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健用不一样的方式理解北川
呼东方
2008年的那场大灾难，本地人的内心世界是如何重建的，这是外人无法能真正明白的。母子健想用本地人的方式理解重建过程，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讲述办法：拍摄纪录片。
“他们的生活状态，能从精神层面反映出灾后人性的重建过程。”这是母子健选择拍摄失独家庭的原因。这个选择，让他成了中国导演首次入围奥斯卡纪录片提名的第一人。
2015年1月15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布第87届奥斯卡最终提名名单，中国年轻导演母子健的纪录片《独·生》没能列在其中。
尽管如此，中国导演能首次入围此提名，已是非常难得了。在此之前，母子健的这部毕业作品已获得2013悉尼Gross调查性报道奖、2014 Asians On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Lighthouse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最佳纪录片。该片还获得2014年第41届学生奥斯卡纪录片铜奖，母子健也因此成为1972年学生奥斯卡设立以来第二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学生。
入围新一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候选名单，使这部反映北川地震后三个失独家庭重建生活的纪录片，离国际电影的最高奖项仅仅一步之遥。更难得的是，这是母子健的首部电影作品，而且是靠他一己之力独立完成的。
切换在三个家庭中的镜头
在影片《独·生》的最后，有这样一行字幕：献给我的堂弟母晓东（1994年7月24日-2008年5月12日）。
母子健说，他亲历了2008年那场大地震，“我的爷爷和堂弟在汶川地震中去世。我没有忘记他们。”
2011年，母子健申请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纪录片专业时，提交了一份个人陈述，其中就表示想拍一部关于地震的纪录片。
“地震发生后，国内外有很多媒体讲了很多关于地震的故事，但是从头到尾，本地人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于是，我觉得应当有一个以本地人的方式来讲述本地人的故事。”母子健说，“耗了两三年后，我才发现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
母子健这个念头，刚好暗和了系主任马西亚·洛克的想法。2008年地震后，他曾计划去中国震区拍纪录片，后因签证问题未果。于是，他极力推进母子健实现这一想法，并给了他三分之二的奖学金。
2012年年初，母子健开始构思纪录片。起初，他曾想过拍自己的亲人，但觉得太残忍，就放弃了。新的北川县城又让他感觉“不真实”。
“最初一个月，我走了很多村庄，像无头苍蝇，见了几百人，得到了各种碎片化的故事。”母子健看到，震后新建的楼房里，只剩老人和孩子。
农村得到的故事支离破碎，没有代表性，母子健开始意识到，“我得选一个议题，把故事讲清楚，让中国人懂，也能让说英语的人看懂。”他想到失去了孩子的家庭。
熟悉自己家乡的母子健知道，孩子是中国式家庭的核心，在很多地区，失去惟一的孩子特别是儿子，意味着“绝户”。
“因为我是当地人，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才能把这部片子拍下来。”母子健说：“如何能接触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这部片子最关键的部分。”
顾家珍是母子健确定的第一个失独者，她是母子健的表婶。母子健在拍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失去孩子后寄情于宗教的人，顾家珍就是其中之一。
地震之前，顾家珍有一个女儿，丈夫跑运输。她性格开朗，喜欢打麻将。地震后，家中只剩她一个人。“她最初信佛是为了化解痛苦，后来成了信徒。”母子健说。
“作为某某的妈妈，我死了。可是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绝望地活着。”这是顾家珍对母子健的哭诉。
住在表婶家中的母子健，用镜头如实地记录了57岁独居的顾家珍，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拜佛，六点买菜做饭，然后诵经，午饭后与其他信徒分享佛经，她过着如尼姑般的生活。
《独·生》最终选择拍摄了三个不同的失独家庭。除了表婶家，另一家是失独后重新生育小孩的，还有一家是不能再生育准备领养小孩的。母子健在三个家庭中轮流住，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在拍摄。
