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走向及其原因
迟云飞 周经纬
[关键词]帝制消亡，军阀政治，党治，重建国家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5—0003—06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个“天崩地解”然后又重新“天下一统”的时代。既然“天崩地解”，说明传统政治模式已无法维持。而回归“天下一统”，说明中国内部蕴含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中国不会瓦解或一直四分五裂，也不会被各列强肢解或被某一列强独占。但是，以什么模式或方式重建“天下一统”，却是历经徘徊曲折。所以，在这短短几十年里，多种政治模式曾被拿来一试。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变动，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各种政治力量、国际格局，都会对中国政治模式的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而更强有力的模式会在现实竞争中胜出。重建“天下一统”类似中国传统的兴衰分和演变，中国历史经历了多次这样的演变，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则主要是中国应对“变局”的产物。
本文主要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发展、政治走向及其原因作一初步解析，以图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一、传统帝制的弱点及其覆亡
1911年以前的国家体制，仍是傳统君主制，不是现代国家体制。
中国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如果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政治模式以君主为核心，以官僚机构为辅佐，并有三纲五常等理论为支撑。漫长的中古时代，朝代虽多次更迭，但此种政治模式大体不变，足见其在中国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换一个角度看，在传统社会里，君主制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大一统的局面，以及庞大的疆域，应与专制君主制有密切关系。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运转却失灵了，在列强的冲击下，中国反应迟钝，一再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主权丧失，甚至面临被瓜分的境地。这些又都和传统君主制有关。传统君主制或帝制有如下一些弱点或特点：
1.最高权力垄断封闭带来领导人能力萎缩。
君主之位，必在家族内继承，这是君主制的根本。但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内，绝不可能代代都适合做政治领导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第一第二代君主往往雄才大略，既牢牢控御权力，又把国家治理得比较好。但到后来则每况愈下。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口头禅，叫“一代不如一代”，这用来描述历代历朝君主们，再形象不过。何以如此？第一第二代君主，往往起自民间，或曾任官员，他们知晓民间疾苦，明了人情世故，有残酷政治斗争的历练，有能力、有手段。但是，君位继承出自封闭的一家一姓，后代君主长在深宫，平日接触的无非是太监、宫女，那是变形了的社会，与丰富的姿态万千的真正的社会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即使有授读师傅的教导，那也往往是纸上谈兵。后代君主的能力、政治智慧萎缩是必然的，是哪个朝代也逃脱不了的。处在权力顶峰的君主能力的萎缩，必然会对政治运行带来深深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人的性情多种多样，有的人有才华，却对政治对权力不感兴趣，如果生在帝王家，就要被迫从事自己并不喜欢不擅长的掌控权力的职业，其后果往往不妙，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近代中国反应的迟钝，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而君主能力、视野、政治智慧和进取精神的萎缩，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君主制在近代暴露的问题，所以其他特征如思想控制、统治者与精英的结盟，笔者就不再讨论了。
2.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传统君主制虽被今人称为“专制”，但与现代国家体制比，其实是一种很松散的统治。因为历代王朝都是靠武力而不是契约建立，王朝政治与百姓意愿及日常生活是相对分离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近于不相干，老百姓完粮纳税之后，几乎与国家（或官方、政府）不再有关系；反过来，君主只要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大体安定，也不再需要做什么，所以中国自古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此种体制社会动员能力极低。对于百姓来说，王朝的兴衰或更换，和他自身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朝”不是百姓的“朝”，“国”也不是百姓的“国”，或者“国”只是朝廷和大臣们的“国”，百姓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更没有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观念。正因为如此，对一般百姓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对外战争只是朝廷的事，因此大多对战争漠不关心，朝廷无法动员民众支援战争，再加上中国经济落后，军队落后，所以总是遭人侵略，在对外战争中一再失败。
3.追求稳定变易难。
传统君主制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稳定，现存统治的稳固，大一统，而不是社会的发展，不是和别的国家竞争，当然更不是近代西方国家强调的保障人民自由。无论其政治架构、军事体制还是意识形态，都是如此，而且越是中古晚近越是如此。这种体制，造成了我们民族的惰性，就是偏于守成，不愿改变。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定的规矩、制度，在这个朝代中后期很难被打破，而社会问题逐渐积聚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改朝换代，而新的朝代又会走前代的老路。虽然大《易》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但统治者和绝大多数精英秉持的原则实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研究晚清史，“祖宗之法不可变”“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是最常见的陈词滥调，这正是近代中国改革难、发展难的主要原因。所以鲁迅才说我们这个民族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甚至流血也未必办得到。正是这样的原因，君主制下无法解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问题，君主制没落是必然的，除非其自身能有大的改变。
