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一直“不违规，不行贿”？
曾经，王石先生被贴了一个标签，叫做“不行贿者王石”，他在得知这个称号后不无感慨地说，“这种为人做事最基本的要求，反而成了我的标志符号，这究竟是王石的荒诞，还是这个社会的荒诞？”
“不行贿”被质疑
万科从成立之初就有句口号，叫“不行贿”，而且这也是我和企业做事的一个基本原则和底线。但是经常会有人说：不行贿怎么做房地产生意？我分享三个小故事：
1.在云南的一个企业家论坛上，我发言中讲到万科不行贿时，有一位嘉宾，也是国内比较出名的企业家，他发表了一番言论，大意是，王石先生不行贿，我很佩服，但这只是个案，因为在中国倘若不行贿，将一事无成。当时台下300多位企业家掌声雷鸣，而我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这给我的刺激非常大，似乎不行贿反而成了不光彩的事情，而行贿的反倒成了英雄。
2.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给学生讲一节企业伦理道德的课程。第一次去讲课，当我讲到万科不行贿的时候，讲师说：“王石先生你停一 下。”继而问学生：“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请举手。”结果举手的不超过1/3，我相信这1/3中有的人还是给我面子才举的手。
这种情况持续了8年，2008年我经历了万科的“捐款门”，我的信用、社会形象遭到了挑战，再一次到光华管理学院讲课的时候，那位讲师——当时已经是教授了——他把我多年前第一次讲课的录像放了出来，又问：“下面请相信王石先生不行贿的举手。”这一次举手的人数超过一半，但还不是全部。
这个“不行贿”的主题，我不仅在中国大陆讲，在中国港台地区也讲，甚至还在新加坡讲过。但这些国家和地区听众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后两者给出的态度不是質疑而是很佩服，并且相信我不行贿。
3.还有一次，在2009年的时候，我和朋友们响应一个国际环保NGO野生救援的号召，一起发起倡议拒吃鱼翅，当时就有位被我们拉过来的企业家说：“我不能签，比如我跟部长吃饭，部长要吃鱼翅，我能说我不吃吗？生意还要不要做了？”
这位朋友最后没签，但我们都签了。三年过去，没听说哪位签字的老板因为不吃鱼翅导致生意做不成了。姚明还拍了广告片：“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话现在几乎妇孺皆知，姚明的生意也越做越大，丝毫不受影响。
我觉得，一个认为自己的饮食偏好（不吃鱼翅，不喝酒）都会导致官员生气的企业家，首先就把自己定位得矮化了。更何况，这个心理假设的前提是，政府官员们心理上都是些长不大、被惯坏的孩子——稍有不如意就会迁怒。
很多时候，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与企业家对自己的心理期许有关。想要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首先要相信自己是应该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
我“行贿未遂”的经历
当年，我做饲料生意时遭遇了交通瓶颈，急需计划外车皮，实在没办法，我便决定跟一个火车站计划外车皮的货运主任套近乎，买了两条三五牌香烟，便骑自行车去了。到办公室以后，我有些尴尬，因为我不认识他。
当知道计划外车皮的货运主任是谁后，我也不知道怎么递烟，于是就把烟放到桌上。然后并没有寒暄，开口就把问题问出来了。他笑了笑说，你把烟拿回去，车皮我给你，我就一愣，怎么这样容易车皮就给我了呢？
他说，其实我早就注意到你，你从北方来，带着农民工卸货的时候，和他们一块扛，那时我就看到你了。我看你打扮像个城市人，不像一个犯了错误被惩罚劳动的人，而且看你干活干得挺欢实，就觉得你这个人想做事，当时想帮你但不知道怎么帮。现在你送上门了，我的权力就是计划外车皮，计划内不是我说了算，我能给的就是这样，明天你让小伙计来，或者自己来都行，不就两个吗？我给你。
我一听，他说得挺有道理，于是我就高兴地走了。临走的时候，他说，知道不知道计划外车皮红包是多少？我说不知道。他伸了两个指头，我说20块钱？他笑了，说，200块钱。当时是1983年，香烟十块钱一条，我送的香烟只是1/40，他说你根本不知道行情，你走吧。
回去之后的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不知道他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是嫌我送礼送少了，还是真的像前面说的那么诚恳，明天来就给办了？后来，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还是得去，不过我去时什么都没带。我记得很清楚，到了他的办公室后，他正打着电话，于是指了指桌子上的两张填报单。我填好后，他说只要一个月不超过十个车皮，一个电话来，我就给你解决了，超过十个车皮，至少提前两个礼拜，我给你打招呼准备。
这件事也让我明白，只要行得正，努力去做，别人都在看。正派地去做，一定就有人帮助你。所以，基本上从那之后我也非常明确，绝对不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员工受贿给我的刺激
有时候，你可以保证自己不行贿受贿，但是你没法保证你的员工不受贿。每年，万科都有管理层和下边人员，甲方乙方，包括装修公司、建筑公司、工程公司，他接的活让你及时付款，很多时候避免不了你会成为一个受贿者。
1995年，万科上海一个工程部从工程部经理、副经理、工程主管到工程师4个人一块在受贿，颇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四个人不说似乎谁都不知道”的意味。但是他们没想到行贿方在其他地方出了事，后来公安局也把在万科受贿的事交待出去了。这件事对我刺激非常大。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给当时在万科投资的城市的检察院写了一封公开信，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如果万科发生这样的事，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包庇，一定把他送到检察机关，这是一个态度。
