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摘要】 重大结构性失衡是对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根源的精确诊断。重大结构性失衡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解决思路既包括供给侧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也应涵盖需求侧潜力的释放。一方面“脱虚向实”，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供给体系质量的提高，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实现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提升;另一方面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样才能最终达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要求，实现供求关系新层次上的动态均衡，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得以提高，奋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关键词】重大结构性失衡 供给侧改革 消费基础性作用 供求动态均衡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2.007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失衡。重大结构性失衡，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根源，是问题导向思维下对我国现阶段经济问题的精确诊断。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焦点，在于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带来的各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对需求结构较低的适应性，导致经济循环不畅。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尤为突出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近年来，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的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较差，消费市场上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在寻求与之需求相对应的商品时存在困难，甚至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消费的平衡点，购买力难以彻底释放，供需出现错位。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轉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加快建设。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逐渐升级。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4.6%，2017年上半年为63%。[1]但是，另一方面，结构性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仍旧突出，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的供给侧机制尚待完善，居民消费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016年为39.33%。经验证明，单一消费需求刺激政策不但会带来产能过剩，还可能累积金融风险。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与消费升级需要供给端及消费环境的保障与支撑，供需有效匹配有助于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因此，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解决思路既包括供给侧结构升级，也应包括需求侧潜力的释放。通过需求侧改革释放需求潜力，不仅不会与供给侧改革相矛盾，而且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笔者认为，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层次上的动态均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脱虚向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实体经济始终是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下图显示了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很明显，自2006年开始，该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后下降趋势更加显著。2016年统计公报显示，从增长速度上看，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10.8%逐渐下降为2016年的6.0%。
而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趋势相反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占比在2006年后逐渐上升，其中2015年增加明显。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近6万亿元，增长率高达24%，远超上述各类产业的增长率。另外，近两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见一斑，2015年增速为2.5%，2016年增速翻倍至6.8%。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我国经济近几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除上述表现外，“脱实向虚”还体现在金融资产总量扩张、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与低迷的投资效率、负增长的商品价格并存，较快增速货币量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反映出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并未有效支撑起实体经济的成长，金融市场也并未明显显现助推实体经济复苏的作用，“脱实向虚”的趋势必须改变。
从当前现象来看，实体经济发展潜力受限。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企业面临杠杆率高与融资困难并存的局面，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导致实体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入金融领域，从而加大了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要促使经济“脱虚向实”，首先，应降低企业的信贷约束，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正向作用，促进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增长，进一步缩小与金融领域投资收益率的差异，保障实体经济领域资金的充裕与活力。其次，应健全监管体系，规范证券、房地产等市场的交易行为，促使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严厉打击投机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再次，应对关键产业、企业进行政策性金融扶持，鼓励并支持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创新创业企业等的融资，政策性降低关键领域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可能性，进一步激发活力，逐步盘活实体经济。
总之，应正确认识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把发展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调整虚拟经济体系与实体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使得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一方面，服务业与劳动报酬、乃至消费率之间存在连带关系;另一方面，以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产物，又支撑和带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呈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增长率高于GDP，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5年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16年继续增长为51.6%。与增加值相适应的是，2011年后，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5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达42.4%。然而，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就业比重均在70%左右，可见，我国服务业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2012年2月22日，国家科技部第70号文件明确指出，现代服务业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而在当前各行业产能过剩、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与制造业供给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与制造业产品需求有着紧密联系的现代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尤为重要。因此，应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首先，提升现代服务业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与服务品质化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服务产品供给的效率。其次，促使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增加现代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及企业规模，更大程度参与制造业价值链的有关环节，实现价值链各环节间的无缝衔接，同时提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第三，规范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准入制度，保证市场持续健康的良性竞争秩序。服务业既容易出现产品高度同质化，也容易出现产品高度异质化，要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各细分市场的充分竞争，避免损害市场效率的情况出现，必要时可降低进入门槛，引导富有活力的外资、民间资本进入。第四，政府应充分发挥中介作用，加强各类专业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方面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精准对接，逐渐形成区域性质的产业集聚，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增加生活性服务业的便利与优质。
