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鸟虫篆探议
刘耀桢
摘 要：鸿都门学书法教育对书法系统教育起到一定的发端作用，其对过分注重工艺化和装饰性的鸟虫篆的审美追求，代表了以汉灵帝为首的一种审美风尚。这样看来，也是可以把鸿都门学鸟虫篆教育看作是文字从实用领域解放出来的标志。同时鸿都门学对八分书教育的重视，也促使了八分书在汉末实用领域的规范性，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影响更是长久深远的。
关键词：鸿都门学；鸟虫篆书；八分隶书；书法教育
鸟虫篆似乎已经成为鸿都门学书法教育成果的代名词，并且一直被作为一种过分注重工艺化和装饰性的反面教材来批判。当我们沉浸在浩瀚的历史文献记载中，便不知不觉地已经在接受那些对鸿都门学持反对态度的儒学士大夫鄙夷批评的观点，如此，我们还是有必要重新审视鸿都门学书法教育的历史真实地位。通过对比，我们不禁想要发问，那些通过鸟虫篆书进入鸿都门学的人真的被授予高官了么？鸿都门学书法难道真的只有鸟虫篆一种书体么？鸿都门学是否形成一套书法教育体系？其对后世书法教育是否有所影响呢？
我们首先来探讨下，后世为什么会称鸿都门学书法为鸟虫篆书，目前可查询的最早记录应该是《后汉书》中的记载，如《杨震列传》中记载光禄大夫杨震上奏的话：“又鸿都门下，诏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1]《酷吏列传·阳球》中记载尚书令阳球进谏的话：“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2]当然还有《后汉书》的作者南朝宋范晔的个人认识，他在《蔡邕列传》中用作为史实的语言记录：“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3]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与鸿都门学同时期存在的官吏言论里，便开始对鸿都门学书法者进行攻击，以“虫篆小技”“鸟篆轻盈”视之，于是也就难怪史书中会持这种不具有客观性的结论。华人德先生对此看得十分透彻，他在《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鸿都门学小节中说：“这些官僚士大夫的思想和言论，在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史家和学者往往对鸿都门学大多持非议，一些官僚士大夫出身的书法家也往往在口头上把书法放在最次等的地位。”[4]
当然我们抛开当时士大夫的鄙夷观念和后世史学学者们的非议观点，试图从鸿都门学书法本身去寻找，看是否有令人们产生误解或者夸大的事实。鸿都门学成立于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它的产生最初是因为汉灵帝的个人喜好。汉灵帝刘宏在12岁那年阴差阳错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他自幼便喜好辞赋，十分好学，即便是登上帝王的宝座之后，也仍然坚持着自己的喜好，并且把自己的喜好扩大开来。《蔡邕列传》对此有所记载：“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5]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汉灵帝不仅仅是好学，而且还善于把所学转化为实践，亲自“造皇羲篇五十章”，而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深感力不从心，才有不足，于是令蔡邕在“盛化门差次录第”，[6]为他“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协同完成“皇羲篇五十章”。刚开始蔡邕这种引召的工作进行得还很顺利，诸生也受到了汉灵帝的政治任命，而在“皇羲篇”抄录的过程中，诸生不同的书写方式、习惯，极有可能促使了汉灵帝对书法的关注，于是又引诸生中善于尺牍工书者至鸿都门，协同完成“皇羲篇”抄录。在这些引召的善于尺牍工书者的诸生中，有一些也是会鸟虫篆书的，他们或许是偶然用鸟虫篆题写首章篇名，汉灵帝看过之后，对这种风格的字十分满意，于是对这些用鸟虫篆题写首章篇名的太学生“待以不次之位”，这种还原的解释也是有可能的。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皇帝侍从人员的侍中祭酒乐松、贾护想必一定是知情的，于是他们为了博得皇帝的欢心，就广加引召那些善于“鸟虫篆”的人直接到鸿都门待制，而且还是一些身份低微又无名之人，并且还不经过在盛化门负责引召工作的蔡邕的同意。蔡邕出于士大夫的立场，对此十分不满意。他在奏章中说：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馀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徘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理人及仕州郡。[7]
蔡邕的意思在此表达得很明确，一是他的“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的思想，使他反对那些通过书画辞赋而被任命为官吏的人，这一思想几乎是当时儒家士大夫的基本立场。蔡邕主要是因为侍中祭酒等人引召鸟虫篆者待制鸿都门学而开始反对的，这说明在他心中更多的是出于对宦官集团的敌视，我们从他说“书画辞赋”而不说“辞赋书画”或许可以窥视出，是因为侍中祭酒引召鸟虫篆者的待制而引发出反对的。二是他出于对“诸生竞利，作者鼎沸”的担忧，这体现了蔡邕天下为己任，对太学生健康学习氛围营造的学者气度，希望太学生都能继往圣的绝学，承担匡国理政的责任。三是蔡邕对那些他所“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復随辈皆见拜擢”的不屑，这些“未及者”想必是通过侍中祭酒的引召而被授拜擢的，蔡邕在此最不满意之处不在于给他们俸禄，而是这些“鸟篆轻盈”之人“及仕州郡”，想必这也是出于政治的考虑。