4.政治组织的原始性。
这里的政治组织，主要指政府架构。比如，其行政机构的设置，常常不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而是为了保证皇权，所以让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很重要，哪怕牺牲管理效率。现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原则，需要分工明确，权责清晰，一机构一职责权限，机构内部也是如此，即所谓科层制。但是中国传统政府机构，常一事务两机构或多机构负责，互相牵掣推诿为常态，这样才能保证皇权。另外，有不少现代国家事务却未设机构管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国家体制无力应付新的挑战，无力应付此种变局。我们看改革之所以一再拖后，除了精英阶层思想的保守和迟钝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而精英阶层的保守，其实也和传统的政治架构息息相关。这里暂不讨论这个更复杂的问题了。由于改革的迟延，中国面临的问题愈来愈重，最后君主制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是列强的到来提早结束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和国家体制。
也许有人会质疑，传统国家体制不是延续了两千年吗，不是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吗？其实，即使在传统社会，也有王朝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实不是改变这种体制，而是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即换一批执政者。而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过一段时间就会再改朝换代。
正因为传统君主制的问题，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接受西方影响的知识人提出了种种办法以“修正”传统君主制，“君民共主”即仿效立宪君主制是最常见的说法。直到日俄战争后，“立宪”模式被提上日程。如果最高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并且具有雄才大略和政治智慧，如果官僚机构生气勃勃有进取心，如果社会精英有足够的耐心，也许君主制度可以蜕变而度过危机，可是晚清最后几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君主制连同清王朝一起永远地结束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眼里，之所以要推翻君主制，不是因为君主制不合理，而是因为君主制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即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在专制、君主制、民主、共和、宪政等问题远未讨论辨析清楚的情况下，君主制匆匆收场，这影响到君主制终结后对国家体制的选择。
二、昙花一现的军阀政治
如果说，传统君主制的垮台极其迅速，现代中国的诞生却是难产。
前面说过，君主制倾覆以后，应该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也是国家重新统一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很艰难，而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都不一样。这个历程经历了三个转换，即军阀政治、国民党的党治、中共的党的领导体制。
清帝退位、君主制消亡后，民初同盟会一国民党曾试图推行《临时约法》架构下的民主和多党政治，这就是宋教仁等致力的政治模式：实行政党政治，政党由具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士组成，并具有一定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者完全由党内选举产生；共和政府实行政党内阁制，选举胜利的党执政，失败的作为在野党监督政府。这种体制，需要妥协精神，需要社会精英乃至民众的民主意识，更需要各派政治力量遵循游戏规则（宪法）和程序，也即法制意识，但民初这些条件都不存在，所以所谓的宪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随着宋教仁被暗杀，随着“二次革命”的终结，宋教仁理想的以宪政来建构中国政治乃至现代国家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政治。那么军阀政治有何特点呢？
1.军阀集团主要靠个人间的关系维系。
军阀是政治军事集团，但它与现代政党及一般所谓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集团不同，没有系统的组织体系，不靠政治理念和信仰联结在一起，维系其集团的主要是个人关系。在北洋系，袁世凯是核心，北洋系的人要么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心腹、老部下，要么是他的朋友。袁世凯就依赖这些人，在民国初这个旧的已去、真正新的又没来的时候建立了个人专权的统治。袁之后北洋各派系也大体如此。
依赖私人关系结成政治集团，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之一。从君主政治过渡到军阀政治，是顺理成章的，自然的。与宋教仁和民初国民党坚持的民主政治不同，不需要特别的设计，也基本不需要一致的政治信仰。中国多个朝代行将灭亡之时，群雄并起争夺政权，而每个集团，也大体是靠人际关系维系。而最能吸引人才、武力最强悍、政策能吸引精英和民众的，往往是胜利者。
军阀集团没有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权力私相授受是其最大的特点。与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相比，此一特点造成其突出的脆弱性。
在君主制下，前一个核心人物也即君主去世后，正常情况下，接任的是其子嗣，除非想推翻这个王朝取而代之，旁姓任何人无法觊觎君位，因此政局相对稳定。进入民国后，权力一般不能再父子相传（奉系例外），而由于军阀集团的私人关系特点，一旦核心人物亡故或出现问题，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出现下一个核心人物，其所建立的派系极可能分裂内斗，这种争夺又极可能削弱此集团的力量。北洋系便是如此。袁世凯死后，无论是段祺瑞、冯国璋，还是曹锟、吴佩孚，没有人能够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北洋系首领，在厮杀与争斗中，极大削弱了北洋系，这也是国共的北伐战争能迅速击败北洋系的原因之一。
2.缺少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支撑。
君主制时代，中国政治上有“三纲”等历代逐渐发展“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以君主为核心并维护其地位，但也给官僚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一旦一个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这些理论就会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维护此王朝的统治。
