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统治阶层教育

主持人语:从思想文化的视角去研究英国史,能探究不列颠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思想、制度、宗教、语言与艺术等都可以是英国民族精神的存在样式,本次博士研究生论坛试图通过部分案例研究来揭示不列颠民族的文化品质与民族精神:袁梨梨的文章通过解读政治学著述来了解英国统治者的品质与统治国家的技术村家慧通过流亡在欧陆的天主教知识分子的文化传播展示了不列颠宗教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复杂性;朱静怡、谭蓉蓉的文章则以英国语言形成的外来因素展示不列颠民族文化多元融合的特性;陈磊以英国思想家的文化意识来展示历史时代的基本特征。从诸多案例的历史检讨可以看出,英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呈现出自己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多元文明可以并存,异质文化可以共生,不列颠的历史与文化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包容性和创新性。探究不列颠民族的文化精神,可以给人以感悟与启迪,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思想资源。(于文杰)
[关键词]《统治者之书》,海外天主教知识分子,语言融合,雷蒙德·威廉斯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6-0051-18
近代英国的统治政治是值得研究借鉴的重要内容,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统治阶层教育成为近代的遗产,埃利奥特的《统治者之书》(以下简称《统治者》(The Book Named The Gouernour)是近代早期的重要的统治阶层教育著作。
一、统治阶层教育著作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含义
16世纪的英格兰,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大航海、圈地运动等交织缠绕,政治上呈现新的特征。统治者阶层也面临了新挑战。何人可以成为统治者,为什么和如何成为统治者便成了时代的思考课题,当时有关统治阶层教育的著作涌现。卡斯蒂利奥内在1528年出版《廷臣论》。三年之后埃利奥特出版《统治者之书》,次年马基雅维利出版《君主论》。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以及亨利·麦德伟1497年发表的《福金斯与路可丽斯》,约翰·海伍德的《绅士和贵族》等统治阶层培养的书籍相继涌现。上述著作讨论了什么是真正的贵族及统治阶层统治的问题如何成为统治阶层及相关治国策略等问题。《统治者》正是应英格兰政治之需:
埃利奥特爵士的政治理论是《统治者之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运用到同时代的英国环境中。
埃利奥特约1490年出生于一个法官家庭,自幼在家中接受教育。1522年步入政界,埃利奥特先后担任外交官和枢密院秘书,期间还到意大利交流学习。他在1530年后主要从事翻译和著述工作,先后翻译了希腊学者伊索克拉底的《君主信条》、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的《基督教生活规范》和罗马作家普鲁塔克的《儿童的教育》等古代作品。埃利奥特最著名的教育著作是《统治者》,另有《健康城堡》《为妇女捍卫》等著作,涉及宗教、道德等方面:
埃利奥特爵士1531年的《统治者》被重见天日,它强调了共同的原则(国王应该避免使百姓产生憎恨,应该任命一些代表承担这些责任且注意自身荣誉)。
《统治者》是英国第一部用英文写作的教育著作。1531年出版后曾多次重印。埃利奥特培养这些有能力帮助继承王权的人,以及把下一级的具有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的人称作为“统治者”(thegovernour,包括未来的君主以及地方长官)。它在理论层面描绘了何为理想统治者:
埃利奥特想要创造一种16世纪英格兰像《理想国》一样的作品,这可能成为写作《统治者》的动机之一。
埃利奥特认为理想的廷臣和统治者要具备古典演说家的能力和谨慎、美好的德行。卡斯蒂利奥内和罗杰·阿什姆都认为君主的仆人和公民绅士通过经常地和灵活地运用他们的能力承担他们的公民责任:
廷臣是雄辩的,当他遵循其目的以及当他谈论政治事务,廷臣应是谨慎的和明智的……要遵守善良的规则。
二、《统治者》关于统治阶层教育的主要内容
《统治者》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英国国内较大反响,它奠定了英国统治阶层教育传统的重要基础。它主要包括古典教育和一些德行教化内容。英国古典时期统治阶层教育要追溯到埃利奥特。古典教育包含接受古典教育、道德训练、集体生活、自制等美德和等级等内容。古典教育是英国统治阶层教育的重要传统。《统治者》阐述了古典教育对于统治阶层是必须的:
《统治者》是一本“传统”的书,在这个意义上它自由地汲取思想,形式,描述素材,甚至追溯到古代的同类型的整个系列书籍的风格。
《统治者》由三卷组成。第一卷是以对政治理论领域的初步尝试,前两章描述了公意(publike weale)如何由一种人的等级秩序发展而来。最高层是国王,其权力是无限的。第三章讨论的是治安法官,协助国王执政。他们和国王一起组成了“统治者”内涵。然后讨论了统治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和身心素质教育的培养。第二卷和第三卷是具体阐述统治者应该被培养和具备的各种德行。
