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合肥市劳动力流动问题研究

    王敏

    摘 ? ? ?要：劳动力能否自由流动并形成与劳动力需求结构相适应的供给结构，必然会给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带来不同的影响。当前，合肥市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研究合肥市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促进合肥市经济快速平稳发展、保障合肥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力流动;市场供求关系

    中图分类号：F249.1 ? ? ? ?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7-8207（2018）07-0066-10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背景下，在安徽省《加快调结构转方式促升级行动计划》的指导下，合肥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调结构、转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力争在新常态下实现新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要求劳动力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受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劳动力并不能同物质生产资料一样在产业部门间自由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顺利完成。因此，研究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合肥市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促进合肥市经济快速平稳发展、保障合肥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平衡具有重要意义。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现状

    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运用统计和数学方法来分析经济现象，并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等一些根本命题。1672年，他在《政治算数》一书中首次提到了“劳动转移”现象。1940年，英国经济和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配第的理论，他通过对时间序列下不同国家产业结构发展进行比照后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这就是产业结构演进理论——配第-克拉克定理的实质内容。

    作为经济增长学派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和西蒙·库兹涅茨通过数据统计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后发现，三次产业结构及劳动力结构比例都是由“一二三”到“二一三”，最后到“三二一”。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产业结构升级。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麦克法登也认为，劳动力就业结构必须适应产业结构的发展要求。

    作为发展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要由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组成。其中，农业作为传统部门，其经济效益差，从事农业生产人数过多，劳动生产率低，隐性失业率高;而现代化的工业部门，经济效益好，从事工业生产人数较少，劳动生产率高，具有促使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吸引力。

    关于劳动力的流动性问题，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的不断发展，会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发生变革，从而促使资本和工人在三次产业部门间不断流动。这表明马克思早就发现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流动影响方面，薛峰在《关于中国城镇民营企业的调查》一文中认为，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一产业产值不断提高，但其占GDP比例却是递减的;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断减少，而第三产业产值不断增长，发展潜力巨大，对劳动者的吸引力不断增强。

    在产业发展阶段定位方面，陈欣在《合肥城市转型发展水平分析》一文中以合肥市为例，认为合肥市虽仍处于“二三一”发展阶段，但产业结构日趋多元化，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40%，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1.9%，比工业平均增速高10.6个百分点，呈现出后工业化时期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已进入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

    在劳动力流动制约因素方面，吴瑞兵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流动的路径分析》一文中认为，在当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流动面临着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的压力，近乎终身雇佣制度的管理方式使劳动力要素僵化，现行的教育体系使劳动力技能与实际需求出现错配。

    在对策建议方面，瞿晓理、刘轩在《地方政府开展流动劳动力教育培训的风险评估——基于劳动力供给侧结构优化的现实需求》一文中针对资源紧张风险、培训后失业风险、劳动力流失风险，提出要提升教育资源利用率、加大公共财政支出，改革劳动力供给侧结构、完善社保系统，注重人的发展、结合地方特色，控制劳动力流失风险。徐海在《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能源技术进步》一文中认为，应认清我国劳动力普遍素质较低无法满足高技术水平产业劳动力需求结构的现实，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引导产业根据我国劳动力结构实际状况发展，做大做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第三产业的腾飞打好坚实基础。

    综观目前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多以户籍制度、地理性转移研究为主，很少从经济内生动力层面考虑。在研究方法上也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数据模型支撑。基于此，笔者以合肥市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合肥市劳动力市场目前的供给数据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的内生需求，并综合判断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二、合肥市产业结构升级过程

    （一）合肥市產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1995年至2016年，合肥市的三次产业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表1所示）。

    

    （二）合肥市产业结构变化分析

    ⒈结构调整逐步完善。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在三次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基本向“三二一”的方向发展。合肥市三次产业结构趋向优化，经济发展动力由二产主导向二三产业双轮驱动转变，三次产业呈现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良好发展态势。从三次产业结构看，由1995年的18.7：47.2：34.1调整为2016年的4.3：50.7：45，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减少14.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产值比例增加了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增加了10.9个百分点。

