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元杂剧中“智仁勇”的英雄形象

    邹文燕

    【摘 要】“智仁勇”是儒家思想中大力提倡的三种美德，在儒家伦理观人生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元杂剧作家塑造了众多仁被天下、智勇双全的英雄形象，其中以李逵、关羽、尉迟恭较为典型。本文通过攫取李逵、关羽、尉迟恭身上“智仁勇”的道德因素来分析三人的英雄形象，并探究剧作家钟情于“儒化”英雄形象的原因，即借英雄之形象为儒家之道德张目。

    【关键词】元杂剧；智仁勇；英雄；儒家

    中图分类号：I2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280-03

    儒家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强调伦理中心主义，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封建社会的文学艺术不可避免会染上伦理中心主义的色彩。《中庸》中有言：“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①即天下古今所公认的人人都应该具有“智仁勇”这三种美德。《论语·宪问》有云：“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②说明对这三种美德孜孜以求方能逐渐消减人生的忧愁、困惑和畏惧。元杂剧作家通过对社会与人生独特的理解和感受，塑造出了类型繁多的系列人物形象。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中，仁被天下、智勇双全的英雄无疑是最具艺术魅力的，他们或足智多谋，或侠肝义胆，或有万夫不当之勇。在这些难以磨灭的形象身上，有着剧作家对人生哲理的理解和深厚的儒家文化意蕴。儒家“智仁勇”的道德观念对元杂剧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知仁之合，外内之道

    仁智论是儒家人生哲学中的重要理论。《论语》中有多处将“智”和“仁”并举而论的语句，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④；“知者不惑，仁者不忧”⑤；“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⑥。这表明孔子在论述人生问题的时候将“仁”和“知”看成两个不可或缺的向标，也为我们树立了“知仁之合”的理想人格典范。孔子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学生对“仁”的解释也不尽相同，最基本的就是“爱人”，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何为“知”，“知”有双重含义，一为道德范畴的“知”，即知仁知义；二为只是知识层面的“知”，即对外界的认知。《中庸》有云：“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⑦此处道出仁和智内外之区别：所谓“仁”，是一种源自生命内在，对自我及他人生命肯定和保护的情感；所谓“智”，是一种认识和把握外在的能力。自我完善要靠“仁”，完善他人需要智慧，能够做到“知仁之合”的可谓是圣人。

    元杂剧中高文秀和康进之将这种“知仁之合”的圣人境界投注于李逵的形象塑造之中。元杂剧中的李逵完全不是《水浒传》中那个粗鲁、莽撞、滥杀无辜的莽汉形象，而是一个仁爱与智慧并存的英雄人物形象。《黑旋风双献功》》中李逵忠爱朋友，仁义待人，爱恨分明，完全不是《水浒传》里仅仅忠心于宋江的黑李逵。李逵受宋江之托护送孙孔目去泰岳山城，李逵为守朋友之义，甘愿以项上人头立为军令状：

    【伴读书】泰安州便有那千千丈陷虎池，万万尺牢龙阱，我和你待摆手去横行。管教他抹着我的无干净，保护得哥哥不许生疾病。若是有差迟失了军中令，哥也，我便情愿纳下一纸军状为凭。⑧

    要说李逵立下军令状还有逞一时之义气的嫌疑，而护送途中的细致入微可见其仁爱朋友之心。李逵和孔目上山烧香，将孔目之妻安置在客栈，李逵“三回五解”嘱托店家安置嫂嫂：“嫂嫂不索说，我和哥哥使来。我恰才嘱付了店家安抚嫂嫂，天色将晚也。”后来搭救孔目于死牢自不必说，晚上扮作酒保送酒杀了白衙内和郭氏更能体现其待友之真诚，难能可贵。在《梁山泊李逵负荆》中，当李逵听到王林说女儿被他最尊敬的大哥宋江、鲁智深抢走，并拿出红绢褡膊为见证时，便怒气冲天地回山追查，他大怒，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体现其对平民大众的同情，此处也恰合儒家仁而爱人的思想，是爱护他人生命和维持人间道义的一种显现。

    李逵的聪慧和机智在这两部戏剧中也展现得淋漓尽致。《双献功》中李逵得知孙孔目已被白衙内关在牢里，他便扮做庄稼汉，装出一副老实、傻呆的样子，一个劲地诉说庄农人家的苦楚：

    【夜行船】俺家里要打水浇畦，（带云）打罢那水，浇罢那畦，俺娘道：“呆厮，你还不往田里去？”……我家里还待要打柴刈苇，织履编席，倒杼翻机。俺做庄家忒老实，俺可也不谎诈不虚脾。

