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欣赏角度初探成都永陵
摘 要：永陵是迄今所知唯一的修筑在地表之上的地上陵，历时千年完好无损，堪称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例典范。从发掘至今，学术界对永陵的研究已取得较丰硕的成果。本文主要从艺术欣赏的视觉再一次走近这座宏伟的地上帝陵。
关键词：永陵；前蜀王建墓；拱券；雕刻；音乐舞蹈
成都永陵，也称前蜀王建墓，是我国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永陵发现于1940年，发掘于1942年，是我国二十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陵，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座地上陵。地宫选址考究，石刻精美绝伦，出土玉器、银器巧夺天工，堪为文物精品。从1942年考古发掘至今已逾七十多年，学术界对于永陵的介绍和研究层出不穷，据韩莎统计，学者们从陵园墓葬研究、随葬品研究、石刻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四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本文主要从艺术欣赏的视角去观察永陵。
1 古罗马式的拱券结构赋予墓室独特的建筑美感
王建墓封土为圆形，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周围界以石条。墓室为红砂岩建筑，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全墓分为前、中、后三室，每室均有木门间隔，朱漆的大门上有鎏金的兽面衔环铺首，环下是镂花新月形饰片。由于修建于地面之上，墓室因此没有下行的羡道，而是与地面平行的拱券，共14道，前室4道，中室7道，后室3道。券墙的石块大小不等，有长方形、长条形等。起嵌时用泥浆合缝，先平铺一层或两层，再竖立一层，如此互叠而上。冯汉骥指出，这种平竖互嵌法，是四川唐及五代时期最流行的嵌砖法[2]。
永陵地宫之所以宏伟华丽，引人注目，最大的原因是整个墓室采用了建筑上的拱券艺术。拱券是一种建筑结构，又称券洞、法圈、法券。拱券技术早在公元前第 4千纪已在两河流域出现，以后在巴比伦、亚述、印度、罗马应用并有所发展。拱券在中国出现较晚，经历了空心砖梁板、尖拱、折拱几个发展步骤，到西汉前期形成。王建墓所用筒拱已很高大，它除了竖向荷重时具有良好的承重特性外，还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14道券在墓室顶部划出一道接一道的弧形，构建出宏大的内部空间，形成了层次感强烈的建筑轮廓，不仅使建筑结构牢固，而且创造出了艺术感浓厚的视觉效果。
2 精湛的雕刻技艺
雕刻艺术在中国古代有辉煌的发展历史，从秦汉的成熟期走向盛唐的鼎盛期，再发展至明清时期，不同时期的雕塑风格寄寓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观念。永陵石刻是五代陵墓上最有代表性的石刻，它写实的雕塑风格、精湛的雕刻技艺造就了五代时期的文化艺术结晶，蕴含着深厚的艺术感染力，其中最为精美的是陵内的二十四乐伎像、十二神和王建雕像。
2.1 二十四伎乐
墓室中的二十四伎乐浮雕刻于中室须弥座棺床的东、西、南三面，南面四人，东、西两面各十人，人物的高度约在24-25厘米之间。其中舞者二人，奏乐器者二十二人，共计二十四人，均为女伎，乐器共计二十种，二十三件。伎乐浮雕是考察唐五代时期音乐和乐队组织的极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乐队在演奏时，都有舞者配合表演。永陵浮雕上刻画的两名舞伎，身着圆领上衣，相向而舞，衣裙飘举，舞姿柔婉，十分生动。肩上皆披有云肩，比东、西两侧所刻的乐伎服饰略为华丽。舞伎身体线条柔美，衣裙褶皱自然，体现出雕刻家们对线条的恰当把握。
与舞伎相比，雕刻家们对乐器演奏者的刻画更为复杂细致。二十二位演奏者由于所奏乐器不同，发饰、服饰、体态、表情等也都有各自的特点。演奏琵琶者正襟危坐，神情端庄；击鼓者衣袖翻飞，富有节奏；吹笛者低眉俯视，两腮微鼓，双臂优雅。二十四伎乐生动的演奏场面不仅反映出雕刻家具备娴熟的雕刻技法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还有对音乐的感悟以及对乐器特色的了解体会，从而才能创造出如此生动写实且富有浪漫色彩的石刻佳作。
2.2 十二神
根据前蜀王建墓考古发掘报告，棺床的东、西两侧列置十二神，每侧六人。神像仅刻半身像，股以下则埋于地中。自股至顶高约50—63厘米。神身着甲，头束发或戴盔，雕刻极为惊喜。盔甲上原皆敷色贴金，但大半已脱落。
