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备课的视阈、视界、视点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视域，视界，视点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5-0054-08
许多中学历史教师都有感于中国近现代史中教学之困难，究竟难在何处？源于史料浩繁，源于纠葛关联纷乱，源于意识形态之争……如何应对？从我的经验教训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重在备课中有大世界、大胸怀才可自信从容应对，要在纵向历史视阈、横向关联视界、微观聚焦视点上尽可能建立立体认知结构，以使教学设计更具有科学性。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建立教学结构的基石。本文试以“新文化运动”的备课谈谈粗浅的认识，敬请指正。
究竟何为新文化？放置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视阈中，其第一含义当是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彼岸文化——西洋文化。近代伊始，危机和忧患使士人自觉与不自觉的不绝如缕的了解西方文化，且都以中外比较的方式探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就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1866年夏天，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上奏说：“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②1884年，张树声临终遗言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③这是洋务运动领袖对极为深刻的新文化反思。
不仅如此，一些知识分子士大夫在亲眼目睹西土后撰写与出版日记、游记等，如《使西纪程》《英轺日记》《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漫游随录》等，不仅普及作用鲜明，其看法颇有倡扬新文化的意味。王韬曾评价英国说：“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弊也。”④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从引进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角度衔接中西文化，更有一些人在寻找其他衔接方式。王韬在牛津大学演讲时提出：“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源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前圣不去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①中国首任公使郭嵩焘认为：“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②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连发数篇文章，援用西方文化的意图十分鲜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以（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③后翻译发表《天演论》，一时成文新为化传播之基石。
由上观之，晚清时期，新文化得到中国部分文化精英和士大夫的接受和提倡，这应该源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天下观，通常会一定程度容纳异文化的存续。当然也正是立足于维护传统文化看西方文化，并非真正意义的近代文化形态。正如左玉河教授指出的：“晚清时期中国人进行的中西文明比较，有两个特点：一是晚清学人对中西文明的比较，因为他们对本国文明尚有足够的自信心，对西方文明并不抱十分敌视的态度，所以，对中西文明的价值能够给予积极的评价。但他们主要‘是按照旧文明来理解和评论新文明，其比较中西文明之立足点，主要是‘中体西用模式的中西文明观，即站在‘中体西用的立场上比较中西文明。二是就事论事，比较肤浅，对两种文明各元素及构成部分的比较，是直观的而非自觉的，是具体的而非总体的。他们对中西发展历史、社会经济结构，及哲学思想还缺乏全面、深透的了解，故其对中西文明差异的比较分析，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深入、精确的，其对中西文明差异的根源更缺乏深刻的揭示。真正对中西文明展开深入全面的比较，是在五四时期的几次文化论战中。”④
新文化的源源而入是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显著内容，那么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呢？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是从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开始的。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历史教师课前的视阈不仅是追索新文化之纹理，还要直接检视作为运动的新文化里的人和事，以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视域。这是怎样的一个运动呢？
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应了一句古话，“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几千年君主制度出人意料告终，距离孙中山第一次给中国人提出推翻专制政府的理想不到二十年！可是“心理”会因为政体转换就立刻与历史传统拗断吗？恰恰相反，人们对传统的怀念惋惜却成为常态。人民认为换了暴政马上来一个人君，于是共和制度成为野心家玩偶！这就需要人们独立自主地审视传统文化，衡量其价值，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角落进行价值重建，以构建现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新基石，这一运动应当是“一种潮流，一种猛厉无前的潮流，将旧社会的权威席卷而去”。⑤这该是一次多么有意义的运动啊！从源源而入的新文化到决不妥协的新文化运动是这样一个流程：从“德先生、赛先生”开始运动在上海，到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开始运动在北京，又到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織之始，《新青年》返回上海，《每周评论》出现在北京，共产党组织出现了许多，从民主科学开始最终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国家唤醒“国民性”！这又应了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历史进程里的人和事演绎了清晰丰富的历史逻辑。抵达国人内心深处，到达近代新文化的河流里去观察波光粼粼与神秘河床，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备课的视阈。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形成之时，也是中国殖民地化危机严重之日。