这个时候，鸿都门学尚未正式成立，一直到光和元年（178）鸿都门学正式成立，这种引召走向正常化。所谓的正常化是指鸿都门学成立后的学生，不是通过“鸟虫篆”待制鸿都门而“待以不次之位”，而是通过州、郡、三公举召善于尺牍工书鸟篆之人到京城，而且还要经过考试，考试合格才能入学鸿都门，这种方式和太学的招生有所相似，称其为正常化想必也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是，鸿都门学在成立前期确实给那些善于鸟虫篆之人“待以不次之位”，而这不次之位到底是什么呢？是像蔡邕一样拜为中郎将？还是像杨震一样贵为光禄大夫？或者像阳球一样封为尚书令？这些史书并无记载，唯一有的是受法师宜官的梁鹄因为善书，曾经官至选部尚书，后又迁幽州刺史。而这善书也还不一定就是指的鸟虫篆书，更多的有识之士认为是八分书。比如向彬先生的一段发问：“虽然东汉时期的鸿都门学生并不以擅长楷法而得宠，但也未必就只以擅长鸟篆而受封。东汉时期，八分书已经成熟且成为当时的流行书体，正如魏晋时期楷书日盛是效仿鸿都门学善书而得宠的话，那么魏晋日盛的正是当时流行的楷书，是否可以推测，在鸿都门学内，真正以书法而得宠的是那些擅长八分书体的书家呢？因为八分书才是那时最实用、最普及的书体。”[8]再比如说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毛弘，鹄弟子。今秘书八分，皆传弘法。”[9]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梁鹄“入为尚书，出为刺史”更多的因为八分书，而鸟虫篆的因素似乎不是太多，即便梁鹄会鸟虫篆书，在此也不一定起到决定作用。
鸿都门学的成立，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大学”，[10]它在书法上的体现以鸟虫篆和八分书教学为主，其中对八分书的教学最为主要。想必当时通过鸟虫篆进入鸿都门学之人，所受法的多是师宜官和梁鹄的八分楷法，这是我们从文献记载中所能分析出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既然儒家士大夫极力反对鸟虫篆，会不会在史书中不记载鸿都门学教授鸟虫篆的当时名家呢？回答是一定的，因为我们从蔡邕等人的反对中还是可以见出鸿都门学鸟虫篆的影响力，不然他们又何必极力批评呢？这一点虽然和政治因素有关，但是也有士大夫对于“书技小道”的評价因素在内。
既然我们可以认同鸿都门学鸟虫篆在历史中的合理地位，那么，这种鸟虫篆又是什么呢？它又带来了哪些价值？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记载“秦书有八体”，[11]其中提到虫书、摹印，我们再结合汉代前期的一些瓦当文、镜面文等一些脱离实用而走向装饰性的文字，可以见出秦时的虫书、摹印在汉时已经在一些新的媒介中使用了。而这种文字，放大书写在新的媒介上，又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这种文字的艺术形式极有可能就是蔡邕等人口中所说的“鸟虫篆”。而汉灵帝对这种新奇的文字形态十分满意，最后在成立鸿都门学时，把鸟虫篆书列为鸿都门生所学的科目，这些都是极有可能的事实，我们只能静待新的文物出土加以证明。我们现在就以有资料证明的八分书来分析鸿都门学书法教育的一些成果，这种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和鸿都门学鸟虫篆书的意义是相同的。
我们首先需要从八分书的代表人物来分析，目前有效资料可考证的鸿都门学书法家，只有三人，分别为师宜官、梁鹄、毛弘。其中师宜官和梁鹄在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时已经加入鸿都门学书法教育体系，毛弘作为梁鹄的弟子可以算是鸿都门学书法教育的后劲，虽然毛弘拜梁鹄为师的时候鸿都门学不见得还存在。目前已知的对鸿都门学书法家记录较早的书史文献可以追溯到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文中记载：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时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柎，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
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书皆弘之法也。[12]
我们通过对上述文字的揣摩，并不能见出鸟虫篆的痕迹，这更为我们坚信史书有意识地回避鸿都门学鸟虫篆的历史真相。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对三人也有记载：
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何官。能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千言。
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得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鹄书悬帐中，宫殿题暑多是鹄手也。
毛弘，鹄弟子。今秘书八分，皆传弘法。[13]
这里也没提及三人的鸟虫篆如何了得，从毛弘在“秘书”传“八分”却是师法梁鹄，梁鹄又师法师宜官，仍然是在说三人的八分书。华人德先生指出：“官僚士大夫将鸿都门学中善书者斥之为‘鸟虫篆书‘鸟篆盈简，实是一种鄙夷艺术的言辞，鸿都门学中人并非仅工鸟虫篆，其代表书家师宜官、梁鹄、毛弘等皆善隶书，以及草书。可见鸿都门学对书法的钻研和教学是各体都有的。”[14]这里虽然是在为鸿都门学并非只研究鸟虫篆而是合体都钻研辩解，但是也为我们探讨鸿都门学书法对鸟虫篆的重视提供了佐证，不然又何必辩解呢。
如果说鸿都门学书法教育是各体都有的，那么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学体系呢？后魏书法家江式在《论书表》中记载：
