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视阙下《十一种孤独》的女性困境
内容摘要：理查德·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描绘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纽约普通人身不由己、无力改变的孤独人生。作者笔下的底层女性在丛林社会挣扎求生。通过对小说中女性婚姻困境和事业困境的分析，揭示她们的个体在本能、遗传、环境前的渺小和无力，证明她们的孤独是环境和命运推动下注定的悲剧。
关键词：自然主义 理查德·耶茨 女性困境
理查德·耶茨（1926-1992）曾被誉为美国“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以及“作家的作家”，他是美国二十世纪中期底层市民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耶茨一生一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和两部短篇小说集，其代表作《革命之路》曾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一起角逐1961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而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被誉为纽约版本的《都柏林人》。[1]237
《十一种孤独》以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为背景，延续了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幻灭的美国梦”的主题，作者以新闻工作者式的平白客观的笔触记录了纽约中下层人物的坎坷起伏：家境贫寒与周围同学相处尴尬的新学生，努力释放善意却仍被学生厌烦的古板刻薄的老教师，怀揣作家梦勇敢转职为编辑最終因固执己见被老板赶走的前工人，以及身患被视为绝症的肺结核而变得麻木的病人们等等。耶茨所描绘的世界并非大起大落的人间悲喜剧，却充斥着那个时代大背景下普通人所经历的朴素却又不可避免的悲伤。文中展现的所谓“孤独”即他们平凡生活掩饰下的精神荒原，而其中女性的悲剧则是这些小人物生存困境的缩影。
一.自然主义的观点和体现
自然主义是始于十九世纪后期的一场文学运动，在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理论的影响下得以兴盛。自然主义本身是个界限复杂而颇有争议的学说，深受科学界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环境决定论、遗传决定论和宿命论是其核心观点。自然主义认为遗传、环境对人的命运的决定性作用。它强调人的动物性，并将人视为“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受到环境以及内心欲望的驱使，而其本人对这一切既不理解亦无法控制”[2]337。简言之，它是“科学决定论的原理在小说中的运用”[3]111。通过将人类退化为动物，自然主义作家更多地关注人的肉体和生理而非人的社会属性，人的社会价值和道德责任被抽离。尽管人的社会属性被忽略，但周围和社会环境对人类命运，特别是“普通人”的命运的决定性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在遗传与环境构成的“自然”的支配下，人与一般动物无异，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人类沦为“本能的载体、遗传的产儿和环境的奴隶”[4]166。鉴于此，自然主义文学往往突出人类的动物本质，并描绘笔下人物在一个充满不可控制的环境和遗传影响下的丛林世界中为生存而斗争的故事，然而其无法反抗天性、环境和命运的悲剧却是早已注定的。
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于对工业化社会的反映和反思，它的生成正值美国工业社会“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堕落的阶段，曾经的乐观主义情绪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普遍的焦虑感和危机感”[5]61。底层人民在工业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和日益固化的阶级的大环境下艰难求生，愈发严重的生存困境也招致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危机。其中理查德·耶茨笔下的底层女性人物的困境和悲剧充满了自然主义色彩，她们生活在男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双重桎梏下，其悲剧的发生无非是印刻在生物基因里的欲望，还有无情的环境与命运作祟——女性的悲剧实质上是无法逃脱的宿命。
二.小说中女性的婚姻困境
婚姻和爱情对于女性而言并不仅仅是与男女关系的确立，它们既包含女性对性的生理需求，也包括对精神共鸣的向往和对彼此相守的执着等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然而，命运的偶然拐弯和环境的推动却可以轻易摧毁一个女人对婚姻与爱情的信念，迫使着每个人机械前进的环境裹挟着反抗失败或麻木的个体，并最终使其忘却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而臣服于动物般原始的欲望。