此时西方世界让国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文明进入自相残杀模式——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是西方文明幌子下绝情无耻的掠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超越了19世纪国人对西方工业革命的羡慕推崇。世纪之初的西方，“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但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得到点什么”。“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但却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夺取点什么。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们最喜欢的情绪：我们普遍都有的乐观主义欺骗了我们自己，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许多爱好和平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② 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的罪恶魔力，也正是因追求国家极端利益而形成的军事集团加速战争到来，也正是大国当权人物因极端利己主义而缺乏必要的妥协让步和新世界大局观致使战祸降临，生灵涂炭，也正是掠夺欺凌弱国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罪恶暴露无遗。
然而，“1700年的世界人口大约为6.034亿，而1913年的世界人口数字几乎是它的3倍，约17.9亿。伴随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的极巨膨胀，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更严重的是，“有些国家财富与权力加速上升，而有些国家则滑向经济与政治的低谷”。③把西方文明放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因发展导致的疾病不请自来：一些国家军国主义与近代先进科技结合形成战争机器；美国、日本、德国都对原国际秩序发起挑战，甲午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布尔战争等严重改变了旧的欧亚大陆乃至新的非洲大陆、美洲大陆的样子；科学革命助纣为虐掩盖了自有的理性；无论一战爆发是或不是处心积虑的结果，但这至少不是当时大部分国家的第一选择；几次国际和平大会、国家法院和国际联盟的建立，出现了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机制的有益探索，对基本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法制定的思考。虽然西方文明原有的人文、理性精神不断失效，但至少看到西方文明是遇到了新危机、新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传统之间的突然断裂，是一超多强走向一系列超级大国共舞的艰难磨合，是整个世界的新一轮变革时期西方从巅峰坠落中的自我突围。有人指出：“这绝不是是一片芳草蓝天；在这看不到尽头的进程中，到处都是荆棘丛生——人类还远没有达到有能力‘自治的境界。”①1914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用“文化的命运”一语表达这一时代，并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艾里克·霍布斯鲍姆一语中的：“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业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②在世界格局动荡不定而国家间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平安顺利，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是那一代人的困惑无解乃至无望，是那一代人、那一代政治家要面对的严峻考验。
而此时中国的部分学者认为：西方文明需要中国文明来挽救，中国文明才是最优越的文明，这种看法显然仅仅看到了一战和“巴黎和会”的霸权主义破坏性，是依然立足于中国传统观察世界，虽个别方面有真知灼见，但总体上看还是较为落后的，缺乏哲学高度和前瞻意义，缺乏对文明进行整体反思，与当时西方学者斯宾格勒、汤因比、罗素等人的反思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西方文明此次危机严重暴露恰遇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无论是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激进地集中在改变中国政治传统，因此文化领域的中西新旧之争就进入大规模、最尖锐也最为急速的激烈交锋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自相残杀，西方文明的弱点暴露无遗，西方文明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西方文明宣称它们的价值系统是平等、博爱、和平、自由、民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召开了频繁的国际和平会议，但实际上接踵而来的却是空前惨烈的利益之争与自相残杀。这使得章太炎对过去学界流行的关于西方文明的美化认识不得不加以怀疑与修正。西方文明为‘文明的代名词，西方文明能够挽救中国民族危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文明而完全学习西方文明——这样的论调重新受到章太炎严厉的审视。”③不仅是章太炎，西方文明此时的种种不堪还直接投射到梁启超，他在北洋政府经历了人生最后一次大起大落后，自1918年12月28日开始，游历欧洲长达一年之久，在对西方文明又一次悉心考察后，编写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在书中揭露巴黎和会是“正义人道梦的破灭”，与19世纪梅特涅策划扼杀法国革命的维也纳会议如出一辙；书中赞扬五四运动，攻击日寇强梁，斥责当时政府卖国；战后建立的国联则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件大事”；但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掀起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将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然而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崭新的制度，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总之，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破产，只有用东方文明——古老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才能加以救治。“现在我们的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泰西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混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①梁启超认为欧洲人已经回望中国传统了。
