区大批受众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介。”{16}这一定义只强调把信息信号传送给大批受众，而没强调这种信息信号的载体到底是声音，还是图像，还是文字。以使广播的定义更能涵盖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内容，从而更有生命力。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明码电报传送的新闻也属于广播的范畴。
新闻台只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
新闻台虽然具有广播电台的属性，但它是不完备的、尚未完全成熟的广播电台，它只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在广播领域中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之所以这样界定它的性质，有下面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斗争非常艰苦，物资极度匮乏，具有新闻专业和无线电专业技术的人才很少。依靠无线电技术为传播手段的新型电子传媒广播刚刚传到中国，从中国第一部广播电台于1926年在哈尔滨开播，到1931年11月新闻台开播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尽管远见卓识，具有办好广播、推动宣传鼓动工作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由于条件限制，不可能建立起一座完备的广播电台。因此我们只能在当年的史料中发现断断续续的广播业务的内容，即便是在瑞金开办的有线广播，也只能是在较小范围内的某些时间（如“二苏大”成立）存在。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须指出，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尽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和职能也都是不完备的。现今座落在瑞金的二十七座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旧址，每个部门其当年的职能远远无法与现在相比，也只是一个雏形。但不管如何简陋，它都是人民政权的“根”。
二是调查新闻台的工作开展太晚。2002年初，瑞金市广电局和部分历史学者开始系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这时距新闻台开播已过七十年。当年该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全部作古，只能从他们生前的回忆录，他们的后代回忆，当地老人的回忆收集资料，并且从苏区的档案中，特别是现存的部分《红色中华》报等文物中查找，因而掌握的史料也是不够完整的。例如，当年是否用过无线发射机？如果用过是多大功率？当年播音员有哪几个？他们播过哪些节目？有线广播的扩大机和喇叭是什么型号？这些重要的广播要素尚不清楚。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新闻台虽然具有广播的功能，但只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是一个需要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完善的广播电台，但因为中央苏区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发展广播事业的探索不得不中断。直到1940年12月30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胜利开始播音，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走向辉煌。
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恢复经过
为了追寻人民广播事业的根，2002年5月2日在尽可能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由瑞金市广电局写出报告，经由江西省广电局上报国家广电总局。广电总局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这件事，时任总局局长徐光春同志亲自听了汇报并作了明确指示。2002年8月下旬，由中国广电学会副会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安景林同志带队的调查组来到瑞金，对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史料开展调查。调查组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张树军，研究室处长王新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研究处处长庞井君，江西省广电局副局长、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玲玲及赣州市、瑞金市广电局的同志共十五人，调查组成员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考证，对掌握的文物进行鉴别，并亲自访问了李永福等老人。调查组认为红色中华新闻台作为广播电台的雏形，是存在的，据此写出了调查报告报国家广电总局，请予批准立项。总局又再次派员到瑞金，在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三级党史部门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充分调研，拿出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复原陈列方案》报请总局批复。国家广电总局于2005年10月1日对恢复红色中华新闻台作出批复：“原则同意。……确保布展按时完成”。并拨出专款。
2006年10月16日，恢复后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在瑞金市沙洲坝落成。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波代表广电总局党组，与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一道亲临瑞金为旧址揭牌。从此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成为在瑞金城郊几十座旧址丛中一颗新的明珠，成为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6页。
②张闻天：《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932年11月《斗争》第31期。
③⑤⑨刘 寅：《生命在电波中闪光》见《苏区邮电史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④严 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第40页。
⑥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第422页。