    ⒉产业升级明显提速。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市推进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变化趋势是农业（种植业）、林业和渔业比重上升，2016年，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业服务业增加值占第一产业的比重分别为50%、4.1%、27.2%、16.5%和2.2%，与2012年相比，农业、林业、渔业和农业服务业比重分别提高了1.7、0.9、1.5和0.4个百分点，畜牧业比重下降比较明显，比2012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建筑业占比逐年下降，工业内部结构向中高层次转化。2016年，规上高技术产业增加值357.95亿元，占规上工业比重15.8%，比2012年提升了6.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32.8%，增速高于规上工业20.8个百分点;规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690.37亿元，年均增长22%，增速高于规上工业10个百分点，2016年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1.4%，比2012年提高8.7個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迅速增长推动第三产业结构优化，以现代金融和科技创新为代表的新经济迅速发展，带动了金融、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占比明显提升。2016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769.39亿元，占第三产业比重达62.7%，比2012年提高6.4个百分点，年均达到11.6%。而批零住餐、交通运输、居民服务业和公共管理等传统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053.58亿元，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37.3%，比2012年下降6.4个百分点。

    从三次产业贡献率看，2016年，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48%和51%，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第二产业3个百分点;与2012年相比，呈现“一平一降一升”趋势，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平稳;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下降14.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上升幅度较大，提高15.6个百分点，即第三产业贡献率增强。三、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合肥市劳动力流动状况及趋势

    （一）劳动力流动过程

    1995年至2016年，合肥市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占比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如表2所示）。

    

    整体来看，全市就业结构变化明显，由1995年的44.9：31.1：24调整为2016年的15.44：34.91：49.65，劳动力在第一产业流出明显，占比减少了29.4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劳动力不断流入，增加了25.6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劳动力经历了先流出再回流的变化过程，这与合肥市2005年提出的“工业立市”发展战略有很大关系，虽然从总体来看趋平，但产业内部却由低层次向中高层次转化，产业内部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二）劳动力流动趋势分析

    纵观合肥市产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可以发现，两者的变化趋势遵循着配第-克拉克定理，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继而向第三产业循环转移。但合肥市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占比仍呈“三二一”结构，与产业结构“二三一”态势不一致，对此，笔者将对产业结构偏离度进行分析。

    产业结构偏离度是指各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与相应的劳动力比重的差异程度，即各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比与1的差。若某一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正，即产业比重高于就业比重，说明该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较高，存在劳动力流入的可能，反之存在劳动力流出的可能。

    通过对表1、表2数据的计算，得出合肥市1995年到2016年间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如表3所示）：

    

    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从1995年的-0.58减少到2016年的-0.72，说明其劳动效益低，存在严重的隐形失业现象，其劳动力减少速度远低于产值比重下降速度，导致其偏离度越来越远离零值，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有巨大流出压力。

    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数值上来看基本不变，但其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然后不断向零值靠近，这表明第二产业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发展较为匹配。但其数值一直为正，表明第二产业不能只靠资本投资拉动，还需要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进入产业部门发展。

    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从1995年的0.42减少到2016年的-0.09，已基本趋近于0，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已基本协调。但合肥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不断增加，对吸引劳动力就业的作用也将不断增强。四、劳动力流动受阻的原因

    （一）城乡二元结构

    ⒈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具体而言，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不能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无法建设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二是劳动力分为农业与非农业身份，导致劳动力无法在同一区域的城镇间自由流动。[1]合肥市近年来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却一直处于较低的状态，2016年相较于2000年只增加了12.48个百分点，与同期常驻人口城镇化率相差26.93个百分点。笔者认为，造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对于转移人口缺少统一的政策安排，导致农转非农进展缓慢。二是农民担忧进城落户后，原居住地权益如宅基地和土地所有权丧失，因此积极性不高（如表4所示）。

    

    

    2.城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近年来，随着合肥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居民收入稳步攀升，但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775元;2016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793元。农民收入偏低导致消费需求不足，严重影响了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最终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如表5所示）。

    

    （二）教育结构

    劳动力的教育结构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者技能和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还有待完善，教育资源分布还不均衡，导致劳动力的素质结构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新要求。[2]

    ⒈人均受教育年限较少。人均受教育年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地区的人力资源水平，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可以形成相应的创新效应、区域效应、规模效应、激励效应、信息共享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对于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从事体能型劳动的主要是仅接受初中以下教育的农民工，从事技能型劳动的主要是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产业工人，而从事脑力型劳动的则主要是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水平的知识分子。从合肥市6岁及6岁以上人口受教育结构的相关数据中可以看出，虽然2000年以后合肥市接受高中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所占比例大幅度提升，但仅接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劳动力还是大多数，只能从事体能型劳动，不利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如表6所示）。与发达地区（以北京为例）相比，合肥市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人均GDP、规上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2016年，合肥市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0.89年，北京为11.985年;合肥市人均GDP为80136元，北京市为114717元;合肥市规上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243.37亿元和658亿元，北京分别为5646.7亿元和3824.3亿元。

    

