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作处置：时序、情感与力度

    韩佳政　刘焱

    

    “重场戏”的美学表现质量，往往是评估电影创作技艺的重要指标，在电影创作实践中，“重场戏”经常被编创人员提及。电影编创人员多基于自身的审美认知与创作经验，对电影剧本中相关场次的叙事价值和创作难度加以判定。常规的电影创作中，由于不同工种的电影编创人员在电影创作流程中的创作任务存在差异，他们对同一剧本中“重场戏”场次的确定也并非完全相同，基于此，编剧、制片、导演、演员对重场戏场次的判定并非完全一致。由于《摔跤吧！爸爸》中“运动”“励志”“成长”“情感”等题材元素共同主导的影片类型的特殊性，该片中编剧、制片、导演、演员等不同工种的重场戏判断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摔跤吧！爸爸》中，吉塔与杰西、与父亲以及其在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55公斤级自由摔跤比赛中与国际顶尖高手的三次对决，作为构建影片叙事框架的核心支点，成为电影叙事线索中推动情节转折和人物成长的关键内容。吉塔与杰西的对决，不仅成为吉塔竞技被动性向竞技主动性转向的关键转折，也是父女以“为国家夺得奖牌”的竞技梦想达成一致的重要开始；吉塔父女间的对决，是吉塔自我成长中摆脱父权控制的“仪式”，也是父女关系发生变化并走向低谷的导火索；吉塔在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中与国际摔跤高手的对决，是吉塔为民族女性而战的竞技精神发生质变的“神性时刻”，也是父亲雪耻“教练之辱”与“女儿之辱”、实现最初梦想的巅峰瞬间。在上述重场戏段落中，编创者叙述技艺的优劣直接影响着观众共情效度的高低。以下本文从导演创作的角度，分析上述重场戏中导演构思与创作的得失。

    一、 性别对决与其动作处置的时序结构混乱

    吉塔父亲不惧邻里流言蜚语和乡间诸多文化禁忌，苦练女儿吉塔摔跤技能，只为有朝一日吉塔能踏上竞技场，与摔跤场上的男孩一决雌雄。吉塔与杰西的对决，是吉塔的“沙场首秀”。导演在此场重场戏的构思中，准确抓住对决的“性别压迫感”“体育民间性”和“竞技温度感”等氛围关键词，在情节铺排上强化“藏”和“压”带来的美学颠覆效果，在修辞逻辑上用“欲扬先抑”和“虽败犹荣”，探寻酷烈竞技的叙事表层中男性目光的情感态度改观，所具有的叙事深层结构中性别对决的叙事价值。

    在情节内容的铺排上，少年吉塔姐妹参加完苏尼塔的童婚婚礼后，为摆脱印度女性“洗衣、做饭、结婚、生孩子、做家务”的天生宿命，一改往日对父亲及其安排的摔跤训练的逃避与拒抗的被动态度，并愿意为“摔跤训练”主动付出。吉塔姐妹的竞技动力转变之后，编创者并未在动作选择和形象配置方面对吉塔姐妹摔跤技能的提升进行大肆渲染，而是“显”和“扬”竞技态度的变化，“藏”和“压”竞技能力的提升。通过情绪带入感极强的音乐元素表现吉塔姐妹竞技情感的变化，动作序列多甄选跑步、跳跃、手部力量训练等非奇观化的日常动作样态，蓄意遮隐吉塔姐妹竞技能力提升的动作表现，使得观众对吉塔与杰西的对决“没有底气”，对比赛结果充满期待，叙事的悬念感大有提升。在吉塔与杰西的重场戏处置中，将竞技摔跤的速度感、对抗感、力量感和动作美感予以集中呈现，以引发吉塔“沙场首秀”的审美爆发力和视觉刺激度，并调用丰富的视听手段提升少年吉塔与杰西对决的激烈“力度”与炽热“温度”的感染效度。

    华莱士·马丁说，“表层故事结构是由更小的一组‘深层结构产生的，这些深层结构可以作为一个时间序列而被方式不同地具体化”[1]，这一“深层结构”被列维-斯特劳斯描述为抽象的“等式”，“等式”的“变项是普遍的文化对立和中介于这些对立项之间的象征符号……深层结构是无时间性的；它们产生出人类行为的规则和规律，而正是这些规则规律推动我们从开端向结尾运动……叙事始于世界发生混乱之时……结束于初始需要或欲望获得相应满足之际”。[2]导演在吉塔与杰西之间对决的修辞逻辑编排中，有时间性的叙事“表层结构”，是初露头角的女孩吉塔与小有名气的少年男子杰西的较量，影像叙事借由吉塔与杰西对决的“象征符号”以及形单力薄的吉塔父女与自由摔跤竞技场中强大男性蔑视目光的“文化对立”，传达反抗性别歧视的“深层结构”并推动叙事的“运动”。导演谢飞曾说，“导演工作的实质是选择和设计”，影像叙事的操控者始终是站在“十字路口”的人。对于吉塔与杰西的对决结果的构思，编创者放弃“吉塔获胜”的叙事选择，以“吉塔落败”但却受到男性主导的竞技环境的尊重的结果——获胜的杰西获得20卢比的奖励，落败的吉塔却获得了50卢比的奖励，逐渐将叙事从对决开始时性别歧见的“混乱”结构向对决终止时吉塔父女男女平权的“欲望满足”推进，以吉塔落败却获得更多奖励的情节将性别观念发生悄然变化的“深层结构”具体化。导演构思中“欲扬先抑”和“虽败犹荣”的叙事选择，使得吉塔失败之后获得的男性“掌声”，比“吉塔胜利”的叙事选择中吉塔获得男性环境的认同，更具复归性别秩序平衡的“深层结构”价值。