由此可知，当时国人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文明优劣之争，但很有意思的是新文化运动为何会关注“国民心理”的改造问题呢？仅仅是因为辛亥革命理想与民国现实的反差就不再说文明优劣吗？是突然转嫁对象去思考“国民心理”吗？专制政体一倒就解决了政治问题只剩下“心理”问题了吗？其实，这又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兴起于19世纪末，至世纪之交大盛于日本，旅居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转从日本处受到影响。当时社会心理学着眼的是‘集体心理（the group mind）——这个概念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待受到新兴的行为主义批判才衰落——因此它可以说支配了维新、革命之论争，下及五四思潮。……它很重要的分支就是國民性研究……到了中国，就变成‘国民心理学，并由此衍生‘国民性一词。”②同盟会成立前后，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而革命派在与保皇派论战中积极提倡以革命开民智，论战中心就在日本，《新民丛报》《民报》均在日本创刊发行。辛亥革命后，这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从日本返国，“国民性”“国民心理”一时之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时髦词语。
事实也能证明，“清帝1912年2月12日逊位诏书中都在旧的天命人心说中夹杂最时髦的国民心理学词汇：‘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③之后的“袁世凯政府的公文里，一直也都在采用当时最流行的社会学说，亦即国民心理学的话语”。比如“在1912年6月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中，某参议员发言曰：‘民国初基，须以人民之心理为视听，于人民之心理合，则统一之势固。话里虽然含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古义，但用来包装的却是最时髦的集体心理学的词汇”。④显然“国民心理”已經自然地出现在政府文本里作为行政合法的重要托辞。
不仅如此，“国民心理”还成为党同伐异获取权力的依据。在1914年，袁世凯“痛斥逊清复辟分子昧于‘世界大势与‘国民心理”，而1915年10月间，“其政府操纵国民会议‘响应国民请愿变更国体，说：‘此次国体请愿……已足证国民心理之所同”。此时爆发了云南蔡锷的护国军起义，“12月29日，袁以‘民意名义讨伐，公告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现……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⑤而此时的“一份讨袁的宣言也说：‘（袁世凯）何图欺世之雄，窥见国民心理之所向，而思有以利用之，以遂其私”。⑥这番唇枪舌剑与辛亥革命前革命保皇之论战何其相似！“显然，‘国民心理乃万灵丹，赞成民国者可把共和政体说成符合‘国民心理，反对民国者亦可把共和政体说成与‘国民心理枘凿，甚至同一个人可在不同场合把它做因时制宜的运用。……被‘各取所需。”⑦
政治领域运用了西洋文化术语，而文化又会评判社会政治。当1912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受到各国承认之时，杜亚泉却冷静地指出：“国民心理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一国国民之间者也。……各国国民，皆各有其特殊之性质，彼此不能强同，是即所谓国民心理。……吾国民重事实而忽原理……美国法国之革命，皆以理想为之先驱，革命之后，政体遂变。我国之革命，自汤武以来，无虑数十次，仅于事实上驱逐暴君污吏而已。……论者每谓现今吾民国政治上，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行政权重而立法权轻，与法美诸共和国之政治，颇异其趣，而予则以谓此等之现象，殆国民心理之所构成。……然兵马之权，事实上之权；法律之权，原理上之权。”⑧“国民心理”本身是传统文化的积淀，由此角度，辛亥革命无非是汤武革命，中国革命历来是驱逐暴君并非更换祖制，应回归中国文化本质才是。
新兴东亚强国日本利用世界格局震动之机，大肆侵略我国，中日民族矛盾一路升温，不断兴起的变革浪潮、抵制日货运动和反日请愿运动此伏彼起，而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几乎无视“民意”一味妥协，国人怎能安然于桌前品茗怡情，颐养新的“国民心理”呢？在西方文明内部危机严重，东西方差异鲜明，中国内部攘攘纷乱之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迅速把世界摄入自己的头脑不断地捶造自己的思维系统，大部分虽然继续采西洋文化，却立于中国文化立场寻找新途，这样拆冲迂回亦步亦趋之结果还是旧途。一朝振兴展翅高飞，对于一个文明悠久又深陷苦难的民族谈何容易。时人的视界有多大？他们的视界之外是什么？历史的关联性是十分独特的历史现象，也恰恰是阐释历史问题的视界，新文化运动的触须有多少，都伸展到哪里？这就是我们的视界，关注时代横截面的纹理和边际。
让我们聚焦时事。1912年9月24日北京政府经国会通过、教育部颁定10月17日为孔子诞生日，全国学校应举行纪念会，10月，陈焕章与麦孟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孔教会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主张，各界人士都纷起响应。之后一年里，山东成立“孔道会”、山西成立“崇圣会”、长沙成立“经学会”、扬州成立“尊孔崇道会”、北京成立“孔社”、上海成立“环球尊孔总教会”等，这些组织的分支机构还出现在国外。有将孔教列入宪法的提案得到浙江、山东等14个省区军政首脑的通电支持。1913年6月，袁世凯颁布“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孟儒家学说为“圣学”。还批准教育部制定的“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培养学生目标。一场制造和维护孔教的运动已经发生，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或许是从维护传统文化精华出发，但袁世凯北洋集团无论是从个人目的还是现实维稳的角度如此作为当有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这自然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力量攻击的靶标。无论是政治搭台文化唱戏，还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一场文化斗争已不可避免。反对派议员认为孔子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与共和国的民主自由观念和法律相违背，尊孔就是复辟帝制，反对传统、反对儒学就是巩固共和。于是，批判传统、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就此兴起，也直接表现为制造孔教和反对孔教的文化斗争。