综上，在当前背景下，应顺势引导和发挥现代服务业在促进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中的良好作用，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与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一带一路”引擎作用，实现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渡
作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已经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总体上仍然处于中低端。“一带一路”贯穿亚非欧大陆，沿线覆盖约46亿人口，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自中国提出该倡议以来，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并不断有国家签署合作协议，项目成果如蒙内铁路、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印尼雅万高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对外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实现过剩产能消化的目标，但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要对外投资和对外输出产能，更要着力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更进一步，要构建中国产业自主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产销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体系，从而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标志[2]。
那么如何实现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渡呢？首先，政府应利用各类产业当前优势，适当引导部分产业对口精准投资，即充分分析自身的要素优势，以确定某产业或企业具体是在哪些方面上具有核心竞争力，针对销售网络竞争优势的产业，可主导需求驱动型价值链，而针对生产技术竞争优势的产业，目标可定为主导生产驱动型价值链。在扬长避短的同时，政府应出面进一步分析与了解对口投资国的资源禀赋、市场潜力等投资环境，本着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态度，从而探寻深度合作空间，助力企业的融入与产业转移，避免走弯路、走错路。其次，针对当前各类产业的劣势，应着力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与营销服务创新能力，补齐短板。当前我国的航空航天、多轴精密重型机床、高铁、核电等均具备了全球竞争力，然而自动化设备、汽车关键零部件、新材料、智能技术的应用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这些行业在产业全球价值链高级化之路上尤为关键。因此应加大科研投入，时刻关注核心技术装备的前沿进展，把眼光放远放长，立足全球市场，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研发能力，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实现高层次的产研结合。同时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增强企业品牌价值的含金量。
毋庸置疑，我国产业升级应该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战略机遇，一方面充分发挥和利用自身的当前优势，另一方面深度挖掘潜在优势，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渡。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近几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攀升，说明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主要的动力角色，但居民消费率仍然很低。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对应的居民消费率在60%左右，而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300美元左右，居民消费率却不足40%。这说明新常态下我国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在近年经济增长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消费仍有增长空间。消费基础性作用的进一步发挥需要产业以及整体环境的保障与支撑。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要通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此背景和契机下，应探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消费基础性作用发挥之间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相关的供给侧公共端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最终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持续健康增长。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仅体现为在供需匹配下实现消费升级，也表现为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意愿的改善上。其中，前者多指增加优质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以改善消费环境和提升消费层次，促进消费升级;后者多指与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消费金融等相关的微观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增长，或者说，消费者有能力和意愿为有效供给买单。而这一点，与制度的优化创新支持息息相关。笔者认为，虽然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日益迫切，然而消费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居民具备了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更多的应是指针对提高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方面。因此应该从居民的消费需求，即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出发来分析问题。
首先，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收入尤其是持久收入息息相关，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首当其冲的是想方设法提高居民收入。从恩格尔系数及各类收入的消费倾向来看，应着重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持久收入，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其次，根据消费经济理论，除收入外，对消费影响最大的是收支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应明晰当前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程度、收支不确定性程度，评估以往各类政策的作用效果及受阻原因，从而判断制度优化的方向与程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虽然源于产能过剩问题，然而研究领域却不仅限于产业领域，还应包括金融供给及一系列基础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而这些领域的改革意义不仅在于增加自身效率，也在于对居民消费决策行为的影响，即当期消费还是以后消费的问题。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通过制度优化，可以降低居民的流动性约束程度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居民的消费意愿，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具体明确金融制度、资产交易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作用与变革方向，寻找短期与长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意愿的供给侧公共制度优化措施。再次，丰富居民的决策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广大居民对于自身、对于整个社会消费行为全面与深入的认识，形成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态势的良好预期，改变当前“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的谨慎性消费观念。