在意识形态上，北洋系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因为是民国，维护君主地位和权力的传统理论失去了效用，袁世凯维护个人权力时，所宣称的常常是“本大总统受人民付托之重”，也即强调他的统治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即使在其推行帝制之时，也是强调君主制符合中国国情，并制造出人民拥护帝制的假象，而很难重弹以往的“三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百姓“食毛践土”须感恩戴德之类的陈词。另一方面，也因为是共和，北洋系不得不常常利用和强调共和这个招牌，议会、内阁这些共和国所拥有的形式，北京政府只能利用，輕易不敢废除，这与其现实的专制和军人统治构成了无法摆脱的矛盾。
当然，说军阀没有政治信仰和缺少意识形态，并不等于军人集团没有一点政治理念。袁世凯就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愿意实行一些军事的、经济的、教育的改革，晚清时期他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比大多数地方官员做得好。在民初北洋系统治时期，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的措施也没有停止。但是，袁世凯也好，后来的军阀也好，更相信权力和传统的政治手段。换句话说，军阀集团是靠个人关系走到一起，而不是共同的政治理念。
因为缺乏政治信仰，军阀集团中人极容易被金钱、权力、地位收买，从一个集团跳入另一个集团，这也造成了袁世凯之后北洋政治极不稳定。
3.军阀主要靠武力维系其统治。
因为缺少政治信仰，没有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也没有现代法治精神，武力和个人关系是其维系统治的主要手段。关于武力维系统治，以往谈论已多，此处不再赘述。
4.社会基础薄弱。
表面上，在国民党被动应战的“二次革命”中，袁世凯的确得到大部分精英和民众的支持，至少是对他统治的默认，所以袁世凯能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这种支持是来自“非袁不可”和只有袁世凯才能控驭动荡局势的心理，不等于北洋系的统治就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和利益。民初新型绅士对袁和北洋系的支持，属于一种“准平等”的合作，正如晚清最后几年新绅士对清政府的要求一样，即一定程度上由主要是新绅士组成的国会控制政治。这样，袁世凯和他的部下，与暂时支持他的新绅士，有一种微妙的、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支持他维持一种独裁统治，但是一旦他要打破这个平衡，比如要建立君主制，完全独享政权，就会失败。而经过晚清十年和民国十年两个十年新教育的发展，新知识人正逐步取代传统绅士成为新的精英阶层。北洋系无力吸引数量日多且政治能量愈益增加的新知识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新知识人或加入国民党或加入共产党，成为“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
还有，在军阀政治这种体制下，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比清政府的时候强不了多少，在对外问题上仍然是软弱无力，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军事政治集团的独裁政治，与君主制不同。君主制可以把一个白痴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军事独裁制不能。但是军事独裁制缺乏以往君主制那样的正统观念，所以政局更不稳定。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失去了核心，即使靠个人关系也难维持统一。很快便自相残杀，最后在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下迅速失败。
王奇生教授曾言国民党政权是弱势独裁统治，‘啪比而言，北洋军阀政治是更为弱势的独裁统治，甚至有的时候独裁都难以做到。
三、党一国体制，国民党的以党治国
取代北洋系建立统治的国民党政权，号称“党治”，曾被概括为“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与北洋系的军阀政治及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相比，“党治”有如下一些特点：
1.有现代政治组织——统一的政党。
与北洋集团严重依赖个人关系组成集团不同，国民党是一个具有一定组织体系的统一的党，由这个党实行“党治”。
党治党治，首先是如何建党，建什么样的党。同盟会及民初国民党时期，国民党都比较松散。同盟会是个革命党，在国外半公开，国内只能秘密活动，目标就是推翻清政府。民初国民党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公开政党，以竞选政权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为主要目的。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后来只能恢复为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按照孙中山在世时的设想，是仿效苏俄的建党方式，把国民党建成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党，这个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信仰一致、行动统一，党魁独裁，党员朝气蓬勃，能适应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军队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党代表制，保证军队为党的主义而战。
但是实际上的国民党比孙中山的理想打了折扣。国民党有相当的组织机构，有一定的纪律，比之北洋系依赖个人关系维系，更有力量，也较能维系内部的统一。加上国民革命以后国民党获得了正统地位，所以即使严重内斗甚至兵戎相见时，各方也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这个旗帜下，军队也相对统一，社会动员能力也远比北洋系强。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经历这么多年，牺牲那么惨重，却能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国民党仍有严重的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维系团体的特点，这使得国民党内部存在不同派系，派系之间互相斗争，争权夺利，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
2.有一定的政治信仰——三民主义。
这个政治信仰便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要打倒帝国主义，统一国家；民权主义要逐步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民生主义要谋求全体国民共同富裕，反对垄断。这些都胜过没有什么理论体系的北洋系。当然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等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的阐释。虽然孙中山之后三民主义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个符号、标签、口号，但却有大量信仰者追随，甚至为此不惜流血牺牲。政治信仰的存在远比北洋系能吸引新知识人。有党，有政治信仰，造就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着远比北洋系高的凝聚力和对知识人的吸引力。