1914年起，袁世凯迈开帝制复辟步伐，后来先后有“洪宪帝制”和“丁巳复辟”，在孙中山领导革命党武力抗争帝制复辟的同时，文化界更有理由怀疑和批判孔教运动。甚至康门弟子梁启超也大力挞伐，但是“梁启超的文章都浸透着他改良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反对袁世凯个人，揭露抨击不遗余力，却并不反对袁世凯所代表的阶级和制度。他不了解，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孕育了袁世凯式的怪魔人物。……梁启超更不了解，只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不改变，袁世凯式的独裁专制魔王就会一再产生出来。去掉一个袁世凯，并不能杜绝产生袁世凯式人物的土壤”。①也就是说“张勋、康有为等人搞复辟只有在欲颠覆民国这一点上犯了国法，但却十分符合‘孔教国国民之心理，因此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错”。复辟不用传统文化却披着“民意”外衣，“这一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袁世凯居然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用无数流血牺牲所召唤得来的西方资本主义议院制度和共和政体，通过这套阴谋权术的纵横捭阖，不几年便完全化为乌有，即使在形式上也不保留。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甚么‘民意——是四万万人民请他当皇帝——的‘法定形式来实现的”。②问题的症结是主张启蒙和反对西学的人们都在讲“国民心理”，“这是因为群众心里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①因此，“偶遇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徒具虚名，北洋政府又倡导尊孔读经，康有为等人也倡导孔教运动，新文化派认为这一切的总根源在于儒学，必须拆除儒学招牌，捣毁儒学的店面，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了空前的责难与批判”。②自晚清以来数十年间，人们尝试了经济改革、政治改良以致暴力变革，志士仁人经年奔忙在救亡之路上。但真正主张启蒙大众，把视野从精英上层转向普罗大众，并把提升大众文化素养作为最伟大事业并促成为时代潮流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们值得后人尊敬。
让我们聚焦人物，为什么会是陈独秀作为旗手呢？那同时代的其他人与之对比会窥见历史人物人生选择的一些理由。
陈独秀小时候读“四书五经”就对死记硬背十分反感；后来亲眼目睹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直接参与维新与革命，体验了19世纪末以来社会变革的屡屡失败；失败的创痛不在于失败本身，而在于对失败反思中的痛苦；又由于北洋政府基本是军人政府，中下层文人没有向上的空间只能向下沉淀；陈独秀了解西洋文化仅仅是在杭州和日本的几年经历，加上陈独秀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性格，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应时而出。辜鸿铭的启蒙教育就是西洋文化，久在欧洲深悉西方社会，在国内主要参与张之洞的洋务活动，清末新政时期进北京为官，且主要从事文化研究译介活动，衣食无忧又远离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政治风暴，对社会变革的切身体验与陈独秀完全不同。在同一时代的人们因为独特经历，个人性格，理想追求的不同，对社会运动的思考以及家国情怀的孕育会有很大差异。
让我们聚焦新文化运动造成的结果。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民主、科学逐渐成为普世观念，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招致激烈的反对呢？新文化运动倡导独立、理性、自由、平等，主张思想解放，这不仅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基础以及保护势力，也与革命后新政权的政治需求不一致，这必然导致一些人真正为维护旧文化会传统而振臂高呼，一些人可能拥护新文化，但为维护自己现实利益而批判新文化运动。其实，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部分见解更加合理，但对于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从当时中国需要解决的政治进步问题和要达成的思想解放目标上看，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中西文化存在时代性差异，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中西文化有着民族性差别，决定了中国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时，必须照顾中国的国情民情，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要真正地沟通和融合中西文明，必须寻找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中西文化的思想根基，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枝，嫁接到中国文化的老根上。”①显然，在关于中西文明到底是性质之别还是古近之分的焦点问题上，中西文化论战的双方都存在认识不完整不科学的方面，其实，“近代以来的国人对中西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只认为中西文化是‘古今之异（时代性差异），到认为中西文化‘既有古今又有中外之别的逐步深化过程。这一过程与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是同步的”。②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因为维护传统而忽视文化的创新和因为开启民智而忽略文化传承都将受到惩罚。满腔热情的人们“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党，民党失望。希望渐进，渐进失望。希望暴动，暴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皇皇求索于有年，而无一路之可通”。③与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没了出路的我们抱定牺牲的勇气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通衢大道！
新文化运动疾驰而过，种民主科学种子却开出马克思主义花朵，与法国从启蒙到大革命的宏大进程不同，但完全不必诧异，“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强烈的震荡、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發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仅仅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又由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是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如前所说，思想与任命、国家、民族的主要课题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缺点则是由于政治掩盖、渗透、压倒和替代了一切，各个领域或学科的独立性格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发挥，深入地理论思辨（例如哲学）和生动的个性形式（例如文艺）没有得到应有的长足发展，缺乏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哲学作品和艺术作品”。④新文化运动客观上并未创建民主科学的新信仰，却在事实上解放了中国一代青年人，这一批青年人寻找到了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光和路，这无疑是事实。
