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中的长城

长城作为世界历史上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而且在其修筑之后，北方民族南下遇到了一定的阻碍，是促其西迁的重要因素，从而相应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长城修筑之后，因其建筑宏伟和在军事防御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中国本土获得广泛关注，在异域地区也成为其他文明了解中国文明的切入点。就世界其他地区对于长城的记载来看，他们对于长城的看法与评价，呈现出因时代变迁与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以及不断变化的历史特征。可见，在客观的长城修筑、防御史之外，另有一条关于长城的主观认知的历史，可稱之为“长城观念史”，这一历史与长城的客观历史同样源远流长。在世界范围内的长城记忆中，对于长城记载最多的是中国本土，其次是西方世界，主要是“大航海时代”后耶稣会士对于长城的记述，再者就是朝鲜半岛，主要是明清时期燕行使的记述。
明清时期，不断出使北京的朝鲜燕行使，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另一方面是为了向朝鲜政权汇报中国的情况，对沿途见闻大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在这之中，明辽东镇、蓟州镇长城不仅因其雄伟给燕行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长城在明朝与蒙古、女真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也吸引了燕行使的广泛关注，从而成为燕行录中的重要内容，燕行录也因之成为域外长城史料的一大载体。燕行录不仅具体记述了明代辽东镇、蓟州镇长城防御体系的基本格局，而且细致描写了清代该区域长城的保存与破坏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燕行使对于长城的观念与评价，一方面呈现出逐渐与中国本土接近的历史脉络，这反映出长城观念存在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不断向城外传播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反映出燕行使不同的关注视角、政治立场与文化意识，是研究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切入点。
（摘编自《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异域看长城》，作者：赵现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