总之，要通过促进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的体制机制设计，促进供给側制度端的创新，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达到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的良好状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下，应同时挖掘需求侧抑制状态的消费潜力，两侧共同发力推进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升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源泉不仅在于要素供给优化配置、产业创新驱动增长，同时也在于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需要人口、消费、要素投入、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全面多元化的调整，供需匹配共同发力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提升。
具体而言，应进行消费需求偏好基础上的供给侧产业结构适应性升级调整。我国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焦点，在于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带来的各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对需求结构较低的适应性，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同时，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较差，消费市场上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在寻求与之需求相对应的商品时存在困难，甚至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消费的平衡点，购买力难以彻底释放，供需出现错位。市场需求是产业结构变换的主要原因，Clark（1940）最早指出了产业演进中的需求不可分性。按照这个思路，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考虑与区域需求的相互促进。一般而言，区域需求较高的地方，产业结构更容易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生产率反过来会创造更高的需求，这便是产业结构“适应性升级”的概念。而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平衡，必须从消费需求偏好的研究出发。众所周知，经济总量的动态是由微观层次的决策决定的，消费者不管做出跨期消费储蓄决策，亦或是商品购买的决策，所基于的决策环境、信息量是相同的，与西方国家消费者相比，我国消费者更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不完全信息及资产组合调整成本等因素影响，使得消费储蓄行为出现异质性特征的同时，也会表现出当期或跨期消费品需求偏好的异质性。因此应建立多层面的消费需求偏好衡量指标体系，把微观个体消费需求偏好的异质性考虑进去，从而针对有限理性消费者的存在，以及各自的消费结构、消费层次、新型消费方式的需求等，确定产业领域的行业产品容量、创新等，进而使得供给侧产业端的调整能及时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同时，加强居民对我国当前消费品供给结构及未来演变趋势的了解，对于供给质量的提升、品牌提升具有良好预期，助推中高端消费国内化进程[3]。从而最终带来供给效率的提升和消费的升级，实现供求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均衡。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因此，应该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途径，满足需求才是目的。应以更贴近现实的消费者行为分析为切入点，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为主要目标，以深化公共制度改革、产业政策改革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一方面，改善居民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提升消费信心，从而助推消费升级，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脱虚向实”，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全球价值链升级和供给体系质量的双提升。这样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供求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动态均衡，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得以提高，奋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异质性消费者行为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研究”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异质性消费者的界定、行为度量及供需结构有效匹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ZDA038、71773063;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宋明月对此文亦有贡献）注释
[1]臧旭恒：《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消费形势和今后走势》，《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第5～9页。
[2]刘志彪：《“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振兴》，《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第35～41页。
[3]欧阳峣、傅元海、王松：《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第56～68页。
责 编/杨昀赟
【关键词】重大结构性失衡 供给侧改革 消费基础性作用 供求动态均衡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2.007
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运行中仍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矛盾突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失衡。重大结构性失衡，是中国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的根源，是问题导向思维下对我国现阶段经济问题的精确诊断。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焦点，在于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带来的各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对需求结构较低的适应性，导致经济循环不畅。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制造业，尤为突出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这些传统的产业。近年来，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的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较差，消费市场上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在寻求与之需求相对应的商品时存在困难，甚至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消费的平衡点，购买力难以彻底释放，供需出现错位。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轉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正在加快建设。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消费热点不断涌现，消费结构逐渐升级。2016年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4.6%，2017年上半年为63%。[1]但是，另一方面，结构性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仍旧突出，消费升级和有效投资良性互动的供给侧机制尚待完善，居民消费率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2016年为39.33%。经验证明，单一消费需求刺激政策不但会带来产能过剩，还可能累积金融风险。消费潜力的进一步释放与消费升级需要供给端及消费环境的保障与支撑，供需有效匹配有助于解决结构性产能过剩和需求结构升级之间的矛盾，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因此，重大结构性失衡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解决思路既包括供给侧结构升级，也应包括需求侧潜力的释放。通过需求侧改革释放需求潜力，不仅不会与供给侧改革相矛盾，而且能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笔者认为，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层次上的动态均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脱虚向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实体经济始终是经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降低。下图显示了2000年以来我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很明显，自2006年开始，该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后下降趋势更加显著。2016年统计公报显示，从增长速度上看，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10.8%逐渐下降为2016年的6.0%。