埃利奥特主张未来统治者在出生后就应在家庭中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和训练。家庭教育主要由母亲负责,基本内容是养成高雅的风度和言谈举止。未来的统治者7岁时被托付给家庭教师,接受古典教育。此外,他认为儿童还应该学习法律、政治学、历史学等与治理国家直接相关的科目。
《统治者》集中论述了统治者的培养和教育问题。最理想的国家应当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统治的国家。在君主之下,贵族阶层尽心竭力地为君主效忠,恪尽自己在等级制度中所处地位所应尽的职责:
尽管分散和表面无序,考虑到了作者目的的非凡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反过来给作品带来了丰富性和多元性,这成为文学的最为有吸引力和最重要的特性。
骄傲、贪婪和对绅士的忽视不利于学习。埃利奥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宝贵的信仰之一是只有当统治者被培养成具有智慧的和美德的个体,完美的政体才会形成。……通过模仿统治者或者通过执行他们制定的法律,人们自己将会变得善良。
我们再归纳一下,朱老师讲述中使用的方法,有三项主要的概念:一是言必有据,证据是陈述史事的基础,十分重要;二是从不同角度,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均可成立;三是探知人们心中的想法信念,可以得到深入的认识,往往也是认知的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读了一点英国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著,立即知道,这是把英国学者所说的“第二层次概念”搬来解说朱熹老师的课堂教学。是的,一点都没错。英国历史教育学者把历史知识的概念分为“实质概念”(substantive concepts)与“第二层次概念”(second-order concepts)两类,前者与内容有关,后者则是形塑这些内容的架构。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必然借由这些架构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学习历史,取得历史知识,第二层次概念十分重要,尤其是历史教师,应该熟悉才好。那么,第二层次概念是什么呢?这里只是简单说明,它主要有:时序(Time)、变迁(Change)、因果(Cause)、证据(Evidence)、解说(Accounts)与神人(Empathy)六项。我们顾名思义,可以约略知道各个概念所指为何。时序指事件的时间先后,也应该知道大时段的特点;变迁指变动,指“通古今之变”,也要注意不变的情况;因果指事出有因,有因必有果,但请注意,因果相当复杂,不能简单推定;证据指言必有据,但也要知道不可以偏概全,有反证即不能成立,而默证(无记载即无其事)要成立,条件甚严;解说指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只要方法严谨,均可成立;神人指探寻个人或人们的内心活动,虽然欠缺客观证据,却有其重要性。如果想要对于“第二层次概念”有全面的、精确的认识,请读英国伦敦大学李彼得(Peter J.Lee)教授所撰Putting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UnderstandingHistory一文,载于How Students Learn History inthe Classroom,该文对英国历史教育学者、历史教师多年探讨历史知识概念所得的丰硕成果,做了精要的总结,值得细读。

我们观看朱熹处理泰伯出走这件事,很清楚是用了今天所谓“第二层次概念”来架构他的讲述。我在新竹“清华大学”的通识领域中国历史课程中,先选录《朱子语类》中的文字印在讲纲,再据以描述他们的课堂,接着问学生:“你们看看八百年前,朱子讲历史,是不是用了我们在第一节课谈历史是什么时,介绍过的‘第二层次概念,你们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我再说一遍,帮助你们拾起第一节课的印象。第二层次概念是时序、变迁、因果、证据、解说和神入,你们想一下,朱子讲泰伯出走,用了哪些?”学生先是沉默,大家都在想是哪些呢,我为了给大家点时间,把问题再说一次:“你们看看,朱子讲这件事,用了第二层次概念中哪几个?”学生最先提出的是“证据”,我接着问:“为什么是证据呢?”这位同学说:“朱子用了《诗经》与《左传》的材料作为依据。”我说:“很好,还有其他的吗?”“神人。”有同学这么说,“为什么?”我问。“因为朱子讲到了泰伯以及太王的心中想法。”“很好,朱子进入两人的心中,体会两人的内心活动,就是神入。还有吗?应该还有啊。”我再问。于是有同学说:“解说,泰伯与太王对事情的看法不同,但这是看事情的角度不同,都可以成立,所以,是解说。”“很好,说得很清楚。”这时,有一位同学举手说:“因果。”我不同意,我说:“你不能说泰伯反对太王翦商是因,出走是果,其实,这只是泰伯的选择及其理由,我们可以归入神入,而不是因果。”我的意思是,说到因果,一般指较大的事件,譬如,周武王伐纣,把商朝灭了,有其原因。原因不能只是周人一心一德,商人离心离德而已,应该还有其他的,诸如:周人的记载中所见“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昔周饥,克殷而年丰”,都是武王克商的原因,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中有所说明,可以参看。