“很多人开始再生育，并成功，这是惟一能走出痛苦的方式，但更多人因年事已高无法再孕，两类家庭的状态大不相同，这促使我开始思考独生子女政策对这些人造成的影响。这是我创作的初衷。”母子健说。
不幸中的幸运儿
“我觉得我一直运气很好，这么大一场地震，每个人都受到了打击，命运发生了变化，但很奇怪，我从地震中‘受益了。”母子健说。
1988年，母子健出生在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据他的父亲母勋贤讲，儿子从小学习就非常好。1996年，母勋贤从北川调入绵阳市一所学校教书，不久，小学四年级的母子健也随母亲迁至绵阳上学。高中时代的母子健并没有确立自己将来要干什么，2007年考大学时，稀里糊涂选了一个专业。
“5·12”地震发生时，母子健正在四川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读大一。灾难发生只有三分钟，但母子健的人生轨迹却因此而改变。
2008年6月底，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UNY中国150项目”提供了1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邀请来自四川灾区成绩优异、英语好的在读本科生去纽约学习一年。母子健在川大推荐的2000名申请者中突围，并受到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刘延东等人的接见。一个多月后，这150名学生飞赴美国，随后被派往纽约大学的20多所分校，母子健进入纽约州立大学法明达分校学习经济。
接下来的日子，母子健逐渐开始想摆脱一种东西。
“刚开始，作为跟北川有关的学生代表，我接受了无数采访，大家把同情心、爱心聚集到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身上。”母子健说，“大家关注你、关心你，有段时间，我就沉醉其中，你想啊，多好，一方面是灾难，那么痛苦，另一方面，大家都关注你，感觉是对你一种变相的肯定。”
慢慢的，母子健觉得这种状况很畸形。家人死去了，自己反而得到了更幸运的东西。特别是国内一家电视台还来美国拍了一部名为《大地的孩子》的纪录片，选了几个来自四川灾区的留学生，母子健就是其中之一。“在拍我之前，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限定好了，他并不了解你，而是在满足他自己的关怀。他在情感上已经准备好了，见到你，就是把情感发泄出来，用你来填补自己对地震关怀这么一个愿景。”
当时，母子健就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东西，一定得自己拍一个。”
原来纪录片是这样拍的
2009年5月，参加“SUNY中国150项目”的学生结业回国时，母子健已经确定了以后学新闻和纪录片的决心。
在美国的这一年，母子健有了一种很强的动力，有了“某种使命感”。“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个灾难的人，我意识到，很多灾难，大家会在当时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但是之后，大家慢慢就会淡化，试图回到正常的生活。”
在美国学习期间，母子健说还去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城市。在哈佛大学，他看到很多汶川地震的讨论和研究。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关这次地震的纪录片。”这样的镜头记录方式让他恍然大悟，“这就是关注社会议题和弱势群体的纪录片，纪录片原来就是这样拍的。”
回到四川大学继续学业的两年中，母子健开始为准备出国学新闻和纪录片做准备，并于2011年本科毕业时直接申请了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纪录片专业。他提交的“想拍有关地震的纪录片”的申请，也很顺利地得到了通过。
纽约大学是李安等电影人的母校，被称为“电影人的黄金摇篮”。母子健的周围云集了一批杰出的新闻和摄影人才。他的导师马西亚·洛克是美国杰出电视工业艾美奖的三次得主。而他最好的朋友在《纽约时报》埃及分社工作了七年，报道过阿拉伯之春。同学中也有很多人曾拍出过很多非常优秀的纪录片。
母子健后来在纽约的几个新闻机构都干过，对他最有帮助的是美国中文电视。“我觉得美国中文电视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文电视台，我当时是在纪录片部门《中文聚焦》工作，我们那个节目主要关注纽约社区，当然也辐射整个美国的华人社区，专注一些社会焦点，我当时做的一些片子都是关注普通人，关注他们面对的一些困境。”母子健说，这段工作经历对他后来拍摄《独·生》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转眼到了2012年，母子健开始构思自己的毕业作品。当时他有三个设想：第一个是羌族的未来在哪儿？这是关于少数民族的保护问题；第二个就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第三个是灾区重建后的经济问题。“我当时没有想好具体要拍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本地人，能拍到的肯定与别人不同。”