    一个朴实的庄稼人的形象跃然纸上。面对牢子的蓄意捉弄，准备蹬倒自己。他却乱中有谋，利用牢子贪财的本性，以找钱为机，趁牢子低头找一贯钞俯身之时将其蹬入牢中。此处不得不称赞李逵的作战艺术：藏巧于拙，自降身格，使对方疏于防备；工于心计，攻其薄弱之点，让对方防不胜防。

    李逵的智慧还体现在语言艺术之上，讽刺意味十足。《双献功》对牢子“我腿转筋”、“我腿上有疮”的理由，他插科打趣道：“叔待，你休怪呆厮说，俺家里个老驴也是这个抽蹄抽脚的。”既符合庄稼人的身份和言语风格，又暗暗讽骂牢子形态如驴。《负荆请罪》中李逵误以为宋江抢了王林女儿满堂娇，对宋江和鲁智深冷言冷语、讽刺挖苦：“学究哥哥，喏，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俺有些零碎金银在这里，送与嫂嫂做拜见钱。”李逵打趣幽默的言语显示出他机智伶俐，生活趣味浓厚的形象特色。舍其粗暴、狰狞的特征，剧作家将李逵塑造成可亲、可爱的英雄形象。

    二、大义之勇

    勇，是英雄最显著的特征，英雄无勇，就不能算作英雄。关于“勇”，《论语·为政》云：“见义不为，无勇也。”⑨此句提及“勇”应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尽自己的职能，做该做的事情。《论语·阳货》将“勇”进一步阐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⑩《孟子·公孙丑上》云：“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荀子·荣辱篇第四》云：“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儒家对“勇”的解释呈现一脉相承的趋势，对“勇”的诠释与“义”紧密相连，认为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勇”才是真正的勇敢，即“大义之勇”。

    元杂剧中对英雄的塑造也将“大义之勇”作为道德的标杆和行为的准绳，用“义”作为“上勇”和“下勇”的区别。元杂剧《虎牢关三战吕布》中借刘备之口道出了吕布的英勇善战、所向披靡：“想吕布世之虎将，十八路诸侯不能取胜，量俺弟兄三人，也敌不住那吕布也。”但是吕布的勇猛形象却不符合剧作家和观看者对“上勇”英雄的定义。《战吕布》第四折有云：

    【端正好】今日个奉圣敕战温侯，驱士马擒贼将，俺弟兄每尽忠尽志气昂昂。（刘末云）三兄弟今日战退吕布，肃靖边关，俺保社稷之坚固，立家邦之永昌，方显大将之能也。（正末唱）俺将这汉朝社稷重开创，显耀处八面威风像。

    唱词中鲜明道出，“威镇虎牢关”的吕布威胁边境的安定和邦国的昌明，是危害汉朝社稷的“贼将”。这就涉及到孔子所言“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勇猛的吕布因为违背大义而就自然而然被扣之以“犯上作乱”的罪名。也就是说吕布的“勇”不符合社会和人民的利益，是处在道义的对立面，此为“下勇”。

    元杂剧中剧作家着力刻画体现“大义之勇”的英雄形象，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关羽和尉迟恭。

    《单刀会》、《千里独行》塑造了一个威慑千军、叱咤风云的英雄——关羽，他有惊人的胆识、英勇的身姿和浩然的气节。《单刀会》中写到他上阵时身跨赤兔马，手挥青龙偃月刀，有万夫不当之勇：

    【金盏儿】他上阵处赤力力三绺美髯飘，雄赳赳一丈虎躯摇，恰便似六丁神簇捧定一个活神道。那敌军若是见了，唬的他七魄散、五魂消。

    唱词描绘了关羽外貌、武力和气势上的勇猛魄力，再现了关羽面对千军万马时的飒爽英姿。

    元杂剧中有四部作品选择了尉迟恭作为戏剧的英雄主角，分别为《单鞭夺槊》、《三夺槊》、《不伏老》、《小尉迟》，这四部杂剧描写了唐代名将尉迟恭勇猛善战、忠君爱国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并非专写他的勇猛，也没有把他写得一帆风顺，而是以沉雄悲壮的笔触描写了他的坎坷遭遇、悲欢离合和崇高的爱国精神。《单鞭夺槊》中记叙尉迟恭最初效忠主公刘武周，李世民多次招安尉迟敬德，他都以大忠大义的理由拒绝：“可不道一马岂背两鞍，双轮岂碾四辙，烈女岂嫁二夫？俺这忠臣岂佐二主？见有我主公在定阳，我怎肯投降你？”（《单鞭夺槊》）后得知刘武周为李世民军队所杀才甘心降服，唯一的请求便是为主公守丧。李世民与单雄信在榆科园交战，李世民大败而逃，单雄信穷追不舍。此时，是尉迟恭力挽狂澜于既倒，枣木槊下救主公。尉迟恭的武艺高超、风姿豪壮，《单鞭夺槊》第四折有云：