《一点都不痛》中耶茨以平淡的笔触细腻地刻画了女性在婚姻困境面前的崩溃。麦拉的婚姻悲剧在于她依然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无望的等待和自身的欲望却让她无奈出轨。因为命运的偶然，丈夫不幸患上了当时很难治愈的肺结核，每周的探视对于曾经单纯幸福的麦拉而言成了一种例行公事般平淡却经久的折磨。病魔几乎将二人的世界完全隔离开来，以至于和麦拉关系亲密的同事都同情自己的好朋友“守活寡”而对麦拉出轨约翰的事情积极撮合。夫妻二人病房相见却已经几乎没有共同语言，丈夫甚至直接翻开她带来的杂志消磨时间。麦拉看到了床头柜上的旧照片，心下对比丈夫那曾经伟岸的身躯和如今穿着病号服的他消瘦得宛如小男孩的躯壳。面对在病痛和欲望折磨后只剩空壳的婚姻，承受不住物是人非的打击的麦拉终于在离开结核病大楼后等待顺风车到来之前堵住嘴巴失声抽泣。
如果说麦拉和丈夫渐行渐远是无法反抗病魔拆散和欲望蠢蠢欲动后的悲剧，格蕾丝和拉尔夫的相爱和结合应该说是底层人物“顺应天命”“顺从欲望”后却依然得不到幸福的讽刺剧。《万事如意》讲述了一对小夫妻浑浑噩噩的新婚之夜。出身宾州小乡村家庭，身材出挑的格蕾丝起初并没有看上小职员拉尔夫。因为她一副学院腔和世故做派的舍友看不起拉尔夫的土气口音，甚至嘲笑他为“白虫”，仰视着舍友的格蕾丝也曾一度认可这份鄙视。但是在舞会看到拉尔夫温柔一面的格蕾丝，在他执着的追求和众人一次次的调侃后，还是决定“顺理成章”地嫁给他。结婚前夕被事务所暂停工作，一下午都在接受众人祝福的格蕾丝的内心并无多少结婚的喜悦。然而，对“欲”的期待似乎也可填补“爱”的缺失。在新婚之夜的格蕾丝还是洗了泡泡浴并换上昂贵的睡衣，准备好烘托气氛的酒品，对即将要发生的男欢女爱感到心神荡漾。但是真正的新婚之夜让格蕾丝再度失望：拉尔夫深夜提着包匆匆赶来，为了赶回去和伙伴们再聚会，不顾格蕾丝的挽留，只是借用了“卫星间”就又匆匆离去。以为放弃了对爱的向往，至少还能够得到欲望满足的格蕾丝，看清了自己在丈夫心里的位置，只能独自面对爱欲皆无的婚姻悲剧。
三.小说中女性的事业困境
《十一种孤独》里也不乏对女性事业受挫的描述，其中作为教师的她既想要树立权威，做威严可靠的师长又想帮助学生渡过难关，和同学们打成一片。然而这自以为的好意并没有成功传达到那个学生身上，试图改变环境、遗传影响的努力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南瓜灯博士》塑造了一个充满事业心且富有同情心的年轻女性教师形象。在得知他家境一般甚至还是被收养的孩子，普赖斯小姐对新转学来的文森特·萨贝拉满溢着帮助新同学适应新环境的热忱。尽管这的确称得上是一种挑战，无论是他“乱鸡窝一样的头发、灰不溜秋”[1]2的滑稽面相还是“灯芯绒裤子新得可笑，而帆布鞋又旧得可笑”[1]2的寒酸打扮都彰显了他与整个班级格格不入。同学们靠第一印象判定这个新同学不好相与、不值得接近，于是有志一同地在课间时将新同学排除在外。普賴斯小姐发现了萨贝拉在班里尴尬而孤独的处境，她看到他在操场上一个人无聊到靠反复系鞋带打发时间时也曾想过做些什么改变着对新来者不友好的环境，却出于某些原因忍住了。但是后来，普赖斯小姐放弃了“顺其自然”，她开始处处绞尽脑汁让同学们发现萨贝拉的好并接受他，结果却适得其反。面对一个备受班里权威普赖斯老师关照的新学生，原有环境里的同学们像是被侵犯了领地，夺走了关注的小兽，对于长相和性格均不讨喜的萨贝拉更是充满了敌意。而这份不满更是在普赖斯小姐特意把汇报会上发言的机会让给萨贝拉，他却编着拙劣的谎话，还依然得到普赖斯小姐的维护时达到了巅峰。
普赖斯小姐的悲剧在于她拒绝“顺其自然”，而是想当然地执意去插手萨贝拉的命运，然而他的出身和周围的环境早已决定了这份努力是枉然：她非但没能帮助萨贝拉适应环境，甚至还在后来用几句话就毁掉了孩子靠撒谎在同伴面前树立起的尊严，萨贝拉并没有领她的情而是彻底恨上了将他推向深渊的老师。普赖斯小姐曾受到领导的表扬就以为掌控着汇报会节奏的自己就是整个班级的掌控者，以至于毫不避讳，甚至过分地对萨贝拉示好、包庇。她以为自己做了好事，付出了努力，就能让他融入班级，实际上真实情况却超出了她的预想和能力范围。从“拯救”萨贝拉一事可以看出，她其实是个失败的教育者，没能按照预想成功将孤独的转校生化为班里的一份子而是让孩子被迫堕落成问题少年，使得对萨贝拉的鼓励和教导都付之东流。最终，萨贝拉情不自禁在偏僻小巷的墙上通过画侮辱性壁画来发泄对她的怨恨。萨贝拉的孤独，其实也是普赖斯小姐自身的悲剧导致的。因为她并没有意识到，环境和遗传基因的力量而非普赖斯小姐自己，才是萨贝拉命运的操控者、主宰者。萨贝拉最后报复性地“反噬”也是对她的惩罚。
四.结论
理查德·耶茨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对女性婚姻、事业的双重困境的书写折射了弥漫在美国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主流社会的生存焦虑和精神空虚。纵观《十一种孤独》的女性角色，她们共同的悲剧在于所有为了挣脱欲望、遗传以及环境桎梏的努力都成了泡影，而没有结果的努力无疑是徒劳的。这再一次印证了自然主义的观点：人类无法摆脱甚至助人摆脱基因阶层的烙印，无法抗衡强大命运偶然的拐弯，更无法更改“丛林社会”环境下优胜劣汰的残酷法则。
参考文献
[1]耶茨，理查德.十一种孤独[M].陈新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2]Holman， C. Hugh. A Handbook to Literature [M]. The Odyssey Press， Inc. Indianapolis： 1972.
[3]苏新连.从决定论到自然主义：美国自然主义文学创作[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09-115.
[4]曾繁亭.论自然主义文学中的“反英雄”形象[J].齐鲁学刊.2008（6）：137-141.
[5]刘秀玉.当代语境下的美国自然主义文学概观[J].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4（1）：58-63.
（作者介绍：朴然，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