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健用不一样的方式理解北川

    呼东方

    2008年的那场大灾难,本地人的内心世界是如何重建的,这是外人无法能真正明白的。母子健想用本地人的方式理解重建过程,他找到了一个最好的讲述办法:拍摄纪录片。

    “他们的生活状态,能从精神层面反映出灾后人性的重建过程。”这是母子健选择拍摄失独家庭的原因。这个选择,让他成了中国导演首次入围奥斯卡纪录片提名的第一人。

    2015年1月15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公布第87届奥斯卡最终提名名单,中国年轻导演母子健的纪录片《独·生》没能列在其中。

    尽管如此,中国导演能首次入围此提名,已是非常难得了。在此之前,母子健的这部毕业作品已获得2013悉尼Gross调查性报道奖、2014 Asians On电影节最佳纪录短片、Lighthouse国际电影节评审团最佳纪录片。该片还获得2014年第41届学生奥斯卡纪录片铜奖,母子健也因此成为1972年学生奥斯卡设立以来第二位获得此奖项的中国学生。

    入围新一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的候选名单,使这部反映北川地震后三个失独家庭重建生活的纪录片,离国际电影的最高奖项仅仅一步之遥。更难得的是,这是母子健的首部电影作品,而且是靠他一己之力独立完成的。

    切换在三个家庭中的镜头

    在影片《独·生》的最后,有这样一行字幕:献给我的堂弟母晓东(1994年7月24日-2008年5月12日)。

    母子健说,他亲历了2008年那场大地震,“我的爷爷和堂弟在汶川地震中去世。我没有忘记他们。”

    2011年,母子健申请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纪录片专业时,提交了一份个人陈述,其中就表示想拍一部关于地震的纪录片。

    “地震发生后,国内外有很多媒体讲了很多关于地震的故事,但是从头到尾,本地人的声音是很微弱的,于是,我觉得应当有一个以本地人的方式来讲述本地人的故事。”母子健说,“耗了两三年后,我才发现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表达方式。”

    母子健这个念头,刚好暗和了系主任马西亚·洛克的想法。2008年地震后,他曾计划去中国震区拍纪录片,后因签证问题未果。于是,他极力推进母子健实现这一想法,并给了他三分之二的奖学金。

    2012年年初,母子健开始构思纪录片。起初,他曾想过拍自己的亲人,但觉得太残忍,就放弃了。新的北川县城又让他感觉“不真实”。

    “最初一个月,我走了很多村庄,像无头苍蝇,见了几百人,得到了各种碎片化的故事。”母子健看到,震后新建的楼房里,只剩老人和孩子。

    农村得到的故事支离破碎,没有代表性,母子健开始意识到,“我得选一个议题,把故事讲清楚,让中国人懂,也能让说英语的人看懂。”他想到失去了孩子的家庭。

    熟悉自己家乡的母子健知道,孩子是中国式家庭的核心,在很多地区,失去惟一的孩子特别是儿子,意味着“绝户”。

    “因为我是当地人,是他们其中的一份子,才能把这部片子拍下来。”母子健说:“如何能接触到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这部片子最关键的部分。”

    顾家珍是母子健确定的第一个失独者,她是母子健的表婶。母子健在拍摄过程中接触了很多失去孩子后寄情于宗教的人,顾家珍就是其中之一。

    地震之前,顾家珍有一个女儿,丈夫跑运输。她性格开朗,喜欢打麻将。地震后,家中只剩她一个人。“她最初信佛是为了化解痛苦,后来成了信徒。”母子健说。

    “作为某某的妈妈,我死了。可是作为一个失独者,我还活着,绝望地活着。”这是顾家珍对母子健的哭诉。

    住在表婶家中的母子健,用镜头如实地记录了57岁独居的顾家珍,她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拜佛,六点买菜做饭,然后诵经,午饭后与其他信徒分享佛经,她过着如尼姑般的生活。

    《独·生》最终选择拍摄了三个不同的失独家庭。除了表婶家,另一家是失独后重新生育小孩的,还有一家是不能再生育准备领养小孩的。母子健在三个家庭中轮流住,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在拍摄。

    “很多人开始再生育,并成功,这是惟一能走出痛苦的方式,但更多人因年事已高无法再孕,两类家庭的状态大不相同,这促使我开始思考独生子女政策对这些人造成的影响。这是我创作的初衷。”母子健说。