左中郎将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为古今杂形，诏于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多是邕书也。后开鸿都，书画奇能，莫不云集，诸方献篆，无出邕者。[15]
这段文字对于鸿都门学书法教育研究的价值在于，早在熹平四年（175）刊刻五经文字时，蔡邕等人便负责书丹五经文字，而《熹平石经》于熹平四年（175年）开始刊刻一直到光和六年（183）才完成，这个时候蔡邕等人虽然在意的是文字的内容，而不甚注重书法的审美意识，但是对文字的规范也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所以江式才会说“题书楷法”，这与卫恒《四体书势》中所说的“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有一定的关联，我们从这个角度理解《熹平刻石》对书法“楷法”的作用也是可以的。而到了光和元年（178）成立鸿都门学时，“诸方献篆”，蔡邕也献出了自己的篆书，是不是鸟虫篆无从考证，但是从“无出邕者”还是可以见出，其他献篆之人中有学习蔡邕书法之人，而且这些人中也存在献鸟虫篆之人。前文已经叙述过鸿都门学没有成立时，蔡邕曾经在盛化门负责引召诸生入鸿都门待制，这个时间应该在熹平四年（175）到熹平六年（177）之间，这个时间与《熹平刻石》蔡邕书丹时间接近，诸生也是有可能观望学习蔡邕书法的，而这个时期《熹平刻石》又在不经意间促进了“楷法”的传播，这个过程想必可以认为是给鸿都门学成立后的书法教育有很大的启发。
鸿都门学书法教育的真实状况我们无法从当时的资料中找到实证，但是通过后来者的描述，比如卫恒《四体书势》记载：“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16]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记载：“毛弘，鹄弟子。今秘书八分，皆传弘法。”[17]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毛弘任教“秘书”时，曾经系统传授过八分书，那自然可以反证出其系统受法于梁鹄。如此的话，想必鸟虫篆书在鸿都门学中也是有一定的系统教育方式的，只是不见于史书文献记载。
鸿都门学书法教育无疑是有系统的教育方式的，这种教育雏形的形成也为后来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向彬先生认为：“鸿都门学对书法教育的重视，将汉字的一般学校中的识字书写教育提升到了一个书法专门教育的阶层，这为以后书学的设置和教育的发展也提供到了不少启示。”[18]我们从后来历朝历代对书法的重视也是可以看出的，比如说书学博士的设立，比如说弘文馆的书法教育等。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鸿都门学鸟虫篆的教育教学上，那么鸟虫篆的系统教学在书法史上又占据何等地位呢？
我们现在来看鸿都门学鸟虫篆教育，不在于看其对汉字形式有多少弊端，而应该看到其对书法系统教育起到的发端作用，以及对鸟虫篆的一种独特的审美追求。鸟虫篆在东汉尤其是汉灵帝时期，已经不再是作为实用文字去使用了，即便是在瓦当等媒介中也很少出现，这时的鸟虫篆文字已然变成一种过分注重技巧工艺性的书法形式，这种过分注重装饰性和工艺化的文字形式或许代表着当时以汉灵帝为首的一种鸿都门书法审美风尚，而在这种审美意风尚下的鸿都门学书法教育，正体现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对文字独特的审美追求，这样看来，也是可以把鸿都门学鸟虫篆教育看做是文字从实用领域解放出来的标志的。同时鸿都门学对八分书教育的重视，也促使了八分书在汉末实用领域更加走向规范化，由此看来，鸿都门学书法教育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十分显著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影响更是长久深远的。
注释：
[1]范晔.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522.
[2]范晔.后汉书：卷七十七.酷吏列传·阳球[M].北京：中华书局，2017：732.
[3][5]范曄.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576.
[4][10]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27，26.
[6][7]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下.蔡邕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7：578，577-578.
[8]向彬.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0.
[9][13][17]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见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45.
[11]许慎.说文解字·序[M].北京：中华书局，2013：316.
[12][16]卫恒.四体书势.见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15.
[14]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29.
[15]江式.论书表.见历代书法论文选[C].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65.
[18]向彬.中国古代书法教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3.
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