【作者简介】付文治，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7）15-0054-08
许多中学历史教师都有感于中国近现代史中教学之困难，究竟难在何处？源于史料浩繁，源于纠葛关联纷乱，源于意识形态之争……如何应对？从我的经验教训来看，中国近现代历史教学重在备课中有大世界、大胸怀才可自信从容应对，要在纵向历史视阈、横向关联视界、微观聚焦视点上尽可能建立立体认知结构，以使教学设计更具有科学性。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建立教学结构的基石。本文试以“新文化运动”的备课谈谈粗浅的认识，敬请指正。
究竟何为新文化？放置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视阈中，其第一含义当是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彼岸文化——西洋文化。近代伊始，危机和忧患使士人自觉与不自觉的不绝如缕的了解西方文化，且都以中外比较的方式探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就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①1866年夏天，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上奏说：“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②1884年，张树声临终遗言说：“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③这是洋务运动领袖对极为深刻的新文化反思。
不仅如此，一些知识分子士大夫在亲眼目睹西土后撰写与出版日记、游记等，如《使西纪程》《英轺日记》《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漫游随录》等，不仅普及作用鲜明，其看法颇有倡扬新文化的意味。王韬曾评价英国说：“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弊也。”④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从引进科学技术和科学观念角度衔接中西文化，更有一些人在寻找其他衔接方式。王韬在牛津大学演讲时提出：“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斯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源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前圣不去乎，东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圣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①中国首任公使郭嵩焘认为：“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雄，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②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连发数篇文章，援用西方文化的意图十分鲜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多夸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以（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③后翻译发表《天演论》，一时成文新为化传播之基石。
由上观之，晚清时期，新文化得到中国部分文化精英和士大夫的接受和提倡，这应该源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天下观，通常会一定程度容纳异文化的存续。当然也正是立足于维护传统文化看西方文化，并非真正意义的近代文化形态。正如左玉河教授指出的：“晚清时期中国人进行的中西文明比较，有两个特点：一是晚清学人对中西文明的比较，因为他们对本国文明尚有足够的自信心，对西方文明并不抱十分敌视的态度，所以，对中西文明的价值能够给予积极的评价。但他们主要‘是按照旧文明来理解和评论新文明，其比较中西文明之立足点，主要是‘中体西用模式的中西文明观，即站在‘中体西用的立场上比较中西文明。二是就事论事，比较肤浅，对两种文明各元素及构成部分的比较，是直观的而非自觉的，是具体的而非总体的。他们对中西发展历史、社会经济结构，及哲学思想还缺乏全面、深透的了解，故其对中西文明差异的比较分析，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够深入、精确的，其对中西文明差异的根源更缺乏深刻的揭示。真正对中西文明展开深入全面的比较，是在五四时期的几次文化论战中。”④
新文化的源源而入是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显著内容，那么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呢？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是从1915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开始的。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礼教，启发了人们的民主觉悟，推动了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作为历史教师课前的视阈不仅是追索新文化之纹理，还要直接检视作为运动的新文化里的人和事，以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视域。这是怎样的一个运动呢？
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应了一句古话，“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几千年君主制度出人意料告终，距离孙中山第一次给中国人提出推翻专制政府的理想不到二十年！可是“心理”会因为政体转换就立刻与历史传统拗断吗？恰恰相反，人们对传统的怀念惋惜却成为常态。人民认为换了暴政马上来一个人君，于是共和制度成为野心家玩偶！这就需要人们独立自主地审视传统文化，衡量其价值，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角落进行价值重建，以构建现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新基石，这一运动应当是“一种潮流，一种猛厉无前的潮流，将旧社会的权威席卷而去”。⑤这该是一次多么有意义的运动啊！从源源而入的新文化到决不妥协的新文化运动是这样一个流程：从“德先生、赛先生”开始运动在上海，到提倡新文学打倒旧文学开始运动在北京，又到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组織之始，《新青年》返回上海，《每周评论》出现在北京，共产党组织出现了许多，从民主科学开始最终选择用马克思主义改造国家唤醒“国民性”！这又应了一句名言：“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历史进程里的人和事演绎了清晰丰富的历史逻辑。抵达国人内心深处，到达近代新文化的河流里去观察波光粼粼与神秘河床，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备课的视阈。