⑦《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二册，现存中央档案馆。
⑧刘 寅：《幸福的回忆》见《苏区邮电史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⑩{11}杨九庆：《回忆苏区中央政府机关消费合作社》，1984年7月，瑞金市供销合作社整理，存江西省党史办。
{12}该文献存中央档案馆革命历史资料室类号为二甲（23）。
{13}李永福：《广电总局调查组访问记录》2002年8月30日，瑞金县广电局整理。
{14}{15}《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第68页、257页。
{16}徐志祥编著：《广播电视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0页。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中，诞生了一个我党最早的重要新闻单位：红色中华新闻台（以下简称新闻台）。它在全国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传播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声音，动员广大苏区人民群众投身波澜壮阔的苏维埃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是我党创建的最早的红色广播电台，也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
新闻台的基本情况
新闻台的创建。我党在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中，一贯重视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同志在1929年12月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就明确指出“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目标，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①当时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也反复强调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到我们的领导之下，是同我们的群众宣传鼓动工作不能分开的。没有群众的宣传工作就不能有群众组织和行动”②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要求苏区中央局大力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其中指示苏区中央局要创办新闻台。在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大力推动下，中央苏区的文化、出版、教育、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闻事业也起步。1931年8月，党中央加紧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迎接“一苏大”的召开，该月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决定在瑞金筹建红色新闻台。11月7日，当苏区人民欢欣鼓舞庆祝第一个全国新生的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开幕时，我党最早的新闻台——红色中华新闻台开播了。当年新闻台的创建者之一刘寅同志回忆“一苏大期间，红色中华新闻台成立了。我们党第一次越出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中国的人民传播了胜利的佳音。”③当年在新闻台工作过的老同志雷良荣1960年3月回忆说红色中华新闻台“对外发出新闻稿件，扩大宣传。电台的对外呼号R·C·I”（红色中华第一台）后改为C·S·R（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播送过中央的宣言文告。”（回忆录稿由江西省邮电局整理，现存江西省党史办）。
新闻台的机构和基本职能。从现有掌握的史料表明，新闻台是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由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共同筹办，因此成立后，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和中革军委共同领导。在新闻台成立的同时，成立了《红色中华》报社，出版《红色中华》报，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该台起初与《红色中华》报社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未单独设立机构。”④新闻台主要职责有以下几项：
一是对外播发新闻稿件，播发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或红军总部的宣言、文告或领导人重要讲话。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的消息，1934年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和大会选举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消息，都由新闻台向全国作了报道。现在保存的《红色中华》报刊载了1932年2月苏区中央局就抗日救国致全国的通电。1932年6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群众和红军战士援助上海工人大罢工的通电，1933年1月中革军委和1933年3月9日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民众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宣言均由新闻台及时播发。1934年4月下旬毛泽东主席就日本外务省4月17日发表对华政策一事，向《红色中华》报记者发表谈话，新闻台也及时进行了播发，同时还播发了大量的苏区新闻和红军作战的消息。
二是抄收白区和海外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将其编成《每日电讯》或《参考消息》等内部简报，送中央和各有关部门领导参阅。现在在中央档案馆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内仍然保存着当年新闻台编发的《每日电讯》《参考消息》等钢板刻印件。1997年当年新闻台领导人之一刘寅的儿子刘丹接受采访时说：“《参考消息》在中央苏区就有了。因为当时新闻电台除了通讯任务外，还收听国民党中央社或其他重要信息，把这些东西编辑起来，送给总部的领导，送给朱总司令、毛主席看。当时王铮同志和我父亲（刘寅）想，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呢？还是郭化若参谋处长亲自取名，干脆叫《参考消息》吧。”（大型电视纪录片《共和国之魂》采访记录）。