3.一党领导国家的体制。
这是党治最关键的地方，即如何实现党治。我们今天以后见之明观察，可以是党的组织治国，党的最高领袖治国，也可以只是党的主义或纲领引导国家。在国民党1927年以后的政治实践中，这几条可以说是，又不是。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在革命发生之后，应实行一段时间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再过渡到“宪法之治”或“宪政时期”。故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训政时期”，或党治时期，也就是国民党垄断政权时期。
但是，国民党对政权的垄断并不彻底，尤其是地方。在地方特别是县一级，党是党，政府是政府，党无力甚至不想控制地方政府。军队如何呢？国民党党组织不能有效控制军队，尤其是非嫡系的军队。
对国民党政权最大的麻烦是，在现实政治中它要坚持党治，一党独占政权，也即“训政”，但未来目标却指向宪政。这造成了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国民党不垄断基层政权，因为那是彻底的专制；相当多的时候国民党不得不一定程度容忍异见的存在；当敌对的共产黨、中间势力都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时，国民党很难从理论上予以应对。
是否允许其他的党存在，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里，政策有过很大变化。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14条规定“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这个结社，指的是一般团体如商会、工会、学生会以及学术性团体，还是包括政治性的政党？民初时国民政府是不准其他政党存在的，但抗战时既然曾血战近十年的国共都合作了，其他的党自然也就被允许。可见执行上也是存在很大矛盾。
国民党的政治运作，一直有两个指向或传统。一个是1912年宋教仁组织国民党的传统，即以民主宪政为目的，这样的党是比较松散的类似美国、英国的政党，能够聚拢党员的，主要是政见，这个党也不能垄断政权；另一个是学苏俄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思想一致，党魁专权。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的运作，是个四不像。这样，比起中共，不能不处于弱势。
4.不稳定的一个领袖。
谁担任国民党的领袖，也经过不少曲折。当国民党开始试图按照苏俄模式改造的时候，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孙中山是当然的领袖，因为同盟会时代能和孙中山的声望接近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已去世。但是孙中山很快就去世，国民党内论资格、声望，应以汪精卫、胡汉民为较高，还有廖仲恺等。但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都是书生性格，尤其汪精卫，又都不掌握军事实权。蒋介石有一定军事实权，但资格较浅，且领导军队方面也排在资格更老的许崇智之后。经历了一系列包括廖仲恺被刺等復杂事件后，蒋介石崛起，但不服他的人很多。经十余年争持，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才基本胜出。但蒋介石并没有使嫡系之外复杂的各派系彻底臣服，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挑战者、阳奉阴违者、形势不利时背弃者大有人在。
国民党相比北洋系的强势，使其能够在国民革命中迅速战胜力量已衰的北洋系；但是其固有的弱势，又使其在与中共的决战中迅速失败。
四、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凡学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纪律、高度统一的信仰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但其实中共的政治模式也有一个艰难的发展和转换历程。
1.从松散到严密。
中共系学习苏俄党而建立，但刚建立的中共还远非俄共那样的政党。就组织体系来说，中共成立时，组织还相当松散，且不说一大所代表的50多个党员后来去向多种多样，即使一大的13位代表也去向不同，有的人并没有参加后来中共的革命，甚至有人后来站到了敌对方面。
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向苏俄党的模式的发展和转变，其关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如果说，国民党曾努力学习苏俄共产党模式，以增强自己的动员能力、战斗能力，那么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但中国共产党的转变远比国民党彻底。经过1927年国共分离的考验，再经过近十年国内战争的锤炼，中共已发展成为组织严密、个人服从组织的革命政党。
2.从“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事事听命共产国际。此后一直到红军长征，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事实上都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连中共六大都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自然也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所以，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听命共产国际是自然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外来力量的指挥下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极其困难的，甚至不可能。但是，1934年以后，出现了转折。经过长征的考验，经过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中共已经完全独立地处理自己在革命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而且比共产国际的指挥做得更好。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变动，最终形成了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这样的转换是分不开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转换，中共成为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信仰坚定、领导核心坚强、行动统一的党。中共实现了充分的有效的社会动员，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没有达到的，也是较为松散的国民党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在1946年以后的战争中，仅以三年时间，就击败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