各神像双目圆睁，嘴唇紧闭，双臂肌肉突出，皆以双手置于棺床之下，仿佛正紧张而用力地抬扶棺床。众观十二神像，抬棺的姿势较一致，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造型与姿态有细微的差别，这使神像群体现出整齐却不僵硬、庄重却富有动态的阵容，进一步反映了古代雕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此外，学者冯夏在对十二神的研究中提出了艺术对比方法，他指出：“艺术中的对比方法在永陵石刻中体现得也很明显。如与十二神将的孔武有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雕刻在棺床东、西、南三面的柔婉妩媚的二十四乐伎浮雕。”[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十分注重阴阳结合，男为阳，女为阴，将十二神与二十四乐伎相结合的设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与社会信仰。
2.3 王建造像
王建造像在中国雕塑史上是唯一有皇帝称号同时又留下了肖像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被评为国宝级文物。造像位于地宫后室石床的正中，此像为坐像，全高96.5厘米，几高30.5厘米。像下有淤泥一层，厚约4厘米。泥内含漆皮、小银片、石灰块、木纹土等。可能造像原放于矮木座上，木座腐朽后，像乃落于淤泥之上。此造像自其面部观之，浓眉深目，方面大耳，精神饱满，袖手端坐，身着圆领锦袍，头戴幞头，腰束玉带，足蹬乌皮靴。
王建武将出身，相貌“浓眉广颡，状貌伟烈，龙眼虎视。”这件造像与王建本人的体态特征相符，具有极强的写实风格。此雕像采用圆雕风格，对躯体衣饰的表现只注重其大块的形貌，衣纹线条雕刻相当简练，增强了雕像的真实感。其次，雕刻家对王建像的神情刻画自然，将万乘之尊的威武大度、雍容华贵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总体而言，雕刻家运用了简洁流畅的雕刻手法，生动传神，写实风格浓郁，体现出了当时精湛的雕刻技艺，也代表了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3 棺床二十四乐伎浮雕反映出辉煌的音乐舞蹈艺术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由于去唐不远，根据“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因此王建墓的二十四伎乐必然与唐代乐舞相联系。秦方瑜指出，在历史文献中，许多乐舞图像大部分是零散的、个体的演乐形象，而成组地反映唐代完整的歌舞乐队表演场面的文物，就是见于敦煌壁画上的演乐图像和少量石刻雕像了。壁画是平面的美术，石刻是立体的美术，二者各有特色。而作为立体形象成组地反映唐乐表演场面的文物，尚不多见。据目前所知，仅有成都王建墓乐舞石刻和开封繁塔伎乐砖，以及济南四门塔基座上所镌刻的演乐图像等数处[4]
秦方瑜在《王建墓石刻乐舞伎演示内容初探》中论证指出，舞伎所演示的内容应该为唐代的《霓裳羽衣舞》[5]。唐代宫廷中演奏乐曲风气很盛，乐曲种类很多，其中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霓裳羽衣舞》是大曲，为唐玄宗所作，由音乐与舞蹈共同组成。二十四女伎均面带微笑，神情专注陶醉，可以感受到她们对乐曲的深刻理解。这支乐队属于燕乐系统，而且是带有龟兹乐风格的燕乐。伎乐石刻反映出当时载歌载舞的宫廷画面，说明了我国古代南北民族音乐的大荟萃，展示出了繁盛的音乐舞蹈艺术。
最后，该墓因早年被盗，仅残存银、铜、漆、玉、石、陶质随葬品30余件。棺内有玉銙、铊尾和银扣保存完好的大带。后室所出宝盝及谥宝、册匣及玉册，或存原貌，或可复原，是研究唐、五代有关文物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银盒、银钵、金银胎漆碟、银平脱朱漆镜奁，装饰繁缛精美，是当时的工藝佳作。成都永陵不仅提供了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各项传统艺术的综合体，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极高的审美情趣与艺术智慧。
参考文献
[1]韩莎.前蜀永陵发掘70周年研究综述.文史信息，2015（01）.
[2]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9.
[3]冯夏.永陵石刻艺术浅谈.四川文物，2000（03）.
[4]秦方瑜、朱丹.试论王建墓乐舞石刻的艺术史价值.社会科学研究，1994（2）.
[5]秦方瑜.王建墓石刻乐舞伎演示内容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4（3）.