    ⒉职业教育发展受阻。目前，安徽省在高考生源数量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职业教育招生情况也不容乐观。一些职业学院为了招收学生，把分数线一降再降，反而造成了恶性循环。[3]特别是由于当前部分学生家长对职业教育不认可，导致很多学生把职业学院当作一种无奈之选，入学后不认真学习，没有学习到应有的工作技能，就业能力无法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同时，职业教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在，合肥市已获批“中国制造”2015试点示范城市，这必然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一方面，中等技术人才亟需向高等技术人才转化;另一方面，随着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对产业工人技能水平的要求也相应增强，有些企业将逐步淡化对人才专业岗位能力的要求，而注重岗位协调能力。然而一般职业院校的学生综合能力较弱，这样的学生难以适应市场的需求。[4]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对技术人才的专业需求不断调整，职业学校也需相应调整专业设置，而合肥市大多数职业院校都是公立学校，对于这种调整难以适应，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专业需求。五、推动合肥市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相关制度，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⒈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笔者认为，要推动城乡融合，首先要从户籍制度改革着手。而改革户籍制度实际上就是要打破目前与户籍挂钩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具体而言，要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体系，解决已经到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要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条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基本建立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为基本形式的户口迁移登记制度，建成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5]要对农民工城镇化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分类指导，如建立并完善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积分落户制度等，以此为公平有序落户提供阶梯式政策通道，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⒉建立健全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开放初期，安徽省率先在全国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效解决了农民温饱问题，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当前，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人地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归农民所有;后来，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把承包土地出租、转让给受让人，就出现了三种权利（即归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归原农户的承包权，以及归实际经营者的经营权）。2017年10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该草案对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从立法的角度上进行了明确。所谓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就是为了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并行。实行“三权分置”，可以让土地作为要素流动起来，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草案规定，要依法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不得以剥夺土地承包权作为进城落户的条件。是否保留土地承包权，由农民自主选择。这样，就免除了想要进城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建立健全“三权分置”制度，是新时代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好各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推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促进第一产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流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增加教育投资，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⒈增加教育投资。我国目前主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不能满足当前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技能水平提出的新要求。对此，笔者建议，合肥市可以率先在全省实施高中阶段免费，以提高民众受教育程度。2016年，合肥市教育支出共计30.31亿元，只占全市财政支出的3.53%，没有达到全国4%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6.1%的水平差距更大。因此，必须抛弃因财力有限只能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教育的观点，增加教育投资。目前，合肥市城乡高中阶段教育还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现象，“上好学”还存在一定困难，在高中阶段全面实施义务教育，能让农村和城市孩子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将少部分农村高中建成综合性高中并增设职业教育选修课程，使农村学生在高中阶段既能学到理论知识也能学到就业技能。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农村家庭经济负担，而且学生毕业时还可以进行双向选择，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上大学或就业，真正实现教育脱贫。

    ⒉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一是加强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应针对职业教育短、平、快的特点不断完善教师终身学习培训体系，更新教师的知识储备，使其直面劳动力市场最新需求，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可以与企业合作，从中选拔一批业务素质过硬的高级技能职工，让他们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中，并与他们的职称评定和待遇挂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6]二是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不能只是进行专业技能的教学，更要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职业教育中提升基础教育的地位，加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不仅可以满足现今社会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岗位要求，而且也可以为学生自身的学习、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7]三是实行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有效避免职业学院专业设置滞后性的弊端。职业院校应加强与当地大型企业合作，根据用工需求，采取定向培养方式。这样，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性，提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企业从学生入学开始就向其传递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增强其归属感。四是职业教育规划應立足于合肥经济发展需求。当前，合肥市以“工业立市”为目标，并已获批“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必然会注重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如果当地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不能立足于合肥市经济发展的需求，学生所学的知识就会与当地用工需求产生偏差，最终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可见，职业教育规划不仅要与当地就业市场的用工需求相适应，还要与当地经济发展的趋势相适应，这样，才能促使职业教育为合肥经济发展服务。【参考文献】

    [1][5]韩玉堂，任元军.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思考[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9）.

    [2]王亚波.论我国经济转型期教育体制改革的滞后效应[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3][4][6][7]叶青，石开元.安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前景[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7，（15）.

    On the Issues of the Flow of Labor Force in Hefei under

    the Backgroud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Wang Min

    Abstract：at present，Hefei is in the strategic stage of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bound to put forward new demands for labor force，causing labor force to flow between industries.Labor force as an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factors，whether it can flow freely and form a supply structure compatible with labor demand structure，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erefore，studying the problem of labor migration in Hefei under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rapid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Hefei's economy and ensuring the 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Hefei's labor market.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labor mobility;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