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之八]

    阿 昆

    开场白:在全党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热潮中,“每期一辩”以“何为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为题开展了8个月的讨论。虽然讨论将告一段落,但讨论引发的深思却让档案人长期受益,而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活动则方兴未艾。为此,明年推出新辩题:“我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和“我心目中的两个体系建设”,这意味着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将更加深入。

    于先生: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4处提到“又好又快发展”,有9处提到“效益”。看来科学发展必须是“又好又快”的,而衡量又好又快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效益”,即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所以我觉得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也要用“又好又快”这个标准来衡量,无论做什么都要考虑效益。

    学 华:我同意用“又好又快”的标准衡量档案工作,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要考虑效益。以今年的“北京市档案开发利用成果展”和去年的“北京市档案珍藏展”为例,两个展览都堪称精品,都受到空前好评。但是花了那么多时间,用了那么多经费,好不容易精心策划和制作的展览,却只能在极短时间内,供极少数人参观,真的让人很痛心。因为这两个短暂的展览不论是从效益的角度衡量,还是用“又好又快”的标准比较,其不尽人意之处都值得档案人深思。

    叶 子:市档案学会组织到北京电信通信博物馆参观,让我大开眼界。此馆规模之大、设施之优,均令所有在京档案馆自叹不如。该博物馆隶属北京联通公司,馆长介绍公司机关大楼设计伊始就考虑了博物馆。在北京,财大气粗的企业很多,但像联通这样有远见、投巨资、高标准建设博物馆的领导极少。由此想到,北京市的两个精品档案展览匆匆收场,实在不能埋怨档案局领导,他们也是望洋兴叹、无能为力。

    田秀英:在不同年代的北京十大建筑中,都至少有两个文博图书类的建筑。50年代是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80年代是北京图书馆新馆、抗日战争纪念馆;90年代是首都图书馆新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新馆;当代是首都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二期)。而在北京,从中央档案馆到区县档案馆均和历届十大建筑无缘,甚至连提名都不沾边。这说明硬件对文化事业的科学发展有巨大作用。

    轶 强:从新中国诞生至今,档案馆无缘十大建筑:1、说明从上到下,人们对档案馆的重视远不如对文博图书部门的青睐。2、说明档案馆远不如文博图书部门那样贴近民众。3、说明档案事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于文博图书部门的发展,也滞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李 东:科学发展观最讲求真务实,但在领导是否真的重视档案工作上,我们的档案人恰恰缺少求真务实的精神,其表现就是盲目“表扬”领导。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只要领导来到档案馆,转上一圈,不管他此行是否真给档案馆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我们的档案报刊都要在头版头条登载,以赞赏他对档案工作的重视。长此以往,某些领导就会误以为只要我多来几趟档案馆,就算重视档案工作了。这能怪领导吗?

    杨 明:我们都会唱国际歌,也都懂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实现档案事业的科学发展,要靠我们自己。领导不那么重视档案工作,只能说明我们宣传的不够,呼吁的不够。这个宣传,这个呼吁,不单单是对某个领导,还有对整个社会的宣传。如今的互联网绝少为档案工作呼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极少有关档案工作的提案,而档案工作的困境更很少为社会所知。当档案工作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边缘化时,档案事业的发展也就很难又好又快了。

    任海英:我认为新中国的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档案事业的总体发展基本上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但也不排除曲折、错误,尤其是问题的存在。我们既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一叶障目,否定成绩;也不能因为成绩是主流,就忽略问题的存在。更何况许多问题的产生,来自于横向上的发展比较和纵向上的认识进步。

    兰 铁:我以为同为文化事业,档案馆之所以同博物馆、图书馆在硬件上有这样大的差距,主要在于服务对象的定位。由于博物馆、图书馆始终定位在为广大民众服务上,因此国家一旦财力允许,必然会有一个大发展。而档案馆的主要定位是在服务党政机关上,其发展必然相对滞后。近来随着国家档案局提出建立“两个体系”,相信档案事业不久就会有一个又好又快的大发展。上海市档案馆的浦东新馆就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