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完全形成之时，也是中国殖民地化危机严重之日。此时西方世界让国人印象最深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文明进入自相残杀模式——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是西方文明幌子下绝情无耻的掠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超越了19世纪国人对西方工业革命的羡慕推崇。世纪之初的西方，“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但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得到点什么”。“每个国家突然之间有了要使自己强大的感情，但却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同样的情绪；每个国家都想得到更多的财富，每个国家都想从别国夺取点什么。而最糟糕的是，恰恰是我们最喜欢的情绪：我们普遍都有的乐观主义欺骗了我们自己，因为每个国家都相信别的国家将会在最后一分钟被吓退。”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许多爱好和平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也像喝醉了酒似的两眼杀气腾腾”。② 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的罪恶魔力，也正是因追求国家极端利益而形成的军事集团加速战争到来，也正是大国当权人物因极端利己主义而缺乏必要的妥协让步和新世界大局观致使战祸降临，生灵涂炭，也正是掠夺欺凌弱国的结果，资本主义的罪恶暴露无遗。
然而，“1700年的世界人口大约为6.034亿，而1913年的世界人口数字几乎是它的3倍，约17.9亿。伴随着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经济规模和能源消耗的极巨膨胀，其对环境的影响也与日俱增”。更严重的是，“有些国家财富与权力加速上升，而有些国家则滑向经济与政治的低谷”。③把西方文明放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可以看到因发展导致的疾病不请自来：一些国家军国主义与近代先进科技结合形成战争机器；美国、日本、德国都对原国际秩序发起挑战，甲午战争、美西战争、日俄战争、布尔战争等严重改变了旧的欧亚大陆乃至新的非洲大陆、美洲大陆的样子；科学革命助纣为虐掩盖了自有的理性；无论一战爆发是或不是处心积虑的结果，但这至少不是当时大部分国家的第一选择；几次国际和平大会、国家法院和国际联盟的建立，出现了大国协调和国际合作机制的有益探索，对基本的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法制定的思考。虽然西方文明原有的人文、理性精神不断失效，但至少看到西方文明是遇到了新危机、新问题，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与传统之间的突然断裂，是一超多强走向一系列超级大国共舞的艰难磨合，是整个世界的新一轮变革时期西方从巅峰坠落中的自我突围。有人指出：“这绝不是是一片芳草蓝天；在这看不到尽头的进程中，到处都是荆棘丛生——人类还远没有达到有能力‘自治的境界。”①1914年，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正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用“文化的命运”一语表达这一时代，并认为“每种文化都有其新的表达可能，这些新的可能性出现，成熟，枯萎，永不再来”。艾里克·霍布斯鲍姆一语中的：“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业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②在世界格局动荡不定而国家间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平安顺利，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是那一代人的困惑无解乃至无望，是那一代人、那一代政治家要面对的严峻考验。
而此时中国的部分学者认为：西方文明需要中国文明来挽救，中国文明才是最优越的文明，这种看法显然仅仅看到了一战和“巴黎和会”的霸权主义破坏性，是依然立足于中国传统观察世界，虽个别方面有真知灼见，但总体上看还是较为落后的，缺乏哲学高度和前瞻意义，缺乏对文明进行整体反思，与当时西方学者斯宾格勒、汤因比、罗素等人的反思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西方文明此次危机严重暴露恰遇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无论是维新派、革命派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都激进地集中在改变中国政治传统，因此文化领域的中西新旧之争就进入大规模、最尖锐也最为急速的激烈交锋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自相残杀，西方文明的弱点暴露无遗，西方文明的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西方文明宣称它们的价值系统是平等、博爱、和平、自由、民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召开了频繁的国际和平会议，但实际上接踵而来的却是空前惨烈的利益之争与自相残杀。这使得章太炎对过去学界流行的关于西方文明的美化认识不得不加以怀疑与修正。西方文明为‘文明的代名词，西方文明能够挽救中国民族危机，中国应该放弃自己的文明而完全学习西方文明——这样的论调重新受到章太炎严厉的审视。”③不仅是章太炎，西方文明此时的种种不堪还直接投射到梁启超，他在北洋政府经历了人生最后一次大起大落后，自1918年12月28日开始，游历欧洲长达一年之久，在对西方文明又一次悉心考察后，编写了《欧游心影录》一书。在书中揭露巴黎和会是“正义人道梦的破灭”，与19世纪梅特涅策划扼杀法国革命的维也纳会议如出一辙；书中赞扬五四运动，攻击日寇强梁，斥责当时政府卖国；战后建立的国联则是“人类进化史上一件大事”；但当时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掀起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将是“20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然而他又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个崭新的制度，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总之，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已经破产，只有用东方文明——古老的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才能加以救治。“现在我们的新思想，在欧洲许多已成陈旧，被人驳得个水流花落。就算他果然很新，也不能说‘新便是‘真呀！……泰西思想界，现在依然是混沌过渡时代，他们正在那里横冲直撞，寻觅曙光。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①梁启超认为欧洲人已经回望中国传统了。