作者简介
易江崃（1988—）女，汉族，四川彭州人，硕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博物馆管理与研究。
关键词：永陵；前蜀王建墓；拱券；雕刻；音乐舞蹈
成都永陵，也称前蜀王建墓，是我国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老西门外的高地上。永陵发现于1940年，发掘于1942年，是我国二十世纪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陵，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座地上陵。地宫选址考究，石刻精美绝伦，出土玉器、银器巧夺天工，堪为文物精品。从1942年考古发掘至今已逾七十多年，学术界对于永陵的介绍和研究层出不穷，据韩莎统计，学者们从陵园墓葬研究、随葬品研究、石刻研究和博物馆研究四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本文主要从艺术欣赏的视角去观察永陵。
1 古罗马式的拱券结构赋予墓室独特的建筑美感
王建墓封土为圆形，高约15米，直径约80余米，周围界以石条。墓室为红砂岩建筑，全长30.8米，室内长23.4米。全墓分为前、中、后三室，每室均有木门间隔，朱漆的大门上有鎏金的兽面衔环铺首，环下是镂花新月形饰片。由于修建于地面之上，墓室因此没有下行的羡道，而是与地面平行的拱券，共14道，前室4道，中室7道，后室3道。券墙的石块大小不等，有长方形、长条形等。起嵌时用泥浆合缝，先平铺一层或两层，再竖立一层，如此互叠而上。冯汉骥指出，这种平竖互嵌法，是四川唐及五代时期最流行的嵌砖法[2]。
永陵地宫之所以宏伟华丽，引人注目，最大的原因是整个墓室采用了建筑上的拱券艺术。拱券是一种建筑结构，又称券洞、法圈、法券。拱券技术早在公元前第 4千纪已在两河流域出现，以后在巴比伦、亚述、印度、罗马应用并有所发展。拱券在中国出现较晚，经历了空心砖梁板、尖拱、折拱几个发展步骤，到西汉前期形成。王建墓所用筒拱已很高大，它除了竖向荷重时具有良好的承重特性外，还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14道券在墓室顶部划出一道接一道的弧形，构建出宏大的内部空间，形成了层次感强烈的建筑轮廓，不仅使建筑结构牢固，而且创造出了艺术感浓厚的视觉效果。
2 精湛的雕刻技艺
雕刻艺术在中国古代有辉煌的发展历史，从秦汉的成熟期走向盛唐的鼎盛期，再发展至明清时期，不同时期的雕塑风格寄寓了不同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观念。永陵石刻是五代陵墓上最有代表性的石刻，它写实的雕塑风格、精湛的雕刻技艺造就了五代时期的文化艺术结晶，蕴含着深厚的艺术感染力，其中最为精美的是陵内的二十四乐伎像、十二神和王建雕像。
2.1 二十四伎乐
墓室中的二十四伎乐浮雕刻于中室须弥座棺床的东、西、南三面，南面四人，东、西两面各十人，人物的高度约在24-25厘米之间。其中舞者二人，奏乐器者二十二人，共计二十四人，均为女伎，乐器共计二十种，二十三件。伎乐浮雕是考察唐五代时期音乐和乐队组织的极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乐队在演奏时，都有舞者配合表演。永陵浮雕上刻画的两名舞伎，身着圆领上衣，相向而舞，衣裙飘举，舞姿柔婉，十分生动。肩上皆披有云肩，比东、西两侧所刻的乐伎服饰略为华丽。舞伎身体线条柔美，衣裙褶皱自然，体现出雕刻家们对线条的恰当把握。
与舞伎相比，雕刻家们对乐器演奏者的刻画更为复杂细致。二十二位演奏者由于所奏乐器不同，发饰、服饰、体态、表情等也都有各自的特点。演奏琵琶者正襟危坐，神情端庄；击鼓者衣袖翻飞，富有节奏；吹笛者低眉俯视，两腮微鼓，双臂优雅。二十四伎乐生动的演奏场面不仅反映出雕刻家具备娴熟的雕刻技法和敏锐的洞察力，而且还有对音乐的感悟以及对乐器特色的了解体会，从而才能创造出如此生动写实且富有浪漫色彩的石刻佳作。
2.2 十二神
根据前蜀王建墓考古发掘报告，棺床的东、西两侧列置十二神，每侧六人。神像仅刻半身像，股以下则埋于地中。自股至顶高约50—63厘米。神身着甲，头束发或戴盔，雕刻极为惊喜。盔甲上原皆敷色贴金，但大半已脱落。
