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精准助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策略与路径
姜乐军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市民化”的重要群体，是国家战略范畴内精准扶贫的特殊对象，而教育程度、职业生态和情感归属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中国特色市民化的三大“壁垒”。职业教育公平性、技能性和发展性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职业能力和辨识能力，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职业和价值的市民化，并通过精准施策、精准布局、精准设置等策略和路径，有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职业教育;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精准扶贫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9）03-0049-04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同时也是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需要攻克的主要障碍，是需要进行精准帮扶的主要群体。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由于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在于“人的城镇化”，那么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精准帮扶的重点领域应在于帮助他们早日融入城镇、顺利市民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指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为紧密、“面向人人”的教育，理应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精准扶志、精准扶智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也明确指出要“大力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的能力”。[1]为此，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助推其市民化不仅是落实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职业教育体现教育质量，凸显存在价值的重要途径。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特质及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
1.新生代农民工的特质
农民工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群体身份的重要表征，“民工潮”也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定时期下所独有的社会现象。以生活空间来看，农民工们往返于城镇和农村之间、适度脱离农村，生活在城镇边缘地带。以身份认同来说，他们内心有脱离农村的心态，但在现实中又常常不被城市所接纳的无奈。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即“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2]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由于受到代际的影响，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脱胎于农民工自成一体形成亚类群体，它既与农民工群体保持高度关联，受到父辈们的深刻影响，同时又相对独立具备自身的特质。因此，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既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时代的延续、体现和发展;同时又富含并呈现出不同的基本特质。主要表现在：他们的消费欲望较为强烈，主要受到父辈“再苦也不能苦孩子”的传统生活心态以及对城镇高品质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的影响;他们的困难耐受能力较弱，主要是由于因留守的隔代教育所带来的耐挫教育缺位，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不强;他们的职业期望普遍较高，主要是由于随着受教育程度提升，平等意识萌发国民待遇意识，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满足于体力活、非技术工种的职业追求;同时“他们在观念上较‘一代农民工更为开放，善于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视野，更乐于接受新的城市文化”。[3]
2.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的主要障碍
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民，不仅意味着生活空间的变化，还要有整体身份、职业观念、情感悦纳等多重变化，伴随有市民意识的培育和觉醒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必须要克服以下问题：一是教育壁垒。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程度虽然比父辈普遍较高，但从整体上来看，与市民群体、与现代城市市民的要求相比，还属于较低水平，仍然有不小的差距。数据显示，当前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比达72.4%，大专及以上仅占9.4%。二是职业壁垒。作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连锁反应，蝴蝶效应所引发的新生代农民工自信缺失、职业选择面较窄、就业门槛低、很难迈入高门槛行业等问题较为突出，同时“在完全流动的竞争劳动力市场，厂商不愿意资助培训，由此陷入‘低素质—低收入—低人力资本投入的恶性循环中”。[4]三是情感壁垒。尽管受到代际情感弱化和自身特质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镇的相容性要远远高于父辈，但是父辈传统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城市市民文化、空间、制度、就业等因素的排斥，迫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情感上与乡村间依然维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职业教育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精准推进器
1.职业教育的公平性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整体素质提升前提基础
公平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恒久目标，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取向。教育公平是公平价值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扩展。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柏拉图所提出的“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以及亚里士多德建议“通过国家法律保证人们受教育基本权利”等都彰显了教育公平价值理念。职业教育既是注重实际工作技能训练的成才教育，又是着力人的品行规正的成长教育，相比较其他任何一种教育类型，它的广纳性和兼容性更强。一是职业教育价值公平是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的根基。职业教育价值公平，以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予以彰显。以内部维度来看，职业教育给予所有人以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解决高等教育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满足人们在不同人生阶段能够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需求。以外部维度而言，职业教育并不与其他教育分离，而是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与整个教育系统浑然一体。完善坚实的义务教育，向上分化成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互对接，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教育选择，给予个体更多同等的发展机会。二是职业教育服务公平是新生代农民工获取教育的前提。职业教育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申请即可享有”，体现“人人教育”的“公平”内涵。职业教育超强兼容的“公平性”恰恰迎合了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教育程度参差不齐、发展差异化显著的现实困境需要。职业教育“锯齿形”教育模式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精准化的教育服务，其與身具有的“灵活”供给侧特性有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素质。
2.职业教育的技能性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职业能力提高基本根基
技能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首要武器，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首要法宝。相比较其他教育形式，职业教育更加贴近生产生活，强调技术技能，能更好地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针对性服务。一是职业教育“技能性”符合个体可以快速认知专门技能的本质。与普通教育注重“科学性”不同，职业教育往往偏向“技术性”。科学解决理论问题，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因此，虽然科学与技术都要有“突破”，而往往由于科学更为需要“摸索”显得更为艰难。技能是技术的程式化，是实际问题解决的程式化。个体学习理论认为，相比较在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按照程式化手段解决实际问题来得容易得多。职业教育所具有的技能性，可以较为系统地使个体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职业教育“技能性”顺应社会分工理论认为的社会需要大批量的一线生产的技术人才的形势。社会分工是人类社会的标志之一，也是人类出现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分工越来越独立化、专门化。职业教育“技能性”属性恰恰顺应了这个形势，专门技能在深化社会分工的同时，又服务于社会生产需要，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并对新生代农民工发挥着极其重要影响。“技能和文明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择业的竞争力和发展空间，也关系着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实现阶层流动”。[5]