第二个反应就是深刻反思，我们的管理到底什么地方有问题，我们的管理到底出了什么漏洞。到底是哪些地方的疏忽，让我们的员工情不自禁地走上了这条路？
所以，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谈这件事。我觉得我们作为一家企业，做生意无论是盈利还是亏损，都是正常的事情。亏损三千万、五千万，我们都可以再做，然后把它赚回来；但如果因为我们管理的疏忽，让员工走上犯罪的道路，这是非常不值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影响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辈子，还会牵连他的整个家庭，因此作为管理者，这是我们的失责、失资。
那究竟该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我认为是建立一套监查系统，建立制度性的怀疑、制度性的监督，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可能同时存在着天使和魔鬼，所以我们建立一套这样的制度就能够将犯罪扼杀在摇篮中。
我为什么不行贿
一直以来，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守信和行贿区别在什么地方上？不是在于大小或者多少，而在于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获得额外商业利益。
事实上，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就是一个行贿的社会，不行贿你就会无法生存；但如果你假定这个社会虽有受贿风气存在，不过也有不受贿的廉洁官员，那么你坚持不行贿就不那么困难了。而且，一个公司，如果从制度上确定一件事情不能做，财务上无法支出，行贿之事自然就办不成。
万科不擅长“关系”，“关系”分为朋友关系、权钱关系、酒肉关系。万科把权钱关系和酒肉关系都拒绝了，只要你找到市场，不喝酒不行贿是很难，但不是想象中那么难。廉洁的官员，只要你抓住他需要的荣誉感，树立品牌，成为当地政府的骄傲，也一样可以立足于市场。
有种奇怪的现象是，某个官员被“双规”了，就有一批企业家受牵连。在中国，房地产行业涉及的产业链非常长，难免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而万科在全国31个城市搞房地产开发，也肯定会遇到当地一些官员出事，但是无论如何，万科不会受到牵连。因为我们有自己坚守的原则：不违规，不行贿。这是底线，宁可生意不做，也要坚持保持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当然，创业的初期，一些人被迫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他的人格不高。我要说的是，往往这种被迫最后成为一种自愿、一种情不自禁，而这种被迫成为习惯后，你再想找回传统意义上的理想的做事方式就十分困难了。
一个企业在最初创业的时候可能要寻求一些关系或钻一些政策的空子，但是要持续发展，就不能按这样一条道走到黑。中国进入市场经济，逐步规范化和透明化是必然的，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不光是自由竞争，还有道德、法治、信用、契约这些约束因素，企业要在这个环境下长久生存，就必须规范操作。
我从1984年开始创业，一路见证了市场的跌宕起伏。而我也把能成功做成的生意简单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垄断经营。比如电力、石油、电信、铁路运输等，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稳赚钱的，但这个门槛我无法进入；
第二种是机会主义。像投机性的生意，20世纪80年代的深圳企业，几乎全是什么赚钱就干什么，从贸易到股票、地产、期货，都是高额利润行业。实际上某些方面，创业本身就是要打破固有的秩序，包括自身的秩序和环境的秩序，所以不可避免要走边缘道路。在那个年代，我也算是“投机高手”，除了黄、赌、毒、军火之外，几乎都涉足过，但這必然是在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中的偶然事件，不具备可持续性。
第三种是稳稳当当、老实本分、一步一个脚印地做生意。这是万科的发展路径，也是面对各种政策改革和经济形势波动都能够保持镇定的不二法门。例如，在房地产产业中，如果拿不到便宜的土地、拿不到好土地，就只有通过投标拿地，而投标拿的地，位置不但偏远，而且价格很贵，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只能到市场上去找办法，去研究客户、研究消费者，继而拿出对策。
过去有一家房地产公司，跟我们同时在上海拿到两块地，一块在路东，一块在路西，但他拿的土地价格比我的土地便宜了1/2。我拿的土地价格比他的房价都贵，这样他们回去还用研究什么产品？只要卖土地就能赚钱了。但是，最便宜的土地会一直让你一家公司拿到吗？一旦你拿不到便宜的土地，又不会研究产品，路自然就走不下去了。这家公司曾经也是上市公司，而今早已退市，万科却逐步发展壮大，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
所以，在大家都想着用各种方式投机赚钱的时候，万科做到了两点：
第一，不通过各种“行业潜规则”硬拿土地，可能最终拿的价格高、地不好，却迫使我们从专业方向去谋求出路；
第二，万科曾经做过很多项目，走过多元化的道路，但现在就走专业化，脚踏实地地研究专业内的消费者、产品。
市场竞争就是以公平为原则，就像登山一样，选择你要走的路，坚定地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可能抬头一看，你会豁然发现：怎么就到了山顶？这就是减法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