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一梅“悲观主义三部曲”的叙事底色探析

    【摘要】廖一梅的“悲观主义三部曲”包含前两部文学作品《恋爱的犀牛》和《琥珀》，《柔软》是完结篇。本文援引叙事学的理论，从文本分析入手，从叙事层面对她的“悲观主义三部曲”进行解读。我们发现，不管是情节结构、话语模式还是叙事空间，她的文学创作都渗透着悲观主义的思想。

    【关键词】廖一梅；悲观主义三部曲；叙事学

    【作者单位】骆志方，南阳理工学院。

    廖一梅的作品被誉为“年轻一代的爱情圣经”，是当代中国戏剧文学的旗帜。《恋爱的犀牛》《琥珀》和《柔软》三部作品成就了她的“悲观主义三部曲”，流窜于这些戏剧作品字里行间的是“狂热的爱情，灼人的情欲，自我与世界头破血流的斗殴，对虚假的厌恶和对世俗准则的不屑一顾”。我们认为，这一切的原罪是廖一梅的悲观主义。她善于用戏剧叙事，能借助戏剧独特的叙述结构和视角，探寻人性的本质、无处不在的欲望、决绝的爱情。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情节还是话语，都饱蘸激情，人物角色设置简单，对白精彩，激烈的冲突和矛盾通过凝练的情节紧凑地展现出来。为何她的文学作品被认为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呢？本文从叙事层面对她的“悲观主义三部曲”进行解读和研究。

    一、情节建构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倡诗人以悲剧审美效果为目的对素材进行编排，强调情节结构要完整统一，并且诗人能否对素材进行艺术加工是实现悲剧效果的关键。正因如此，廖一梅说：“为什么是古希腊的悲剧而不是喜剧更能体现人类精神呢？因为能够令人类自己敬重自己的品质都不是轻松愉快的。于是，那些折磨、痛苦和犹疑对她有着异乎寻常的力量。” 当然，我们不能把她的作品都视为悲剧，而她对素材的安排和叙述都强烈地渗透出悲观主义的情绪。从情节建构看，她的悲观主义主要表现为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哀的，人生是没有价值、意义和目的的，尤其是女性的社会角色。例如，《恋爱的犀牛》讲述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愿意为她付出一切的故事。然而，这个爱情故事的“痛结”是A爱上B，B爱上C，然而C却不爱B的故事。男主角马路属于偏执狂，属于人群中“犀牛”一样的异类，马路用尽各种方法想去博得心上人明明的爱，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在绝望中，他以爱情的名义将明明绑架，并在她的面前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黑犀牛，挖出犀牛心来表达自己的爱情。而在《柔软》中，作者将男主角碧浪达刻画成一个性别错乱的年轻人，他向不能苟同的性别宣战，不惜一切代价要变成女人。作者将对“女性身份”的悲观和质疑全部投射到绯闻缠身的女医生这一角色中，由她去嘲弄、劝慰男主角的“变性想法”。由此可见，廖一梅建构的角色和情节依然是试图表达她在《柔软》序言里所说的：“什么东西能让我确定我还是我？什么东西能让我确定我还活着？”尼采说过：“悲剧的魅力源于对生命的忠诚，对原始欲望和恐惧最真切的体悟和承认，悲剧里弥漫的酒神思维让人敢于直视痛苦，并在痛苦中获得快慰。”实际上，从叙事的角度看廖一梅的作品都称不上是悲剧。她的人物话语没有潜台词，情节亦不暗流汹涌，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把激情、欲望、狂放、恐惧、抗争挂在唇边，随时弹射出去，但仅指向悲观主义。

    二、人物话语模式

    廖一梅作品中最常用的话语模式是直接引语，这是叙述干预最轻、叙述距离最近的一种模式。例如，在《恋爱的犀牛》里，马路对明明嘶喊：“你感觉不到我的渴望是怎样地向你涌来，爬上你的脚背，淹没你的双腿，要把你彻底淹没吗？”其实，那只是马路身体里左突右冲的欲望和激情。他像一只为爱情而战的犀牛，他说“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如果你爱什么东西，你就去爱吧，只要你有足够强大的愿望，你就是不可战胜的！”但是明明在他汹涌的爱情之下大呼“救命！”，因为她的爱情和情欲因另一个男人而蓬勃。马路的单相思把他变成别人眼里的疯子，他开始怀疑自己，发出“存在主义”的疑问。他的癫狂和深情没有找到对应的接口，于是洒落的是一片决绝的痛苦。而在《琥珀》里，主角高辕对小优说：“我对生命从来不肯有好感，因为它时刻会离我而去。我拒绝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有了幸福便有了恐惧。”他的台词字字都抹上悲观主义的色彩。但是，他又是死亡面前的享乐主义者。他说，他要跟这个世界保持距离，像一个熟练的老手那样掌握世界，在它面前保持无动于衷、不失理智，无论生活在他面前搞什么花样。廖一梅说，一个悲观主义者，对没有目的又缺乏意义的生命讨好献媚、曲意逢迎是可笑的举动。所以，她让与死亡对决的高辕选择昂着头颅活着。《柔软》是一部耗尽作者心力的作品，它的外壳是与性别有关的故事，而内核是他与女医生的对谈，由性别延展到人性。女医生说，我没有女性主义那么有信心，如果非谈主义，我唯一能接受的是悲观主义。她问年轻人：“你怎么确定自己不是同性恋？上帝都靠不住，更别提什么朋友。”于是，悲观主义又开始张牙舞爪袭来。谈及人性，她的质问一针见血：“没有比伪善更坏的东西，它阻碍了人了解真实的自己，了解都谈不上，还谈什么改变完善？”在这些作品里，廖一梅把自己打碎，她是《恋爱的犀牛》中的马路，是《琥珀》里的高辕，是《柔软》里的女医生，她的悲观主义将他们一并糅合，折射出她的绝望：“我深感绝望，对人类这个族群深感绝望。这个族群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而且首先是我自己。人看起来完全不具备获得幸福的天赋，无力留存任何美好的东西，总是在不断地将其毁灭，然后再去寻找。我如此，人人如此。”廖一梅的剧作语言一直充满对人类情感的顽强寻找，那是一种有力而多变的舞姿，每个字词都铿锵有力。作者在叙事层面多是采用直接引语，该叙事手法生动，且富有音响效果。尽管戏剧作品中不乏使用间接引语的，尤其是用在“旁白”和“画外音”中，但直接引语更能让读者直接体验作品背后潜在的悲观主义思想。