而与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趋势相反的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占比在2006年后逐渐上升，其中2015年增加明显。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近6万亿元，增长率高达24%，远超上述各类产业的增长率。另外，近两年房地产市场的繁荣，通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见一斑，2015年增速为2.5%，2016年增速翻倍至6.8%。这些数据充分显示了我国经济近几年的结构性失衡问题。除上述表现外，“脱实向虚”还体现在金融资产总量扩张、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与低迷的投资效率、负增长的商品价格并存，较快增速货币量与经济下行压力并存，反映出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并未有效支撑起实体经济的成长，金融市场也并未明显显现助推实体经济复苏的作用，“脱实向虚”的趋势必须改变。
从当前现象来看，实体经济发展潜力受限。一方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企业面临杠杆率高与融资困难并存的局面，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导致实体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资金转入金融领域，从而加大了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要促使经济“脱虚向实”，首先，应降低企业的信贷约束，充分发挥直接融资的正向作用，促进实体经济盈利能力的增长，进一步缩小与金融领域投资收益率的差异，保障实体经济领域资金的充裕与活力。其次，应健全监管体系，规范证券、房地产等市场的交易行为，促使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严厉打击投机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再次，应对关键产业、企业进行政策性金融扶持，鼓励并支持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创新创业企业等的融资，政策性降低关键领域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增加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可能性，进一步激发活力，逐步盘活实体经济。
总之，应正确认识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把发展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调整虚拟经济体系与实体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使得金融体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股力量。一方面，服务业与劳动报酬、乃至消费率之间存在连带关系;另一方面，以科技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既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产物，又支撑和带动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呈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增长率高于GDP，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2015年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16年继续增长为51.6%。与增加值相适应的是，2011年后，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5年服务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达42.4%。然而，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发达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和就业比重均在70%左右，可见，我国服务业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2012年2月22日，国家科技部第70号文件明确指出，现代服务业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为主要支撑，建立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方式和管理方法基础上的服务产业。而在当前各行业产能过剩、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与制造业供给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与制造业产品需求有着紧密联系的现代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方向尤为重要。因此，应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首先，提升现代服务业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与服务品质化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建设，提升服务产品供给的效率。其次，促使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增加现代服务业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及企业规模，更大程度参与制造业价值链的有关环节，实现价值链各环节间的无缝衔接，同时提升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的出现。第三，规范现代服务业市场的准入制度，保证市场持续健康的良性竞争秩序。服务业既容易出现产品高度同质化，也容易出现产品高度异质化，要利用市场机制实现各细分市场的充分竞争，避免损害市场效率的情况出现，必要时可降低进入门槛，引导富有活力的外资、民间资本进入。第四，政府应充分发挥中介作用，加强各类专业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方面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精准对接，逐渐形成区域性质的产业集聚，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另一方面增加生活性服务业的便利与优质。
综上，在当前背景下，应顺势引导和发挥现代服务业在促进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中的良好作用，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进一步促进与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挥“一带一路”引擎作用，实现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渡
作为第一制造业大国，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已经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我国总体上仍然处于中低端。“一带一路”贯穿亚非欧大陆，沿线覆盖约46亿人口，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自中国提出该倡议以来，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并不断有国家签署合作协议，项目成果如蒙内铁路、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印尼雅万高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对外基础设施投资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实现过剩产能消化的目标，但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要对外投资和对外输出产能，更要着力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更进一步，要构建中国产业自主主导的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产销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体系，从而带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这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重要标志[2]。
那么如何实现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渡呢？首先，政府应利用各类产业当前优势，适当引导部分产业对口精准投资，即充分分析自身的要素优势，以确定某产业或企业具体是在哪些方面上具有核心竞争力，针对销售网络竞争优势的产业，可主导需求驱动型价值链，而针对生产技术竞争优势的产业，目标可定为主导生产驱动型价值链。在扬长避短的同时，政府应出面进一步分析与了解对口投资国的资源禀赋、市场潜力等投资环境，本着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态度，从而探寻深度合作空间，助力企业的融入与产业转移，避免走弯路、走错路。其次，针对当前各类产业的劣势，应着力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与营销服务创新能力，补齐短板。当前我国的航空航天、多轴精密重型机床、高铁、核电等均具备了全球竞争力，然而自动化设备、汽车关键零部件、新材料、智能技术的应用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这些行业在产业全球价值链高级化之路上尤为关键。因此应加大科研投入，时刻关注核心技术装备的前沿进展，把眼光放远放长，立足全球市场，充分利用科研院所的研发能力，加强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实现高层次的产研结合。同时注重保护知识产权，增强企业品牌价值的含金量。