各神像双目圆睁，嘴唇紧闭，双臂肌肉突出，皆以双手置于棺床之下，仿佛正紧张而用力地抬扶棺床。众观十二神像，抬棺的姿势较一致，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造型与姿态有细微的差别，这使神像群体现出整齐却不僵硬、庄重却富有动态的阵容，进一步反映了古代雕刻家深厚的艺术功底。此外，学者冯夏在对十二神的研究中提出了艺术对比方法，他指出：“艺术中的对比方法在永陵石刻中体现得也很明显。如与十二神将的孔武有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雕刻在棺床东、西、南三面的柔婉妩媚的二十四乐伎浮雕。”[3]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十分注重阴阳结合，男为阳，女为阴，将十二神与二十四乐伎相结合的设计，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与社会信仰。
2.3 王建造像
王建造像在中国雕塑史上是唯一有皇帝称号同时又留下了肖像雕塑的一件艺术珍品，被评为国宝级文物。造像位于地宫后室石床的正中，此像为坐像，全高96.5厘米，几高30.5厘米。像下有淤泥一层，厚约4厘米。泥内含漆皮、小银片、石灰块、木纹土等。可能造像原放于矮木座上，木座腐朽后，像乃落于淤泥之上。此造像自其面部观之，浓眉深目，方面大耳，精神饱满，袖手端坐，身着圆领锦袍，头戴幞头，腰束玉带，足蹬乌皮靴。
王建武将出身，相貌“浓眉广颡，状貌伟烈，龙眼虎视。”这件造像与王建本人的体态特征相符，具有极强的写实风格。此雕像采用圆雕风格，对躯体衣饰的表现只注重其大块的形貌，衣纹线条雕刻相当简练，增强了雕像的真实感。其次，雕刻家对王建像的神情刻画自然，将万乘之尊的威武大度、雍容华贵的气质刻画得淋漓尽致。总体而言，雕刻家运用了简洁流畅的雕刻手法，生动传神，写实风格浓郁，体现出了当时精湛的雕刻技艺，也代表了唐五代时期四川地区石刻艺术的最高水平。
3 棺床二十四乐伎浮雕反映出辉煌的音乐舞蹈艺术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由于去唐不远，根据“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因此王建墓的二十四伎乐必然与唐代乐舞相联系。秦方瑜指出，在历史文献中，许多乐舞图像大部分是零散的、个体的演乐形象，而成组地反映唐代完整的歌舞乐队表演场面的文物，就是见于敦煌壁画上的演乐图像和少量石刻雕像了。壁画是平面的美术，石刻是立体的美术，二者各有特色。而作为立体形象成组地反映唐乐表演场面的文物，尚不多见。据目前所知，仅有成都王建墓乐舞石刻和开封繁塔伎乐砖，以及济南四门塔基座上所镌刻的演乐图像等数处[4]
秦方瑜在《王建墓石刻乐舞伎演示内容初探》中论证指出，舞伎所演示的内容应该为唐代的《霓裳羽衣舞》[5]。唐代宫廷中演奏乐曲风气很盛，乐曲种类很多，其中霓裳羽衣曲最为著名。《霓裳羽衣舞》是大曲，为唐玄宗所作，由音乐与舞蹈共同组成。二十四女伎均面带微笑，神情专注陶醉，可以感受到她们对乐曲的深刻理解。这支乐队属于燕乐系统，而且是带有龟兹乐风格的燕乐。伎乐石刻反映出当时载歌载舞的宫廷画面，说明了我国古代南北民族音乐的大荟萃，展示出了繁盛的音乐舞蹈艺术。
最后，该墓因早年被盗，仅残存银、铜、漆、玉、石、陶质随葬品30余件。棺内有玉銙、铊尾和银扣保存完好的大带。后室所出宝盝及谥宝、册匣及玉册，或存原貌，或可复原，是研究唐、五代有关文物制度的宝贵实物资料。银盒、银钵、金银胎漆碟、银平脱朱漆镜奁，装饰繁缛精美，是当时的工藝佳作。成都永陵不仅提供了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也是中国各项传统艺术的综合体，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极高的审美情趣与艺术智慧。
参考文献
[1]韩莎.前蜀永陵发掘70周年研究综述.文史信息，2015（01）.
[2]冯汉骥.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9.
[3]冯夏.永陵石刻艺术浅谈.四川文物，2000（03）.
[4]秦方瑜、朱丹.试论王建墓乐舞石刻的艺术史价值.社会科学研究，1994（2）.
[5]秦方瑜.王建墓石刻乐舞伎演示内容初探.中华文化论坛，1994（3）.
作者简介
易江崃（1988—）女，汉族，四川彭州人，硕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博物馆管理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