“2012年的5月8日中午十二点半上完课，我就拿着四个行李箱直奔机场，因为我要赶5月12日汶川地震四周年回到北川。”这是母子健研究生第一学年的最后一天。
四个月拍摄一年剪辑
回到北川新县城后，母子健明显感觉到一种“不正常”。“到处是抱着新生儿的母亲，而且有一种明显的喜悦和炫耀。不能再生育的人，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中，像是被遗弃一样。”
感受到这种强烈对比后，他最初的三个设想便明朗起来。“我将主题确定为‘失独家庭，他们的生活状态能从精神层面反映出灾后人性的重建过程。”
从5月12日回到家乡开始拍摄，到9月份结束，四个月时间里，母子健和他选定的三个家庭吃住在一起，每天观察并记录他们的生活起居。
母子健说：“我觉得我能够拍这个片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那边的人，他们相信我。如果我只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换作我是他们的话，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痛这样展开，况且还是地震过了四年，创伤好不容易复合的时候。”
《独·生》从策划、拍摄到剪辑，都是母子健一人完成。“这个片子很难拍，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是想试图展现他们的痛苦，他们失去的东西。但他们也希望找到能够给予他们希望和动力的那些东西。”母子健说，“你需要距离感，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没有血肉的机器。所以这是一个很挣扎的过程。”
在此期间，母子健去过一趟北京。当时他在网上公开写道：“从北京一个出租车师傅身上感受到的乐观态度，比在北川一个月积累的都多。”
结束拍摄回到美国后，母子健开始了一年的剪辑工作。母子健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差不多每天从晚上八点多剪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然后踩着雪回家。纽约的冬天和哈尔滨差不多，雪很大，有半尺厚。”
配乐是由母子健的一位以色列同学制作，因为讲述的是灾难后的生死，很少有人能驾驭，好在这位以色列同学曾在皇家空军服役，“懂得讲述的这种生死”。
原定两个小时的影片，剪了近80个版本，最终只保留了四十分钟。母子健给其取名《独·生》。
希望引起实质性的改变
“《独·生》这部片子，我选择关注的是当下，而不是过去。”母子健说。
在新建的北川县城，母子健看到很多新的婴儿用品商店。“到处是各种进口奶粉和高档的婴儿用品，与这个小地方的消费水平太不匹配了。”在地震中失去独生子的家庭，将重生的价值倾尽全力投入到新生儿身上，在母子健看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母子健还发现，新北川已经被标签化了，都是大灾、感恩、创伤等等这样的话题，却没有人深入地了解在灾难中失去孩子的家庭。母子健说，“我拍《独·生》就是试图让人们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理解北川。而且，我还是想引起改变，这是我更在乎的结果。”
《独·生》在豆瓣网播放后，看过影片的网友很受触动。有人留言：舍不得看完，想知道这些家庭现在的情况。
在母子健看来，纪录片拍出来很不容易，能被人看到更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关注到失独家庭，并对这个群体有越来越多的认识，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2014年6月，《独·生》获得美国学生奥斯卡奖的铜奖。母子健说，这个奖很重要，“因为获得学生奥斯卡奖，我才能有向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评选单元投奖的资格，这个资格非常稀少。”
《独·生》的三个家庭，母子健的表婶顾家珍如今仍与佛同在。那个失去生育能力的方家，年近半百的妻子一直想收养一个女儿，但丈夫反对，夫妻俩因此产生严重隔阂，但方家母亲称，不到60岁，她不会放弃领养计划。那个失去独生儿子的蒋家，40岁的妻子两次艰难怀孕后，终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一刻也不想分开。
而居住在美国凤凰城的母子健，也已经有了几部新的纪录片在美国CNN和纽约电视台播放，并进入国际纪录片挑战赛的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