【责任编辑：李婷轩】
[关键词]帝制消亡，军阀政治，党治，重建国家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5—0003—06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个“天崩地解”然后又重新“天下一统”的时代。既然“天崩地解”，说明传统政治模式已无法维持。而回归“天下一统”，说明中国内部蕴含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中国不会瓦解或一直四分五裂，也不会被各列强肢解或被某一列强独占。但是，以什么模式或方式重建“天下一统”，却是历经徘徊曲折。所以，在这短短几十年里，多种政治模式曾被拿来一试。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变动，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各种政治力量、国际格局，都会对中国政治模式的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而更强有力的模式会在现实竞争中胜出。重建“天下一统”类似中国传统的兴衰分和演变，中国历史经历了多次这样的演变，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则主要是中国应对“变局”的产物。
本文主要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发展、政治走向及其原因作一初步解析，以图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一、传统帝制的弱点及其覆亡
1911年以前的国家体制，仍是傳统君主制，不是现代国家体制。
中国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如果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政治模式以君主为核心，以官僚机构为辅佐，并有三纲五常等理论为支撑。漫长的中古时代，朝代虽多次更迭，但此种政治模式大体不变，足见其在中国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换一个角度看，在传统社会里，君主制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大一统的局面，以及庞大的疆域，应与专制君主制有密切关系。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运转却失灵了，在列强的冲击下，中国反应迟钝，一再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主权丧失，甚至面临被瓜分的境地。这些又都和传统君主制有关。传统君主制或帝制有如下一些弱点或特点：
1.最高权力垄断封闭带来领导人能力萎缩。
君主之位，必在家族内继承，这是君主制的根本。但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内，绝不可能代代都适合做政治领导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第一第二代君主往往雄才大略，既牢牢控御权力，又把国家治理得比较好。但到后来则每况愈下。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口头禅，叫“一代不如一代”，这用来描述历代历朝君主们，再形象不过。何以如此？第一第二代君主，往往起自民间，或曾任官员，他们知晓民间疾苦，明了人情世故，有残酷政治斗争的历练，有能力、有手段。但是，君位继承出自封闭的一家一姓，后代君主长在深宫，平日接触的无非是太监、宫女，那是变形了的社会，与丰富的姿态万千的真正的社会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即使有授读师傅的教导，那也往往是纸上谈兵。后代君主的能力、政治智慧萎缩是必然的，是哪个朝代也逃脱不了的。处在权力顶峰的君主能力的萎缩，必然会对政治运行带来深深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人的性情多种多样，有的人有才华，却对政治对权力不感兴趣，如果生在帝王家，就要被迫从事自己并不喜欢不擅长的掌控权力的职业，其后果往往不妙，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近代中国反应的迟钝，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而君主能力、视野、政治智慧和进取精神的萎缩，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君主制在近代暴露的问题，所以其他特征如思想控制、统治者与精英的结盟，笔者就不再讨论了。
2.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传统君主制虽被今人称为“专制”，但与现代国家体制比，其实是一种很松散的统治。因为历代王朝都是靠武力而不是契约建立，王朝政治与百姓意愿及日常生活是相对分离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近于不相干，老百姓完粮纳税之后，几乎与国家（或官方、政府）不再有关系；反过来，君主只要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大体安定，也不再需要做什么，所以中国自古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此种体制社会动员能力极低。对于百姓来说，王朝的兴衰或更换，和他自身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朝”不是百姓的“朝”，“国”也不是百姓的“国”，或者“国”只是朝廷和大臣们的“国”，百姓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更没有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观念。正因为如此，对一般百姓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对外战争只是朝廷的事，因此大多对战争漠不关心，朝廷无法动员民众支援战争，再加上中国经济落后，军队落后，所以总是遭人侵略，在对外战争中一再失败。
3.追求稳定变易难。
传统君主制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稳定，现存统治的稳固，大一统，而不是社会的发展，不是和别的国家竞争，当然更不是近代西方国家强调的保障人民自由。无论其政治架构、军事体制还是意识形态，都是如此，而且越是中古晚近越是如此。这种体制，造成了我们民族的惰性，就是偏于守成，不愿改变。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定的规矩、制度，在这个朝代中后期很难被打破，而社会问题逐渐积聚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改朝换代，而新的朝代又会走前代的老路。虽然大《易》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但统治者和绝大多数精英秉持的原则实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研究晚清史，“祖宗之法不可变”“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是最常见的陈词滥调，这正是近代中国改革难、发展难的主要原因。所以鲁迅才说我们这个民族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甚至流血也未必办得到。正是这样的原因，君主制下无法解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问题，君主制没落是必然的，除非其自身能有大的改变。