    在话语策略的构思上，编创者着力营造该叙事场景中，男权目光对竞技场上女性角力的情感态度的转化。为此，比赛场景中除了吉塔姐妹为女性外，全场的观众、裁判、颁奖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均为男性（如图1至图2）。比賽开始前，导演强化男性对于吉塔姐妹参与竞技的嘲讽与讥笑——“她穿这样的短裤比赛吗？要是能掉下来就好了，我好期待呦。”“她看起来很辣，但愿她的T恤不会被扯掉。”“你知道摔跤的规则吗？那就去挑选一个你想要输给的对手吧。”……段落中间导演蓄意强化女性角力摔跤场的竞技奇观中男性凝视的惊奇目光，段落结尾导演着力呈现男性目光对吉塔“卓越表现”的由衷赞叹。

    除上述内容之外，本场重场戏的导演构思和创作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诸如，在视听表现上充分调用声、光、色等丰富的造型元素，呈现吉塔的原初竞技欲望中的青涩、不屈和勇敢，尤其用中午自然硬光渲染摔跤竞技的炽热“温度感”，在动作设计中运用升格、手持等手段，展现摔跤竞技的紧张、美感与力度，叙事节奏的掌控张弛有度，戏剧悬念的营造跌宕起伏。尤其是该段落相较于其他两场重场戏，由于编创者对吉塔和杰西构成的动作和反动作的“均衡性”和“持续性”的精准把握，虽然在动作处置的流畅性方面存在瑕疵，但影像叙事的圆融度和完成度最高。

    对本场戏的导演创作技能进行细致考察，导演在杰西战胜吉塔的关键动作处置中的瑕疵，成为评估导演创作技艺高低的“扣分项”。该段落前期拍摄中的多机位拍摄和后期剪辑过程中对动势、节奏的追求，使杰西战胜吉塔的缠腿、锁颈、吉塔双肩着地等关键动作序列，以及二人对决中裁判位置的连续穿帮，造成动作时序的结构混乱，呈现出导演处置动作戏经验的不足。

    二、 亲情对决与动作表现的情感结构裂断

    吉塔与杰西的对决完成了吉塔竞技动力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化，此后吉塔一路过关斩将拿到全国自由摔跤比赛的青年组冠军，被迫到国家体育学院参加“正规”的技能训练，以获得国际竞技成绩。此间，叙事线索从吉塔击败男性对手向击败父亲、父亲从共享吉塔训练荣光向梦想之旅屡次受挫悄然推进，父亲先是在国际体育学院蒙教练当众之羞，后是在田间训练场受女儿当众之辱。一个拿过国家冠军的摔跤手为了成就女儿和自己的梦想，不惜放下尊严让女儿接受并不完全科学的摔跤技艺训练。在女儿重回故里之后，编创者果断放弃温馨的父女情谊的描摹，而是以极高的叙事效度，铺陈一场父女之间的亲情对决，跨越父亲这座高山是吉塔成长之途的必然阶段，也是父女关系发生实质变化的关键转折。然而相较于吉塔与杰西之间的对决，父女间的亲情对决中，导演处置的技艺则逊色很多，编创过程中呈现出更多的基本导演技术问题。

    吉塔与父亲“田间沙场”一役，编创者以父权由强转弱的叙事转折点，放大身为零败绩的摔跤英雄的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自己的“徒弟”、女儿、至亲击败的“悲剧性”。剧作本身编排合理、设计巧妙，导演虽然通过音乐、角度、运动、升格等元素很好的渲染父女之战的紧张情绪和微妙情感，并悉力表达父权式微过程中父亲的力不从心、溃败沙场的悲剧性。但由于单机拍摄过程中，拍摄现场演员表演情绪的准确性和后期剪辑中角色情绪变化的流畅性均未获得保证，由光影结构传达的时间感呈现屡次断裂与跳跃，动作序列在时间线性流程中依然存在结构混乱，呈现出导演处置外景动作戏的能力与经验的不足。