    不幸中的幸运儿

    “我觉得我一直运气很好,这么大一场地震,每个人都受到了打击,命运发生了变化,但很奇怪,我从地震中‘受益了。”母子健说。

    1988年,母子健出生在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据他的父亲母勋贤讲,儿子从小学习就非常好。1996年,母勋贤从北川调入绵阳市一所学校教书,不久,小学四年级的母子健也随母亲迁至绵阳上学。高中时代的母子健并没有确立自己将来要干什么,2007年考大学时,稀里糊涂选了一个专业。

    “5·12”地震发生时,母子健正在四川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读大一。灾难发生只有三分钟,但母子健的人生轨迹却因此而改变。

    2008年6月底,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UNY中国150项目”提供了1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邀请来自四川灾区成绩优异、英语好的在读本科生去纽约学习一年。母子健在川大推荐的2000名申请者中突围,并受到了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温家宝、刘延东等人的接见。一个多月后,这150名学生飞赴美国,随后被派往纽约大学的20多所分校,母子健进入纽约州立大学法明达分校学习经济。

    接下来的日子,母子健逐渐开始想摆脱一种东西。

    “刚开始,作为跟北川有关的学生代表,我接受了无数采访,大家把同情心、爱心聚集到一个人或者几个人身上。”母子健说,“大家关注你、关心你,有段时间,我就沉醉其中,你想啊,多好,一方面是灾难,那么痛苦,另一方面,大家都关注你,感觉是对你一种变相的肯定。”

    慢慢的,母子健觉得这种状况很畸形。家人死去了,自己反而得到了更幸运的东西。特别是国内一家电视台还来美国拍了一部名为《大地的孩子》的纪录片,选了几个来自四川灾区的留学生,母子健就是其中之一。“在拍我之前,就把所有的东西全都限定好了,他并不了解你,而是在满足他自己的关怀。他在情感上已经准备好了,见到你,就是把情感发泄出来,用你来填补自己对地震关怀这么一个愿景。”

    当时,母子健就萌生出这样的念头:“我觉得这不是真实的东西,一定得自己拍一个。”

    原来纪录片是这样拍的

    2009年5月,参加“SUNY中国150项目”的学生结业回国时,母子健已经确定了以后学新闻和纪录片的决心。

    在美国的这一年,母子健有了一种很强的动力,有了“某种使命感”。“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个灾难的人,我意识到,很多灾难,大家会在当时有非常强烈的反应。但是之后,大家慢慢就会淡化,试图回到正常的生活。”

    在美国学习期间,母子健说还去了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等城市。在哈佛大学,他看到很多汶川地震的讨论和研究。

    “我是第一次看到有关这次地震的纪录片。”这样的镜头记录方式让他恍然大悟,“这就是关注社会议题和弱势群体的纪录片,纪录片原来就是这样拍的。”

    回到四川大学继续学业的两年中,母子健开始为准备出国学新闻和纪录片做准备,并于2011年本科毕业时直接申请了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纪录片专业。他提交的“想拍有关地震的纪录片”的申请,也很顺利地得到了通过。

    纽约大学是李安等电影人的母校,被称为“电影人的黄金摇篮”。母子健的周围云集了一批杰出的新闻和摄影人才。他的导师马西亚·洛克是美国杰出电视工业艾美奖的三次得主。而他最好的朋友在《纽约时报》埃及分社工作了七年,报道过阿拉伯之春。同学中也有很多人曾拍出过很多非常优秀的纪录片。

    母子健后来在纽约的几个新闻机构都干过,对他最有帮助的是美国中文电视。“我觉得美国中文电视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文电视台,我当时是在纪录片部门《中文聚焦》工作,我们那个节目主要关注纽约社区,当然也辐射整个美国的华人社区,专注一些社会焦点,我当时做的一些片子都是关注普通人,关注他们面对的一些困境。”母子健说,这段工作经历对他后来拍摄《独·生》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转眼到了2012年,母子健开始构思自己的毕业作品。当时他有三个设想:第一个是羌族的未来在哪儿?这是关于少数民族的保护问题;第二个就是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第三个是灾区重建后的经济问题。“我当时没有想好具体要拍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本地人,能拍到的肯定与别人不同。”