4.政治组织的原始性。
这里的政治组织，主要指政府架构。比如，其行政机构的设置，常常不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而是为了保证皇权，所以让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很重要，哪怕牺牲管理效率。现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原则，需要分工明确，权责清晰，一机构一职责权限，机构内部也是如此，即所谓科层制。但是中国传统政府机构，常一事务两机构或多机构负责，互相牵掣推诿为常态，这样才能保证皇权。另外，有不少现代国家事务却未设机构管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国家体制无力应付新的挑战，无力应付此种变局。我们看改革之所以一再拖后，除了精英阶层思想的保守和迟钝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而精英阶层的保守，其实也和传统的政治架构息息相关。这里暂不讨论这个更复杂的问题了。由于改革的迟延，中国面临的问题愈来愈重，最后君主制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是列强的到来提早结束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和国家体制。
也许有人会质疑，传统国家体制不是延续了两千年吗，不是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吗？其实，即使在传统社会，也有王朝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实不是改变这种体制，而是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即换一批执政者。而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过一段时间就会再改朝换代。
正因为传统君主制的问题，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接受西方影响的知识人提出了种种办法以“修正”传统君主制，“君民共主”即仿效立宪君主制是最常见的说法。直到日俄战争后，“立宪”模式被提上日程。如果最高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并且具有雄才大略和政治智慧，如果官僚机构生气勃勃有进取心，如果社会精英有足够的耐心，也许君主制度可以蜕变而度过危机，可是晚清最后几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君主制连同清王朝一起永远地结束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眼里，之所以要推翻君主制，不是因为君主制不合理，而是因为君主制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即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在专制、君主制、民主、共和、宪政等问题远未讨论辨析清楚的情况下，君主制匆匆收场，这影响到君主制终结后对国家体制的选择。
二、昙花一现的军阀政治
如果说，传统君主制的垮台极其迅速，现代中国的诞生却是难产。
前面说过，君主制倾覆以后，应该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也是国家重新统一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很艰难，而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都不一样。这个历程经历了三个转换，即军阀政治、国民党的党治、中共的党的领导体制。
清帝退位、君主制消亡后，民初同盟会一国民党曾试图推行《临时约法》架构下的民主和多党政治，这就是宋教仁等致力的政治模式：实行政党政治，政党由具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士组成，并具有一定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者完全由党内选举产生；共和政府实行政党内阁制，选举胜利的党执政，失败的作为在野党监督政府。这种体制，需要妥协精神，需要社会精英乃至民众的民主意识，更需要各派政治力量遵循游戏规则（宪法）和程序，也即法制意识，但民初这些条件都不存在，所以所谓的宪政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随着宋教仁被暗杀，随着“二次革命”的终结，宋教仁理想的以宪政来建构中国政治乃至现代国家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政治。那么军阀政治有何特点呢？
1.军阀集团主要靠个人间的关系维系。
军阀是政治军事集团，但它与现代政党及一般所谓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集团不同，没有系统的组织体系，不靠政治理念和信仰联结在一起，维系其集团的主要是个人关系。在北洋系，袁世凯是核心，北洋系的人要么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心腹、老部下，要么是他的朋友。袁世凯就依赖这些人，在民国初这个旧的已去、真正新的又没来的时候建立了个人专权的统治。袁之后北洋各派系也大体如此。
依赖私人关系结成政治集团，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之一。从君主政治过渡到军阀政治，是顺理成章的，自然的。与宋教仁和民初国民党坚持的民主政治不同，不需要特别的设计，也基本不需要一致的政治信仰。中国多个朝代行将灭亡之时，群雄并起争夺政权，而每个集团，也大体是靠人际关系维系。而最能吸引人才、武力最强悍、政策能吸引精英和民众的，往往是胜利者。
军阀集团没有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权力私相授受是其最大的特点。与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相比，此一特点造成其突出的脆弱性。
在君主制下，前一个核心人物也即君主去世后，正常情况下，接任的是其子嗣，除非想推翻这个王朝取而代之，旁姓任何人无法觊觎君位，因此政局相对稳定。进入民国后，权力一般不能再父子相传（奉系例外），而由于军阀集团的私人关系特点，一旦核心人物亡故或出现问题，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出现下一个核心人物，其所建立的派系极可能分裂内斗，这种争夺又极可能削弱此集团的力量。北洋系便是如此。袁世凯死后，无论是段祺瑞、冯国璋，还是曹锟、吴佩孚，没有人能够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北洋系首领，在厮杀与争斗中，极大削弱了北洋系，这也是国共的北伐战争能迅速击败北洋系的原因之一。
2.缺少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支撑。
君主制时代，中国政治上有“三纲”等历代逐渐发展“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以君主为核心并维护其地位，但也给官僚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一旦一个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这些理论就会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维护此王朝的统治。