三是沟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省苏区党政军组织及白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抄收他们发来的消息，也向他们播发新闻稿件。
四是监听敌台明码通讯情况，也努力破译其明码文电，掌握敌军动态，供我方领导参考。
新闻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1931年11月新闻台成立后，担任新闻台第一任台长为王铮：1909年出生，曾任红军无线电总队队长，军委通信联络局长，1931年为红色中华新闻台第一任台长。1940年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解放后曾任军委通讯部部长、第四机械工业部长、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授中将军衔。1979年逝世。
第二任台长刘寅：1910出生，曾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台报务主任、分队队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电台主任兼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台长、中央军委三局秘书长、副局长。解放后历任军委电信总局局长、军委通讯部第一副部长、四机部常务副部长、中国电信工会、邮电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第九届执委、中国无线电协会主席等职。1985年逝世。
第三任台长罗若遐：又名岳夏，1907年出生，曾任红军总司令部报务主任、无线电营营长。红军总司令部第二局局长，1933年底任中华新闻台台长。解放后任军委通讯部副部长、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副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逝世。
在新闻台担任过领导的还有陈士吾、黄乐天等人。（任职时间见下表）
除上述领导人外，先后在新闻台工作的人员还有伍云甫、吴如生、余亚禄、杨升山、唐明、朱邦英、朱廉、林春生、徐小弟、廖昌林、赖有德等人。据王铮、刘寅、伍云甫、岳夏、涂作渐等人回忆，还有几位女同志，姓名无法回忆。1934年7月1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报道：“红中社连新闻台在内才12人。”
新闻台的地址和设备来源。根据王铮、刘寅、罗若遐等人的回忆，新闻台于1931年11月成立时设在瑞金叶坪村一座民房里，与当时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和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地很近。1933年春天，随着临时中央政府各部逐步迁往沙洲坝办公，新闻台由叶坪村迁往瑞金县西面沙洲坝大树下村（现今为大布村），在一个叫“庙角”的地方的一座称为“福祖庙”里工作，一直到红军长征时才撤销。
对于新闻台使用的无线电设备的具体情况，目前掌握的史料尚不清楚，其来源据老同志回忆大致可以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红军缴获了多部敌军电台，这些电台经过改装后可作新闻电台使用。刘寅同志在其回忆录《生命在电波中闪光》中写道：“苏区首次播发新闻的广播电台，仍然是公秉藩‘送的那部机器。”⑤二是1932年4月20日红军攻克闽西重镇漳州城，缴获了大量武器、军用设备。“还缴了大量布匹、粮食、食盐、胶鞋、药品等物资，张贞的两座兵工厂也被完整地缴获过来了。……周恩来和福建省委、省苏维埃政府从苏区动员和组织了3000多民工前往漳州城搬运战利品，费时一个月，将这些物资全部运回苏区。还缴获两架飞机，一架飞回瑞金，另一架未修好，但把里面的设备拆下后运回瑞金。”⑥其中应有新闻台所需设备。三是中央苏区成立后，由上海、香港等大城市到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一直畅通，一些重要干部络绎不绝从上海等地来到瑞金，亦可以携带新闻台所需的设备。
新闻台具有广播电台的功能
红色中华新闻台的职能是多方面的，它既是新闻台又是通讯台，又具备军用电台作用，但它的主要职能是新闻台，并且已经具备了广播的功能。
建立新闻台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大量史料证明，当年中央领导人创建新闻台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发动群众，使它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宣传舆论工具。并不是想成立一个通讯电台，也不是成立一个军用电台或机要电台（当时红军总部及一些重要作战单位均有自己的电台）。193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⑦其中指示苏区中央局要“加强各种形式的宣传。”当年领导新闻台的李一氓同志1933年8月10日在《红色中华》报著文《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中说：“苏维埃的斗争不能关起门来，要传播到国民党的区域，要传播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曾担任新闻台第三任台长的罗若遐回忆：“我在新闻电台工作了半年左右，因工作需要我调回军事通讯台。”（《我党我军的第一部新闻电台》（岳夏回忆录）1979年3月7日），由此可见，该台是新闻台，而另有军事通讯电台。现在发现的不少文物，如发稿通知、送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的报告、为本台工作人员开的通行证均盖有新闻台的印章，印章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可见当时红色中华新闻台是国家新闻电台。
当年参加新闻台工作的老同志和一些当地群众均称它为“广播电台”。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创始人之一刘寅同志多次在自己的著作和回忆录中称红色中华新闻台为“广播电台”。1941年秋刘寅同志著文《幸福的回忆》中说：“燎原星火、势如破竹。不到一年时间，苏区内外通过红色电波已经联成一个整体……红都瑞金也有了第一座‘红色中华广播电台……真理的声音在天空中传播着。”⑧解放后刘寅同志在《生命在电波中闪光》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最大功率的电台，声音又好，还可以利用它来广播苏区新闻咧！应该让红军的胜利消息传遍全中国、全世界！”“1931年年底，在江西瑞金先后召开了苏区代表大会和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我们的电台就设在离会场仅有几十米的老乡家里。会议之前，我们的电台为大会抄收国内外新闻……同时在紧张地筹备苏区新闻的首次广播，作为向大会的献礼。”⑨苏区老干部、原中央政府机关消费合作社主任杨九庆在1984年7月回忆说：“我们合作社商店附近有一个新闻电台……我曾经到里面看过几次，我们对那些电台和广播感到非常好奇。”⑩《红色中华》报很多期上都设有“××广播台”的栏目，如第104期第2版刊有“扩大红军广播台”的栏目，刊载的是加强红军宣传鼓动工作的文章。