    从影像中加以判断，银幕时间不足2分15秒的父女对决场景，导演单机拍摄周期约一天。从早到晚的大幅度摔跤动作的重复表演内容所须的体能支出，给演员准确的传达角色情绪带来较大的考验。父女对决之初，演员体能支出相对较小，演员的情绪表达相对准确，但中午至下午演员的表演则只能满足动作戏的外在肢体表达要求，内在情感表达的准确性无法获得基本保证。剧作中因年迈在父女对决中体力及身体灵活度等方面的力不从心是父亲战败的主因，也是剧作内容的基本规定。但导演在处置该重场戏的过程中，只呈现了对战的动作流程，尤其是父亲受到吉塔抱单腿拦腿摔后，导演虽企图通过升格画面放大和延宕父亲力不从心的艰难和悲情，但阿米尔·汗的表演中只完成了动作设计的规定任务，脸部表情中多呈现无力感，表演中缺乏力不从心、心有不甘的抗争内容的多层次表达，剧本规定的角色感染力大打折扣：叙事当中吉塔开始双手抱住父亲左腿，对父亲实施抱单腿拦腿摔，之后导演用升格镜头呈现父亲躲避攻击时的无力表情。

    演员在角色塑造的过程中情绪传达不准确，以及蒙太奇思维下单机拍摄带来的不同镜头内演员情绪的非连贯性，均为后期剪辑创作带来困难。父女对决过程的动作流程本身缺乏清晰的层次设计，加之对决过程中缺少从父女势均力敌到父亲力不从心间的合理过渡，使得本应是极具细腻情感张力的叙事段落，被导演变成一场单纯通过音乐、升格等技巧进行指令性极强情绪控制的“结果呈现”。尤其是吉塔对父亲实施抱单腿拦腿摔时，父亲骤然“体力不支”“士气大减”的结果，缺乏体力消耗的时间感和情感变化的渐进感，与导演现场拍摄的操作方法直接相关。该段落导演大体在一天当中的上午、中午前后及下午3点后3个时间段反复拍摄完成：从该段落的第一个远景镜头中的光影结构中能够清晰的判断出，此镜头的拍摄时间为上午10点之前，太阳偏东南向、光线柔和、影子相对比较长。

    父女对决伊始，光影结构发生变化，太阳几乎在正南向，亭子支柱的影子几乎与沙场界平行，至吉塔对父亲进行抱单腿拦腿摔之前，父女之间的对抗多在此时间段拍摄，拍摄时间应该在中午前后。吉塔抱单腿拦腿摔之后，影调结构呈现的时间性骤然变化，根据亭子支柱影子的朝向可以断定画面拍摄于下午3点之后。演员全天进行大体力支出的动作戏拍摄，很难保证情感表现的准确，加之中午左右的表演内容接3点后的表演内容，是本場戏角色情感不流畅的重要原因之一。吉塔对父亲实施抱单腿拦腿摔后，又将父亲按倒在地，直至父亲彻底溃败的镜头序列，导演又用3点后拍摄的镜头素材接中午前后拍摄的镜头素材，无论是演员表演的情绪还是光影结构都很难保证组接顺畅。父亲溃败后，电影再次用中午前后的拍摄素材接3点后的素材内容，演员表演的情绪与由光影结构传达的时间感屡次断裂与跳跃。

    除此之外，吉塔致胜的关键动作“缠腿锁臂”，动作序列在时间线性流程中依然存在结构混乱。吉塔困住父亲的前一个镜头左手困父亲右腿外侧，接下来的镜头就变为吉塔的左手困父亲右腿外侧改为吉塔左手困父亲右腿内侧。动作连续性未能获得保证。弗莱泰格将“戏剧结构”描述为“意志威力的奔流，事件的完成和它对心灵的影响”[3]，该段叙事中，囿于角色情感塑造有失准确、表演情绪的断裂和时间结构的混乱，本场戏中导演对父女对决中父亲溃败的悲剧性描述，缺乏对父亲持续意志力的细腻描述，观众心灵受到触动的效度必然受损。

    三、 巅峰对决与其动作链条的冲突力度失衡

    劳逊曾言，高潮是考验戏剧结构中“每一个元素的效用的试金石”[4]，高潮是检视情节建置统一性和戏剧行动合理性的重要标准。吉塔在2010年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中与国际高手的3场对决，使得该片的情节高潮、情感高潮有效叠合，也使得所有人物行动的“先行价值与意义”得以实现——父亲在孩子身上寄托的为国家夺得奖牌的梦想变成现实，吉塔“为成千上万”的女孩而战并最终战胜“所有轻视女人的人”的人物目标得以完成。导演以吉塔在新德里英联邦运动会初赛、半决赛和决赛中的三场对决，构建和区隔高潮动作段落的结构和层次，始终以赛制中2分钟的“时间压迫”提升高潮段落的悬念感，尤其是在冠军之战中，导演一改之前通过时间压缩与省略的方式，制造戏剧冲突的紧张感、编排情节结构的节奏感，用延宕技巧处置决胜动作（底本时间为4秒钟，述本时间为96秒）以提升观众体验的情感浓度。叙事的表层主线看似是吉塔与三位国际高手的对决，情节的深层复线实际是父亲与国家队教练、与所谓科学“训练方法”较量溃败受辱后的一场翻身之役。该片高潮段落的剧作技巧运用准确，但导演处置却表现平平。

