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的崇儒思想与崇儒活动

    甘纪华

    摘 要：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后，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建设活动，崇儒是其文化政策的一部分。太宗的崇儒措施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儒学与儒生的地位，推尊孔教；二是搜集整理儒家经典，统一注疏；三是在各级学校中推广儒学教学，奖劝读经；四是制礼作乐，援礼入律。太宗的崇儒活动改变了儒学三百余年失落不彰的窘境，为唐代的文化繁荣和儒学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唐太宗；孔子；统一经学；儒学教育；礼乐

    唐太宗本是出生于关陇军事贵族家庭的武人，十七岁随父起兵，到二十八岁登上帝位，这期间基本上都是在征战中度过的。但他即位以后认识到"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随即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崇儒即是其"偃武修文"政策的一部分。贞观二年太宗曾云："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也。"明确表示要以周孔之教作为治国安邦的方略。太宗的崇儒活动使贞观朝出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的盛况，为唐代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下从四个方面对其崇儒思想与举措加以梳理。

    1 提高儒学与儒生的地位，推尊孔教

    唐前六朝时期，学术文化以玄、佛为主，儒教虽然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士人的精神生活，但经过三百余年的动乱，儒学的外部环境日趋恶化。尤其是在六朝门阀制度下，士人的政治经济利益完全取决于家族门第，传统儒学对于士人而言无法发挥安身立命、经世致用的作用。加上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士人多朝秦暮楚，普遍漠视忠义节操等儒家道德，赵翼所谓"六朝忠臣无殉节者"，[3]即是其时儒学失落不彰、儒生道德失守的突出反映。因此，唐统一后，出于"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的目的，首先必须提高儒学和儒生的政治地位，使儒学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使儒生获得经世致用的机会。

    太宗的崇儒活动首先表现在抬高孔子的地位。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代以来，地位不断提高，但其"先圣"的地位主要是在唐初确立的。唐高祖武德二年曾诏令国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四致祭拜；七年又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九年又封孔子后代为褒圣侯。太宗则主要着力提高孔子及其弟子的地位，即位不久便根据房玄龄等人的建议，"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并每年春秋两季在国学中举行隆重的释典仪式，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贞观四年，太宗又命地方州、县学兴建孔庙，实行庙学合一的制度。贞观十一年又下诏尊孔子为宣父，并于曲阜特设庙殿，"给户二十，充享祀焉。"[5]可以说，孔子"先圣"地位的确立实际上即滥觞于唐太宗的崇儒活动。

    太宗为了营造尊孔读经的氛围，还曾多次褒扬前代名儒和经师。贞观十四年下诏表彰梁代皇侃、褚仲都，北周熊安生、沈重，南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代何采、刘炫等名儒，认为他们"经术可纪，加以所在学徒，多行其讲疏，宜加优赏，以劝后生"，并要求地方官"访其子孙见在者，录姓名奏闻"，由朝廷择优录用。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又下诏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毛苌、孔安国、刘向、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等21人，与颜回一起配享孔庙，同时"并用其书，垂于国胃"。上述学者，师承有别，门派众多，太宗撇开师法、地域、门派之见，兼容并包，一概尊崇，为唐初经学的统一与繁荣奠定了思想基础。

    2 收集和整理儒家典籍，统一注疏

    经籍图书的搜集与整理是崇儒必备的物质基础。隋末动乱中，"先代之旧章，往圣之遗训，扫地尽矣"，又高祖武德五年，隋朝皇室藏书在从洛阳运往长安的途中沉于黄河，之后所剩的书籍不过一万四千部约九万卷。这样一来，弥补图书典籍的不足成为唐王朝文化建设的当务之急。高祖武德五年便应令狐德棼之请，诏求民间学者的藏书。令狐德棻"奏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缮写。数年之间，群书略备。"高祖朝对于经籍的收集，为太宗朝大规模的经学整理活动奠定了基础。

    当时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献由于社会动荡、学术纷争等原因，多有舛误，给学习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为此，唐太宗首先命秘书监魏征等人对图书典籍进行整理分类，最后核定为经、史、子、集四类，后世的图书编目四部体制也最终确定下来，图书分类混乱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接着，太宗于贞观四年诏颜师古于秘省考定"五经"，颜师古对《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部儒家经典的版本和文字作了一次系统清理，形成了"五经"的标准版本，名为《五经定本》，于贞观七年十一月颁示天下，解决了以往学者读经无所适从的问题。《五经定本》颁布后，太宗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为由，于贞观十二年召国子祭酒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义疏。参与者还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名儒，又有国子、太学、四门等中央官学的博士、助教等，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团队。经过两年的努力，贞观十四年《五经》义疏撰成，定名《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五经正义》的编撰，标志着南北经学的统一和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的终结，扫汉魏以来纷繁歧说一空，定古今、郑王、南北之学于一尊。至此，太宗统一经学的工作始告完成。