1933年领导新闻台工作的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负责人李一氓在1933年8月10日在《红色中华》报《论目前‘红中的任务》一文中，多次提到广播2字。他说：“现在苏区……已有了一些对外的广播工作。……有系统的文字来记载苏维埃的斗争是必要的。无线电广播要遭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弃压（即干扰），不能够很快地完全达到群众中去的。”李一氓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指出了苏区“已有一些对外广播”，而且指出因为无线电广播会遭到敌人的“弃压”即干扰，无法很快传达给群众，所以要加强文字的记载。1935年在莫斯科公开发行的《苏维埃中国》第二期，刊登了毛泽东同志1934年4月就日本外务省对华政策一事向红色中华新闻台记者发表的谈话全文，其中一段为：“苏维埃政府代表全国人民与工农红军，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企图，并且指出（此处缺两句，因无线电播音不清——编者）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11}这篇文章明确指出“播音不清”。这些都说明当时在苏区已有了广播电台，“广播”“播音”“广播电台”这些名词已经广泛使用。
新闻台已经有了自己的通讯员网。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苏维埃的新闻事业》一文，强调了“红色中华台应该有最广泛的通讯网”，另外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给红色中华新闻台通知（中邮字号36号）“红色中华新闻台：最近接江西、福建两省邮局报告，各县有许多□往你处稿件均未贴邮花，作了邮资免费件处理……如尽是节省经济、减少浪费，特函告你台□□限制邮资免付邮件……最好的办法是由你台统一发给通讯员邮花供通讯员使用。”2002年在福建发现一位居民保存有新闻台用通知书的空白件（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此物的录像和图片）：“□□同志：你的稿件已经于1933年□月□日在红色中华新闻台‘赤都新闻‘红色中华栏目中播出，欢迎你继续踊跃向本台投稿，随信奉赠赤色邮花，请予查收。”上述文物说明当年新闻台已经有了自己的通讯网，并开办了新闻栏目。
在瑞金开办了有线广播业务。大量资料证明，当年在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的一定范围内，新闻台开办了有线广播。老苏区干部杨九庆回忆说“新闻台经常用广播喇叭播音发稿搞宣传。后来因为没有电，就很少广播，……当时条件很差，没有电灯，只是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在叶坪安装过电灯，很亮很亮，是用发电机发的电。”{12}2002年家住在沙洲坝大布村的81岁老人李永福对广电总局调查组的同志回忆说：“当时广播电台就设在大树下福祖庙里，中间放着菩萨，左边一间房就安装电台等设备，另一间是住房……电台侧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有话筒，话筒一讲，它那个喇叭就响。下（去）赣州的马路边上，附近红军大学的都有喇叭，一样的响。我也不知道喇叭讲什么。我没有文化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是喇叭里有时候呼叫‘飞机来了‘快躲飞机的话我们是听得懂……有时我们吃着，喇叭一喊丢下饭碗赶紧躲飞机。”“下（去）赣州的马路上一直到红军大学都有喇叭，一起响。平时我们听过喇叭里放音乐，讲话时女人的声音更多，我见过电台里进出的红军女战士。”“在电台里播音的有二三个人。……只记得红军走时在收线，有一个圈子，线绕在圈子里，拼命地绕线。这个线，不像是现在的红红绿绿的，一律是黑线。”{13}
2002年在福建民间发现了一份珍贵的文物《红色中华新闻台为二苏大会期间组织广播宣传活动的报告》（中央党史研究室有此物的录像和图片），报告是打给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的。《报告》称：“中央局宣传部：苏维埃军民盼望已久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在赤色京都瑞金召开，……经我台36次编务会研究，决定于1934年初‘二苏大会召开期间进行广播电台宣传活动。一是利用无线电总队各台向白区播发通讯专电；二是由本台播报室开展各种内容生动活泼的播音宣传，拟在瑞金增设喇叭播音扩音器材，扩大宣传效果。……中央对此有何具体指示和要求？请及时批示为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色中华新闻台1933年十二月十二日”上述这些史料说明在瑞金城已经安装了喇叭，有了有线广播播音，它一方面为“二苏大”这样的重要活动开展宣传鼓动，另一方面也为老百姓发布“躲飞机”之类的警报。
文字广播是不是广播？新闻台一项基本业务是向各个苏区和全国用明码电报发布新闻。当时没有传真、电视、计算机之类的技术手段，文字稿件只能通过拍明码电报，传达到广大地区传播的目的。我们暂且称之为“文字广播”。按照传统的广播定义：“泛指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向广大地区或特定范围播送声音、图像节目的大众传播媒介的统称。”{14}这一定义把文字广播排除在广播之外。然而，广播的定义是在发展的，最早的广播是专指播送声音称之为广播。后来传送手段发展了，不仅可以传送声音，还可以传送图像，则称之为“电视广播”，或者叫“广义的广播”。由此可见，广播的定义必须具备三要素：一是广泛的传播，不是一对一的传播，以和通讯相区别；二是利用无线电或导线作为传播的手段，以和纸质媒体（报刊等）相区别；三是应将信息通过一定的交流媒介（声音、图像、文字编码等）传达给受众，这种交流媒介是信息的载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交流媒介会有所增加，因此广播的内涵也将会不断扩展。从广义上说，八十年前的用明码电报对广大地区播发新闻稿件不应纳入通讯的范畴，而应纳入广播的范畴。例如，《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就把通讯社通过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手段播发的文字新闻稿件均称之为广播。对国内各地方发的新闻称之为“地方新闻广播”，对国外地区发的新闻称之为“对外新闻广播”，用不同文种对外播发的新闻称为“对外各种语文广播”{15}。因此，有的学者将广播电视下定义为：“广播电视是运用电磁工具把信息信号同时供给特定地区大批受众的一种大众传播媒介。”{16}这一定义只强调把信息信号传送给大批受众，而没强调这种信息信号的载体到底是声音，还是图像，还是文字。以使广播的定义更能涵盖技术进步带来的新内容，从而更有生命力。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明码电报传送的新闻也属于广播的范畴。
新闻台只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
