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禁烟禁毒运动始末

    张亚东

    

    近代以来毒品肆虐，举国上下深受其害，北京也不例外。虽然历届政府的禁毒活动从未停息，但依旧未能扫清北京严重的毒患。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政权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禁烟禁毒运动，基本肃清了北京市的烟毒流害，还千年古都以清风正气。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烟毒概况

    清末北京城烟馆遍地，烟客众多，吸食者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甚至连皇帝身边的内廷太监和御前侍卫也不能远离鸦片的诱惑。北京的烟毒多从天津、广州走私而来，并且以天津为主。随着吸食之风的加剧，以至于京官的十分之一二，官僚幕友的十分之五六都染上了烟瘾，至于小吏跟班吸食鸦片的更是不可计数，查禁烟毒已成空谈。

    民国北平烟毒之风盛极一时，绝大多数军阀、官僚、政客以及富有商贾都有毒瘾，一般市民喜好吸食鸦片者也日渐增多，北平当局也曾着力禁绝，但依然无法阻止烟毒的泛滥。北平沦陷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推行鸦片毒化政策，所谓的“禁烟局”名为禁烟，实则负责毒品公开销售，一时间北平土药店、土膏店几乎遍布街头巷尾，前门一带更是烟馆林立，生意兴隆。国民党政府接管北平之后，烟毒流行的情况也并未改变多少，不仅吸食者众多，而且官贩勾结的现象十分普遍。国民党军统少校于云涛组织了百余人的毒品贩运团，用飞机、轮船从北京向上海、西安等地运输、销售毒品，规模之大，令人咋舌。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京，百年古都和平解放。此时，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鸦片烟毒依旧存在，运售、制造、吸食烟毒的情况十分普遍，烟毒案件频发。那时候，北京市的毒品主要以鸦片和白面类毒品（即海洛因、吗啡等）为主，其中鸦片主要来自于西北的绥远、察哈尔及热河等省，白面类大部分是在本地制造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公安部门对烟毒的检查极其严格，但毒贩的运输方法十分隐蔽，很难察觉。有毒贩把烟毒包在粽子里、馒头里或饼干中运输，还有毒贩把烟毒藏在皮鞋尖或者后跟里运输，以逃避公安检查。

    二、和平解放后北京市初步的禁烟禁毒工作

    北京和平解放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开始了禁毒工作。1949年2月，外一区公安分局在前门大街打磨厂义丰店查获了一名吸毒者，以此为线索顺藤摸瓜、深入追查，最后抓获毒贩一名，缴获大量鸦片、海洛因。这是北京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破获的第一起贩毒案件。1949年底，外二区公安分局掌握了一条重要线索：老毒贩庞辅臣勾结某大企业内部人员，准备大量运毒。分局随即布置多名干警跟蹤侦查，但狡猾的毒贩突然改变原计划，竟逃脱了监控。1950年1月，分局侦查员通过安插在贩毒集团中的“内线”再次得到消息，庞辅臣等人准备再次运送毒品。北京市公安局、外二分局周密部署、联合行动，当场抓获庞辅臣等毒贩10余名，收缴大批毒品“松竹梅”。后经查明，以庞辅臣为首的特大贩毒犯罪集团内外勾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向天津、上海等地贩毒达174件，价值黄金2000两。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公安局破获的最大一起毒品案件。

    1949年7月22日，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张友渔签署命令，转发《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这是北京解放后人民政府颁布的第一个禁烟令，自此禁烟禁毒工作有了明确的政策规范。在此基础上，市公安局于同年8月制定了《禁烟禁毒登记办法》，要求各类毒犯限期到当地公安分局登记，上缴所存烟毒、烟具及制造烟毒之机械用具。同时，各分局发动人民群众检举揭发毒犯，协助戒毒，有力打击了吸、制、贩、运毒品行为，净化了社会风气。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的禁烟禁毒运动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地区要充分认识到烟毒的危害，做好禁烟禁毒工作。北京市人民政府迅速贯彻中央指示，先后制定了《北京市查禁烟毒办法》及《查禁烟毒执行计划》等多份文件，深入宣传禁烟政策，开展肃毒斗争。1950年7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指示，严禁种植、收购和买卖鸦片，并对制造、贩卖毒品和私开秘密烟馆分子从严惩处。同年11月27日，北京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全市的禁烟禁毒工作。

    随着时机的成熟，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彻底根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遗毒。1952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下发《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地做好禁烟禁毒的宣传工作，以动员群众积极参与。遵照中央指示，8月10日北京市委开会讨论了禁毒工作的具体事宜，随即向各区党委布置了相关工作，要求各区广泛动员群众检举毒犯，并做好毒犯登记。8月18日，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召开各区委、党委宣传部长和报告员会议，布置宣传工作。其后，各区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控诉会、片会、院会、小型座谈会，以及通过重点挨门挨户进行访问的方式来宣传禁毒。

    宣传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吸毒可耻，贩毒有罪”的观念深入人心，广大群众对禁烟禁毒运动表示热烈拥护。不少人认为人民政府又给人民办了一件好事情还有人说：“这是继三反运动后的又一次社会改革。”大多数人相信，人民政府办事干脆彻底，一定能够把烟毒禁得干干净净，不像国民党愈禁愈多。很多市民甚至要求，最好把罪大恶极的毒犯枪毙几个。

    在大张旗鼓地进行禁毒宣传的同时，北京市逮捕毒犯的行动也在进行。根据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了近三个月的行动准备，从已经掌握的案件材料中清理线索，逐一调查对证，确定专案进行重点侦查。1952年8月9日和8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抓捕行动，逮捕各类毒犯，缴获大批毒品、毒具及制毒机器，基本上清除了北京的制、贩、售毒分子。

    1952年9月1日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公审毒犯大会。在会上，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依法宣布对杨汉民等3名制贩毒品的大毒犯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同时依照相关政策，对张升云等6名坦白彻底、罪行轻微的毒犯从宽处理，当场释放。当卡车载着3名被判处死刑的大毒犯绕场一周示众押赴刑场时，群众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声。在政策威慑和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各类毒犯纷纷自首坦白。此后，全市规模的查禁活动逐渐减少，到11月底，北京市禁烟禁毒运动基本结束。

    1953年1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内务部和卫生部发出《关于全面开展戒烟工作的联合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立即着手戒毒、戒烟工作。经过一个半月的努力，北京市成功戒除了吸毒者的毒瘾、烟瘾，使他们获得了新生。

    由此，北京市基本上清除了危害古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以后北京虽有零星的贩运、吸食毒品的事件发生，但基本是一经出现即被查处，并未产生较大的影响。伴随着全国禁毒斗争的伟大胜利，北京与人民共和国共同创造了30年的无毒历史。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邓小平曾自豪地说：“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公安局呈送本市烟毒情况（1950年1月19日）[A].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2-2-60，1950年.

    [2]刘伟，冯双平.建国初期北京的肃毒斗争[J].北京党史，2000（4）.

    [3]周鸿.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西城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西城建设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5]市府轉发华北人民政府颁发的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A].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2-20-260，1949年.

    [6]北京市档案馆，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1）[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1.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8]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文献资料汇编（1949-1993）[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9]北京市公安局禁毒工作初步总结[A].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1-12-97，1952年.

    [10]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政法卷·公安志[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11]北京市人民政府报告[A].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号：2-5-49，1953年.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