    【刮地风】揣、揣、揣加鞭，不剌剌走似烟，一骑马走到跟前。单雄信枣槊如秋练，正望心穿；见忽地将钢鞭疾转，骨碌碌怪眼睁圆。尉迟恭身又骁、手又便，单雄信如何施展？则一鞭偃了左肩，滴流扑坠落征马宛；不甫能躲过唐童箭，呀，早迎着敬德鞭！

    《不伏老》则体现了尉迟恭不念旧怨、不顾年老，重又领兵御敌的英勇形象。当个人恩怨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尉迟恭以大局为重，展现出为人臣子精忠为国、征战沙场的豪气。尉迟恭忠义于君主，忠义于国家，他所体现的“勇”是为“上勇”，即“大义之勇”。

    三、借英雄之形象为儒家之道德张目

    关羽在元杂剧中的英雄形象可谓是完美无缺，集“智仁勇”于一身。《关云长千里独行》在戏剧的结尾借刘备之口赞美关羽：

    想兄弟您为俺三房头家小，您不得已而降曹操。你虽身居重职，你不改其志，此为仁也；……不一时立斩蔡阳，此为智也；……据兄弟您仁义礼智信俱全，则今日敲牛宰马，做个庆喜的筵席。

    关羽的形象完全符合儒家“智仁勇”圣人的要求：“智”在立斩蔡阳，“仁”在降曹以护嫂嫂，“勇”在斩颜良、诛文丑，千里走单骑。元杂剧剧作家热衷于描写历史演义故事和传说故事中的英雄形象，或实或虚，甚至把与历史人物无关的生活情境和性格品德附会到英雄人物身上，借以表达一种个人的感情倾向或是张扬一种理想的道德与人格。刘蔚华先生曾经总结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其中有两点为“以伦理价值为中心”、“以完美人格为理想”?由以上所列举的剧作家试图着重刻画李逵、关羽、尉迟恭等人物“智仁勇”的英雄形象，可以初步推断剧作家借历史英雄形象彰显儒家“智仁勇”的伦理价值和完美人格，即借英雄之形象为儒家之道德张目。这也有其主客观的原因：

    首先，从创作主体来说。戏剧的文本作者主要来自于封建社会中的文人士子，大多直接或间接接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已经深深融入思维意识之中。使得他们在创作剧作的时候难以摆脱儒家思维体系的藩篱，有意无意地借戏剧人物形象为儒家张目。

    其次，从时代背景来说。第一，元灭金建立政权之后，科举废而不行七十余年。直到元仁宗延祐元年恢复科举，此后科举举行断断续续，且举用时极不公平。这就基本上阻绝了封建文人的进仕之路，既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的实现道路被阻隔，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修身弘道”为己任。许多文人走向社会底层，借元杂剧中光辉的英雄形象寄托自身的理想抱负，试图消除心中之块垒。第二，元代统治者深知自己文化落后，为了培养忠于元代的人才，他们对教育较为重视，并利用儒学进行思想统治。元代确立儒学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以儒家“四书五经”为教科书，封孔子为“大成之圣文宣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元杂剧的创作也不得不向当时的“主流文化”靠拢，通过弱化“异端色彩”去迎合统治者施行的文化政策。而其中最有利的方式便是，借英雄之形象为儒家之道德张目。

    最后，从接受群体来说。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智”、“仁”、“勇”等传统伦理价值和理想人格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伦理道德至上的观念已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平民百姓热爱戏曲，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们把戏曲中传达的伦理道德因素当作社会正义舆论的引导和现实生活的规范。元代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底层文人就容易从杂剧中至善至美的英雄形象身上寻找道德的依托和行为的楷模。

    注释：

    ①⑦方向东注评.《<大学><中庸>注评》，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53、66页。

    ②③④⑤⑥⑨⑩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2年，第155、35、62、95、169、22、190页。

    ⑧臧晋叔.《黑旋风》，《元曲选》，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689页。

    以下引用《元曲选》杂剧文本内容只在引文后标明篇目，不再另外注释。

    ?鲁国尧，马智强.《孟子全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44页。

    ?张觉校注.《荀子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第28页。

    ?刘蔚华.《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孔子研究，1998，（3）：11—12.

    参考文献：

    [1]方向东.《大学》《中庸》注评[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鲁国尧，马智强.孟子全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4]张觉.荀子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5]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

    [6]黄卉.元代戏曲史稿[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

    [7]刘蔚华.儒学，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J].孔子研究，1998，（3）：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