新闻台虽然具有广播电台的属性，但它是不完备的、尚未完全成熟的广播电台，它只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建设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在广播领域中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之所以这样界定它的性质，有下面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当年中央苏区的斗争非常艰苦，物资极度匮乏，具有新闻专业和无线电专业技术的人才很少。依靠无线电技术为传播手段的新型电子传媒广播刚刚传到中国，从中国第一部广播电台于1926年在哈尔滨开播，到1931年11月新闻台开播只有短短五年的时间。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尽管远见卓识，具有办好广播、推动宣传鼓动工作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由于条件限制，不可能建立起一座完备的广播电台。因此我们只能在当年的史料中发现断断续续的广播业务的内容，即便是在瑞金开办的有线广播，也只能是在较小范围内的某些时间（如“二苏大”成立）存在。这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须指出，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尽管“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政府各部门的机构和职能也都是不完备的。现今座落在瑞金的二十七座国家机关各部门的旧址，每个部门其当年的职能远远无法与现在相比，也只是一个雏形。但不管如何简陋，它都是人民政权的“根”。
二是调查新闻台的工作开展太晚。2002年初，瑞金市广电局和部分历史学者开始系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这时距新闻台开播已过七十年。当年该台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全部作古，只能从他们生前的回忆录，他们的后代回忆，当地老人的回忆收集资料，并且从苏区的档案中，特别是现存的部分《红色中华》报等文物中查找，因而掌握的史料也是不够完整的。例如，当年是否用过无线发射机？如果用过是多大功率？当年播音员有哪几个？他们播过哪些节目？有线广播的扩大机和喇叭是什么型号？这些重要的广播要素尚不清楚。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新闻台虽然具有广播的功能，但只是人民广播事业的雏形，是一个需要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完善的广播电台，但因为中央苏区斗争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发展广播事业的探索不得不中断。直到1940年12月30日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胜利开始播音，人民广播事业从此走向辉煌。
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恢复经过
为了追寻人民广播事业的根，2002年5月2日在尽可能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由瑞金市广电局写出报告，经由江西省广电局上报国家广电总局。广电总局领导同志非常重视这件事，时任总局局长徐光春同志亲自听了汇报并作了明确指示。2002年8月下旬，由中国广电学会副会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安景林同志带队的调查组来到瑞金，对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史料开展调查。调查组成员：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张树军，研究室处长王新生，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研究处处长庞井君，江西省广电局副局长、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玲玲及赣州市、瑞金市广电局的同志共十五人，调查组成员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考证，对掌握的文物进行鉴别，并亲自访问了李永福等老人。调查组认为红色中华新闻台作为广播电台的雏形，是存在的，据此写出了调查报告报国家广电总局，请予批准立项。总局又再次派员到瑞金，在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三级党史部门同志的协助下，经过充分调研，拿出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复原陈列方案》报请总局批复。国家广电总局于2005年10月1日对恢复红色中华新闻台作出批复：“原则同意。……确保布展按时完成”。并拨出专款。
2006年10月16日，恢复后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在瑞金市沙洲坝落成。时任国家广电总局党组成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波代表广电总局党组，与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上洋一道亲临瑞金为旧址揭牌。从此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成为在瑞金城郊几十座旧址丛中一颗新的明珠，成为对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
（作者单位：江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注释：
①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6页。
②张闻天：《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1932年11月《斗争》第31期。
③⑤⑨刘 寅：《生命在电波中闪光》见《苏区邮电史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④严 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第40页。
⑥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第422页。
⑦《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出自《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二册，现存中央档案馆。
⑧刘 寅：《幸福的回忆》见《苏区邮电史料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
⑩{11}杨九庆：《回忆苏区中央政府机关消费合作社》，1984年7月，瑞金市供销合作社整理，存江西省党史办。
{12}该文献存中央档案馆革命历史资料室类号为二甲（23）。
{13}李永福：《广电总局调查组访问记录》2002年8月30日，瑞金县广电局整理。
{14}{15}《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北京，新华出版社，第68页、257页。
{16}徐志祥编著：《广播电视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