朱熹当然不知道什么第二层次概念,但他在讲述一件史事时,所用的方法,可说与这些概念若合符节。他很清楚,提出看法,须有证据,而且对于证据的力度与限制也应了然于心;他也知道,人们心中的想法,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与动作,是不可不探究的;他更知道,道理不只有一个,经是道理,权也是道理,不能说何者对,何者错,因为角度不同,关怀有异。如果我们去看看朱熹《四书集注》中《论语·泰伯篇》首章的相关注释,可以看到与《朱子语类》中的意见是一致的,只是讲得较为简略,幸好留下了上课的笔记,让我们看到了朱熹对此事的精细思考与完整陈述。
学生旁听了这堂八百年前的历史课,感觉如何?我在期中考试问学生,上了半个学期的中国史,印象最深的有些什么?好几位同学说,朱子的历史课(我们还观看了朱子用《詩经·破斧》讲周公东征的那一节),没想到八百年前,他们的历史课是这样上的,如果我们中学的历史课也是这么上,那该有多好!例如:理学院学士班三年级黄彦轩同学写道:“感受最深的是朱子上历史课与学生间互动方式,跟考试升学为主的历史课完全不同,希望哪天我们的国、高中也用这种方法讨论、思辨历史。”

八百多年了,历史课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回到过去,既无必要,亦少可能。但是,知道古今之同异,对于历史的学习与讲述,仍有其意义。
历史知识的性质,是建构的,不是事实的;学习历史,需要思考,而不只是记忆。这不是西方传人的新观念,看看八百年前朱熹的教学,即知中国传统史学,在大师课堂的讲述中,我们所见到的,也是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事实的记诵。朱熹要求学生的,无非是用脑思考、用心体会,一味的记诵不是学习的正道。这样看来,古今仍有相通之处,因为历史知识、学生学习,其“理”在此,似无古今之异。
八百年是一个漫长的时段,虽然有“理”相通,但其“事”已大异。就以历史学习来看,朱熹时代的学习目标,在于向古代圣贤学习,学习其处世与用心,是偏于伦理学的;时至今日,学者的工作揭示了这门学问的知识结构,学生即以历史学者探寻事实的过程为学习目标,明显偏于知识论的。我们不可能再把希圣希贤作为今天这门课程的目标,但是,我们如果认识到传统的历史学习,重点在于做一个更好的人,也不是全无意义,尤其是想到应该如何认知与继承传统的时候。
八百年前没有如同今天的学科,也没有课程进度、考试评量,等等。朱熹讲历史,不过是讲授经典时顺带提及。但是,我们观看到的,不是老师讲个不停,学生不停地做笔记,而是经由不断的发问、回答,形成讨论。这样的教学形式下,老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深刻、更精细;把问题思考得面面俱到,讲述得更加完整。学生参与其间,有形无形之中,学到的不只是最后的答案,而是思考的过程。我们知道,这是课堂教学中,最为宝贵的部分。
[责任编辑:王雅贞]
伊拉斯谟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作为古典思想的主要解释者和异端和基督徒的生活观点的劝慰者,激发了埃利奥特的思想发展。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贵族的学校比固定的语法学校更为先进”,不断出现了一批统治治理著作。匿名者1555年出版《绅士培养教育》、詹姆士·克莱兰德于1603年出版《年轻贵族培养教育》中重申卡斯蒂利奥内和埃利奥特的教育观。阿什姆死后,1570年《学者》出版。亨利·皮卡姆1622年发表《完美绅士》,杜瑞发表《关于贵族和绅士的教育》。简·盖哈特1678年也出版《完美绅士》。埃利奥特之后英国君主教育著作之盛和之深可见一斑。
在《统治者》的影响下,英国的很多宫廷礼仪和教育的书籍在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涌现并且非常流行:
大多数作者重复了大量的埃利奥特的观点。许多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和詹姆斯一世时代的作者对于教育、政治理论和宫廷美德的认识通过阅读《统治者之书》已经得到了自我提升,不管他们是否直接借用了它。
埃利奥特认为德行是统治者所具备的重要品质:
它在1531年展现了受卡斯蒂利奥内类似概念的影响,并且在1531年和1580间存在七个版本。
而且实际上马基雅维利都没有放弃美德:
在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理论的中心因此有一个纯粹古典信息,我们想要确保我们的自由和有利于公意,那答案就是根据美德。
埃利奥特在近代作出的思索受到欢迎,有利于政治与道德的进一步分离:
16世纪后期欧洲思想生活中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在一种学术道德科学即大学课程内容和人们真正参与在政府事业中的伦理和政治态度的分离。
总之,埃利奥特作为当时英格兰最有学识的人和最明智的人之一: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开始为国王和国家在大使馆和公共事务方面服务。他的后半生致力于推崇真理和美德的写作。
埃利奥特做出了许多成就:
是在16世纪很流行而在接下来的世纪里是英国绅士的典范在位的真正贵族,拥有美德和接受了全套自由研究训练的良好行为和运用才智为他们国家谋福利。
美德是统治者的必备条件,也是伊拉斯谟和埃利奥特共同遵守的:
像伊拉斯谟,埃利奥特是与道德的“应该”而不是政治的“必须”来定义“统治者”的角色和特征。
通篇都可以看到他的理论的德行基石,这是以后英国统治教育的传统和重要借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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