毋庸置疑，我国产业升级应该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战略机遇，一方面充分发挥和利用自身的当前优势，另一方面深度挖掘潜在优势，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过渡。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近几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攀升，说明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主要的动力角色，但居民消费率仍然很低。国际经验显示，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对应的居民消费率在60%左右，而201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300美元左右，居民消费率却不足40%。这说明新常态下我国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在近年经济增长中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基础性作用，居民消费仍有增长空间。消费基础性作用的进一步发挥需要产业以及整体环境的保障与支撑。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指出，要通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此背景和契机下，应探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消费基础性作用发挥之间的作用机制，尤其是相关的供给侧公共端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最终助力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稳定和持续健康增长。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不仅体现为在供需匹配下实现消费升级，也表现为消费能力的提高和消费意愿的改善上。其中，前者多指增加优质农产品、制造业、服务业的有效供给，以改善消费环境和提升消费层次，促进消费升级;后者多指与收入增长、社会保障、消费金融等相关的微观消费者消费需求的增长，或者说，消费者有能力和意愿为有效供给买单。而这一点，与制度的优化创新支持息息相关。笔者认为，虽然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日益迫切，然而消费结构升级的前提条件是居民具备了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更多的应是指针对提高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方面。因此应该从居民的消费需求，即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出发来分析问题。
首先，居民的消费能力与收入尤其是持久收入息息相关，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首当其冲的是想方设法提高居民收入。从恩格尔系数及各类收入的消费倾向来看，应着重提高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民工群体的持久收入，提高城镇居民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其次，根据消费经济理论，除收入外，对消费影响最大的是收支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应明晰当前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程度、收支不确定性程度，评估以往各类政策的作用效果及受阻原因，从而判断制度优化的方向与程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虽然源于产能过剩问题，然而研究领域却不仅限于产业领域，还应包括金融供给及一系列基础公共服务体系的改革，而这些领域的改革意义不仅在于增加自身效率，也在于对居民消费决策行为的影响，即当期消费还是以后消费的问题。在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通过制度优化，可以降低居民的流动性约束程度和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释放居民的消费意愿，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进而具体明确金融制度、资产交易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的作用与变革方向，寻找短期与长期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意愿的供给侧公共制度优化措施。再次，丰富居民的决策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广大居民对于自身、对于整个社会消费行为全面与深入的认识，形成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态势的良好预期，改变当前“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的谨慎性消费观念。
总之，要通过促进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的体制机制设计，促进供给側制度端的创新，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进一步达到居民“敢消费、能消费、愿消费”的良好状态，充分释放消费潜力，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下，应同时挖掘需求侧抑制状态的消费潜力，两侧共同发力推进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实现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提升的现实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源泉不仅在于要素供给优化配置、产业创新驱动增长，同时也在于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而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需要人口、消费、要素投入、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全面多元化的调整，供需匹配共同发力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提升。
具体而言，应进行消费需求偏好基础上的供给侧产业结构适应性升级调整。我国重大结构性失衡的焦点，在于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带来的各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对需求结构较低的适应性，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同时，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较差，消费市场上不同收入层次的消费者在寻求与之需求相对应的商品时存在困难，甚至不能很好地找到自己消费的平衡点，购买力难以彻底释放，供需出现错位。市场需求是产业结构变换的主要原因，Clark（1940）最早指出了产业演进中的需求不可分性。按照这个思路，产业结构升级必须考虑与区域需求的相互促进。一般而言，区域需求较高的地方，产业结构更容易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生产率反过来会创造更高的需求，这便是产业结构“适应性升级”的概念。而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平衡，必须从消费需求偏好的研究出发。众所周知，经济总量的动态是由微观层次的决策决定的，消费者不管做出跨期消费储蓄决策，亦或是商品购买的决策，所基于的决策环境、信息量是相同的，与西方国家消费者相比，我国消费者更容易受到流动性约束、不完全信息及资产组合调整成本等因素影响，使得消费储蓄行为出现异质性特征的同时，也会表现出当期或跨期消费品需求偏好的异质性。因此应建立多层面的消费需求偏好衡量指标体系，把微观个体消费需求偏好的异质性考虑进去，从而针对有限理性消费者的存在，以及各自的消费结构、消费层次、新型消费方式的需求等，确定产业领域的行业产品容量、创新等，进而使得供给侧产业端的调整能及时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同时，加强居民对我国当前消费品供给结构及未来演变趋势的了解，对于供给质量的提升、品牌提升具有良好预期，助推中高端消费国内化进程[3]。从而最终带来供给效率的提升和消费的升级，实现供求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均衡。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因此，应该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途径，满足需求才是目的。应以更贴近现实的消费者行为分析为切入点，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为主要目标，以深化公共制度改革、产业政策改革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一方面，改善居民消费意愿、消费能力，提升消费信心，从而助推消费升级，充分发挥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脱虚向实”，实现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全球价值链升级和供给体系质量的双提升。这样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供求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动态均衡，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得以提高，奋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异质性消费者行为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研究”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异质性消费者的界定、行为度量及供需结构有效匹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7ZDA038、71773063;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宋明月对此文亦有贡献）注释
[1]臧旭恒：《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消费形势和今后走势》，《学术月刊》，2017年第9期，第5～9页。
[2]刘志彪：《“一带一路”倡议下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制造业振兴》，《中国工业经济》，2017年第6期，第35～41页。
[3]欧阳峣、傅元海、王松：《居民消费的规模效应及其演变机制》，《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第56～68页。
责 编/杨昀赟