    动作与反动作的对抗所构成的冲突质量，不仅决定于正面人物动作力量的力度，对手所呈现的反动作的力度的高低，也往往决定冲突质量的高低。该片高潮段落中，吉塔与威尔士选手梅丽莎、尼日利亚选手纳奥米、澳大利亚选手安吉丽娜的三次对决，虽然竞技难度、动作力度与情境压力始终在升级，但导演在叙事处置中，过分围绕“动作结果”而非“动作过程”进行影像编排，尤其在视听表达中丑化和弱化对手，有损戏剧强度和情感浓度的提升。导演对初赛对手威尔士选手梅丽莎出场时面无表情的竞技面孔和对决过程中几乎哭泣的懦弱状态的呈现，丑化和弱化对手梅丽莎的人物塑造策略，很难让观众感受到梅丽莎的竞技情绪，叙事目标直指梅丽莎战败的结果，缺乏动作与反动作间的均衡感带来的竞技对抗中人物意志的感染力。攻击型选手尼日利亚纳奥米，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攻击无果，便唉声叹气、一脸无奈，使观众感觉到其在高规格的国际竞技赛事中缺乏基本的竞技斗志，导演在处置吉塔与纳奥米的对决过程中，对于纳奥米的描述并未让观众感觉到纳奥米的强大，对手纳奥米缺乏竞技耐性与热情的表现，不利于衬托吉塔和父亲的聪慧。关于澳大利亚选手安吉丽娜及其教练的“骄傲”的表现，尤其是安吉丽娜及其教练赛前与赛中对吉塔的蔑视，使观众感受到安吉丽娜及其教练缺乏基本的竞技庄重感，在努力提升高潮情感感染力的叙事目标下，这样的人物呈现，有伤竞技庄重感和肃穆感所形成的仪式感。劳逊说：“动作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高潮的本身的形状和力量。”[5]从审美距离的维度考量，导演对于对手安吉丽娜及其教练的处置，不利于角色与观众间情感共鸣的建立，主题价值的感染效度也必将受到影响。对此段落进行综合分析，编剧阶段的吉塔与安吉丽娜第三轮较量中最后4秒内，吉塔“绝处逢生”的“倒高潮”等动作写作的技术精准度较高，但导演的视听表达缺乏视听创新的力度，与相关竞技题材的叙事相比，导演构思缺乏创新性，尤其是导演创作过程中过于迷恋“结果”并围绕“结果”进行的演员选择、视听组织和叙事表现，均有伤本片的审美水准和叙事智力的提升。

    《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取得破10亿的票房成绩，豆瓣评分高达9.2的“爆棚口碑”。无法否认该片类型驱动力、角色感染力和阿米尔·汗的明星号召力等方面的表现对于票房成绩和观影口碑形成的价值，尤其是导演的社会文化“概括力”中“反性别歧视”和“反行政官僚化”等“价值对”[6]，在类型价值生成中的创作经验值得中国电影编创人员借鉴。“戏剧冲突的内里是一种文化冲突”[7]，郑君里导演评价蔡楚生的导演技艺时曾言，“他（蔡楚生）以熟练的艺术技巧和高度的概括力，把丰富的歷史内容和复杂的社会关系浓缩到一个家庭的遭遇之中”[8]。《摔跤吧！爸爸》中，编导人员以“极简”的笔法，将印度“性别歧视”“童婚”“行政官僚化”等社会历史问题，“浓缩”至一对父女的竞技历程之中，编创的“概括力”“不但是如何结构情节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善于发掘推动人物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9]

    对《摔跤吧！爸爸》中导演对关涉父女成长的竞技对决重场戏处置的得失加以分析不难发现，票房和口碑不是影片质量评价的唯一标准。特吕弗说，“影评人的梦想，是离电影近一点，更近一点”，从创作的角度对影片拍摄质量进行的科学、客观的分析，或将为中国电影质量的提升提供实质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2]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3.

    [3][4][5]约翰·霍华德·劳逊.戏剧与电影的剧作原理与技巧[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221，226，232.

    [6][7]梅峰.编剧的自修课：解读美国电影剧作[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55，51.

    [8][9]郑君里.画外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