在意识形态上，北洋系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因为是民国，维护君主地位和权力的传统理论失去了效用，袁世凯维护个人权力时，所宣称的常常是“本大总统受人民付托之重”，也即强调他的统治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即使在其推行帝制之时，也是强调君主制符合中国国情，并制造出人民拥护帝制的假象，而很难重弹以往的“三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百姓“食毛践土”须感恩戴德之类的陈词。另一方面，也因为是共和，北洋系不得不常常利用和强调共和这个招牌，议会、内阁这些共和国所拥有的形式，北京政府只能利用，輕易不敢废除，这与其现实的专制和军人统治构成了无法摆脱的矛盾。
当然，说军阀没有政治信仰和缺少意识形态，并不等于军人集团没有一点政治理念。袁世凯就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愿意实行一些军事的、经济的、教育的改革，晚清时期他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比大多数地方官员做得好。在民初北洋系统治时期，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的措施也没有停止。但是，袁世凯也好，后来的军阀也好，更相信权力和传统的政治手段。换句话说，军阀集团是靠个人关系走到一起，而不是共同的政治理念。
因为缺乏政治信仰，军阀集团中人极容易被金钱、权力、地位收买，从一个集团跳入另一个集团，这也造成了袁世凯之后北洋政治极不稳定。
3.军阀主要靠武力维系其统治。
因为缺少政治信仰，没有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也没有现代法治精神，武力和个人关系是其维系统治的主要手段。关于武力维系统治，以往谈论已多，此处不再赘述。
4.社会基础薄弱。
表面上，在国民党被动应战的“二次革命”中，袁世凯的确得到大部分精英和民众的支持，至少是对他统治的默认，所以袁世凯能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这种支持是来自“非袁不可”和只有袁世凯才能控驭动荡局势的心理，不等于北洋系的统治就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和利益。民初新型绅士对袁和北洋系的支持，属于一种“准平等”的合作，正如晚清最后几年新绅士对清政府的要求一样，即一定程度上由主要是新绅士组成的国会控制政治。这样，袁世凯和他的部下，与暂时支持他的新绅士，有一种微妙的、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支持他维持一种独裁统治，但是一旦他要打破这个平衡，比如要建立君主制，完全独享政权，就会失败。而经过晚清十年和民国十年两个十年新教育的发展，新知识人正逐步取代传统绅士成为新的精英阶层。北洋系无力吸引数量日多且政治能量愈益增加的新知识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新知识人或加入国民党或加入共产党，成为“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
还有，在军阀政治这种体制下，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比清政府的时候强不了多少，在对外问题上仍然是软弱无力，五四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军事政治集团的独裁政治，与君主制不同。君主制可以把一个白痴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军事独裁制不能。但是军事独裁制缺乏以往君主制那样的正统观念，所以政局更不稳定。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失去了核心，即使靠个人关系也难维持统一。很快便自相残杀，最后在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下迅速失败。
王奇生教授曾言国民党政权是弱势独裁统治，‘啪比而言，北洋军阀政治是更为弱势的独裁统治，甚至有的时候独裁都难以做到。
三、党一国体制，国民党的以党治国
取代北洋系建立统治的国民党政权，号称“党治”，曾被概括为“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与北洋系的军阀政治及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相比，“党治”有如下一些特点：
1.有现代政治组织——统一的政党。
与北洋集团严重依赖个人关系组成集团不同，国民党是一个具有一定组织体系的统一的党，由这个党实行“党治”。
党治党治，首先是如何建党，建什么样的党。同盟会及民初国民党时期，国民党都比较松散。同盟会是个革命党，在国外半公开，国内只能秘密活动，目标就是推翻清政府。民初国民党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公开政党，以竞选政权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为主要目的。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后来只能恢复为国民党。20世纪20年代，按照孙中山在世时的设想，是仿效苏俄的建党方式，把国民党建成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党，这个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信仰一致、行动统一，党魁独裁，党员朝气蓬勃，能适应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军队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党代表制，保证军队为党的主义而战。
但是实际上的国民党比孙中山的理想打了折扣。国民党有相当的组织机构，有一定的纪律，比之北洋系依赖个人关系维系，更有力量，也较能维系内部的统一。加上国民革命以后国民党获得了正统地位，所以即使严重内斗甚至兵戎相见时，各方也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这个旗帜下，军队也相对统一，社会动员能力也远比北洋系强。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经历这么多年，牺牲那么惨重，却能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国民党仍有严重的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维系团体的特点，这使得国民党内部存在不同派系，派系之间互相斗争，争权夺利，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
2.有一定的政治信仰——三民主义。
这个政治信仰便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要打倒帝国主义，统一国家；民权主义要逐步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民生主义要谋求全体国民共同富裕，反对垄断。这些都胜过没有什么理论体系的北洋系。当然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等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的阐释。虽然孙中山之后三民主义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个符号、标签、口号，但却有大量信仰者追随，甚至为此不惜流血牺牲。政治信仰的存在远比北洋系能吸引新知识人。有党，有政治信仰，造就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着远比北洋系高的凝聚力和对知识人的吸引力。