    3 推广儒学教育，奖劝读经

    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学校是传播经学的重要阵地。太宗非常重视学校建设，他在沿袭高祖所立国学、太学、四门和地方各级官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规模，"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弘文馆、崇文馆也吸收皇亲国戚及高官子弟就读。同时"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对中央官学的学生进行经学教育。唐太宗还对官学的教学活动十分重视，他多次驾幸国学，听祭酒、博士讲论经典。学官及学业优秀的学生，时常得到太宗的赏赐。贞观二年规定，学生中有能通一经或数经者，"咸得署吏。"贞观十四年，太宗临幸国学，"国子祭酒以下及学生高第精勤者，加一级，赐帛有差"，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学生学习儒家经典的热情。太宗还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加强了中央官学教师的考课与管理，明确规定中央官学的博士、助教、直讲皆为朝廷命官，专司教书育人，不理它务。对教师订立了考课制度，以当年的讲授多少考课等级。另设国子祭酒、司业各一人，掌儒学训导之政，加强对教师的管理。

    与加强学校教育相关的是，太宗还在隋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加以改革，使得儒生获得"学而优则仕"的晋身机会。一是放宽了科举应试者的资格限制。太宗规定不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学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非国子监、州县学校的学生，只要能够通过州县学府的考核，也可以报考；其次是改革考试时间。隋代初选考试只在冬天进行，太宗改为四时听选；再次是增设考点。隋代考点只有一个，设在都城长安，太宗为了方便考生，除在都城长安设置考点外，还在东都洛阳增设考点，使关东地区的学生可以就近应试，免除跋涉之苦。太宗的这些改革措施博得了儒生的赞誉，人批有识之士被选拔出来充实到各级官僚队伍中去，也在社会上营造了浓厚的读书氛围。

    4 制礼作乐，援礼入律

    礼乐文化是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礼作乐是太宗崇儒政策的重要方面。隋代统一后，文帝曾名牛弘定《五礼》一百三十篇。嗣后，炀帝于广陵修订之，为《江都集礼》。高祖初定长安，面对礼典湮没的现实，曾诏窦威裁定隋礼，加以沿用。太宗即位后，随着对于隋政批判的继续，隋礼已不能使其满意。从贞观二年开始，太宗召集房玄龄、魏征等人修订旧礼，贞观七年初步修成，颁示天下。但这一次修订的新礼与隋代旧礼差别并不大，于是太宗又命房玄龄、魏征连同著名学者颜师古、孔颖达等人对其加以完善，最终于贞观十一年修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

    太宗一方面重视礼制文本的修订，同时也将礼制的规定作为行政的基本准绳之一。如其女长乐公主出嫁，太宗因为宠爱公主，"敕有司装赉视长公主而倍之"，[4]长公主乃高祖之女、长乐公主之姑，太宗要求嫁妆倍于长公主的做法违背长幼尊卑的礼制规定。长孙皇后闻知后，即劝说太宗以礼办事，减少嫁妆，太宗知错即改。又贞观十二年春，礼部尚书王珪上疏指出，三品以上公卿路遇亲王都要下马拜见，不符合礼制的规定。太宗接受其建议，据礼典规定三品及以上公卿路遇亲王不必下马。太宗还对违背礼制的行为加以处罚。贞观十一年规定："失礼之禁，著在刑书"，对当时逾礼厚葬的风气要求严加查办，认为厚葬之风"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不有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可见太宗往往援礼入律，以刑拯礼，坚决维护礼法的严肃性。史称"动必由礼，言皆匡躬。献规纳谏，贞观之风"，庶几得之。

    与制礼相辅相成的是太宗的作乐活动。太宗以隋九部乐（即燕乐、清商、西凉、扶南、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等九乐）为基础，加上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所得之高昌乐，成十部乐。这十部音乐融汇南北、胡汉音乐于一炉，打破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是在对原来音乐损益的基础上形成的治世之新声，对有唐一代的音乐文艺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太宗不仅改革原有音乐，而且还主持创作新乐舞，如著名的《秦王破阵乐》和《功成庆善乐》。《破阵乐》是一支歌颂太宗战功的乐舞。武德三年为秦王时，太宗平定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曲。"这一乐曲于贞观元年始于朝堂上演奏。贞观七年，太宗又亲作《破阵舞图》，按图教练乐工，还命魏征等人改制歌辞，更名为《七德舞》。《庆善乐》创作于贞观七年。太宗是年临幸武功庆善宫，重游故地，触景生情而赋十韵诗，乐师吕才谱之管弦，因名《功成庆善乐》，又名《九功舞》。上述两支乐舞，一文一舞，象征着太宗的文治武功。与《贞观新礼》和十部乐一样，都属太宗偃武修文政策的一部分。太宗希望用乐舞的方式达成儒家"治世之声乐以和"的化成效果。

    参考文献：

    [1]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赵翼.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4]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6]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7]刘餗.隋唐嘉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