由此可知，当时国人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文明优劣之争，但很有意思的是新文化运动为何会关注“国民心理”的改造问题呢？仅仅是因为辛亥革命理想与民国现实的反差就不再说文明优劣吗？是突然转嫁对象去思考“国民心理”吗？专制政体一倒就解决了政治问题只剩下“心理”问题了吗？其实，这又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兴起于19世纪末，至世纪之交大盛于日本，旅居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则转从日本处受到影响。当时社会心理学着眼的是‘集体心理（the group mind）——这个概念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待受到新兴的行为主义批判才衰落——因此它可以说支配了维新、革命之论争，下及五四思潮。……它很重要的分支就是國民性研究……到了中国，就变成‘国民心理学，并由此衍生‘国民性一词。”②同盟会成立前后，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理由是中国民智未开，而革命派在与保皇派论战中积极提倡以革命开民智，论战中心就在日本，《新民丛报》《民报》均在日本创刊发行。辛亥革命后，这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从日本返国，“国民性”“国民心理”一时之间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时髦词语。
事实也能证明，“清帝1912年2月12日逊位诏书中都在旧的天命人心说中夹杂最时髦的国民心理学词汇：‘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③之后的“袁世凯政府的公文里，一直也都在采用当时最流行的社会学说，亦即国民心理学的话语”。比如“在1912年6月参议院的一次会议中，某参议员发言曰：‘民国初基，须以人民之心理为视听，于人民之心理合，则统一之势固。话里虽然含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古义，但用来包装的却是最时髦的集体心理学的词汇”。④显然“国民心理”已經自然地出现在政府文本里作为行政合法的重要托辞。
不仅如此，“国民心理”还成为党同伐异获取权力的依据。在1914年，袁世凯“痛斥逊清复辟分子昧于‘世界大势与‘国民心理”，而1915年10月间，“其政府操纵国民会议‘响应国民请愿变更国体，说：‘此次国体请愿……已足证国民心理之所同”。此时爆发了云南蔡锷的护国军起义，“12月29日，袁以‘民意名义讨伐，公告说：‘主张君宪正为我国民真正心理之表现……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⑤而此时的“一份讨袁的宣言也说：‘（袁世凯）何图欺世之雄，窥见国民心理之所向，而思有以利用之，以遂其私”。⑥这番唇枪舌剑与辛亥革命前革命保皇之论战何其相似！“显然，‘国民心理乃万灵丹，赞成民国者可把共和政体说成符合‘国民心理，反对民国者亦可把共和政体说成与‘国民心理枘凿，甚至同一个人可在不同场合把它做因时制宜的运用。……被‘各取所需。”⑦
政治领域运用了西洋文化术语，而文化又会评判社会政治。当1912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受到各国承认之时，杜亚泉却冷静地指出：“国民心理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一国国民之间者也。……各国国民，皆各有其特殊之性质，彼此不能强同，是即所谓国民心理。……吾国民重事实而忽原理……美国法国之革命，皆以理想为之先驱，革命之后，政体遂变。我国之革命，自汤武以来，无虑数十次，仅于事实上驱逐暴君污吏而已。……论者每谓现今吾民国政治上，兵马权重而法律权轻，行政权重而立法权轻，与法美诸共和国之政治，颇异其趣，而予则以谓此等之现象，殆国民心理之所构成。……然兵马之权，事实上之权；法律之权，原理上之权。”⑧“国民心理”本身是传统文化的积淀，由此角度，辛亥革命无非是汤武革命，中国革命历来是驱逐暴君并非更换祖制，应回归中国文化本质才是。
新兴东亚强国日本利用世界格局震动之机，大肆侵略我国，中日民族矛盾一路升温，不断兴起的变革浪潮、抵制日货运动和反日请愿运动此伏彼起，而晚清政府与北洋政府几乎无视“民意”一味妥协，国人怎能安然于桌前品茗怡情，颐养新的“国民心理”呢？在西方文明内部危机严重，东西方差异鲜明，中国内部攘攘纷乱之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迅速把世界摄入自己的头脑不断地捶造自己的思维系统，大部分虽然继续采西洋文化，却立于中国文化立场寻找新途，这样拆冲迂回亦步亦趋之结果还是旧途。一朝振兴展翅高飞，对于一个文明悠久又深陷苦难的民族谈何容易。时人的视界有多大？他们的视界之外是什么？历史的关联性是十分独特的历史现象，也恰恰是阐释历史问题的视界，新文化运动的触须有多少，都伸展到哪里？这就是我们的视界，关注时代横截面的纹理和边际。
让我们聚焦时事。1912年9月24日北京政府经国会通过、教育部颁定10月17日为孔子诞生日，全国学校应举行纪念会，10月，陈焕章与麦孟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孔教会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主张，各界人士都纷起响应。之后一年里，山东成立“孔道会”、山西成立“崇圣会”、长沙成立“经学会”、扬州成立“尊孔崇道会”、北京成立“孔社”、上海成立“环球尊孔总教会”等，这些组织的分支机构还出现在国外。有将孔教列入宪法的提案得到浙江、山东等14个省区军政首脑的通电支持。1913年6月，袁世凯颁布“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孟儒家学说为“圣学”。还批准教育部制定的“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培养学生目标。一场制造和维护孔教的运动已经发生，一些士大夫知识分子或许是从维护传统文化精华出发，但袁世凯北洋集团无论是从个人目的还是现实维稳的角度如此作为当有不可告人之政治目的，这自然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力量攻击的靶标。无论是政治搭台文化唱戏，还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一场文化斗争已不可避免。反对派议员认为孔子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政权，与共和国的民主自由观念和法律相违背，尊孔就是复辟帝制，反对传统、反对儒学就是巩固共和。于是，批判传统、改造国民性的社会思潮就此兴起，也直接表现为制造孔教和反对孔教的文化斗争。