    三、叙事空间和主题阐释

    在现代小说中，“故事空间的意义已超越背景的功能，它是功能性的，如同故事中的某个人物，影响着主题意义的构筑”。在廖一梅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空间意象是酒吧、医院和床。这些意象不仅担当故事背景，还在一定程度上撩拨着人物的情绪，映射出主题意义。尤其是在《柔软》中，若干场景都是法雨club，里面灯光忽明忽暗，有跳钢管舞的老外，有打扮成古怪模样的各色人等。置身其中的主角碧浪达浓妆艳抹，笑靥如花，却掩饰不住悲凄的痕迹。背景越是喧哗越是能衬托主角的落寞，这里还寄托着他的梦想——每星期做两小时女人，所以他装扮成蓝色妖姬，要将所有的人间绚丽集于一身，做一个比真女人更妖媚的女人。酒吧的旁边就是他要做变性手术的医院，此空间背景与酒吧形成鲜明的反讽。一方面，主角在酒吧装扮成他渴望的女性角色，并嘲讽哪些不敢卸下面具做真我的酒客们；另一方面，他在医院却备受女医生的嘲讽和打击，女性一生中所要经历的难以启齿的生理和心理秘密都由女医生悲观的腔调叙述。两者的对话在医院的白色病床边进行，因此，床成了医院另一内置的空间背景，在戏剧中富有隐喻的功能，是碧浪达与现实、与自我性别角力的空间。即使在很少的场景描述中提到病房的床，作者也叙述道：“夕阳透过敞开的窗户照到床边，年轻男人躺在床上。嘴上和脖子上有绑带，说话有点费劲。”是的，照到床边的是夕阳而不是朝阳，经历变性手术的主角仍沉沦在落幕的悲观主义色调中。同样，床和医院也在《琥珀》里频繁出现。开篇第一场便是男主角高辕和小优的一次爱情对话，作者将其称为“柏拉图之床”，当然也是高辕的痛苦之床。他的心脏本是属于小优的未婚夫的，意外将生命延续到另一个生命。当他身上绑着各种仪器坐在一堆药品中间，周围一群人却在讨论艳情小说。他把药瓶扔向他们：你们体会过死亡、被离弃的感觉吗？一切有生命的物质都是向死而生的。所有的爱情都是最悲哀的，看不到死亡，就不懂什么是爱情。高辕从一个自称死亡面前的享乐主义者，变成在白色病床前的一个悲观主义者。此外，在《恋爱的犀牛》第二十二场中，戏剧背景空间是犀牛馆，马路置身其中，叙述一只刚买来的公犀牛徘徊在犀牛馆的笼子外。实际上那只犀牛影射的是马路自己，他不愿“钻进那个摆满苹果、香蕉的笼子里”，他悲观地想：顺从命运竟是这么难吗？由此可见，不管是犀牛馆、笼子、医院还是病床，空间都被填满了意义，从叙事空间的角度阐释能帮助读者从另一个维度体验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和作者的创作意图。

    花了11年的时间，从《恋爱的犀牛》到《琥珀》到完结版《柔软》，作者一路把自己逼进死胡同。在死胡同的尽头，绽放的仍是悲观主义的花朵。尤其是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腐化主义等泛滥的年代，她的悲观主义显得如此不合时宜。或许正因如此，她的叙事手法才体现出审美上的悲观倾向，情节建构、人物话语模式以及空间叙述都抹上了悲观主义的底色，具有鲜明的主题意义和文学趣味。

    [1] 廖一梅.柔软[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2] 申丹，王丽亚. 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巫阿苗，胡兴文.《小镇畸人》叙事空间的建构意义[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