3.职业教育的发展性是新生代农民工实现辨识能力增强显要依靠
发展是人类努力探求的终极价值，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革新的力量来源。与其他任何一种教育类型相比，职业教育更能够触动人的内心，更能够促进人的成长。一是职业教育发展性弥补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教育缺失问题，由于父辈忙于生计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教育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职业教育以其独有的发展“轮回”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其自有体系里，赋予个体“基础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完整教育的机会，填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正好弥补了新生代农民工代际教育缺失、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不足的缺憾。二是职业教育发展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认识改造世界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因父辈格局影响，其人生上升通道并不畅通;加之，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低，职业能力不足，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对较弱。职业教育却能够给予他们“翻身”的机会，彻底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正因为职业教育给予的发展机会，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视野更为开阔，目标更为明晰，规划更为精准，促使他们迈进“蓝领”群体、挤进“白领”阶层，甚至可以跨入“精英”队伍，使他们以更为自信的心态参与城镇建设、融入城镇，实现中国特色市民化进程。
总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完成身份和角色转变的基础之上，还需要外部社会对其进行‘赋能以及自身主动‘增能”。[6]从人的发展维度，职业教育公平性、技能性和发展性恰好顺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职业技能和通识能力提升的诉求，打破父辈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影响，弱化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间身份边线，使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跨入”中国特色“城镇”市民行列，从而进一步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
三、职业教育精准助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策略与路径
1.精准施策，创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体制机制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农民工应该与高校毕业生一样被看做国家层面重点优先扶持对象，是激发国家活力、解放发展生产力重要人力资源。把国家意志转化为推进农民工中国特色市民化的精准化的宏观政策，以创新的体制机制有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所享有的职业教育。一是精准构建高站位、权威性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通过教育与培训来实现自我提升，实现自我价值，而非传统的生存需求。”[7]要为新生代农民工“量体裁衣”，以新生代农民工为本位设计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国家宏观指导、省级精准统筹、市县着力实施，纵向形成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学历教育体系，横向形成资格认证、技能鉴定等培训体系，以现有职业教育体系为依托打造“新生代农民工版”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系统化、个性化的终身学习体系夯实基础。二是大力创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体制机制。适时引入市场机制，借助高职院校的教育培训实力和企业成本核算优势，校企共建混合所有制教育培训学院。破除教育、人社系统间壁垒，企业根据需求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招工，联合职业院校开展现代学徒制教育，以企业实践学习、学校理论学习进行双向培养，实现“招工即招生”;学校根据企业需求进行“订单培养”，实施校企联合培养，实现“招生即招工”。三是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考证奖补制度，以“正面清单”方式罗列本区域产业结构技能工种需求清单，对获得相应技能资格认证的个体予以不同程度的奖励。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在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中国特色市民化进程的活力。
2.精准布局，构建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精准布局职业教育、科学构建系统体系，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中国特色市民化进程、提升城镇文明程度具有重要意義。一是拓展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职业教育渠道。随着我国义务教育普及，通识基础教育较为夯实，虽有国家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支持，但接驳到职业教育阶段时适龄学生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还存在流失缺口，或待业在家或直接转为就业市场，升入高职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不高。强化以市场为导向、以产教融合为平台、以推进校企合作为方式的中高职教育，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学历水平。以政府购买、高职院校举办、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方式开展成人学历教育，利用周末晚上等休息时间进行知识技能“充电”，时间可以跨度2—4年，对于顺利毕业的个体给予一定的学费奖补。二是夯实面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中期培训水平。对未能继续升学且有在城镇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依托技工学校、高职院校等开展1年左右的中期培训，学校给予技能认定。政府协同高职院校建造众创空间面向高校毕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开展创业实践，提升创业能力，促进其实现自谋职业、自主创业。人社部门专设窗口受理新生代农民工自学、参加培训考证奖补事宜。三是提升面向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短期培训能力。普及化开展批量技能培训，采取“地毯式”定投、“送教下乡”、“精准扶教”等方式开展大范围的技术技能培训。结合用人单位岗位需求和工作需要，对新吸纳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为期1—6个月的技能提升培训。
3.精准设置，制定契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培训项目和课程菜单
优质的培训项目具备紧跟地方产业结构发展、调整及升级的特征，同时产业需求是培训项目驱动的重要力量来源;而课程是培训项目的重要元素，培训项目是课程的有机组合。一是精准设置紧跟产业、行业和企业需求的培训项目。紧跟产业步伐，突出反映最新生产力和生产一线技术能力，紧密结合企业需求，采用“基础+校本”内容整合方案，将基础知识、职业技能规范化、通识化，以统一教育培训大纲呈现，形成基础知识技能模块;学校根据优势专业设置培训课程并对接企业需求进行个性化定制。即便是学校驱动的培训项目设置，也要在项目设置前征求企业意见、反映企业需求。二是精准提供多样化的课程菜单。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质、就业及岗位需求的要求，设置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课程超市”，在课程超市中不仅有建筑施工、电器修理、烹饪技术、苗木栽培等基础技能课程，还要有智能装备、化学检验、物联网、电气自动化等前沿技术课程。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是精准脱贫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的问题。为此培训课程中有人文知识、公共道德、社会伦理等非技术技能的基础课程，着力引导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的养成，推动他们成为具备现代市民意识、市民道德和市民操守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三是保持项目和课程菜单的动态化和可变性。动态化和可变性就是要求项目及课程能够做到“兼容并包”，以开放的姿态满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企业切身需求，并适时汲取生产一线企业技术技能创新成果，也只有“及时体现企业最新需求”“站在技术技能最前沿”的项目和课程最终才能更为精准地适合和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能力发展提升的现实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