    “2012年的5月8日中午十二点半上完课,我就拿着四个行李箱直奔机场,因为我要赶5月12日汶川地震四周年回到北川。”这是母子健研究生第一学年的最后一天。

    四个月拍摄一年剪辑

    回到北川新县城后,母子健明显感觉到一种“不正常”。“到处是抱着新生儿的母亲,而且有一种明显的喜悦和炫耀。不能再生育的人,生活在痛苦与孤独中,像是被遗弃一样。”

    感受到这种强烈对比后,他最初的三个设想便明朗起来。“我将主题确定为‘失独家庭,他们的生活状态能从精神层面反映出灾后人性的重建过程。”

    从5月12日回到家乡开始拍摄,到9月份结束,四个月时间里,母子健和他选定的三个家庭吃住在一起,每天观察并记录他们的生活起居。

    母子健说:“我觉得我能够拍这个片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是那边的人,他们相信我。如果我只是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换作我是他们的话,我是不愿意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痛这样展开,况且还是地震过了四年,创伤好不容易复合的时候。”

    《独·生》从策划、拍摄到剪辑,都是母子健一人完成。“这个片子很难拍,是因为你从头到尾都是想试图展现他们的痛苦,他们失去的东西。但他们也希望找到能够给予他们希望和动力的那些东西。”母子健说,“你需要距离感,但是你又不能完全把自己当成一个没有血肉的机器。所以这是一个很挣扎的过程。”

    在此期间,母子健去过一趟北京。当时他在网上公开写道:“从北京一个出租车师傅身上感受到的乐观态度,比在北川一个月积累的都多。”

    结束拍摄回到美国后,母子健开始了一年的剪辑工作。母子健说,“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差不多每天从晚上八点多剪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多,然后踩着雪回家。纽约的冬天和哈尔滨差不多,雪很大,有半尺厚。”

    配乐是由母子健的一位以色列同学制作,因为讲述的是灾难后的生死,很少有人能驾驭,好在这位以色列同学曾在皇家空军服役,“懂得讲述的这种生死”。

    原定两个小时的影片,剪了近80个版本,最终只保留了四十分钟。母子健给其取名《独·生》。

    希望引起实质性的改变

    “《独·生》这部片子,我选择关注的是当下,而不是过去。”母子健说。

    在新建的北川县城,母子健看到很多新的婴儿用品商店。“到处是各种进口奶粉和高档的婴儿用品,与这个小地方的消费水平太不匹配了。”在地震中失去独生子的家庭,将重生的价值倾尽全力投入到新生儿身上,在母子健看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反映了更深层次的东西。

    母子健还发现,新北川已经被标签化了,都是大灾、感恩、创伤等等这样的话题,却没有人深入地了解在灾难中失去孩子的家庭。母子健说,“我拍《独·生》就是试图让人们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理解北川。而且,我还是想引起改变,这是我更在乎的结果。”

    《独·生》在豆瓣网播放后,看过影片的网友很受触动。有人留言:舍不得看完,想知道这些家庭现在的情况。

    在母子健看来,纪录片拍出来很不容易,能被人看到更不容易。“希望大家能关注到失独家庭,并对这个群体有越来越多的认识,通过政策的调整,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

    2014年6月,《独·生》获得美国学生奥斯卡奖的铜奖。母子健说,这个奖很重要,“因为获得学生奥斯卡奖,我才能有向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评选单元投奖的资格,这个资格非常稀少。”

    《独·生》的三个家庭,母子健的表婶顾家珍如今仍与佛同在。那个失去生育能力的方家,年近半百的妻子一直想收养一个女儿,但丈夫反对,夫妻俩因此产生严重隔阂,但方家母亲称,不到60岁,她不会放弃领养计划。那个失去独生儿子的蒋家,40岁的妻子两次艰难怀孕后,终于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三口一刻也不想分开。

    而居住在美国凤凰城的母子健,也已经有了几部新的纪录片在美国CNN和纽约电视台播放,并进入国际纪录片挑战赛的决赛。

相关文章!
  • 融资融券对日历效应的影响:来

    王璐摘 要:过去的研究表明,中国股市的运行效率受到政府监管与干预并存在非对称交易的现象。2010年3月31日,中国股票市场实行了融资融券

  • 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

    金玉娜柏晓峰摘 要:按照形成原因——作用机理——解决机制的路径,对抑制盈余管理有效途径的实证研究表明:机会主义偏误和技术性错误是盈余

  • 关于企业全面预算的一些思考

    安媛媛【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资本的蓬勃兴起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企业产权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以及多元化投资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