3.一党领导国家的体制。
这是党治最关键的地方，即如何实现党治。我们今天以后见之明观察，可以是党的组织治国，党的最高领袖治国，也可以只是党的主义或纲领引导国家。在国民党1927年以后的政治实践中，这几条可以说是，又不是。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在革命发生之后，应实行一段时间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再过渡到“宪法之治”或“宪政时期”。故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训政时期”，或党治时期，也就是国民党垄断政权时期。
但是，国民党对政权的垄断并不彻底，尤其是地方。在地方特别是县一级，党是党，政府是政府，党无力甚至不想控制地方政府。军队如何呢？国民党党组织不能有效控制军队，尤其是非嫡系的军队。
对国民党政权最大的麻烦是，在现实政治中它要坚持党治，一党独占政权，也即“训政”，但未来目标却指向宪政。这造成了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国民党不垄断基层政权，因为那是彻底的专制；相当多的时候国民党不得不一定程度容忍异见的存在；当敌对的共产黨、中间势力都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时，国民党很难从理论上予以应对。
是否允许其他的党存在，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国民党统治的20多年里，政策有过很大变化。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14条规定“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这个结社，指的是一般团体如商会、工会、学生会以及学术性团体，还是包括政治性的政党？民初时国民政府是不准其他政党存在的，但抗战时既然曾血战近十年的国共都合作了，其他的党自然也就被允许。可见执行上也是存在很大矛盾。
国民党的政治运作，一直有两个指向或传统。一个是1912年宋教仁组织国民党的传统，即以民主宪政为目的，这样的党是比较松散的类似美国、英国的政党，能够聚拢党员的，主要是政见，这个党也不能垄断政权；另一个是学苏俄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思想一致，党魁专权。1927年以后的国民党的运作，是个四不像。这样，比起中共，不能不处于弱势。
4.不稳定的一个领袖。
谁担任国民党的领袖，也经过不少曲折。当国民党开始试图按照苏俄模式改造的时候，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孙中山是当然的领袖，因为同盟会时代能和孙中山的声望接近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已去世。但是孙中山很快就去世，国民党内论资格、声望，应以汪精卫、胡汉民为较高，还有廖仲恺等。但汪精卫、胡汉民两人都是书生性格，尤其汪精卫，又都不掌握军事实权。蒋介石有一定军事实权，但资格较浅，且领导军队方面也排在资格更老的许崇智之后。经历了一系列包括廖仲恺被刺等復杂事件后，蒋介石崛起，但不服他的人很多。经十余年争持，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才基本胜出。但蒋介石并没有使嫡系之外复杂的各派系彻底臣服，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挑战者、阳奉阴违者、形势不利时背弃者大有人在。
国民党相比北洋系的强势，使其能够在国民革命中迅速战胜力量已衰的北洋系；但是其固有的弱势，又使其在与中共的决战中迅速失败。
四、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凡学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纪律、高度统一的信仰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但其实中共的政治模式也有一个艰难的发展和转换历程。
1.从松散到严密。
中共系学习苏俄党而建立，但刚建立的中共还远非俄共那样的政党。就组织体系来说，中共成立时，组织还相当松散，且不说一大所代表的50多个党员后来去向多种多样，即使一大的13位代表也去向不同，有的人并没有参加后来中共的革命，甚至有人后来站到了敌对方面。
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向苏俄党的模式的发展和转变，其关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如果说，国民党曾努力学习苏俄共产党模式，以增强自己的动员能力、战斗能力，那么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但中国共产党的转变远比国民党彻底。经过1927年国共分离的考验，再经过近十年国内战争的锤炼，中共已发展成为组织严密、个人服从组织的革命政党。
2.从“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事事听命共产国际。此后一直到红军长征，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事实上都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连中共六大都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自然也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所以，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听命共产国际是自然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外来力量的指挥下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极其困难的，甚至不可能。但是，1934年以后，出现了转折。经过长征的考验，经过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到中共七大，中共已经完全独立地处理自己在革命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而且比共产国际的指挥做得更好。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变动，最终形成了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这样的转换是分不开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转换，中共成为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信仰坚定、领导核心坚强、行动统一的党。中共实现了充分的有效的社会动员，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没有达到的，也是较为松散的国民党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在1946年以后的战争中，仅以三年时间，就击败了貌似强大的国民党。
【责任编辑：李婷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