1914年起，袁世凯迈开帝制复辟步伐，后来先后有“洪宪帝制”和“丁巳复辟”，在孙中山领导革命党武力抗争帝制复辟的同时，文化界更有理由怀疑和批判孔教运动。甚至康门弟子梁启超也大力挞伐，但是“梁启超的文章都浸透着他改良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反对袁世凯个人，揭露抨击不遗余力，却并不反对袁世凯所代表的阶级和制度。他不了解，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孕育了袁世凯式的怪魔人物。……梁启超更不了解，只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政治制度不改变，袁世凯式的独裁专制魔王就会一再产生出来。去掉一个袁世凯，并不能杜绝产生袁世凯式人物的土壤”。①也就是说“张勋、康有为等人搞复辟只有在欲颠覆民国这一点上犯了国法，但却十分符合‘孔教国国民之心理，因此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错”。复辟不用传统文化却披着“民意”外衣，“这一切并不新鲜，新鲜的是袁世凯居然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用无数流血牺牲所召唤得来的西方资本主义议院制度和共和政体，通过这套阴谋权术的纵横捭阖，不几年便完全化为乌有，即使在形式上也不保留。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甚么‘民意——是四万万人民请他当皇帝——的‘法定形式来实现的”。②问题的症结是主张启蒙和反对西学的人们都在讲“国民心理”，“这是因为群众心里不用理性做感情的基础，所以群众的盲动，有时为善，有时也可为恶”。①因此，“偶遇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徒具虚名，北洋政府又倡导尊孔读经，康有为等人也倡导孔教运动，新文化派认为这一切的总根源在于儒学，必须拆除儒学招牌，捣毁儒学的店面，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了空前的责难与批判”。②自晚清以来数十年间，人们尝试了经济改革、政治改良以致暴力变革，志士仁人经年奔忙在救亡之路上。但真正主张启蒙大众，把视野从精英上层转向普罗大众，并把提升大众文化素养作为最伟大事业并促成为时代潮流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们值得后人尊敬。
让我们聚焦人物，为什么会是陈独秀作为旗手呢？那同时代的其他人与之对比会窥见历史人物人生选择的一些理由。
陈独秀小时候读“四书五经”就对死记硬背十分反感；后来亲眼目睹甲午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直接参与维新与革命，体验了19世纪末以来社会变革的屡屡失败；失败的创痛不在于失败本身，而在于对失败反思中的痛苦；又由于北洋政府基本是军人政府，中下层文人没有向上的空间只能向下沉淀；陈独秀了解西洋文化仅仅是在杭州和日本的几年经历，加上陈独秀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性格，一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应时而出。辜鸿铭的启蒙教育就是西洋文化，久在欧洲深悉西方社会，在国内主要参与张之洞的洋务活动，清末新政时期进北京为官，且主要从事文化研究译介活动，衣食无忧又远离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政治风暴，对社会变革的切身体验与陈独秀完全不同。在同一时代的人们因为独特经历，个人性格，理想追求的不同，对社会运动的思考以及家国情怀的孕育会有很大差异。
让我们聚焦新文化运动造成的结果。如果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民主、科学逐渐成为普世观念，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会招致激烈的反对呢？新文化运动倡导独立、理性、自由、平等，主张思想解放，这不仅全面否定传统文化基础以及保护势力，也与革命后新政权的政治需求不一致，这必然导致一些人真正为维护旧文化会传统而振臂高呼，一些人可能拥护新文化，但为维护自己现实利益而批判新文化运动。其实，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部分见解更加合理，但对于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从当时中国需要解决的政治进步问题和要达成的思想解放目标上看，新文化运动无疑是有重要进步意义的。“中西文化存在时代性差异，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接受西方近代文明；中西文化有着民族性差别，决定了中国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时，必须照顾中国的国情民情，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因此，要真正地沟通和融合中西文明，必须寻找中西文明的结合点和切入点——中西文化的思想根基，将西方近代文明的新枝，嫁接到中国文化的老根上。”①显然，在关于中西文明到底是性质之别还是古近之分的焦点问题上，中西文化论战的双方都存在认识不完整不科学的方面，其实，“近代以来的国人对中西文化差异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只认为中西文化是‘古今之异（时代性差异），到认为中西文化‘既有古今又有中外之别的逐步深化过程。这一过程与当时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是同步的”。②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因为维护传统而忽视文化的创新和因为开启民智而忽略文化传承都将受到惩罚。满腔热情的人们“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党，民党失望。希望渐进，渐进失望。希望暴动，暴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皇皇求索于有年，而无一路之可通”。③与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不如说是没了出路的我们抱定牺牲的勇气找到了一条社会主义通衢大道！
新文化运动疾驰而过，种民主科学种子却开出马克思主义花朵，与法国从启蒙到大革命的宏大进程不同，但完全不必诧异，“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动荡的大变革时代。随着这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强烈的震荡、变革，中国近代思想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像雷奔电驰似的，越过了欧洲思想發生成熟的数百年行程。这样，一方面就使整个思想带有浮光掠影的特征，对好些问题经常一掠而过，未能得到广泛深入的展开，未能产生比较成熟、完整、系统、深刻的思想体系，在理论领域显得肤浅、贫乏和杂乱；但是，另一方面这又使思想仅仅随着时代急迫课题迅速前进，密切联系了人民生活中的重大实际问题”。又由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尖锐激烈，使政治问题异常突出。这是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如前所说，思想与任命、国家、民族的主要课题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缺点则是由于政治掩盖、渗透、压倒和替代了一切，各个领域或学科的独立性格反而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和发挥，深入地理论思辨（例如哲学）和生动的个性形式（例如文艺）没有得到应有的长足发展，缺乏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哲学作品和艺术作品”。④新文化运动客观上并未创建民主科学的新信仰，却在事实上解放了中国一代青年人，这一批青年人寻找到了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光和路，这无疑是事实。
【作者简介】付文治，中学特级教师，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课堂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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